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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章太炎是20世纪国内对清代学术史进行系统总结的第一人。在论清初学术时，章太炎彰显民族主义旗帜，以是否具有民族气节为准绳，赞扬王夫之而贬低黄宗羲。对清中期学术，章太炎毁誉参半，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他还将乾嘉学者划分为吴、皖两派，并旗帜鲜明地扬皖而抑吴。对晚清学术，章太炎贬低魏源、龚自珍等今文经学家，而赞扬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等古文经学家，突显了他关于学术与政治的立场。尽管章太炎研究清代学术史也有不足，但他在研究中所持的开拓精神、关注现实及民族命运的情怀，都值得珍视。
关键词：章太炎 清代 学术史 民族气节
章太炎(1869－1936年)，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字枚叔，太炎是他的别号。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思想家、民主革命家。1904年，章太炎发表了题为《清儒》的文章，对清朝200余年的学术变迁史进行系统总结，从而拉开了20世纪学者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序幕。对《清儒》一文，学者评价很高，如周予同指出：“要了解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一定要读这篇《清儒》，它是清代学术的概论。”朱维铮则认为：“近一个世纪人们讨论清学史，多半将此篇当作继续研究的起点。”姜义华也认为，该文“对清代学术流派及其演变作了高度概括而准确精要的总结。”
以上3位学者的评论，确非过誉之辞，笔者均表赞同。但是，《清儒》一文侧重于对清中期学术流派的总结，而要想对章太炎清代学术史研究成就进行客观、系统评价，还必须结合章太炎所写其他文章，如《衡三老》、《非黄》、《书吕用晦事》、《颜学》、《学隐》、《别录甲》、《别录乙》、《悲先戴》、《释戴》、《汉学论》等，及所著《国故论衡》一书。惟此才能全面客观地洞察章太炎在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中的开山地位，以及章太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特色。
一、论清初学术，彰显民族主义旗帜，褒王而贬黄
对清初三大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研究，是凡研究清代学术史学者均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章太炎亦不例外。他在研究清初学者时，以顾炎武为中心进行评论。他的研究彰显民族主义旗帜，对王夫之评价最高，而对黄宗羲指责颇尖锐，他的观点带有明显的褒王贬黄倾向。
清初诸儒中，章太炎首先推重的是顾炎武。具体表现在：其一，充分肯定顾炎武的民族气节。“顾炎武遭东胡乱华，独发愤，欲综理前典，为《姓氏书》，未就。其目日：姓本第一，封国第二，氏别第三，秦汉以来姓氏合并第四，代北姓第五，辽金元姓第六，杂改姓第七，无徵第八。其条贯度齐至明……余于顾君，未能执鞭也，亦欲因其凡目，第次种别。体大，宜专为一书。”从此语可以看出，章太炎从内心深处仰慕顾炎武，此语意在继承发扬以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清初学者的民族主义精神，在清末从事反清活动。章太炎回忆说：“余身预革命，深知民国肇造其最有力者，实历来潜藏人人胸中反清复明之思想也。盖自明社既屋，亭林、船山诸老倡道于前，晚村、谢山诸公发愤于后，攘夷之说，绵绵不绝，或隐或显，或明或暗，或腾为口说，或著之简册，三百年来，深入人心。民族主义之牢固，几如泰山磐石之不可易。是以辛亥之役，振臂一呼，全国响应，此非收效于内诸夏、外夷狄之说而何?”。其二，盛赞顾炎武把“致用”与“求是”充分结合的治学态度和方法。章太炎认为顾炎武治学严谨，强调学术基础的重要性，反对无根之学，“盖宁人所以启清儒户牖者，《音学五书》、《日知录》为最著。然握其枢者，读经会也。非是，皮之不存，而毛焉所附乎?”又如，章太炎认为顾炎武专心实学，不尚玄言，反对空言义理，“近世顾亭林、陆桴亭，亦专心实学，不尚玄言。桴亭虽未尝反对性天之说，亭林则斥理学家为明心见性之儒矣。”
顾炎武对章太炎一生影响巨大，如早年他仰慕顾炎武而改名绛，别号太炎。晚年章太炎在苏州讲学，也以顾炎武为榜样，提倡“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精神，继承顾炎武讲学以救时的传统，“1932年5月，太炎到苏州讲学，特别表扬‘儒行’，标出‘行己有耻’之旨，显然是有现实的政治目的的。他要告诉国人、提醒政府，不抵抗外国的侵略，是极为可耻的。之后，他决心长住苏州讲学。这不是退隐，而是要继承顾炎武讲学以救时的传统。”从这点可以看出，章太炎无论是讲学，还是著述；无论是早年从事革命活动，还是晚年专心治学，始终做到历史感与现实感的息息相通，始终将历史研究置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之中，那种认为章太炎晚年革命意志消退，与时代隔绝，已变成宁静的学者的说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但章太炎对顾炎武也有所批评，主要是认为顾炎武民族气节虽高于黄宗羲，但若与王夫之相比，则略为逊色。他说：
季明之遗老，惟王而农为最清。宁人居华阴，以关中为天府，其险可守，虽著书，不忘兵革之事；其志不就，则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后圣，其材高矣。征辟虽不行，群盗为之动容，使虏得假借其名，以诳耀天下。欲为至高，孰与船山榛莽之地，与群胡隔绝者?要有规画，则不得不处都市。王之与顾，未有以相轩朝也。黄太冲以《明夷待访录》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昔文天祥言以黄冠备顾问，世多疑其语为诬。端居而思，此不亦远乎?以死拒征，而令其子从事于徐、叶间，谅日明臣不可以贰，子未仕明，则无害于为虏者。以《黄书》种族之义正之，则嗒焉自丧矣!
可见清初三大家中，章太炎对王夫之的道德操守评价最高；对顾炎武之求名嫌疑则有所惋惜；对黄宗羲则指责批评尤甚。章太炎认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向清统治者献治安策，黄宗羲派其子参加明史馆撰修，也是与清政府合作的行为，这更降低了黄宗羲在章太炎心目中的地位。诚如陈平原所说：“章氏论人衡文，常以政治立场及气节高下为第一前提，尤其是在提倡种族革命时更是如此……明末清初三大家中，章太炎独不以黄宗羲为然。”’这一评价，对章太炎而言是再恰当不过了。
章太炎在论清初其他学者时，也从是否具备民族气节和政治立场出发而展开评论。对与清政府合作的学者，章太炎批评他们与黄宗羲一样晚节不终。如论毛奇龄，章太炎指出毛奇龄早年在南方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为躲避清军追捕，辗转山谷间，卒得脱。后来毛奇龄遍游齐、楚、梁、宋、郑、卫等地，作《续哀江南赋》万余言，寄托对明亡的哀思。可是到康熙朝时，毛奇龄转而与清政府合作，以制科得检讨。三藩之乱平定后，毛奇龄又向朝廷献《平滇颂》，大唱赞歌。对此，章太炎颇为不屑，他说：“君子惜其少壮苦节，有古烈士风，而晚节不终，媚于旃裘。”一个“媚”字就将毛奇龄的人格完全否定了。而对那些与清政府不合作的学者，章太炎则象赞扬王夫之一样肯定他们具有民族气节。如论颜元，章太炎说：“当明室颠覆，东胡入帝，而不仕宦，盖不忘乎光复者。”。对颜元志存光复的民族情感给予了充分肯定。章太炎还结合颜李学派中王源、李塨等学者的著述，论述清代学者主张封建的深层原因，“余意王、李辈本以反清为鹄，其所云云，或思藉以致乱，造成驱满之机耳。”。看来王源、李塨等学者们主封建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反清。
客观地说，章太炎过分强调民族气节，对王夫之等人的评价过高，而对黄宗羲等人却有失公允， 对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一书思想的精华及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视而不见，这违背了历史真实，反映出章太炎传统的“内诸夏、外夷狄”思想的根深蒂固，也佐证了章太炎清代学术研究在思想和时代上的局限性。事实上，清初学者的民族气节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其进步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是相当明显的，因此，仅仅以气节观作为评价人物的唯一标准显然是不可取的。
二、论清中期学术，突显实事求是精神，褒皖而贬吴
章太炎有深厚的朴学功底，对清代学者治学理路、优缺点及与前代学者治学异同，了如指掌，“大氐[抵]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短长虽异，要之皆徵其文明。”因此章太炎论乾嘉学术，既充分肯定其治学成就，也深入剖析其不足，反映了章太炎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此外，章太炎还对乾嘉学者进行了学派划分，主要分为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和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对这两派，章太炎态度鲜明，盛赞皖派而贬低吴派。
在评述乾嘉学者学术成就方面，章太炎从治学精深、中西结合、甘于清贫、实事求是等4个方面入手，有理有据地进行阐述。
其一，赞扬乾嘉学者治学精深。如章太炎以音韵学为例，高度评价孔广森的学术成就，指出他在继承中又有创新发现，
顾炎武为《唐韵正》，始分十部。江永《古韵标准》分十三部。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分十七部。孔广森《诗声类》分十八部。王念孙分二十一部。大氐[抵]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发明对转，孔氏，为胜。章太炎同时也肯定钱大昕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认为其与孔广森各有千秋，
顾氏稽古有余，审音或滞。江氏复过信字母，奉若科律。段、孔以降，含隐不言。独钱大昕差次古今，以舌上轻唇二音，古所无有，然后宫商有准，八风从律。斯则定韵莫察乎孔，审纽莫辩乎钱，虽有损益，百世可知也。
章太炎还通过比较的方法，赞扬段玉裁《说文》研究的突出贡献，“段氏为《说文注》，与桂馥、王筠并列，量其殊胜，固非二家所逮。何者?凡治小学，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不明音韵，不知一义所由生，此段氏所以为桀。”章太炎所著《国故论衡》的上卷共11篇，都是有关中国传统语言学方面的，从中可见乾嘉学者对他的学术研究影响之深远。正如汪荣祖所说：“太炎这些著作可谓承先启后。承先乃是他承继了清代学者自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钱大昕以及王氏父子对这一方面学问的研究，评论得失，总结他们所做的成绩，然而更上层楼，有所创获。”。这一评价可以说是后世学者对章太炎相关学术成就的充分认可。
其二，赞扬乾嘉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能中西结合，并坚持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章太炎指出：
算学本是参酌中外，似乎那边盛了，这边只要译他就够。但以前有徐光启采那边的，就有梅文鼎由本国寻出头路来；有江永采那边的，就有钱大昕、焦循由本国寻出头路来。直到罗士琳、徐有壬、李善兰，都有自己的精思妙悟，不专去依傍他人。
不依傍他人，而能中西贯通，也正是章太炎的治学风格。在这一点上，他与清代学者惠栋、戴震等人治学是一脉相承的。“近方草创学术志，觉定宇、东原，真我师表，彼所得亦不出天然材料，而支那文明进化之迹藉以发见。”这确是章太炎的肺腑之言。
其三，肯定乾嘉学者刻苦治学，甘于清贫的精神。章太炎说道：“曩者凌曙卖香，汪绂陶瓦，戴震裨贩，汪中佣书，张惠言饿不能具饼饵，及其学术有造，往往陵厉前哲，修名烂然。”这些学者在清贫和逆境中亦奋发有为，是乾嘉学者的优良品格。
其四，肯定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格，“盖近代学术，渐趋实事求是之途，自汉学诸公分条析理，远非明儒所能企及。”这里，章太炎通过将乾嘉学者与明儒比较来赞扬清儒求是的传统。其实，章太炎本身从事学术研究也同样以实事求是为治学宗旨，并且使之发扬光大。
对乾嘉学者治学的局限和不足，章太炎亦一针见血地从不知变通、主观武断、不通史法、与朝廷合作等4个方面予以揭示。一是不知变通。如章太炎批评江永治音韵学，“不知百年以后，音之分擘，将何底邪，江慎修欲以大衍之数皮傅[附]，其未知声音损益，随世而异也。”又如批评阮元文笔之说，“近世阮元，以为孔子赞《易》，始著《文言》，故文以耦俪为主，又牵引文笔之说以成之。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借此证成，适足自陷。”二是主观武断。如章太炎批评章学诚、姚际恒治学，“不参始末，专以私意揣量，随情取舍。”又如批评顾栋高，
顾氏《大事表》，其考证可取，然事实掌故虽核，而言典礼处则疏漏鄙倍，深可嗤矣。至其《读春秋偶笔》及《表》中说经处，凭臆妄断，目无先师，实为《春秋》之巨蠹。而似是而非、
最足惑人者，在尊君抑臣之说，每于弑君诸狱，谓传注归罪于君者为助乱。
章太炎的上述批评虽有偏激之处，但基本符合历史真实，同时也反映了他反专制、反君主的思想。三是不通史法。如章太炎批评章学诚、洪亮吉时说道：“鞔世章学诚、洪亮吉之徒，欲以迁、固之书相拟，既为表志列传，又且作纪，以录王者诏书，盖不知类。”又如批评阮元，“《宋史》‘道学’之称，略同‘党锢’，而阮元辈非之。此可谓昧于史法者矣!”四是批判清代学者与朝廷合作。“清世人材乏绝，徒有狐媚之臣，乃少猜阻之士，其不列《奸臣传》，则得矣。若明珠、和坤、穆彰阿者，此即前史所谓‘佞幸’，弘、恭、石显之亚也。下逮王鸿绪、高士奇、张芾、何桂清、文廷式之流，出入禁闱，干摩宫寝，外托词藻，内作奸私；阎若璩、何焯、洪亮吉，幸于藩邸，复其亚次。”章太炎以是否入仕作为评价清代学者的标准，这也是他气节史观、民族大义的显现，正如陈平原所说：“章太炎曾评述有清三百年学术，主要尺度是入仕与否，对谋得一官半职的学者颇多微辞。”陈平原此话，应当说是颇有见地的。
最后，章太炎还对乾嘉时期的学者进行了派别划分，对清代汉学的发展历程作了较为详细的评论。他认为乾嘉汉学的确立，始自乾隆年间吴派的惠栋和皖派的戴震。
章太炎认为苏州学派，即吴派，惠栋是开创者，“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这一学派笃信好古，治学拘泥保守，缺少创新，惠栋一些弟子如江声、余萧客等，其学亦不甚高，“声为《尚书集注音疏》，萧客为《古经解钩沈》，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而徽州学派，即皖派，戴震是开创者，“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这一学派不泥古，颇多独得，与苏州学派治学风格迥异。戴震弟子中有名者为段玉裁、王念孙等，
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解。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
在此，章太炎鲜明表现出赞扬皖派而贬斥吴派的立场。章太炎的观点对梁启超影响很大，梁氏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批评吴派治学方法有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等缺点；而对皖派的治学方法，则大加赞扬，认为颇有实事求是精神，可为近世科学赖以成立之根基。
吴、皖之外，章太炎认为还有浙东学派，即四明学派，“然自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 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晋涵、鄞全祖望继之，尤善言明末遗事。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过《史通》。”浙东学派学者研究史学，追求经世致用，阐发民族精神，这对章太炎治学与思想之影响不可谓不大。此外，章太炎认为与皖派有学术联系的为扬州学派，“是时扬州又特出一支，即汪中。汪与王念孙为同事，又系同乡。汪之为学虽出于戴，而不为戴氏所缚，又宗顾炎武，不肯为章句之学，其毕生精力所萃，在《述学》一书中。此后扬州学者甚多。”扬州学派与皖派相同之处可谓多矣，但章太炎同中见异，从中可见其钻研学术的细致和缜密。与吴派有关系者为常州学派，“与苏州学派不算一支而有关系者，为常州学派。此为今文学派，其治学专以《春秋公羊传》为宗。此派开端者为庄存与，其后有名者为刘逢禄、宋翔凤，以及浙江之戴望等人。人虽多，而学术精良者少。”因章太炎褒皖贬吴的学术立场，常州学派也遭到抨击，这在论晚清学术时，表现更为明显。
章太炎对乾嘉时期学术派别的划分，便于学者对乾嘉学术的把握和研究，特别是他所提出的清代汉学吴、皖之分，大体上已成为学术界共识。但章太炎过分看重吴派与皖派的对立，而缺少对两派学术联系的正确分析，也是不可取的；而且，章太炎的这一学术立场，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误导了学术界对乾嘉汉学的研究，存在着研究中只重视皖派而轻视吴派的倾向。
三、论晚清学术，关注时代变革，褒古文而贬今文
章太炎在论晚清学术时，特别关注时代变革，突显了自己的学术与政治立场。对晚清今文经学家，尤其是清末今文学派大师康有为，章太炎极加贬低，他曾有言：“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道背弛，其后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亦由平情斟论，深知孔子之道，非长素辈所能附会也。”。可见，章太炎与康有为在政治立场与学术思想上真是似若水火。而对晚清古文经学家，章太炎又极尽赞颂之辞。他把晚清学者分为5等，而最高等就是俞樾、黄以周、孙诒让，“以戴学为权度，而辨其等差，吾生所见，凡有五等：研精故训而不支，博考事实而不乱，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若德清俞先生、定海黄以周、瑞安孙诒让，此其上也。”。章太炎的褒贬立场可谓鲜明矣。
章太炎对今文经学家的批评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一是章太炎批评魏源、龚自珍等治今文经学。如在批评魏源时，章太炎说，
夸诞好言经世，尝以术奸说贵人，不遇，晚官高邮知州，益牢落，乃思治今文为名高，然素不知师法略例，又不识字，作《诗、书古微》。凡《诗》，今文有齐、鲁、韩；《书》，今丈有欧阳、大小夏侯，故不一致，而齐、鲁、大小夏侯，尤相攻击如仇雠。[魏]源一切棍合之，所不能通即归之古文，尤乱越无条理。
如批评龚自珍等人时，又言：
仁和龚自珍，段玉裁外孙也，稍知书，亦治《公羊》，与魏源相称善。而仁和邵懿辰为《尚书通义》、《礼经通论》，指((选书》十六篇、《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矫造，顾反信东晋古文，称诵不衰，斯所谓倒植者。要之，三子皆好为姚易卓荦之辞，欲以前汉经术助其文采，不素习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讝语。
从中可以看出章太炎对今文学者的蔑视。在他看来，今文学者并不是真正研究学问。二是章太炎批评魏源、龚自珍等沽名钓誉，学术不精，基础不深，治学不严谨。他说：“魏源、龚自珍，乃所谓伪体者也。源故不学，惟善说满洲故事，晚乃颠倒《诗》、《书》，以钓名声，凌乱无序，小学尤疏谬，诩诩自高，以微言大义在是，其持论或中时弊，然往往近怪迂。自珍承其外祖之学，又多交经术士，其识源流，通条理，非源之侪，然大氐[抵]剽窃成说，无自得者。”。这是从学术的内在理路对今文学者进行否定。三是章太炎批评魏源等与清政府合作，回避满汉矛盾。如他在《学隐》篇中说道：
魏源为《李申耆传》，称乾隆中叶，惠定宇、戴东原、程易畴、江艮庭、段若膺、王怀祖、钱晓徵、孙渊如及藏在东兄弟，争治汉学，锢天下知慧为无用。包世臣则言东原终身任馆职，然揣其必能从政。二者交歧，由今验之，魏源则信矣。吾特未知其言用者，为何主用也?处无望之世，衔其术略，出则足以佐寇。
这鲜明反映了章太炎研究学术的政治立场。事实上，晚清魏源、龚自珍等今文学者面对西方的挑战冲击而求变通求革新的突破传统思想束缚的改革精神，在当时是有宝贵意义的。而章太炎的态度过于偏颇，看不到今文经学的积极一面。
对晚清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等古文经学家，章太炎则大加赞扬。首先，章太炎对这3位的学术贡献给予了较高评价。如俞樾治学纯正，“先是，浙江治朴学者，本之金鹗、沈涛，其他多凌杂汉宋。邵懿辰起，益夸严。先生教于诂经精舍，学者乡方，始屯固不陵节。”。而黄以周成就超出乾嘉诸儒，
初，宋世四明之学杂采朱、陆，及近世万斯同、全祖望，学始端实，至先生益醇，躬法吕、朱，亦不委蛇也。尤不喜陆、王，以执一端为贼道。平生不为流俗丈辞，诸华士皆谓先生不文，先生亦自退然。其说经陈事，象物闳肃，超出钱大昕、阮元诸儒上远甚。”。
章太炎对孙诒让治学成就评价最高，认为后来居上，集乾嘉学术之大成，“诒让学术，盖龙有金榜、钱大听、段玉裁、王念孙四家，其明大义、钩深穷高过之。”因此章太炎对孙诒让极为推崇，对孙氏学术渊源、治学特点把握准确。其次，章太炎对俞、黄、孙这3位学者的治学态度也持肯定态度，认为他们研究学问没有门户之见。如指出俞樾治学虽以古文经学为主，但也采纳今文经学的一些观点，无门户之见，“治《春秋》颇右公羊氏，盖得之翔风云。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深疾守家法、违实录者。”而黄以周“为学不拘牵汉宋门户，《诗》、《书》、《春秋》皆条贯大义，说《易》综举辞变象占，不偏主郑、王。”孙诒让治《周礼》博采众家，实事求是，同样也无门户之见，“诒让一切依古文弹正，郊社稀袷则从郑，庙制昏期则从王，益宣究子春、少赣、仲师之学，发正郑、贾凡百余事，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也。”
其实，章太炎本身亦系出古文经学派。上述3位学者中，俞樾是章太炎的老师，章太炎于杭州的诂经精舍跟随俞樾学习凡7年，得朴学真传。黄以周亦章太炎师辈，对章太炎早期学术思想有很大影响，而孙诒让则对章太炎有提携之功。这也就难怪章太炎对晚清古文经学家感情至深并称颂有加了。
纵观章太炎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不足之处颇为明显，如对清初学者评价主要从“严夷夏之防”的偏激立场来发论，对清中期学派的划分也有机械生硬之嫌，而对晚清魏源、龚自珍等今文学家，其批评更有失公正。但是，章太炎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亦值得我们珍视，诚如陈祖武所论：“近人治清代学术史，章太炎、梁任公、钱宾四三位大师，后先相继，鼎足而立。太炎先生辟除榛莽，开风气之先声，首倡之功，最可纪念。”这一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责任编辑：李 嫒)
关键词：章太炎 清代 学术史 民族气节
章太炎(1869－1936年)，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字枚叔，太炎是他的别号。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思想家、民主革命家。1904年，章太炎发表了题为《清儒》的文章，对清朝200余年的学术变迁史进行系统总结，从而拉开了20世纪学者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序幕。对《清儒》一文，学者评价很高，如周予同指出：“要了解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一定要读这篇《清儒》，它是清代学术的概论。”朱维铮则认为：“近一个世纪人们讨论清学史，多半将此篇当作继续研究的起点。”姜义华也认为，该文“对清代学术流派及其演变作了高度概括而准确精要的总结。”
以上3位学者的评论，确非过誉之辞，笔者均表赞同。但是，《清儒》一文侧重于对清中期学术流派的总结，而要想对章太炎清代学术史研究成就进行客观、系统评价，还必须结合章太炎所写其他文章，如《衡三老》、《非黄》、《书吕用晦事》、《颜学》、《学隐》、《别录甲》、《别录乙》、《悲先戴》、《释戴》、《汉学论》等，及所著《国故论衡》一书。惟此才能全面客观地洞察章太炎在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中的开山地位，以及章太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特色。
一、论清初学术，彰显民族主义旗帜，褒王而贬黄
对清初三大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研究，是凡研究清代学术史学者均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章太炎亦不例外。他在研究清初学者时，以顾炎武为中心进行评论。他的研究彰显民族主义旗帜，对王夫之评价最高，而对黄宗羲指责颇尖锐，他的观点带有明显的褒王贬黄倾向。
清初诸儒中，章太炎首先推重的是顾炎武。具体表现在：其一，充分肯定顾炎武的民族气节。“顾炎武遭东胡乱华，独发愤，欲综理前典，为《姓氏书》，未就。其目日：姓本第一，封国第二，氏别第三，秦汉以来姓氏合并第四，代北姓第五，辽金元姓第六，杂改姓第七，无徵第八。其条贯度齐至明……余于顾君，未能执鞭也，亦欲因其凡目，第次种别。体大，宜专为一书。”从此语可以看出，章太炎从内心深处仰慕顾炎武，此语意在继承发扬以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清初学者的民族主义精神，在清末从事反清活动。章太炎回忆说：“余身预革命，深知民国肇造其最有力者，实历来潜藏人人胸中反清复明之思想也。盖自明社既屋，亭林、船山诸老倡道于前，晚村、谢山诸公发愤于后，攘夷之说，绵绵不绝，或隐或显，或明或暗，或腾为口说，或著之简册，三百年来，深入人心。民族主义之牢固，几如泰山磐石之不可易。是以辛亥之役，振臂一呼，全国响应，此非收效于内诸夏、外夷狄之说而何?”。其二，盛赞顾炎武把“致用”与“求是”充分结合的治学态度和方法。章太炎认为顾炎武治学严谨，强调学术基础的重要性，反对无根之学，“盖宁人所以启清儒户牖者，《音学五书》、《日知录》为最著。然握其枢者，读经会也。非是，皮之不存，而毛焉所附乎?”又如，章太炎认为顾炎武专心实学，不尚玄言，反对空言义理，“近世顾亭林、陆桴亭，亦专心实学，不尚玄言。桴亭虽未尝反对性天之说，亭林则斥理学家为明心见性之儒矣。”
顾炎武对章太炎一生影响巨大，如早年他仰慕顾炎武而改名绛，别号太炎。晚年章太炎在苏州讲学，也以顾炎武为榜样，提倡“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精神，继承顾炎武讲学以救时的传统，“1932年5月，太炎到苏州讲学，特别表扬‘儒行’，标出‘行己有耻’之旨，显然是有现实的政治目的的。他要告诉国人、提醒政府，不抵抗外国的侵略，是极为可耻的。之后，他决心长住苏州讲学。这不是退隐，而是要继承顾炎武讲学以救时的传统。”从这点可以看出，章太炎无论是讲学，还是著述；无论是早年从事革命活动，还是晚年专心治学，始终做到历史感与现实感的息息相通，始终将历史研究置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之中，那种认为章太炎晚年革命意志消退，与时代隔绝，已变成宁静的学者的说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但章太炎对顾炎武也有所批评，主要是认为顾炎武民族气节虽高于黄宗羲，但若与王夫之相比，则略为逊色。他说：
季明之遗老，惟王而农为最清。宁人居华阴，以关中为天府，其险可守，虽著书，不忘兵革之事；其志不就，则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后圣，其材高矣。征辟虽不行，群盗为之动容，使虏得假借其名，以诳耀天下。欲为至高，孰与船山榛莽之地，与群胡隔绝者?要有规画，则不得不处都市。王之与顾，未有以相轩朝也。黄太冲以《明夷待访录》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昔文天祥言以黄冠备顾问，世多疑其语为诬。端居而思，此不亦远乎?以死拒征，而令其子从事于徐、叶间，谅日明臣不可以贰，子未仕明，则无害于为虏者。以《黄书》种族之义正之，则嗒焉自丧矣!
可见清初三大家中，章太炎对王夫之的道德操守评价最高；对顾炎武之求名嫌疑则有所惋惜；对黄宗羲则指责批评尤甚。章太炎认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向清统治者献治安策，黄宗羲派其子参加明史馆撰修，也是与清政府合作的行为，这更降低了黄宗羲在章太炎心目中的地位。诚如陈平原所说：“章氏论人衡文，常以政治立场及气节高下为第一前提，尤其是在提倡种族革命时更是如此……明末清初三大家中，章太炎独不以黄宗羲为然。”’这一评价，对章太炎而言是再恰当不过了。
章太炎在论清初其他学者时，也从是否具备民族气节和政治立场出发而展开评论。对与清政府合作的学者，章太炎批评他们与黄宗羲一样晚节不终。如论毛奇龄，章太炎指出毛奇龄早年在南方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为躲避清军追捕，辗转山谷间，卒得脱。后来毛奇龄遍游齐、楚、梁、宋、郑、卫等地，作《续哀江南赋》万余言，寄托对明亡的哀思。可是到康熙朝时，毛奇龄转而与清政府合作，以制科得检讨。三藩之乱平定后，毛奇龄又向朝廷献《平滇颂》，大唱赞歌。对此，章太炎颇为不屑，他说：“君子惜其少壮苦节，有古烈士风，而晚节不终，媚于旃裘。”一个“媚”字就将毛奇龄的人格完全否定了。而对那些与清政府不合作的学者，章太炎则象赞扬王夫之一样肯定他们具有民族气节。如论颜元，章太炎说：“当明室颠覆，东胡入帝，而不仕宦，盖不忘乎光复者。”。对颜元志存光复的民族情感给予了充分肯定。章太炎还结合颜李学派中王源、李塨等学者的著述，论述清代学者主张封建的深层原因，“余意王、李辈本以反清为鹄，其所云云，或思藉以致乱，造成驱满之机耳。”。看来王源、李塨等学者们主封建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反清。
客观地说，章太炎过分强调民族气节，对王夫之等人的评价过高，而对黄宗羲等人却有失公允， 对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一书思想的精华及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视而不见，这违背了历史真实，反映出章太炎传统的“内诸夏、外夷狄”思想的根深蒂固，也佐证了章太炎清代学术研究在思想和时代上的局限性。事实上，清初学者的民族气节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其进步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是相当明显的，因此，仅仅以气节观作为评价人物的唯一标准显然是不可取的。
二、论清中期学术，突显实事求是精神，褒皖而贬吴
章太炎有深厚的朴学功底，对清代学者治学理路、优缺点及与前代学者治学异同，了如指掌，“大氐[抵]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短长虽异，要之皆徵其文明。”因此章太炎论乾嘉学术，既充分肯定其治学成就，也深入剖析其不足，反映了章太炎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此外，章太炎还对乾嘉学者进行了学派划分，主要分为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和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对这两派，章太炎态度鲜明，盛赞皖派而贬低吴派。
在评述乾嘉学者学术成就方面，章太炎从治学精深、中西结合、甘于清贫、实事求是等4个方面入手，有理有据地进行阐述。
其一，赞扬乾嘉学者治学精深。如章太炎以音韵学为例，高度评价孔广森的学术成就，指出他在继承中又有创新发现，
顾炎武为《唐韵正》，始分十部。江永《古韵标准》分十三部。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分十七部。孔广森《诗声类》分十八部。王念孙分二十一部。大氐[抵]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发明对转，孔氏，为胜。章太炎同时也肯定钱大昕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认为其与孔广森各有千秋，
顾氏稽古有余，审音或滞。江氏复过信字母，奉若科律。段、孔以降，含隐不言。独钱大昕差次古今，以舌上轻唇二音，古所无有，然后宫商有准，八风从律。斯则定韵莫察乎孔，审纽莫辩乎钱，虽有损益，百世可知也。
章太炎还通过比较的方法，赞扬段玉裁《说文》研究的突出贡献，“段氏为《说文注》，与桂馥、王筠并列，量其殊胜，固非二家所逮。何者?凡治小学，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不明音韵，不知一义所由生，此段氏所以为桀。”章太炎所著《国故论衡》的上卷共11篇，都是有关中国传统语言学方面的，从中可见乾嘉学者对他的学术研究影响之深远。正如汪荣祖所说：“太炎这些著作可谓承先启后。承先乃是他承继了清代学者自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钱大昕以及王氏父子对这一方面学问的研究，评论得失，总结他们所做的成绩，然而更上层楼，有所创获。”。这一评价可以说是后世学者对章太炎相关学术成就的充分认可。
其二，赞扬乾嘉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能中西结合，并坚持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章太炎指出：
算学本是参酌中外，似乎那边盛了，这边只要译他就够。但以前有徐光启采那边的，就有梅文鼎由本国寻出头路来；有江永采那边的，就有钱大昕、焦循由本国寻出头路来。直到罗士琳、徐有壬、李善兰，都有自己的精思妙悟，不专去依傍他人。
不依傍他人，而能中西贯通，也正是章太炎的治学风格。在这一点上，他与清代学者惠栋、戴震等人治学是一脉相承的。“近方草创学术志，觉定宇、东原，真我师表，彼所得亦不出天然材料，而支那文明进化之迹藉以发见。”这确是章太炎的肺腑之言。
其三，肯定乾嘉学者刻苦治学，甘于清贫的精神。章太炎说道：“曩者凌曙卖香，汪绂陶瓦，戴震裨贩，汪中佣书，张惠言饿不能具饼饵，及其学术有造，往往陵厉前哲，修名烂然。”这些学者在清贫和逆境中亦奋发有为，是乾嘉学者的优良品格。
其四，肯定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格，“盖近代学术，渐趋实事求是之途，自汉学诸公分条析理，远非明儒所能企及。”这里，章太炎通过将乾嘉学者与明儒比较来赞扬清儒求是的传统。其实，章太炎本身从事学术研究也同样以实事求是为治学宗旨，并且使之发扬光大。
对乾嘉学者治学的局限和不足，章太炎亦一针见血地从不知变通、主观武断、不通史法、与朝廷合作等4个方面予以揭示。一是不知变通。如章太炎批评江永治音韵学，“不知百年以后，音之分擘，将何底邪，江慎修欲以大衍之数皮傅[附]，其未知声音损益，随世而异也。”又如批评阮元文笔之说，“近世阮元，以为孔子赞《易》，始著《文言》，故文以耦俪为主，又牵引文笔之说以成之。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借此证成，适足自陷。”二是主观武断。如章太炎批评章学诚、姚际恒治学，“不参始末，专以私意揣量，随情取舍。”又如批评顾栋高，
顾氏《大事表》，其考证可取，然事实掌故虽核，而言典礼处则疏漏鄙倍，深可嗤矣。至其《读春秋偶笔》及《表》中说经处，凭臆妄断，目无先师，实为《春秋》之巨蠹。而似是而非、
最足惑人者，在尊君抑臣之说，每于弑君诸狱，谓传注归罪于君者为助乱。
章太炎的上述批评虽有偏激之处，但基本符合历史真实，同时也反映了他反专制、反君主的思想。三是不通史法。如章太炎批评章学诚、洪亮吉时说道：“鞔世章学诚、洪亮吉之徒，欲以迁、固之书相拟，既为表志列传，又且作纪，以录王者诏书，盖不知类。”又如批评阮元，“《宋史》‘道学’之称，略同‘党锢’，而阮元辈非之。此可谓昧于史法者矣!”四是批判清代学者与朝廷合作。“清世人材乏绝，徒有狐媚之臣，乃少猜阻之士，其不列《奸臣传》，则得矣。若明珠、和坤、穆彰阿者，此即前史所谓‘佞幸’，弘、恭、石显之亚也。下逮王鸿绪、高士奇、张芾、何桂清、文廷式之流，出入禁闱，干摩宫寝，外托词藻，内作奸私；阎若璩、何焯、洪亮吉，幸于藩邸，复其亚次。”章太炎以是否入仕作为评价清代学者的标准，这也是他气节史观、民族大义的显现，正如陈平原所说：“章太炎曾评述有清三百年学术，主要尺度是入仕与否，对谋得一官半职的学者颇多微辞。”陈平原此话，应当说是颇有见地的。
最后，章太炎还对乾嘉时期的学者进行了派别划分，对清代汉学的发展历程作了较为详细的评论。他认为乾嘉汉学的确立，始自乾隆年间吴派的惠栋和皖派的戴震。
章太炎认为苏州学派，即吴派，惠栋是开创者，“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这一学派笃信好古，治学拘泥保守，缺少创新，惠栋一些弟子如江声、余萧客等，其学亦不甚高，“声为《尚书集注音疏》，萧客为《古经解钩沈》，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而徽州学派，即皖派，戴震是开创者，“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这一学派不泥古，颇多独得，与苏州学派治学风格迥异。戴震弟子中有名者为段玉裁、王念孙等，
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解。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
在此，章太炎鲜明表现出赞扬皖派而贬斥吴派的立场。章太炎的观点对梁启超影响很大，梁氏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批评吴派治学方法有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等缺点；而对皖派的治学方法，则大加赞扬，认为颇有实事求是精神，可为近世科学赖以成立之根基。
吴、皖之外，章太炎认为还有浙东学派，即四明学派，“然自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 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晋涵、鄞全祖望继之，尤善言明末遗事。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过《史通》。”浙东学派学者研究史学，追求经世致用，阐发民族精神，这对章太炎治学与思想之影响不可谓不大。此外，章太炎认为与皖派有学术联系的为扬州学派，“是时扬州又特出一支，即汪中。汪与王念孙为同事，又系同乡。汪之为学虽出于戴，而不为戴氏所缚，又宗顾炎武，不肯为章句之学，其毕生精力所萃，在《述学》一书中。此后扬州学者甚多。”扬州学派与皖派相同之处可谓多矣，但章太炎同中见异，从中可见其钻研学术的细致和缜密。与吴派有关系者为常州学派，“与苏州学派不算一支而有关系者，为常州学派。此为今文学派，其治学专以《春秋公羊传》为宗。此派开端者为庄存与，其后有名者为刘逢禄、宋翔凤，以及浙江之戴望等人。人虽多，而学术精良者少。”因章太炎褒皖贬吴的学术立场，常州学派也遭到抨击，这在论晚清学术时，表现更为明显。
章太炎对乾嘉时期学术派别的划分，便于学者对乾嘉学术的把握和研究，特别是他所提出的清代汉学吴、皖之分，大体上已成为学术界共识。但章太炎过分看重吴派与皖派的对立，而缺少对两派学术联系的正确分析，也是不可取的；而且，章太炎的这一学术立场，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误导了学术界对乾嘉汉学的研究，存在着研究中只重视皖派而轻视吴派的倾向。
三、论晚清学术，关注时代变革，褒古文而贬今文
章太炎在论晚清学术时，特别关注时代变革，突显了自己的学术与政治立场。对晚清今文经学家，尤其是清末今文学派大师康有为，章太炎极加贬低，他曾有言：“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道背弛，其后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亦由平情斟论，深知孔子之道，非长素辈所能附会也。”。可见，章太炎与康有为在政治立场与学术思想上真是似若水火。而对晚清古文经学家，章太炎又极尽赞颂之辞。他把晚清学者分为5等，而最高等就是俞樾、黄以周、孙诒让，“以戴学为权度，而辨其等差，吾生所见，凡有五等：研精故训而不支，博考事实而不乱，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若德清俞先生、定海黄以周、瑞安孙诒让，此其上也。”。章太炎的褒贬立场可谓鲜明矣。
章太炎对今文经学家的批评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一是章太炎批评魏源、龚自珍等治今文经学。如在批评魏源时，章太炎说，
夸诞好言经世，尝以术奸说贵人，不遇，晚官高邮知州，益牢落，乃思治今文为名高，然素不知师法略例，又不识字，作《诗、书古微》。凡《诗》，今文有齐、鲁、韩；《书》，今丈有欧阳、大小夏侯，故不一致，而齐、鲁、大小夏侯，尤相攻击如仇雠。[魏]源一切棍合之，所不能通即归之古文，尤乱越无条理。
如批评龚自珍等人时，又言：
仁和龚自珍，段玉裁外孙也，稍知书，亦治《公羊》，与魏源相称善。而仁和邵懿辰为《尚书通义》、《礼经通论》，指((选书》十六篇、《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矫造，顾反信东晋古文，称诵不衰，斯所谓倒植者。要之，三子皆好为姚易卓荦之辞，欲以前汉经术助其文采，不素习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讝语。
从中可以看出章太炎对今文学者的蔑视。在他看来，今文学者并不是真正研究学问。二是章太炎批评魏源、龚自珍等沽名钓誉，学术不精，基础不深，治学不严谨。他说：“魏源、龚自珍，乃所谓伪体者也。源故不学，惟善说满洲故事，晚乃颠倒《诗》、《书》，以钓名声，凌乱无序，小学尤疏谬，诩诩自高，以微言大义在是，其持论或中时弊，然往往近怪迂。自珍承其外祖之学，又多交经术士，其识源流，通条理，非源之侪，然大氐[抵]剽窃成说，无自得者。”。这是从学术的内在理路对今文学者进行否定。三是章太炎批评魏源等与清政府合作，回避满汉矛盾。如他在《学隐》篇中说道：
魏源为《李申耆传》，称乾隆中叶，惠定宇、戴东原、程易畴、江艮庭、段若膺、王怀祖、钱晓徵、孙渊如及藏在东兄弟，争治汉学，锢天下知慧为无用。包世臣则言东原终身任馆职，然揣其必能从政。二者交歧，由今验之，魏源则信矣。吾特未知其言用者，为何主用也?处无望之世，衔其术略，出则足以佐寇。
这鲜明反映了章太炎研究学术的政治立场。事实上，晚清魏源、龚自珍等今文学者面对西方的挑战冲击而求变通求革新的突破传统思想束缚的改革精神，在当时是有宝贵意义的。而章太炎的态度过于偏颇，看不到今文经学的积极一面。
对晚清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等古文经学家，章太炎则大加赞扬。首先，章太炎对这3位的学术贡献给予了较高评价。如俞樾治学纯正，“先是，浙江治朴学者，本之金鹗、沈涛，其他多凌杂汉宋。邵懿辰起，益夸严。先生教于诂经精舍，学者乡方，始屯固不陵节。”。而黄以周成就超出乾嘉诸儒，
初，宋世四明之学杂采朱、陆，及近世万斯同、全祖望，学始端实，至先生益醇，躬法吕、朱，亦不委蛇也。尤不喜陆、王，以执一端为贼道。平生不为流俗丈辞，诸华士皆谓先生不文，先生亦自退然。其说经陈事，象物闳肃，超出钱大昕、阮元诸儒上远甚。”。
章太炎对孙诒让治学成就评价最高，认为后来居上，集乾嘉学术之大成，“诒让学术，盖龙有金榜、钱大听、段玉裁、王念孙四家，其明大义、钩深穷高过之。”因此章太炎对孙诒让极为推崇，对孙氏学术渊源、治学特点把握准确。其次，章太炎对俞、黄、孙这3位学者的治学态度也持肯定态度，认为他们研究学问没有门户之见。如指出俞樾治学虽以古文经学为主，但也采纳今文经学的一些观点，无门户之见，“治《春秋》颇右公羊氏，盖得之翔风云。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深疾守家法、违实录者。”而黄以周“为学不拘牵汉宋门户，《诗》、《书》、《春秋》皆条贯大义，说《易》综举辞变象占，不偏主郑、王。”孙诒让治《周礼》博采众家，实事求是，同样也无门户之见，“诒让一切依古文弹正，郊社稀袷则从郑，庙制昏期则从王，益宣究子春、少赣、仲师之学，发正郑、贾凡百余事，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也。”
其实，章太炎本身亦系出古文经学派。上述3位学者中，俞樾是章太炎的老师，章太炎于杭州的诂经精舍跟随俞樾学习凡7年，得朴学真传。黄以周亦章太炎师辈，对章太炎早期学术思想有很大影响，而孙诒让则对章太炎有提携之功。这也就难怪章太炎对晚清古文经学家感情至深并称颂有加了。
纵观章太炎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不足之处颇为明显，如对清初学者评价主要从“严夷夏之防”的偏激立场来发论，对清中期学派的划分也有机械生硬之嫌，而对晚清魏源、龚自珍等今文学家，其批评更有失公正。但是，章太炎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亦值得我们珍视，诚如陈祖武所论：“近人治清代学术史，章太炎、梁任公、钱宾四三位大师，后先相继，鼎足而立。太炎先生辟除榛莽，开风气之先声，首倡之功，最可纪念。”这一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责任编辑：李 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