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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3—29日，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率中共代表团赴蒙古、韩国，介绍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情况、意义，并就双方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沟通与讨论。回国后，赵启正团长接受本刊记者采访，就出访情况、跨文化交流、政党对外信息传播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源于尊重，收获“尊重”
问：自中共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中央派出了多个出访团组赴有关国家宣介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阐述中国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外交理念。我们了解到您于2013年12月率团对蒙古、韩国进行了访问，您能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此次访问的背景吗？
答：此次访问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有关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之后进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关系到中国未来十年改革的一次关键会议，对整个世界和我们周边邻国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蒙古和韩国都是我们的友好近邻，交往历史渊源流长，经贸交流十分密切，因此当中国进行重大改革和新发展的时候，我们应当主动向我们的“邻居”说明我们的变化，并面对面地、更深入地了解对方所想、所需。在说明的过程中，我们的“邻居”认为哪些于他们是机会，哪些还不能理解，我们都愿意耐心解答，更欢迎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他们提出任何问题——包括他们认为的所谓“敏感问题”。韩国一位朋友直言，一个大国在飞速发展且发展得很好时，仍能谦虚地说“请你们提提意见”，我们能够感受到诚意和尊重，这样的国家我们也非常尊敬，我们两国有互相理解和尊重的交流的基础。
于我个人而言，我格外珍惜此次出访机会。从主管上海外事和浦东开发工作，到后来负责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再到担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这些年来接待的外国政要均可谓名流荟萃，各种出访活动、座谈更是数不胜数。但这回我率领的是中共代表团，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去，所以有种特别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虽然只是短短几天的出访，但出访前我一遍一遍仔细研读全会报告和决议，看了很多文章，从中蒙近况、中韩贸易，到我国国民经济统计报表、中国在世界经济地位、与对方经济结构比较，乃至地缘政治态势等等，准备了50余张幻灯片。哪怕遇到非常微观或者尖锐的问题，我都毫不回避，我认为越是尖锐的问题，越有认真回答的必要，所以在蒙韩两国的沟通都是非常高效而顺畅的。
问：此次全会对中国国内来说，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全国人民开启“中国梦”伟大航程的新起点，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周边国家如何看待此次全会、理解“中国梦”？
答：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值历史车轮行进到改革“深水区”、各种潜在的矛盾不断凸显的关键时期。因此，我们必须有勇气面对新的情况，提出新的要求，这是“中国梦”往前推进必经的一个过程，也是为实现“中国梦”伟大目标所进行的必要实践和有益探索。
这次全会中，我们提出了要解决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问题、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问题等等，这些应该说都是中国内部的变化，但中国块头巨大，我们的一系列内部改革动作都将对世界的经济和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国际社会都非常关注。在此次出访交流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各国对中国改革所关注的重点是不同的，提出的问题不同，对中国的所求不尽相同——他们想的是在中国的发展中会获得什么利益，也就是说他们理解的“中国梦”是不同的。蒙古对于中国经济的态度，可谓是既倚重又担心，倚重是因为中蒙地理相连、经贸相通，而担心则源于经贸关系过于紧密是否会导致自身经济不独立。因此，蒙古的朋友提出的问题大部分是关于如何在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往来中得到中国协助的同时保持自身经济的独立性。而在韩国，谈论的话题则更深更细，一方面是由于韩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更高，另一方面是韩国与会人员多是议员、党派领导人、大学或研究所教授等，官民结合非常密切，且均对中国颇有研究。因此在韩国，讨论更多的是改革的实质和方向性问题。在出访之前，我也做了很广泛的调研，那就是外国人的“中国梦”（他们往往译为China Dream）和中国人的“中国梦”（Chinese Dream）是很不相同的。中国人的“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但外国人的“中国梦”被定义为：追寻地球上最后一个巨大未开发市场。[1] 我们的中国梦与他们的中国梦是有交集的，我的演说有一段的主题是“能与世界分享的中国梦”，他们赞成这一观念。
用1.0’版国际语言
向世界说明中国
问：在增进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了解中传播真实的中国形象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在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答：对中国而言，我们迫切需要向世界说明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基辛格曾跟我坦言，中国对外表达最大的缺点就是说得太完美，太完美以至于让别人觉得你们真实的部分也不太可信。这是非常可惜的！树立形象不能像艺术家的雕塑过程，不可能脱离现实去构建形象，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不切实际的传播，往往会事与愿违，反而降低了可信度。因此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时候，要避免片面地夸耀成就，对我们的不足也要适当说明。假设我们在七个方面都很光辉灿烂，三个方面存在问题，七加三一起说的话，外国人相信我们的七；但如果我们掩盖这三方面的不足，把七夸大成十去说，那么最后别人连我们的七也不信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吃亏的。
我们还要特别注意中国产生和发展的，被本国广泛认知的政治经济论述，在世界传播中需要跨越中外思维方式、知识体系、意识形态和不同语境的障碍才能有所成效。如果让他们明白我们所想、我们所做、我们的价值观，就需要下一番“转化”功夫。我们现在的话语也许可以分三种：一是普通话语，也就是1.0版本；二是我们的政治话语，2.0版本；再一个就是网络话语，3.0版本。这三个话语之间是有隔阂的，在对外传播中，我们最好是把话语2.0版转化成1.0版，并且还要结合语境，加个“撇”，最终转化成1.0’版国际语言。《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个好故事，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凄美感人，但是如果用原来只在江浙一带流行的越剧去演唱的话，到了北京人们就已经听不懂了，更不用说让外国人来欣赏了。后来，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用小提琴协奏曲来表达，不仅成功了，而且这个中国元素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还广泛流传到了国外。所以在对外传播中，我们需要按照对应国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去表达中国，用1.0’版国际语言来表达中国立场、中国观点，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我们的主张和政策常用成语、排比等方式来表达，这样确实既简洁、工整又有气势，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都是我们常用的词汇，我们能够体味其中的内涵和差别，但翻成外文的时候，由于语境不同就很容易引起误解。比如，“韬光养晦”这个词，国内甚至有人把“韬光养晦”误认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式的故事，但其实“韬光养晦”一词千百年前早已有之，意思并不是说要“隐藏能力，装作弱小”，而是不要“锋芒毕露，动辄张扬”。但英文有的译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亦即“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引起了国外的误解。再如，中文中的“宣传”是正面的词汇，但找不到准确的英文对应词，它包括表达、描述、说明等诸多含义。以前往往被错误地翻译成propaganda，而propaganda在英语中的意思是强词夺理地维护自己的观点乃至不顾事实，但该翻译流传已久，反倒干扰了中文“宣传”这个词本来的正确意义。所以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要学会把我们耳熟能详的、习以为常的口号性的政治话语，转化成外国人能够懂的、能够理解的国际语言。
苹果比维C更好吃，
中国故事比政策理论更易接受
问：的确，用对象国能够理解的国际语言来表达中国立场、中国观点是我们在争取国际话语影响力上必须具备的能力。但中西方文化差异巨大，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如何跨越文化差异，提高沟通有效性？
答：提高有效性，就是外国人对我们的表达能理解，乃至能够有所接受。有一次，我陪同一位外国总统去参观一个在几年内迅速脱贫致富的乡。乡长单纯以大量数字介绍当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令人应接不暇；但客人们听了之后，似乎仍不甚了然。接着访问了两户农民家庭，两位家庭主妇讲的朴素的生活故事，倒让这位总统兴致盎然，在笑声中一问再问，最后满意而去。和外国人说中国的事情，大的方面如中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城乡面貌和环境保护等情况，小的方面如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等，外国人都会听得津津有味，就好像接受了主人随手从自己的果园中摘下的苹果。
之前，我和《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及其妻子多丽丝·奈斯比特在探讨中国为什么认为不能全盘照搬其他国家模式的时候，单纯用理论和政策难以解释清楚，我就用晏子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故事给他们解释清楚了“因地制宜”这一概念，以及中国的道路选择。所以，故事往往离真理最近。
可是，有的人往往喜欢把原生态的苹果加工成果酱、果脯或果干再送给朋友；甚至为了简洁高效，只把苹果中的维生素C提炼出来送给客人。“从果到素”，中国丰富多彩的现实中的生动故事，反而变成了单调的数字、政策理论、政治结论；中国优秀的文化形态也被压缩成“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几句话了。原生的苹果美丽、美味，且富有营养，是送给朋友的好礼物，多费几道手续的加工品倒不一定更好吃！其实，这个“苹果”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相关的故事，与其赠与外国人维生素片，不如给他们原生态的苹果，由他们自己去体会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给他们留有消化和体会的余地。
开创政党对外信息传播新模式：“穿布衣”的二轨外交
问：在公共外交范畴中，政党对外国政党、政治和经济精英乃至外国媒体的信息传播或曰“政党外交”无疑是我国最为有效的公共外交形式之一，这既是政治信息传播规律性的体现，也是当今时代一个现代化政党所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在您看来，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一个政党应如何做好公共外交，特别是如何加强对外信息传播？
答：近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也更加关注中国共产党，普遍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与此同时，一些国际反华势力也把攻击中国的重点放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我刚刚提到了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的重要性，同样的，有序开展涉党领域的公共外交、加强党的信息对外传播、让世界了解一个全面真实的中国共产党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党的对外信息传播工作，始终把握时代的脉搏，开拓创新，是党的事业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一环，既具独特性，又具有效性。她的独特性呢，主要体现在渠道多样、形式灵活。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相较于政府外交，政党交往较少参与具体的外交事务，形式灵活多样，不必过分拘泥于一般外交礼仪，通过与不同国家政党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友好交往，双边、多边政党交往活动等各种渠道与平台，能够有力地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她的有效性呢，往往寓于交流议题的广泛与深入之中。党际交流可以就彼此共同关心的各种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既谈双边关系，也谈国际问题；既探讨兴邦立国之道，也交流建党治党之策。这样的交流往往更加深入、立体、生动、友好，不仅可以有助于加深彼此的了解、极大增进理解互信，而且能够为政府外交提供更多元的解决方案。
此外，我个人认为，通过政党的途径开展公共外交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在与外国公众打交道的时候，公共外交的旗帜更容易被接受。因此，我们在开创政党信息对外传播的新模式方面，可以多尝试通过相对于政府外交的“二轨外交”、适当借用第三方力量，用“穿布衣”的形式丰富政党公共外交内涵。这些外交渠道的参与者不仅包括我们党，还可以将退休官员、学者、社会活动家等吸纳进来，这种官民结合的组团方式的代表面更广，外国也更愿意接受。再比如，党的工青妇组织、民间组织、智库，甚至包括一些“走出去”的大型国有企业等，这些都是传播党的信息、提升党的形象可以借助的力量。事实证明，我们的“政党外交”大有可为。
（责任编辑：刘娟娟）
[1] 《中国梦——追寻地球上最后一个巨大未开发市场》（The China Dream： The Quest for the Last Great Untapped Market on Earth）一书的作者约·斯图威尔（JoeStudwell）是英国《经济学家》撰稿人，《中国经济季刊》总编辑。他在中国居住了整整十年（1990—2000年），专门报道中国的外资情况。
源于尊重，收获“尊重”
问：自中共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中央派出了多个出访团组赴有关国家宣介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阐述中国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外交理念。我们了解到您于2013年12月率团对蒙古、韩国进行了访问，您能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此次访问的背景吗？
答：此次访问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有关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之后进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关系到中国未来十年改革的一次关键会议，对整个世界和我们周边邻国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蒙古和韩国都是我们的友好近邻，交往历史渊源流长，经贸交流十分密切，因此当中国进行重大改革和新发展的时候，我们应当主动向我们的“邻居”说明我们的变化，并面对面地、更深入地了解对方所想、所需。在说明的过程中，我们的“邻居”认为哪些于他们是机会，哪些还不能理解，我们都愿意耐心解答，更欢迎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他们提出任何问题——包括他们认为的所谓“敏感问题”。韩国一位朋友直言，一个大国在飞速发展且发展得很好时，仍能谦虚地说“请你们提提意见”，我们能够感受到诚意和尊重，这样的国家我们也非常尊敬，我们两国有互相理解和尊重的交流的基础。
于我个人而言，我格外珍惜此次出访机会。从主管上海外事和浦东开发工作，到后来负责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再到担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这些年来接待的外国政要均可谓名流荟萃，各种出访活动、座谈更是数不胜数。但这回我率领的是中共代表团，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去，所以有种特别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虽然只是短短几天的出访，但出访前我一遍一遍仔细研读全会报告和决议，看了很多文章，从中蒙近况、中韩贸易，到我国国民经济统计报表、中国在世界经济地位、与对方经济结构比较，乃至地缘政治态势等等，准备了50余张幻灯片。哪怕遇到非常微观或者尖锐的问题，我都毫不回避，我认为越是尖锐的问题，越有认真回答的必要，所以在蒙韩两国的沟通都是非常高效而顺畅的。
问：此次全会对中国国内来说，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全国人民开启“中国梦”伟大航程的新起点，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周边国家如何看待此次全会、理解“中国梦”？
答：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值历史车轮行进到改革“深水区”、各种潜在的矛盾不断凸显的关键时期。因此，我们必须有勇气面对新的情况，提出新的要求，这是“中国梦”往前推进必经的一个过程，也是为实现“中国梦”伟大目标所进行的必要实践和有益探索。
这次全会中，我们提出了要解决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问题、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问题等等，这些应该说都是中国内部的变化，但中国块头巨大，我们的一系列内部改革动作都将对世界的经济和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国际社会都非常关注。在此次出访交流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各国对中国改革所关注的重点是不同的，提出的问题不同，对中国的所求不尽相同——他们想的是在中国的发展中会获得什么利益，也就是说他们理解的“中国梦”是不同的。蒙古对于中国经济的态度，可谓是既倚重又担心，倚重是因为中蒙地理相连、经贸相通，而担心则源于经贸关系过于紧密是否会导致自身经济不独立。因此，蒙古的朋友提出的问题大部分是关于如何在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往来中得到中国协助的同时保持自身经济的独立性。而在韩国，谈论的话题则更深更细，一方面是由于韩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更高，另一方面是韩国与会人员多是议员、党派领导人、大学或研究所教授等，官民结合非常密切，且均对中国颇有研究。因此在韩国，讨论更多的是改革的实质和方向性问题。在出访之前，我也做了很广泛的调研，那就是外国人的“中国梦”（他们往往译为China Dream）和中国人的“中国梦”（Chinese Dream）是很不相同的。中国人的“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但外国人的“中国梦”被定义为：追寻地球上最后一个巨大未开发市场。[1] 我们的中国梦与他们的中国梦是有交集的，我的演说有一段的主题是“能与世界分享的中国梦”，他们赞成这一观念。
用1.0’版国际语言
向世界说明中国
问：在增进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了解中传播真实的中国形象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在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答：对中国而言，我们迫切需要向世界说明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基辛格曾跟我坦言，中国对外表达最大的缺点就是说得太完美，太完美以至于让别人觉得你们真实的部分也不太可信。这是非常可惜的！树立形象不能像艺术家的雕塑过程，不可能脱离现实去构建形象，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不切实际的传播，往往会事与愿违，反而降低了可信度。因此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时候，要避免片面地夸耀成就，对我们的不足也要适当说明。假设我们在七个方面都很光辉灿烂，三个方面存在问题，七加三一起说的话，外国人相信我们的七；但如果我们掩盖这三方面的不足，把七夸大成十去说，那么最后别人连我们的七也不信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吃亏的。
我们还要特别注意中国产生和发展的，被本国广泛认知的政治经济论述，在世界传播中需要跨越中外思维方式、知识体系、意识形态和不同语境的障碍才能有所成效。如果让他们明白我们所想、我们所做、我们的价值观，就需要下一番“转化”功夫。我们现在的话语也许可以分三种：一是普通话语，也就是1.0版本；二是我们的政治话语，2.0版本；再一个就是网络话语，3.0版本。这三个话语之间是有隔阂的，在对外传播中，我们最好是把话语2.0版转化成1.0版，并且还要结合语境，加个“撇”，最终转化成1.0’版国际语言。《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个好故事，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凄美感人，但是如果用原来只在江浙一带流行的越剧去演唱的话，到了北京人们就已经听不懂了，更不用说让外国人来欣赏了。后来，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用小提琴协奏曲来表达，不仅成功了，而且这个中国元素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还广泛流传到了国外。所以在对外传播中，我们需要按照对应国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去表达中国，用1.0’版国际语言来表达中国立场、中国观点，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我们的主张和政策常用成语、排比等方式来表达，这样确实既简洁、工整又有气势，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都是我们常用的词汇，我们能够体味其中的内涵和差别，但翻成外文的时候，由于语境不同就很容易引起误解。比如，“韬光养晦”这个词，国内甚至有人把“韬光养晦”误认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式的故事，但其实“韬光养晦”一词千百年前早已有之，意思并不是说要“隐藏能力，装作弱小”，而是不要“锋芒毕露，动辄张扬”。但英文有的译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亦即“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引起了国外的误解。再如，中文中的“宣传”是正面的词汇，但找不到准确的英文对应词，它包括表达、描述、说明等诸多含义。以前往往被错误地翻译成propaganda，而propaganda在英语中的意思是强词夺理地维护自己的观点乃至不顾事实，但该翻译流传已久，反倒干扰了中文“宣传”这个词本来的正确意义。所以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要学会把我们耳熟能详的、习以为常的口号性的政治话语，转化成外国人能够懂的、能够理解的国际语言。
苹果比维C更好吃，
中国故事比政策理论更易接受
问：的确，用对象国能够理解的国际语言来表达中国立场、中国观点是我们在争取国际话语影响力上必须具备的能力。但中西方文化差异巨大，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如何跨越文化差异，提高沟通有效性？
答：提高有效性，就是外国人对我们的表达能理解，乃至能够有所接受。有一次，我陪同一位外国总统去参观一个在几年内迅速脱贫致富的乡。乡长单纯以大量数字介绍当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令人应接不暇；但客人们听了之后，似乎仍不甚了然。接着访问了两户农民家庭，两位家庭主妇讲的朴素的生活故事，倒让这位总统兴致盎然，在笑声中一问再问，最后满意而去。和外国人说中国的事情，大的方面如中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城乡面貌和环境保护等情况，小的方面如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等，外国人都会听得津津有味，就好像接受了主人随手从自己的果园中摘下的苹果。
之前，我和《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及其妻子多丽丝·奈斯比特在探讨中国为什么认为不能全盘照搬其他国家模式的时候，单纯用理论和政策难以解释清楚，我就用晏子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故事给他们解释清楚了“因地制宜”这一概念，以及中国的道路选择。所以，故事往往离真理最近。
可是，有的人往往喜欢把原生态的苹果加工成果酱、果脯或果干再送给朋友；甚至为了简洁高效，只把苹果中的维生素C提炼出来送给客人。“从果到素”，中国丰富多彩的现实中的生动故事，反而变成了单调的数字、政策理论、政治结论；中国优秀的文化形态也被压缩成“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几句话了。原生的苹果美丽、美味，且富有营养，是送给朋友的好礼物，多费几道手续的加工品倒不一定更好吃！其实，这个“苹果”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相关的故事，与其赠与外国人维生素片，不如给他们原生态的苹果，由他们自己去体会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给他们留有消化和体会的余地。
开创政党对外信息传播新模式：“穿布衣”的二轨外交
问：在公共外交范畴中，政党对外国政党、政治和经济精英乃至外国媒体的信息传播或曰“政党外交”无疑是我国最为有效的公共外交形式之一，这既是政治信息传播规律性的体现，也是当今时代一个现代化政党所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在您看来，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一个政党应如何做好公共外交，特别是如何加强对外信息传播？
答：近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也更加关注中国共产党，普遍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与此同时，一些国际反华势力也把攻击中国的重点放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我刚刚提到了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的重要性，同样的，有序开展涉党领域的公共外交、加强党的信息对外传播、让世界了解一个全面真实的中国共产党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党的对外信息传播工作，始终把握时代的脉搏，开拓创新，是党的事业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一环，既具独特性，又具有效性。她的独特性呢，主要体现在渠道多样、形式灵活。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相较于政府外交，政党交往较少参与具体的外交事务，形式灵活多样，不必过分拘泥于一般外交礼仪，通过与不同国家政党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友好交往，双边、多边政党交往活动等各种渠道与平台，能够有力地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她的有效性呢，往往寓于交流议题的广泛与深入之中。党际交流可以就彼此共同关心的各种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既谈双边关系，也谈国际问题；既探讨兴邦立国之道，也交流建党治党之策。这样的交流往往更加深入、立体、生动、友好，不仅可以有助于加深彼此的了解、极大增进理解互信，而且能够为政府外交提供更多元的解决方案。
此外，我个人认为，通过政党的途径开展公共外交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在与外国公众打交道的时候，公共外交的旗帜更容易被接受。因此，我们在开创政党信息对外传播的新模式方面，可以多尝试通过相对于政府外交的“二轨外交”、适当借用第三方力量，用“穿布衣”的形式丰富政党公共外交内涵。这些外交渠道的参与者不仅包括我们党，还可以将退休官员、学者、社会活动家等吸纳进来，这种官民结合的组团方式的代表面更广，外国也更愿意接受。再比如，党的工青妇组织、民间组织、智库，甚至包括一些“走出去”的大型国有企业等，这些都是传播党的信息、提升党的形象可以借助的力量。事实证明，我们的“政党外交”大有可为。
（责任编辑：刘娟娟）
[1] 《中国梦——追寻地球上最后一个巨大未开发市场》（The China Dream： The Quest for the Last Great Untapped Market on Earth）一书的作者约·斯图威尔（JoeStudwell）是英国《经济学家》撰稿人，《中国经济季刊》总编辑。他在中国居住了整整十年（1990—2000年），专门报道中国的外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