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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上海屈臣氏公司的总经理，也是一位英国的业余摄影师。他在中国创作了大量的画意派风光艺术照片，记录下民国时期的古老又韵味十足的北京城，光影氤氲的三峡，秀美灵动的江南风景，却并没有像同时代的那些知名摄影师一样名声大噪。在被历史遗忘了60多年后，他终于又因为这些让人惊艳的照片受到关注，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遗憾 民国绝美风光却被历史遗忘
文：车亮
他在中国创作了大量的画意派风光艺术照片，却并没有像同时代的那些知名摄影师一样名声大噪，与此同时，命运也与他开了一个玩笑。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著名摄影人曾璜在古籍市场上见到了一本由别发书局于民国时期出版的英文摄影画册，这本织锦封面的画册装帧精美，翻开扉页，可以看到50张珂罗版印制的三峡地区风光影像粘贴在书籍的内页中，他一下子就被这些拍摄于近百年前的风景吸引住了，于是用一万三干元的价格买下了这本名为《扬子风景》（The Grandeur of the Gorges）的画册。
从这时起，曾璜开始关注研究唐纳德·曼尼（Donald Mennie），了解到曼尼曾在上海屈臣氏公司担任经理，也知道曼尼还曾出版过一些拍摄北京、江南水乡等地的摄影画册，只是他那时不会想到，八年后，同样的一本《扬子风景》竟然在华辰影像的拍卖场上以六万多元的价格成交。
那时候在国内，唐纳德·曼尼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2008年9月，中国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联合主办的“1860-1930：英国藏中国老照片”图片展，他的30张记录民国北京风情的作品入选，也是作为唯一的一位民国摄影师代表。这些照片均出自他的另一本摄影画册《北京美观》（The Pageant of Peking）。
2009年，《帝国的残影：西洋涉华珍籍收藏》一书提到了更多唐纳德·曼尼的摄影画册，除了三峡和北京外，我们又看到了他拍摄的杭州、苏州、上海等地的江南风光。
而在国际范围内，唐纳德·曼尼的名字则在更早之前就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1972年，传奇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的弟弟科内尔·卡帕（Cornell Capa）在《长城之后：1870年至今的中国影像》一书中曾提到“虽然唐纳德·曼尼没能以一名杰出摄影师的身份载入历史，但是他拍摄的影像仍是那么引人入胜”；显然，美国著名独立策展人内奥米·罗森布拉姆（Naomi Rosenblum）也认可科内尔的观点，他把唐纳德·曼尼收录在1984年出版的《世界摄影史》一书中，说他用“画意派摄影风格拍摄中国的风光”，“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唐纳德·曼尼于1876年出生于英国，在15岁时还是一名药剂师的助手，至于他为何来到中国，我们至今仍不得而知。不过，在上海的洋人社区中，唐纳德·曼尼却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在1899年之前他就来到了上海，任上海屈臣氏大药房的董事经理，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加入公共租界中的准军事组织上海义勇队，并且有出色的表现。
工作上的便利为唐纳德·曼尼提供了研究摄影技术的条件。早期的摄影师往往需要自己购买药品配制显定影液，而这些药品在当时都由药房经销。曼尼供职的屈臣氏大药房也经销照相器材及照相药水、材料。
据上海业余摄影协会的资料，早在1903年4月，曼尼就曾与该协会的成员分享过使用手持照相机的经验；1904年6月，他又在该协会分享了自己使用慢性感光印相纸的经验，而他在1905年12月的讲座则是关于如何给照片上色。
北京是曼尼最早尝试着用镜头去记录的城市。古老而高大的城墙，壮观的皇家园林，碧云寺的僧侣，甚至街边的商铺和扬起阵阵烟尘的驼队，都吸引着他寻找最好的构图角度和光影，一次次去按下快门。这些影像都被记录在他初版于1920年的《北京美观》摄影画册中。该画册初版仅印制1000本，出版后大受欢迎，在随后数年里多次再版。
毫无疑问，曼尼从第一本画册的成功中受到了鼓舞，很快便开始准备第二个拍摄计划，他想要拍摄三峡。那时已经有很多外国人游历过三峡，毕晓普夫人（Isahella Bird）、莫理循（George Morrison）、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都曾在自己的游记中描写过三峡的壮美，但却少有人能用镜头将这份语言难以表达的震撼之美纪录下来。
然而，曼尼的第一次三峡拍摄之旅却并不成功，潮湿、氤氲、阴翳的天气以及多变的急流给他的拍摄增加了很多困难。在铩羽而归之后，他一方面广泛研读关于三峡地区地理的书籍，一方面四处物色有过三峡航行经验的人同行，经过精心的前期准备之后，他再次出发拍摄三峡。
这次他在宜昌与重庆之间的三峡水道间拍摄两周，在经验丰富的同伴帮助下，他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取景拍摄上，再加上一点运气，他终于拍下了民国三峡的神秘之美，这些影像后来被收录在<扬子风景>中，也是继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之后有关长江流域最重要的摄影作品之一。
1941年4月16日出版的《北华捷报》曾在一篇介绍屈臣氏公司的文章中提到过这位业余摄影师，评论写道：“中国亏欠他（唐纳德·曼尼）太多，因为曼尼以中国的大好河山和人物风貌为题材拍摄了大量优美的照片。”
他在中国创作了很多风光艺术照片，但却并没有像同时代的那些知名摄影师一样名声大噪，除业余摄影师的身份外，命运也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加大对英美等所谓敌国侨民的管理，并于1943年设立上海集中营。曼尼在1943年3月进入龙华集中营，恶劣的条件使已年近70的他健康情况恶化，随后被转移到医院治疗，不幸于1944年1月在上海去世。这之后，曼尼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为历史所遗忘。
发现 一本民国时期的摄影艺术精品
文：车亮
在《扬子风景》被发现之后的八年，它的价格从一万三千元涨到六万元。现在看来它仍然是一本无法超越的摄影艺术品。通过它精致的细节，能感受到曼尼对待摄影的匠人之心。 曼尼的画册在制作上十分考究，封面常常采用彩色织锦，内页所有的照片都用手工粘贴入预留的空白页上。他偏爱凹版和珂罗版印刷，但不拒绝采用多种实验方法印刷，如包括采用手绘印刷以突出照片的木纹及织纹的方式，和具有铜版画和雕版画视觉效果的方法。
在他众多的画册中，最著名的代表作《北京美观》是老北京大型摄影画册中的经典，而最珍贵的当属《扬子风景》，该影集的内容是他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了长江流域，尤其是三峡宜昌至重庆段的自然及人文景观，该画册收录的50帧图片中包括有12张原版手工上色的银盐彩色照片，堪称民国时期摄影艺术的精品。
在画册的内容上，我们也处处可以看到他的用心，每张照片都辅以说明文字以方便读者去想象画面外的空间。在江流险滩处，他记录下三峡水域逐渐消失的公益救生“红船”，在奉节臭盐碛，他为读者讲述武侯诸葛亮大摆“水八阵”的故事，他描写张飞庙里那口神秘的大钟，他也不掩饰自己对三峡纤夫们危险而艰难的生活的同情。
更为有趣而超前的一点是，他采用预售的方式来对《扬子风景》摄影画册进行销售，在该书付梓前几个月，他就在几家报纸上发出该画册即将限量出版1000册的消息，出版商会将预订者的名字印在其购买的那本画册的扉页上。毫无悬念的是，这本画册再次取得了成功，几经再版。甚至时至今日，不管是内容还是制作水平，这本当时售价仅为30美元的摄影画册，仍很难被超越。
此外，他还拍摄了上海、杭州、苏州、宁波、无锡、威海卫、福州等地风光，这些影像也被收录在其他一些摄影画册中。除了摄影画册外，曼尼的摄影作品还出现在报纸的图片版，或是作为插图出现在其他出版物中，有一些摄影作品也曾被制成年历售卖。《中国庭院中的女人》为一本民国时期女子的家信集，被传教士伊丽莎白·库珀译成英文，于1914年出版，该书选用了曼尼二十余张反映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照片作为插图。格雷琴·梅·菲特金于1922年出版的《大江：长江航行旅程的故事》则选用了唐纳德·曼尼在长江流域拍摄的照片，其中部分照片后收录于《扬子风景》中。
作为20世纪上半叶的摄影家，曼尼的作品是20世纪初极具个人风格的画意摄影佳作。他并不注重特定内容，但十分注重拍摄的角度和画面效果，无论是晨雾、湖泊、江河、风光，还是桥梁、街市、胡同甚至灰尘漫天的篷车队，都十分注意光影、阴影和质感与层次，喜好侧逆光，作品呈现着朦胧而细腻的独特美感，有些照片还具有国画股的情趣，可以作为中国文人画意摄影的参照物，去感受东西方摄影文化的差异，因此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价值 从曼尼到民国摄影史补自
从《扬子风景》摄影画册开始，著名摄影人曾璜开始关注唐纳德-曼尼以及其他一些少为人知的摄影师，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被摄影史所“遗失”的摄影师浮出历史的水面。
民国摄影史：从补白到重构
摄影收藏对中国摄影文化最大的贡献是找回了一批由于时间、政治和意识形态局限而“遗失”的摄影史上的重要摄影家，比如本专题介绍的唐纳德·曼尼。
在这个名单上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名字：西德尼·甘博（Sydney Gamble），威廉·埃德加·盖洛（wnliam Geil），青木文教、詹布鲁恩（zembrun）、喜仁龙、岛崎役治，亚瑟·德·卡瓦略（谈卡法卢，Dr.Arthur Alfred de Carvalho）、怀特兄弟（White Brothers）、美国164通讯队的摄影师等。他们中仅有少数人被收入了新近出版的《中国影像史》，多数还未曾被研究人士所关注。
从2014年中国摄影家协会展览馆举办的“影像的占领：1894-1945日本在华影像采集的研究”的展览可以看到，日本对中国进行系统的影像采集始于1894年，民国期间就出版有不少摄影巨著。
以旅居中国二十年的山根倬三为例，他拍摄的照片涉及长江流域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南昌、武汉、洞庭湖、长沙、荆州、宜昌、巫山、重庆、北京、大连、旅顺、奉天、抚顺、长春等地。而常盘大定、关野贞的《支那佛教史迹》，其6册采用照片900幅，内容含括了广东、江苏、浙江、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18个省的几百家著名庙宇。除了学者和机构外，日本的军方和主要媒介也都参与了对华的影像采集，出版有从军摄影集和大量的画报，可以说是日本人留下了系统而主要的中华民国影像遗产。
反观目前的民国摄影史，其主要内容由红色摄影、民间的文人摄影和商业摄影构成。虽然其中不乏民间的文人摄影，早期其产党人（如苏静、童小鹏、聂荣臻、叶剑英等）拍照的红色影像和延安根据地建立之后1000多位专职摄影师拍摄的照片，但缺乏国民党的摄影和外国来华摄影大家的影像。
随着摄影收藏的普及和发展、意识形态的解禁，外国来华摄影家，特别是一些不曾露面的德、俄、法、日等小语种国家在华的摄影活动和出版物的出现，补白了民国摄影史。此外，还有非职业摄影师、教会和机构在华的摄影活动的发现，如近年浮出的阿道夫·克莱尔（Adolf Krayer，瑞士）、格雷伍兹（carlton Hatiow Graves，美国）、菲尼特·库拉斯（Fynette H.Kulas，美国）、约翰·海尔（James H.Hare，英国）等，让摄影史的研究在断代、摄影师个案、著名摄影作品等领域都出现了新的可能。
据了解台湾摄影史研究的人士介绍，台湾有不少研究外来摄影和本土摄影的人士，但少有研究民国摄影史的人。加之近年来执政党的更迭加剧了影像史料的流失和损毁。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存有的12.6万张的照片，应该是较为完整的出自国民党官方摄影师的珍贵资料。它们的面试将可能颠覆目前民国摄影史的一些论述。而红色摄影、民间摄影、外国来华摄影和国民党的摄影的有机组合，将重构出一部完善、准确的民国摄影史。
唐纳德·曼尼的摄影画册最早出现在华辰影像是2009年秋拍，至今为止，出现在华辰影像拍卖市场上的他的摄影作品和摄影画册累计近50件，几乎他出版的所有画册都在这里出现过。
在市场上最受藏家关注的是他的<北京美观>和<扬子风景>两本画册，尤其是第一版，由于仅限量制作1000本，所以非常珍贵。除了版数外，一本摄影画册的价格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如品相、是否附原装函套、是否有作者签名等，现在为止市场上成交价格最高的画册是2014秋季拍卖会上的一本<扬子风景>第一版，该书为限量1000本的第34号，赠与威灵顿将军夫妇（General
遗憾 民国绝美风光却被历史遗忘
文：车亮
他在中国创作了大量的画意派风光艺术照片，却并没有像同时代的那些知名摄影师一样名声大噪，与此同时，命运也与他开了一个玩笑。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著名摄影人曾璜在古籍市场上见到了一本由别发书局于民国时期出版的英文摄影画册，这本织锦封面的画册装帧精美，翻开扉页，可以看到50张珂罗版印制的三峡地区风光影像粘贴在书籍的内页中，他一下子就被这些拍摄于近百年前的风景吸引住了，于是用一万三干元的价格买下了这本名为《扬子风景》（The Grandeur of the Gorges）的画册。
从这时起，曾璜开始关注研究唐纳德·曼尼（Donald Mennie），了解到曼尼曾在上海屈臣氏公司担任经理，也知道曼尼还曾出版过一些拍摄北京、江南水乡等地的摄影画册，只是他那时不会想到，八年后，同样的一本《扬子风景》竟然在华辰影像的拍卖场上以六万多元的价格成交。
那时候在国内，唐纳德·曼尼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2008年9月，中国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联合主办的“1860-1930：英国藏中国老照片”图片展，他的30张记录民国北京风情的作品入选，也是作为唯一的一位民国摄影师代表。这些照片均出自他的另一本摄影画册《北京美观》（The Pageant of Peking）。
2009年，《帝国的残影：西洋涉华珍籍收藏》一书提到了更多唐纳德·曼尼的摄影画册，除了三峡和北京外，我们又看到了他拍摄的杭州、苏州、上海等地的江南风光。
而在国际范围内，唐纳德·曼尼的名字则在更早之前就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1972年，传奇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的弟弟科内尔·卡帕（Cornell Capa）在《长城之后：1870年至今的中国影像》一书中曾提到“虽然唐纳德·曼尼没能以一名杰出摄影师的身份载入历史，但是他拍摄的影像仍是那么引人入胜”；显然，美国著名独立策展人内奥米·罗森布拉姆（Naomi Rosenblum）也认可科内尔的观点，他把唐纳德·曼尼收录在1984年出版的《世界摄影史》一书中，说他用“画意派摄影风格拍摄中国的风光”，“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唐纳德·曼尼于1876年出生于英国，在15岁时还是一名药剂师的助手，至于他为何来到中国，我们至今仍不得而知。不过，在上海的洋人社区中，唐纳德·曼尼却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在1899年之前他就来到了上海，任上海屈臣氏大药房的董事经理，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加入公共租界中的准军事组织上海义勇队，并且有出色的表现。
工作上的便利为唐纳德·曼尼提供了研究摄影技术的条件。早期的摄影师往往需要自己购买药品配制显定影液，而这些药品在当时都由药房经销。曼尼供职的屈臣氏大药房也经销照相器材及照相药水、材料。
据上海业余摄影协会的资料，早在1903年4月，曼尼就曾与该协会的成员分享过使用手持照相机的经验；1904年6月，他又在该协会分享了自己使用慢性感光印相纸的经验，而他在1905年12月的讲座则是关于如何给照片上色。
北京是曼尼最早尝试着用镜头去记录的城市。古老而高大的城墙，壮观的皇家园林，碧云寺的僧侣，甚至街边的商铺和扬起阵阵烟尘的驼队，都吸引着他寻找最好的构图角度和光影，一次次去按下快门。这些影像都被记录在他初版于1920年的《北京美观》摄影画册中。该画册初版仅印制1000本，出版后大受欢迎，在随后数年里多次再版。
毫无疑问，曼尼从第一本画册的成功中受到了鼓舞，很快便开始准备第二个拍摄计划，他想要拍摄三峡。那时已经有很多外国人游历过三峡，毕晓普夫人（Isahella Bird）、莫理循（George Morrison）、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都曾在自己的游记中描写过三峡的壮美，但却少有人能用镜头将这份语言难以表达的震撼之美纪录下来。
然而，曼尼的第一次三峡拍摄之旅却并不成功，潮湿、氤氲、阴翳的天气以及多变的急流给他的拍摄增加了很多困难。在铩羽而归之后，他一方面广泛研读关于三峡地区地理的书籍，一方面四处物色有过三峡航行经验的人同行，经过精心的前期准备之后，他再次出发拍摄三峡。
这次他在宜昌与重庆之间的三峡水道间拍摄两周，在经验丰富的同伴帮助下，他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取景拍摄上，再加上一点运气，他终于拍下了民国三峡的神秘之美，这些影像后来被收录在<扬子风景>中，也是继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之后有关长江流域最重要的摄影作品之一。
1941年4月16日出版的《北华捷报》曾在一篇介绍屈臣氏公司的文章中提到过这位业余摄影师，评论写道：“中国亏欠他（唐纳德·曼尼）太多，因为曼尼以中国的大好河山和人物风貌为题材拍摄了大量优美的照片。”
他在中国创作了很多风光艺术照片，但却并没有像同时代的那些知名摄影师一样名声大噪，除业余摄影师的身份外，命运也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加大对英美等所谓敌国侨民的管理，并于1943年设立上海集中营。曼尼在1943年3月进入龙华集中营，恶劣的条件使已年近70的他健康情况恶化，随后被转移到医院治疗，不幸于1944年1月在上海去世。这之后，曼尼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为历史所遗忘。
发现 一本民国时期的摄影艺术精品
文：车亮
在《扬子风景》被发现之后的八年，它的价格从一万三千元涨到六万元。现在看来它仍然是一本无法超越的摄影艺术品。通过它精致的细节，能感受到曼尼对待摄影的匠人之心。 曼尼的画册在制作上十分考究，封面常常采用彩色织锦，内页所有的照片都用手工粘贴入预留的空白页上。他偏爱凹版和珂罗版印刷，但不拒绝采用多种实验方法印刷，如包括采用手绘印刷以突出照片的木纹及织纹的方式，和具有铜版画和雕版画视觉效果的方法。
在他众多的画册中，最著名的代表作《北京美观》是老北京大型摄影画册中的经典，而最珍贵的当属《扬子风景》，该影集的内容是他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了长江流域，尤其是三峡宜昌至重庆段的自然及人文景观，该画册收录的50帧图片中包括有12张原版手工上色的银盐彩色照片，堪称民国时期摄影艺术的精品。
在画册的内容上，我们也处处可以看到他的用心，每张照片都辅以说明文字以方便读者去想象画面外的空间。在江流险滩处，他记录下三峡水域逐渐消失的公益救生“红船”，在奉节臭盐碛，他为读者讲述武侯诸葛亮大摆“水八阵”的故事，他描写张飞庙里那口神秘的大钟，他也不掩饰自己对三峡纤夫们危险而艰难的生活的同情。
更为有趣而超前的一点是，他采用预售的方式来对《扬子风景》摄影画册进行销售，在该书付梓前几个月，他就在几家报纸上发出该画册即将限量出版1000册的消息，出版商会将预订者的名字印在其购买的那本画册的扉页上。毫无悬念的是，这本画册再次取得了成功，几经再版。甚至时至今日，不管是内容还是制作水平，这本当时售价仅为30美元的摄影画册，仍很难被超越。
此外，他还拍摄了上海、杭州、苏州、宁波、无锡、威海卫、福州等地风光，这些影像也被收录在其他一些摄影画册中。除了摄影画册外，曼尼的摄影作品还出现在报纸的图片版，或是作为插图出现在其他出版物中，有一些摄影作品也曾被制成年历售卖。《中国庭院中的女人》为一本民国时期女子的家信集，被传教士伊丽莎白·库珀译成英文，于1914年出版，该书选用了曼尼二十余张反映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照片作为插图。格雷琴·梅·菲特金于1922年出版的《大江：长江航行旅程的故事》则选用了唐纳德·曼尼在长江流域拍摄的照片，其中部分照片后收录于《扬子风景》中。
作为20世纪上半叶的摄影家，曼尼的作品是20世纪初极具个人风格的画意摄影佳作。他并不注重特定内容，但十分注重拍摄的角度和画面效果，无论是晨雾、湖泊、江河、风光，还是桥梁、街市、胡同甚至灰尘漫天的篷车队，都十分注意光影、阴影和质感与层次，喜好侧逆光，作品呈现着朦胧而细腻的独特美感，有些照片还具有国画股的情趣，可以作为中国文人画意摄影的参照物，去感受东西方摄影文化的差异，因此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价值 从曼尼到民国摄影史补自
从《扬子风景》摄影画册开始，著名摄影人曾璜开始关注唐纳德-曼尼以及其他一些少为人知的摄影师，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被摄影史所“遗失”的摄影师浮出历史的水面。
民国摄影史：从补白到重构
摄影收藏对中国摄影文化最大的贡献是找回了一批由于时间、政治和意识形态局限而“遗失”的摄影史上的重要摄影家，比如本专题介绍的唐纳德·曼尼。
在这个名单上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名字：西德尼·甘博（Sydney Gamble），威廉·埃德加·盖洛（wnliam Geil），青木文教、詹布鲁恩（zembrun）、喜仁龙、岛崎役治，亚瑟·德·卡瓦略（谈卡法卢，Dr.Arthur Alfred de Carvalho）、怀特兄弟（White Brothers）、美国164通讯队的摄影师等。他们中仅有少数人被收入了新近出版的《中国影像史》，多数还未曾被研究人士所关注。
从2014年中国摄影家协会展览馆举办的“影像的占领：1894-1945日本在华影像采集的研究”的展览可以看到，日本对中国进行系统的影像采集始于1894年，民国期间就出版有不少摄影巨著。
以旅居中国二十年的山根倬三为例，他拍摄的照片涉及长江流域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南昌、武汉、洞庭湖、长沙、荆州、宜昌、巫山、重庆、北京、大连、旅顺、奉天、抚顺、长春等地。而常盘大定、关野贞的《支那佛教史迹》，其6册采用照片900幅，内容含括了广东、江苏、浙江、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18个省的几百家著名庙宇。除了学者和机构外，日本的军方和主要媒介也都参与了对华的影像采集，出版有从军摄影集和大量的画报，可以说是日本人留下了系统而主要的中华民国影像遗产。
反观目前的民国摄影史，其主要内容由红色摄影、民间的文人摄影和商业摄影构成。虽然其中不乏民间的文人摄影，早期其产党人（如苏静、童小鹏、聂荣臻、叶剑英等）拍照的红色影像和延安根据地建立之后1000多位专职摄影师拍摄的照片，但缺乏国民党的摄影和外国来华摄影大家的影像。
随着摄影收藏的普及和发展、意识形态的解禁，外国来华摄影家，特别是一些不曾露面的德、俄、法、日等小语种国家在华的摄影活动和出版物的出现，补白了民国摄影史。此外，还有非职业摄影师、教会和机构在华的摄影活动的发现，如近年浮出的阿道夫·克莱尔（Adolf Krayer，瑞士）、格雷伍兹（carlton Hatiow Graves，美国）、菲尼特·库拉斯（Fynette H.Kulas，美国）、约翰·海尔（James H.Hare，英国）等，让摄影史的研究在断代、摄影师个案、著名摄影作品等领域都出现了新的可能。
据了解台湾摄影史研究的人士介绍，台湾有不少研究外来摄影和本土摄影的人士，但少有研究民国摄影史的人。加之近年来执政党的更迭加剧了影像史料的流失和损毁。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存有的12.6万张的照片，应该是较为完整的出自国民党官方摄影师的珍贵资料。它们的面试将可能颠覆目前民国摄影史的一些论述。而红色摄影、民间摄影、外国来华摄影和国民党的摄影的有机组合，将重构出一部完善、准确的民国摄影史。
唐纳德·曼尼的摄影画册最早出现在华辰影像是2009年秋拍，至今为止，出现在华辰影像拍卖市场上的他的摄影作品和摄影画册累计近50件，几乎他出版的所有画册都在这里出现过。
在市场上最受藏家关注的是他的<北京美观>和<扬子风景>两本画册，尤其是第一版，由于仅限量制作1000本，所以非常珍贵。除了版数外，一本摄影画册的价格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如品相、是否附原装函套、是否有作者签名等，现在为止市场上成交价格最高的画册是2014秋季拍卖会上的一本<扬子风景>第一版，该书为限量1000本的第34号，赠与威灵顿将军夫妇（Gene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