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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有可能深刻地改变媒介产业和新闻传播教育的形态。新闻传播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具体路径包括院系定位的差异化、教学方式的融合化、人才培养的个性化、教育服务的智能化等方面，只有这些方面共同推进、协同创新，才能从根本上完成新闻传播教育的供给侧改革。
【关键词】“互联网+”；新闻传播教育；供给侧改革；媒介融合
从当前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和教育制度改革的时代背景看，以往的新闻传播教育已经不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要求。一方面是教学内容上，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的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无法更好地培养媒介融合所需要的复合型传媒人才，另一方面是教学形式上，单向度、线性化、封闭性课堂教学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该如何创新“互联网+”时代下的新闻传播教育以满足市场需求？供给侧改革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一、“互联网+”对新闻传播教育的挑战
当前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是建立在大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分工、效率优先、规模生产基础之上的大众传播形态的产物，是一个由课程与教材、教师与学生、讲授与学习、传播与接收等一系列相互对应的概念塑造的封闭系统。随着后工业时代信息经济和“互联网+”通用技术体系的快速发展，网络时代传播业态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大众传播的范畴，与大众传播时代相匹配的新闻教育模式也受到了“互联网+”浪潮的巨大冲击。总体来看，这种冲击和挑战是双重的。
一方面，“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媒介产业的生存方式和运营方式。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终端等在内的一整套“互联网+”时代的通用技术体系，日益成为全新的基础设施，并在经济、社会和生活各个层面得到了普遍应用和广泛扩散。由于媒介产业与信息传播技术存在天然的紧密关联，技术的创新“突破了产业经济原有的界限，使得跨界成为媒介融合时代的一种时尚潮流和典型表现，并造就与传统媒介业态不一样的全新媒体形态”。①这就使得无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的边界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进而加速了媒介融合的进程以及媒介产业与其他产业跨界融合的步伐，推动着媒介产业向移动化、社交化、数据化、智能化纵深发展，也极大地改变了媒介产品的生产方式、媒介组织的管理方式、媒介资源的聚合方式和媒介用户的消费方式。“互联网+”作为一種思维方式和技术体系，催生了媒介产业新的想象空间和业态模式，对媒介产业的从业者也提出了新的职业挑战和能力要求。产业的变革和职业的调整进一步传导到新闻传播教育领域，客观上促进了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进程。
另一方面，“互联网+”也深刻地改变了教育领域的传统模式。虽然到目前为止，传统的教育模式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互联网+教育”的全新模式尚未获得高等教育管理者和教师的普遍认可，但是在学习方式、教学方式、互动方式等方面的革命正在悄然发生。维基解答、翻转课堂、慕课教学、混合学习等在解构传统高校教育模式的同时，正在重新构建一种基于“互联网+”思维和技术体系的高等教育新范式。高等教育的主体是大学生，大学生对全新的“互联网+”技术和智能设备有着浓厚的兴趣，能够快速掌握并主动应用于自身的学习过程、与同学的交往过程、与教师的互动过程，从而重新定义了课堂、教材、课程、教师、教室、教学、班级、学校等基本概念。事实上，由于“互联网+”本身对传统教育边界的模糊，使得它可以突破教育在时间、空间、规模、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限制，学生能够借助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实现随时、随地、随心的学习。当然，这种“互联网+教育”形态并不会彻底取代或完全抛弃传统的教育形态，而是可以弥补传统教育形态的弱势和不足。当然，在怎样利用全新的“互联网+教育”模式改造并优化自身方面，传统的高等教育尚处在探索阶段。
对于新闻传播教育而言，“互联网+”在重构了新闻传播产业的同时也改造着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产业领域的变革和教育领域的重构都在客观上要求对新闻传播学科的教学模式进行相应的调整，而这种调整不应该是在教学内容或者教学形式等方面的细微调整，而必须是一场整体的、全面的和彻底的改造。
二、新闻传播教育亟须一场供给侧改革
事实上，面对当前“互联网+”的时代浪潮，尤其是面对快速迭代的信息技术环境和日益升级的传播人才需求，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已经显得尤为迫切。教育资源的供给和高级人才的供给是新闻传播教育非常重要的两大功能，然而传统教育模式对这两方面的供给却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并不能真正满足社会的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需求。对学生而言，既有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与全新的“互联网+教育”模式相比起来，表现出教学模式相对僵化、师资配备相对老化、课程体系相对陈旧、教学手段相对落后、教学目标相对单一等问题，无法在“互联网+”时代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对传媒产业而言，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力低端化、同质化、单一化问题严重。许多学生学到了大量大众传播时代的知识和技能却无法应对“互联网+”背景下媒介融合时代的客观现实，无法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此外，中低端能力的高校毕业生扎堆现象明显、供给严重过剩，而产业急需的中高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却严重匮乏。例如，在“互联网+”的时代环境下，“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掌握并有效利用大量数据的人才，（全球范围内）2015年拥有这些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出现了至少150万人的缺口”，②但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却无法满足这样的中高端人才需求。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我国，相当多的大学设有与新闻传播相关的院系或专业，每年的毕业生数量也很多，然而这样的教育资源供给和专业人才培养却不能真正满足传媒学生职业能力发展和传媒产业人才发展的实际需求。大学生就业难，表面上看是因为毕业生人数过多，但是我国的大学生人数比例与发达国家比还相差很远，其本质在于人才培养质量与产业发展需求之间出现了结构性不匹配。这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则可以解释为，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供给侧出了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为学生提供更丰富、更个性化的教育选择，从而培养出更多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复合型传媒人才。只有通过供给侧改革的方式，才能推动新闻传播教育资源和人才培养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结构性调整，减少新闻传播教育过程中的无效产能、资源浪费、重复建设、同质竞争和低端供给等现象，从而扩大有效产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形成差异化竞争、增加中高端供给，增强新闻传播教育供给结构对当前以及未来“互联网+”时代产业发展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提高新闻传播教育领域中资源、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从而使得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供给体系能够更好地适应媒介融合发展和媒介产业转型的需求。 在新闻传播教育供给侧改革过程中，“互联网+”进程既在客观上对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同时又在教育理念、教育模式和教育技术等方面推进着新闻传播教育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化。可以说，“互联网+”是新闻传播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催化剂和发动机，其核心理念和通用技术在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广泛运用将确保供给侧改革的逐步落地。具体来看，“互联网+”对新闻传播教育供给侧改革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通过在新闻传播教育领域运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实现质量和公平目的下的新闻传播教育资源更广范围的覆盖和更高效率的利用。当前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在突破师资水平限制、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改变教育资源分布的地区不均衡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新闻传播方面的著名教授主要集中在北上广等城市，“互联网+”技术能够使这些资源的供给突破地域限制实现更好的覆盖。
第二，“互联网+”正在推动新闻传播教育领域在时空和方式意义上的学习革命。“互联网+”带来的“物物皆媒介、人人皆传播”的泛媒介化景观，打破了学习的时空限制，对智能硬件的使用过程也是新闻传播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与掌握过程，在社交网络上的互动过程也是对传播理论前沿问题的研究过程，这就使新闻传播学科的学习成为人人皆学、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活动。这场由“互联网+”掀起的新闻传播领域的学习方式变革，如果冲破了学历制度、用人制度的樊篱，势必会瓦解建立在大众传播基础上的新闻传播学科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方式。
第三，“互联网+教育”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将促进新闻传播教育制度和管理层面的权力转移。网络传播本身就是完全不同于大众传播模式的开放平台，依托“互联网+”理念和技术提供的新闻传播教育，同样具有开放特征，任何拥有高价值传播理念和传播技术的个人都可以成为教育内容的供给者，“在人人共享模式下，上百万人在同一个平台上迭代，无限压缩了从经验教训中学习的时间，创造了出人意料的变化”。③这种以学习需求和产业需求为导向的新闻传播教育，将重构新闻传播院系、政府宣传部门、媒介传播集团之间的关系，颠覆学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既往结构。
第四，“互联网+新闻传播教育”的供給侧创新将在更深远层面扩散到其他学科的高等教育乃至全面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对我国传统的教育观念进行深刻而系统的更新。当我们把“互联网+”与教育服务的供给模式联系起来，与第三次工业革命联系起来，与正在发生的全新的信息技术革命联系起来，可以预测20年后中国教育无论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将呈现出与今天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形态截然不同的景观，所有与教育领域具有密切联系的利益相关者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也都将被彻底刷新。
三、新闻传播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实施路径
当前主流的成型于大众传播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具有线性化、层级化、单向性和封闭性等特征，针对此展开的供给侧改革主要目的在于建立与“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模式相匹配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要与“互联网+”时代的融合化、精准化、智能化传播模式相一致，并且应该具备平等、互动、开放、多元等特征。如何快速平稳地实现新闻传播教育的供给侧改革，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几条路径。
（一）新闻传播院系定位的差异化
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毕业生总量相对过剩、同质化供给和竞争加剧等问题，与国内高等院校在新闻传播院系设置方面的发展理念雷同密切相关。我国设立新闻传播院系的数百家高校本身就存在基础资源重复建设、教学创新能力低下、学科专业设置雷同、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等问题，最终导致了提供的教育资源和培养的传播人才相对初级且同质的现象。传媒产业的生态系统错综复杂，“互联网+”浪潮则更进一步推动着媒介融合的深化和产业生态的进化，任何一家新闻传播院系都无法提供大而全的专业设置和人才供给以有效覆盖整个产业生态圈的所有需求。2016年“两会”重点提倡的“新经济”是对供给侧改革的升华，其主要特征是创新。新闻传播院系也应该以创新为突破口，根据所在城市、所在学校、所占资源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找准自身提供的教育资源和专业人才在传媒生态中的具体定位，集中自身所能调动的全部要素进行差异化创新，不断优化院系自身在供给能力创新和供给体系创新方面的差异化优势。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在新闻传播理论方面有着一定的权威性，而中国传媒大学在自身定位和人才供给方面则主要侧重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其他大量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可以分别从信息传播技术、传媒管理运营、网络营销传播、媒介融合管理、传媒资本运营等细分领域，重点打造自身的差异定位和特色供给，而不应该邯郸学步、东施效颦般模仿或照抄其他新闻院系的定位策略和课程设置。
（二）新闻传播教学方式的融合化
传统的新闻传播教学方式遵循了大众传播实践中的线性分工、封闭运作、垂直管理的理念，一名教师、一间教室、数十或数百学生，构成了教师自上而下、单向度、一对多向学生灌输专门的新闻传播知识与技能的教学方式，这种一对多的教学模式与一对多的大众传播模式如出一辙。其课程体系的设置，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排列组合而划分成不同的任课教师专门教授不同的课程模块，纵向上有媒介内容的采、写、编、评等，横向上又分为平面媒体、广播媒体、网络媒体和移动媒体等媒介类型的管理运营，从而形成了边界明确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存在着课程形式单一、任课教师固化、教学手段落后、教材内容枯燥、师生互动不足等弊端。“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媒介边界、组织边界和部门边界，加速了媒介融合和泛媒介化的产业发展趋势，这也在客观上要求新闻传播学科的教学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突破教室的边界、课程的边界、教学手段的边界，将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互动教学理念、翻转课堂形式等创造性地引入课堂，甚至引入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开展方式灵活、手段多样、主题多元、内容丰富的融合化教学。例如，可以通过多样化智能设备以及融合化教学手段的应用，邀请政产学研媒各界的资深人士作为互动教师，邀请全球范围内的新闻传播专业在校生或从业者作为学习主体，将原来一对多的封闭课堂改造为多对多甚至多对一的课堂。当然，供给侧的改革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彻底放弃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而是要更广泛地吸收全新的“互联网+教育”模式与传统模式的各种优势和特色，进行新闻传播教育教学方式的融合创新。 （三）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个性化
在新闻传播教育资源和专业人才相对稀缺的时代，即便是供给侧也同样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需求端的强劲掩盖了新闻传播教育的低端化、同质化供给弊端。然而，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学生具备了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符合自身需求的新闻传播院校的可能性，新闻传播人才供给市场的饱和甚至相对过剩也赋予了产业在人才选择方面的自主权，市场对新闻传播教育资源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已上升到更高级的层次，需求侧的升级正在倒逼供给侧进行相应的升级和改革。因此，新闻传播教育必须淘汰落后的“资源产能”和“人才产能”，以个性化需求为导向，提供个性化供给，真正建构对学生的因材施教培养模式和为企业的量身定制培养模式。然而，由于时空条件的限制，过去的人才培养方式几乎与机械化、大规模、流水线式的产品生产模式相类似，这种情况下个性化人才培养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的。“互联网+”则突破了传统教育模式的时空限制，由于新闻传播学科无论是在人才培养还是在产业实践层面都与“互联网+”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因此率先运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实现供给侧改革并展开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培养模式，对于新闻传播教育显得格外重要。个性化新闻传播教学将不再通过硬性手段把不同基础、不同背景、不同兴趣、不同爱好、不同习惯的学生安排在同一间教室学习同一门课程，而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有针对性地为不同的学生量身定制个性化知识体系和成长路径。学生在完成了基础知识结构的学习和建构之后，可以通过“互联网+新闻传播教育”随时、随地、随心的自主式学习完成个性化能力提升。
（四）新闻传播教育服务的智能化
“互联网+”在促进新闻传播教育供给侧改革、赋予学生以主体地位的同时，并不意味着把学习效果好坏和人才培养成败的责任全部推卸给学生，恰恰相反，它“给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同时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④并进一步对新闻传播教育的供给侧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高等院校以及“互联网+”时代催生出来的各种教育服务类创新性企业，必须快速完成从传统教育模式的管理者角色向优质教育服务提供者角色的转变，这就需要将“互联网+”时代更前沿的思维理念和信息技术运用到新闻传播教育服务的供给过程中来。智能化新闻传播教育服务将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终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所打造的物联化、智能化、感知化、泛在化的媒介融合生态系统，为新闻传播学科的学生提供更前沿、更及时、更个性化的产业发展动态和专业知识学习服务，它将传媒产业的融合发展与新闻传播的教学科研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改变了过去产业与教学相对割裂的状态。只有将产业实践最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应用到新闻传播的教学中，学生才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些技术对产业、对社会乃至对整个人类的价值和意义，才能从根本上提升现有新闻传播教育的智能化水平，实现信息传播技术与新闻传播教育的深度融合，推进教学、学习、管理、评价、科研等诸多方面的智能化进程，用智能化教育服务来培养当前及未来智能媒体快速发展所需要的高端人才。例如，慕课平台必须做到数以万计的学生能够通过电脑、手机以及任何其他智能设备获得极致的学习与互动体验。再如，基于自主学习的课程助手必须做到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根据学生已经完成的学习进度和知识体系对其当前的学习状态进行实时调整。应该说，智能化教育服务的兴起和发展，为我们当前进行新闻传播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重要途径。
四、结语
当前正处于“互联网+”推动媒介融合深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全新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让媒介产业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新闻传播教育发生巨大的变化，数据化、融合化、连接化、信息化、定制化、精准化不仅是未来智能媒体快速发展所需要的主流技术，同时也是新闻传播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必然方向。数据新闻、机器人新闻、计算广告、3D打印等技术已经使得传媒产业的大量工作逐渐自动化和智能化，从而大幅度降低了对低端新闻传播人才的需求，但这并没有降低对中高端、个性化、复合型传媒人才的需求。简单来讲，未来劳动密集型传媒企业将会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创意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数据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传媒组织，这些企业需要大量的拥有“互联网+”思维和能力的人才，而且这类人才的缺口将会非常巨大。当然，这类人才的培养模式也必然不同于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企业对人才的定制化需求将会更高，人才对教育的个性化需求也将会更高，怎样不断对新闻传播教育的供给侧进行改革和创新，以满足快速迭代的市场需求，是新闻传播教育领域所有相关者必须深思的关键问题。而“互联网+”既是提出这一问题的重要背景，也同样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
然而，实际上实现现有新闻传播教育的整体提升或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这种人才培养的变革会在根本上触及到一部分新闻传播教育领域内从业者的切身利益，尤其是那些资历老、经验多、贡献大但又不愿面对需求侧的人群。因此，在“互联网+”浪潮快速席卷传媒产业的当下，在市场迫切需要引进新的复合型人才增量的同时，如何立足传媒产业的长远发展，大刀阔斧地完成新闻传播教育的供给侧改革，不仅仅对我国高等教育顶层设计者们的魄力和智慧提出了巨大的考验，也对每个高校的高层管理者和站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注释：
① 刘庆振：《“互联网+”技术经济范式下的媒介产业转型》，《新闻界》2015年第23期。
② 〔美〕克里斯托弗·苏达克：《数据新常态：如何赢得指数级增长的先机》，余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
③ 〔美〕罗宾·蔡斯：《共享经济：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王芮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6页。
④ 赵国栋、易欢欢、糜万军：《大数据时代的历史机遇》，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0页。
【特約编辑：吴 婧；责任编辑：王 旖】
【关键词】“互联网+”；新闻传播教育；供给侧改革；媒介融合
从当前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和教育制度改革的时代背景看，以往的新闻传播教育已经不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要求。一方面是教学内容上，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的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无法更好地培养媒介融合所需要的复合型传媒人才，另一方面是教学形式上，单向度、线性化、封闭性课堂教学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该如何创新“互联网+”时代下的新闻传播教育以满足市场需求？供给侧改革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一、“互联网+”对新闻传播教育的挑战
当前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是建立在大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分工、效率优先、规模生产基础之上的大众传播形态的产物，是一个由课程与教材、教师与学生、讲授与学习、传播与接收等一系列相互对应的概念塑造的封闭系统。随着后工业时代信息经济和“互联网+”通用技术体系的快速发展，网络时代传播业态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大众传播的范畴，与大众传播时代相匹配的新闻教育模式也受到了“互联网+”浪潮的巨大冲击。总体来看，这种冲击和挑战是双重的。
一方面，“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媒介产业的生存方式和运营方式。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终端等在内的一整套“互联网+”时代的通用技术体系，日益成为全新的基础设施，并在经济、社会和生活各个层面得到了普遍应用和广泛扩散。由于媒介产业与信息传播技术存在天然的紧密关联，技术的创新“突破了产业经济原有的界限，使得跨界成为媒介融合时代的一种时尚潮流和典型表现，并造就与传统媒介业态不一样的全新媒体形态”。①这就使得无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的边界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进而加速了媒介融合的进程以及媒介产业与其他产业跨界融合的步伐，推动着媒介产业向移动化、社交化、数据化、智能化纵深发展，也极大地改变了媒介产品的生产方式、媒介组织的管理方式、媒介资源的聚合方式和媒介用户的消费方式。“互联网+”作为一種思维方式和技术体系，催生了媒介产业新的想象空间和业态模式，对媒介产业的从业者也提出了新的职业挑战和能力要求。产业的变革和职业的调整进一步传导到新闻传播教育领域，客观上促进了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进程。
另一方面，“互联网+”也深刻地改变了教育领域的传统模式。虽然到目前为止，传统的教育模式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互联网+教育”的全新模式尚未获得高等教育管理者和教师的普遍认可，但是在学习方式、教学方式、互动方式等方面的革命正在悄然发生。维基解答、翻转课堂、慕课教学、混合学习等在解构传统高校教育模式的同时，正在重新构建一种基于“互联网+”思维和技术体系的高等教育新范式。高等教育的主体是大学生，大学生对全新的“互联网+”技术和智能设备有着浓厚的兴趣，能够快速掌握并主动应用于自身的学习过程、与同学的交往过程、与教师的互动过程，从而重新定义了课堂、教材、课程、教师、教室、教学、班级、学校等基本概念。事实上，由于“互联网+”本身对传统教育边界的模糊，使得它可以突破教育在时间、空间、规模、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限制，学生能够借助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实现随时、随地、随心的学习。当然，这种“互联网+教育”形态并不会彻底取代或完全抛弃传统的教育形态，而是可以弥补传统教育形态的弱势和不足。当然，在怎样利用全新的“互联网+教育”模式改造并优化自身方面，传统的高等教育尚处在探索阶段。
对于新闻传播教育而言，“互联网+”在重构了新闻传播产业的同时也改造着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产业领域的变革和教育领域的重构都在客观上要求对新闻传播学科的教学模式进行相应的调整，而这种调整不应该是在教学内容或者教学形式等方面的细微调整，而必须是一场整体的、全面的和彻底的改造。
二、新闻传播教育亟须一场供给侧改革
事实上，面对当前“互联网+”的时代浪潮，尤其是面对快速迭代的信息技术环境和日益升级的传播人才需求，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已经显得尤为迫切。教育资源的供给和高级人才的供给是新闻传播教育非常重要的两大功能，然而传统教育模式对这两方面的供给却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并不能真正满足社会的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需求。对学生而言，既有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与全新的“互联网+教育”模式相比起来，表现出教学模式相对僵化、师资配备相对老化、课程体系相对陈旧、教学手段相对落后、教学目标相对单一等问题，无法在“互联网+”时代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对传媒产业而言，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力低端化、同质化、单一化问题严重。许多学生学到了大量大众传播时代的知识和技能却无法应对“互联网+”背景下媒介融合时代的客观现实，无法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此外，中低端能力的高校毕业生扎堆现象明显、供给严重过剩，而产业急需的中高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却严重匮乏。例如，在“互联网+”的时代环境下，“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掌握并有效利用大量数据的人才，（全球范围内）2015年拥有这些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出现了至少150万人的缺口”，②但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却无法满足这样的中高端人才需求。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我国，相当多的大学设有与新闻传播相关的院系或专业，每年的毕业生数量也很多，然而这样的教育资源供给和专业人才培养却不能真正满足传媒学生职业能力发展和传媒产业人才发展的实际需求。大学生就业难，表面上看是因为毕业生人数过多，但是我国的大学生人数比例与发达国家比还相差很远，其本质在于人才培养质量与产业发展需求之间出现了结构性不匹配。这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则可以解释为，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供给侧出了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为学生提供更丰富、更个性化的教育选择，从而培养出更多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复合型传媒人才。只有通过供给侧改革的方式，才能推动新闻传播教育资源和人才培养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结构性调整，减少新闻传播教育过程中的无效产能、资源浪费、重复建设、同质竞争和低端供给等现象，从而扩大有效产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形成差异化竞争、增加中高端供给，增强新闻传播教育供给结构对当前以及未来“互联网+”时代产业发展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提高新闻传播教育领域中资源、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从而使得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供给体系能够更好地适应媒介融合发展和媒介产业转型的需求。 在新闻传播教育供给侧改革过程中，“互联网+”进程既在客观上对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同时又在教育理念、教育模式和教育技术等方面推进着新闻传播教育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化。可以说，“互联网+”是新闻传播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催化剂和发动机，其核心理念和通用技术在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广泛运用将确保供给侧改革的逐步落地。具体来看，“互联网+”对新闻传播教育供给侧改革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通过在新闻传播教育领域运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实现质量和公平目的下的新闻传播教育资源更广范围的覆盖和更高效率的利用。当前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在突破师资水平限制、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改变教育资源分布的地区不均衡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新闻传播方面的著名教授主要集中在北上广等城市，“互联网+”技术能够使这些资源的供给突破地域限制实现更好的覆盖。
第二，“互联网+”正在推动新闻传播教育领域在时空和方式意义上的学习革命。“互联网+”带来的“物物皆媒介、人人皆传播”的泛媒介化景观，打破了学习的时空限制，对智能硬件的使用过程也是新闻传播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与掌握过程，在社交网络上的互动过程也是对传播理论前沿问题的研究过程，这就使新闻传播学科的学习成为人人皆学、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活动。这场由“互联网+”掀起的新闻传播领域的学习方式变革，如果冲破了学历制度、用人制度的樊篱，势必会瓦解建立在大众传播基础上的新闻传播学科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方式。
第三，“互联网+教育”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将促进新闻传播教育制度和管理层面的权力转移。网络传播本身就是完全不同于大众传播模式的开放平台，依托“互联网+”理念和技术提供的新闻传播教育，同样具有开放特征，任何拥有高价值传播理念和传播技术的个人都可以成为教育内容的供给者，“在人人共享模式下，上百万人在同一个平台上迭代，无限压缩了从经验教训中学习的时间，创造了出人意料的变化”。③这种以学习需求和产业需求为导向的新闻传播教育，将重构新闻传播院系、政府宣传部门、媒介传播集团之间的关系，颠覆学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既往结构。
第四，“互联网+新闻传播教育”的供給侧创新将在更深远层面扩散到其他学科的高等教育乃至全面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对我国传统的教育观念进行深刻而系统的更新。当我们把“互联网+”与教育服务的供给模式联系起来，与第三次工业革命联系起来，与正在发生的全新的信息技术革命联系起来，可以预测20年后中国教育无论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将呈现出与今天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形态截然不同的景观，所有与教育领域具有密切联系的利益相关者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也都将被彻底刷新。
三、新闻传播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实施路径
当前主流的成型于大众传播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具有线性化、层级化、单向性和封闭性等特征，针对此展开的供给侧改革主要目的在于建立与“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模式相匹配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要与“互联网+”时代的融合化、精准化、智能化传播模式相一致，并且应该具备平等、互动、开放、多元等特征。如何快速平稳地实现新闻传播教育的供给侧改革，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几条路径。
（一）新闻传播院系定位的差异化
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毕业生总量相对过剩、同质化供给和竞争加剧等问题，与国内高等院校在新闻传播院系设置方面的发展理念雷同密切相关。我国设立新闻传播院系的数百家高校本身就存在基础资源重复建设、教学创新能力低下、学科专业设置雷同、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等问题，最终导致了提供的教育资源和培养的传播人才相对初级且同质的现象。传媒产业的生态系统错综复杂，“互联网+”浪潮则更进一步推动着媒介融合的深化和产业生态的进化，任何一家新闻传播院系都无法提供大而全的专业设置和人才供给以有效覆盖整个产业生态圈的所有需求。2016年“两会”重点提倡的“新经济”是对供给侧改革的升华，其主要特征是创新。新闻传播院系也应该以创新为突破口，根据所在城市、所在学校、所占资源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找准自身提供的教育资源和专业人才在传媒生态中的具体定位，集中自身所能调动的全部要素进行差异化创新，不断优化院系自身在供给能力创新和供给体系创新方面的差异化优势。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在新闻传播理论方面有着一定的权威性，而中国传媒大学在自身定位和人才供给方面则主要侧重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其他大量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可以分别从信息传播技术、传媒管理运营、网络营销传播、媒介融合管理、传媒资本运营等细分领域，重点打造自身的差异定位和特色供给，而不应该邯郸学步、东施效颦般模仿或照抄其他新闻院系的定位策略和课程设置。
（二）新闻传播教学方式的融合化
传统的新闻传播教学方式遵循了大众传播实践中的线性分工、封闭运作、垂直管理的理念，一名教师、一间教室、数十或数百学生，构成了教师自上而下、单向度、一对多向学生灌输专门的新闻传播知识与技能的教学方式，这种一对多的教学模式与一对多的大众传播模式如出一辙。其课程体系的设置，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排列组合而划分成不同的任课教师专门教授不同的课程模块，纵向上有媒介内容的采、写、编、评等，横向上又分为平面媒体、广播媒体、网络媒体和移动媒体等媒介类型的管理运营，从而形成了边界明确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存在着课程形式单一、任课教师固化、教学手段落后、教材内容枯燥、师生互动不足等弊端。“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媒介边界、组织边界和部门边界，加速了媒介融合和泛媒介化的产业发展趋势，这也在客观上要求新闻传播学科的教学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突破教室的边界、课程的边界、教学手段的边界，将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互动教学理念、翻转课堂形式等创造性地引入课堂，甚至引入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开展方式灵活、手段多样、主题多元、内容丰富的融合化教学。例如，可以通过多样化智能设备以及融合化教学手段的应用，邀请政产学研媒各界的资深人士作为互动教师，邀请全球范围内的新闻传播专业在校生或从业者作为学习主体，将原来一对多的封闭课堂改造为多对多甚至多对一的课堂。当然，供给侧的改革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彻底放弃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而是要更广泛地吸收全新的“互联网+教育”模式与传统模式的各种优势和特色，进行新闻传播教育教学方式的融合创新。 （三）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个性化
在新闻传播教育资源和专业人才相对稀缺的时代，即便是供给侧也同样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需求端的强劲掩盖了新闻传播教育的低端化、同质化供给弊端。然而，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学生具备了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符合自身需求的新闻传播院校的可能性，新闻传播人才供给市场的饱和甚至相对过剩也赋予了产业在人才选择方面的自主权，市场对新闻传播教育资源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已上升到更高级的层次，需求侧的升级正在倒逼供给侧进行相应的升级和改革。因此，新闻传播教育必须淘汰落后的“资源产能”和“人才产能”，以个性化需求为导向，提供个性化供给，真正建构对学生的因材施教培养模式和为企业的量身定制培养模式。然而，由于时空条件的限制，过去的人才培养方式几乎与机械化、大规模、流水线式的产品生产模式相类似，这种情况下个性化人才培养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的。“互联网+”则突破了传统教育模式的时空限制，由于新闻传播学科无论是在人才培养还是在产业实践层面都与“互联网+”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因此率先运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实现供给侧改革并展开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培养模式，对于新闻传播教育显得格外重要。个性化新闻传播教学将不再通过硬性手段把不同基础、不同背景、不同兴趣、不同爱好、不同习惯的学生安排在同一间教室学习同一门课程，而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有针对性地为不同的学生量身定制个性化知识体系和成长路径。学生在完成了基础知识结构的学习和建构之后，可以通过“互联网+新闻传播教育”随时、随地、随心的自主式学习完成个性化能力提升。
（四）新闻传播教育服务的智能化
“互联网+”在促进新闻传播教育供给侧改革、赋予学生以主体地位的同时，并不意味着把学习效果好坏和人才培养成败的责任全部推卸给学生，恰恰相反，它“给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同时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④并进一步对新闻传播教育的供给侧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高等院校以及“互联网+”时代催生出来的各种教育服务类创新性企业，必须快速完成从传统教育模式的管理者角色向优质教育服务提供者角色的转变，这就需要将“互联网+”时代更前沿的思维理念和信息技术运用到新闻传播教育服务的供给过程中来。智能化新闻传播教育服务将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终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所打造的物联化、智能化、感知化、泛在化的媒介融合生态系统，为新闻传播学科的学生提供更前沿、更及时、更个性化的产业发展动态和专业知识学习服务，它将传媒产业的融合发展与新闻传播的教学科研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改变了过去产业与教学相对割裂的状态。只有将产业实践最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应用到新闻传播的教学中，学生才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些技术对产业、对社会乃至对整个人类的价值和意义，才能从根本上提升现有新闻传播教育的智能化水平，实现信息传播技术与新闻传播教育的深度融合，推进教学、学习、管理、评价、科研等诸多方面的智能化进程，用智能化教育服务来培养当前及未来智能媒体快速发展所需要的高端人才。例如，慕课平台必须做到数以万计的学生能够通过电脑、手机以及任何其他智能设备获得极致的学习与互动体验。再如，基于自主学习的课程助手必须做到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根据学生已经完成的学习进度和知识体系对其当前的学习状态进行实时调整。应该说，智能化教育服务的兴起和发展，为我们当前进行新闻传播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重要途径。
四、结语
当前正处于“互联网+”推动媒介融合深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全新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让媒介产业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新闻传播教育发生巨大的变化，数据化、融合化、连接化、信息化、定制化、精准化不仅是未来智能媒体快速发展所需要的主流技术，同时也是新闻传播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必然方向。数据新闻、机器人新闻、计算广告、3D打印等技术已经使得传媒产业的大量工作逐渐自动化和智能化，从而大幅度降低了对低端新闻传播人才的需求，但这并没有降低对中高端、个性化、复合型传媒人才的需求。简单来讲，未来劳动密集型传媒企业将会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创意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数据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传媒组织，这些企业需要大量的拥有“互联网+”思维和能力的人才，而且这类人才的缺口将会非常巨大。当然，这类人才的培养模式也必然不同于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企业对人才的定制化需求将会更高，人才对教育的个性化需求也将会更高，怎样不断对新闻传播教育的供给侧进行改革和创新，以满足快速迭代的市场需求，是新闻传播教育领域所有相关者必须深思的关键问题。而“互联网+”既是提出这一问题的重要背景，也同样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
然而，实际上实现现有新闻传播教育的整体提升或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这种人才培养的变革会在根本上触及到一部分新闻传播教育领域内从业者的切身利益，尤其是那些资历老、经验多、贡献大但又不愿面对需求侧的人群。因此，在“互联网+”浪潮快速席卷传媒产业的当下，在市场迫切需要引进新的复合型人才增量的同时，如何立足传媒产业的长远发展，大刀阔斧地完成新闻传播教育的供给侧改革，不仅仅对我国高等教育顶层设计者们的魄力和智慧提出了巨大的考验，也对每个高校的高层管理者和站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注释：
① 刘庆振：《“互联网+”技术经济范式下的媒介产业转型》，《新闻界》2015年第23期。
② 〔美〕克里斯托弗·苏达克：《数据新常态：如何赢得指数级增长的先机》，余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
③ 〔美〕罗宾·蔡斯：《共享经济：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王芮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6页。
④ 赵国栋、易欢欢、糜万军：《大数据时代的历史机遇》，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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