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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景扬1956年进入荣宝斋工作，直到1999年退休，历经40多个春秋。他一生从事荣宝斋木版水印书画与古画临摹工作，与众多书画名家结缘；他曾经在营业部从事过商品营销等工作，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他长期担任荣宝斋的领导职务，与众多国宝级艺术作品零距离接触，亲历并见证了众多的国宝传奇。
“我们用两大箱现金买回巨型田黄石，这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田黄石，我们称它为田黄王”
荣宝斋位于北京宣武区琉璃厂，长期以来不但对历代名家字画情有独钟，而且对文房四宝也关爱有加，其收藏的田黄石、白寿山石、鸡血石，无论数量和质量都为国内众多收藏单位所罕见，特别是珍贵无比的田黄石。
田黄石被誉为石中之帝，全世界只有我国福建寿山的一块不到一平方公里的田中出产，因色相普遍泛黄色，又产在田里，故称田黄石。从清代以来，就有“一寸田黄一寸金”的说法。
田黄石在历代本来产量极低，经过数百年的不断挖掘，到目前为止，已挖掘殆尽。乾隆以后就很难再有大型的田黄出现。到了今天一寸见方、质地上乘的田黄，拍卖多在百万以上。2006年10月，一件明代田黄石雕刻瑞狮镇纸，重约200余克在香港拍卖成交价4167.92万港元，创世界纪录，大概折合人民币20万元/克，目前精品田黄石均价已达10000元/克。
1986年秋，福州一名寿山石商人陈耀华来到荣宝斋，他告诉主管经营的米景扬，寿山乡发现一块4.5公斤重的大田黄，这令荣宝斋的专家们大吃一惊，决定到福州的寿山乡一探究竟。
米景扬说，当时是五个农民拥有这块石头，一般人不见。陈耀华跟他们关系不错，把我领去以后，能够让我见见石头。在一户农家，主人关上门，小心翼翼地从床下拖出一只油桶，从桶中捧出一个沉甸甸的包裹。一层层打开包裹，一块光泽四射的田黄石呈现在他们面前。石呈菱形，批把黄色，有一整块砖头大小，足有八九斤重。
米景扬回忆说，他自认为见过不少好石头，但从未见过如此之大的田黄石。他仔细查看了几遍，断定它的确是上品的田黄石，是稀世的无价之宝。于是，他示意随行的同志坚决买下。
艰苦的价格谈判开始了，双方来回讨价还价，但价格还是难以定下。经过几次三番地谈，后来农民们跟踪到米景扬他们住的旅馆，查了登记簿，知道他们确实是北京荣宝斋的，这才放下心来。经过来回谈判，最终以13.5万元谈妥。
价钱谈妥以后，农民们表示不要汇款，也不要支票，全部要现金。北京的汇款很快到了福建。当时尚无50元和100元的大面值钞票，最大面值的钞票就是10元的“大团结”。10元一张的人民币，装了满满一提包和两纸箱，米景扬他们抗着沉甸甸的钞票，换回田黄石，返回北京。
回京后，经准确称量，加工增亮，大田黄重达4275克，晶莹璀璨，温柔如玉，堪称神品，被称作“田黄王”。“田黄王”的美名不胫而走，想要购买者纷至沓来，当时就有海外客商出价100万购买，被荣宝斋婉言谢绝。一位老首长听到这事后指示说“拒绝得对，这是国宝，谁卖大田黄谁就是汉奸！”
现在收藏于荣宝斋的这块田黄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田黄石石材之一，而其价值已无法再用金钱来衡量了，它将作为荣宝斋的镇店之宝，永世珍存。
“应邀临摹《江山如此多娇》，它也是我们‘画’的作品”
举世瞩目的人民大会堂是凝聚中国人民智慧和创造力的宏伟建筑，也是新中国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在人民大会堂的迎宾大厅，悬挂有一幅以毛泽东《沁园春·雪》中的词句“江山如此多娇”为题的巨幅国画。这幅大画原作是1959年人民大会堂落成的时候，由傅抱石和关山月两位画家共同创作的。
到了1990年夏，尽展风采31年的这幅巨画开始出现一些问题：岁月沧桑使得画面发黄变旧；因人民大会堂漏雨，结果漏在画上面了，造成画面局部损伤；由于大会堂的厅堂开阔，气流变化多，使得巨画出现了裂口，等待。由于这幅巨画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毛主席、周总理审定的，傅抱石已于1965年故去，关山月也年事已高，请别人再画一幅也不妥当。最后，人民大会堂领导决定：临摹复制一幅供悬挂使用，把原作珍藏保护起来。
荣宝斋领导班子研究决定，派临摹复制专家孙树梅、米景扬承接这一光荣任务，并派两位年轻画家担任助手，组成一个四人的临摹班子。
临摹这幅大画，实属不易。米景扬回忆说，这幅画高7米，宽10米，他们用13张大纸接在一起，照着原画勾个轮廓，然后把这张画一点一点架起来。临摹的时候，他们在临摹的纸上放十几个垫子，把笔墨颜料也放在一个垫子上拉来拉去，人在垫子上走来走去，趴在地上画了一个月。
在临摹过程中，他们在画的局部再现笔情墨趣的同时，又要随时照顾整体的效果。选用什么样的毛笔，配用什么样的颜色，他们都要反复实验，力求作到与原作相同。
巨画上毛泽东手术的“江山如此多娇”几个字，由孙树梅临摹。孙树梅是荣宝斋一个木版水印的老专家，他临摹毛主席的字，跟毛主席写的一样，谁都看不出来。原来的“江山如此多娇”这几个字是写在信纸上的，放大以后，剪下来贴到原作上去，而我们是直接拿笔写上去的，所以更加生动一点。巨画临摹好以后，米景扬请荣宝斋一个叫宋学伟的篆刻家刻了一个大图章盖上。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临摹工作基本完成，但感觉画面整体有些新亮。米景扬决定在画面上上一遍他们自己调制的“旧色”，这样，画面基本接近了原作悬挂30多年所呈现的稍感黄旧的面貌。
临摹完成以后，因为傅抱石先生不在了，关山月先生那时候岁数也大了，在广东不常来，就请了当时北京著名的山水画家白石和何海峡两位老先生审定临摹质量。最后，中央有关领导决定替代原作，悬挂在人民大会堂。这幅临摹作品后来经关山月先生亲自过目，亦得到了肯定。这次临摹工作的成功完成，显示了米景扬在临摹上的高超技艺。目前，这幅画挂十几年了，不了解情况的谁也看不出是临摹品。
米景扬在几十年的荣宝斋工作中，长期练习临摹名画，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们经过多年临摹的《清明上河图》就被鉴定为一级文物。米景扬说，荣宝斋的临摹完全在画上反映，就是在这张画上染上近似于原作的纸卷，在纸卷上直接画，然后在正面进行做旧，哪儿颜色脱落了怎么样反映，哪儿颜色出现了阴阳等各方面的痕迹，都由画面反映，整个都是凭技巧来临摹古画，效果也可以说完全和原作一样。《清明上河图》临摹完了裱好以后，和原作摆在一起，请专家来审查有没有不同的地方，专家挑不出任何毛病。所以，《清明上河图》是故宫博物院的台柱子，摹本当时也确定为一级文物，因为整个摹本也花了五六年时间才摹成，只是中间因为文化大革命停了一段。
“我无意收藏，却成了众多名品的收藏家。原因是我对艺术的热爱。”
米景杨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十墨山房”，因为在漫长的30年间，他多方收集才收藏了十块古墨。
谈起自己的收藏，米景杨说，几乎每个藏品都有一段故事。
最早收藏的是一块乾隆暗款“云龙”墨，是去原来荣宝斋在王府井门市部玩的时候，看见了那儿从天津收来的这块墨。米景杨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他身上带着刚发的第四季度和全年的奖金，30块钱，就买了。回来以后，家里骂了他半天：“你买一块墨干吗？花这么些钱！”
“我就是喜欢，从小就喜欢。谁能想到将来还有拍卖这么一说？”米景杨说自己喜欢收藏的唯一原因就是对艺术的热爱。
现在经常有人以非常羡慕的语气对米景杨说：“你真有眼光，50年代就开始搞收藏！”谈到这里，米景杨笑了，他说：“其实这真是谬奖了。那时候的概念，只有像张伯驹、惠孝同先生那样，藏有宋元的多少名迹，才叫‘收藏’，买几幅当代画家的画，根本就是小打小闹，是玩儿，喜欢，哪里敢提‘收藏’二字，否则，编辑室的人还不笑掉大牙呀！”
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米景杨一参加工作就懂得节省。那时候他每月工资48元，一分钱都舍不得多花，但花几块钱、十几块钱去买字画，他却很少吝惜。他经常在看展览的时候买下喜欢的作品，于非闇先生的《柱顶红》、扇面，还有两件书法作品，刘继卣先生的一幅扇面，都是在他参观展览时买的。他还经常逛文物商店，淘回一些好东西。一次，他在宣武门珍赏斋买到了陈少梅先生的作品，是还不到半平尺的《探梅图》，就花了1块钱买下。后来还有一次碰上陈少梅先生的两把扇子《西园雅集图》和《桃花源图》，可就是25元一把了，当时他正好身上没有钱，当即向编辑室的老先生们东借5元，西借3元，将这两把成扇买了下来，但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他经济拮据，几乎缓不过气来。
米景杨回忆说，当时他花钱买画，完全是因为自幼喜欢丹青。他尤其喜爱花鸟画大师王雪涛先生的画。在“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年代，米景杨买过他一张画，23元，当时的发票还在。它是王雪涛的代表作之一，他的很多画册里都有这张画。那现在它值多少钱吗？有人出价到150万元，米景扬也没有把画卖掉。
1960年国庆节后，米景杨在门市部看到一张新摆出来的王雪涛先生新作《荷塘戏禽图》，是大于四尺整纸的巨幅，雪白的大天鹅占据了画面的下部，上部是绿叶红荷和两个鸣翠柳的黄鹂，用笔气魄极大，颇有新意，他喜欢极了。一问之下，卖23元，他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就想，攒钱去吧。天天看，看了一个多月，攒了一个多月，最后就下决心，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买了。
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都知道，尽管那时候人们都饿得难受，但也有5元钱一斤的“高级点心”、“高级糖”，还有5元一顿的高级饭。就在那种时候，米景杨能勒紧裤腰带，凑23元买了这张画。“我就愣饿着点儿，也要买这张画。没别的，就是特喜欢，爱。搁今天，15万元换成高级饭倒是不止五顿，但现在都吃不动了。”说到这里，米景杨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充满自豪。
那时候买了画，米景杨喜欢找个画框镶好挂在编辑室里，自己乐在其中。有一天侯恺经理看到了，用相当轻藐的口气说：你还买什么画呀！还不到门市去给卖喽。言下之意大概是，你一个小青年，挣得不多，生活又不富裕，拿钱买什么画呀，花好多的钱。这些话虽然让米景杨有点儿扫兴，但他还是舍不得把画卖掉，许多作品就这样被他收藏起来了。
米景扬
米景扬(19361—)北京人。擅长中国画。1956年到北京荣宝斋工作，长期从事木版木印画的编辑、描绘工作；60年代在故宫博物院从事古画复制工作。历任北京荣宝斋编辑、副编审、副总经理。作品有《放鹤》、《双清》、《秋韵》、《报晓图》等。出版有《米景扬画选》、《米景扬》、《米景扬画集》等。
“我们用两大箱现金买回巨型田黄石，这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田黄石，我们称它为田黄王”
荣宝斋位于北京宣武区琉璃厂，长期以来不但对历代名家字画情有独钟，而且对文房四宝也关爱有加，其收藏的田黄石、白寿山石、鸡血石，无论数量和质量都为国内众多收藏单位所罕见，特别是珍贵无比的田黄石。
田黄石被誉为石中之帝，全世界只有我国福建寿山的一块不到一平方公里的田中出产，因色相普遍泛黄色，又产在田里，故称田黄石。从清代以来，就有“一寸田黄一寸金”的说法。
田黄石在历代本来产量极低，经过数百年的不断挖掘，到目前为止，已挖掘殆尽。乾隆以后就很难再有大型的田黄出现。到了今天一寸见方、质地上乘的田黄，拍卖多在百万以上。2006年10月，一件明代田黄石雕刻瑞狮镇纸，重约200余克在香港拍卖成交价4167.92万港元，创世界纪录，大概折合人民币20万元/克，目前精品田黄石均价已达10000元/克。
1986年秋，福州一名寿山石商人陈耀华来到荣宝斋，他告诉主管经营的米景扬，寿山乡发现一块4.5公斤重的大田黄，这令荣宝斋的专家们大吃一惊，决定到福州的寿山乡一探究竟。
米景扬说，当时是五个农民拥有这块石头，一般人不见。陈耀华跟他们关系不错，把我领去以后，能够让我见见石头。在一户农家，主人关上门，小心翼翼地从床下拖出一只油桶，从桶中捧出一个沉甸甸的包裹。一层层打开包裹，一块光泽四射的田黄石呈现在他们面前。石呈菱形，批把黄色，有一整块砖头大小，足有八九斤重。
米景扬回忆说，他自认为见过不少好石头，但从未见过如此之大的田黄石。他仔细查看了几遍，断定它的确是上品的田黄石，是稀世的无价之宝。于是，他示意随行的同志坚决买下。
艰苦的价格谈判开始了，双方来回讨价还价，但价格还是难以定下。经过几次三番地谈，后来农民们跟踪到米景扬他们住的旅馆，查了登记簿，知道他们确实是北京荣宝斋的，这才放下心来。经过来回谈判，最终以13.5万元谈妥。
价钱谈妥以后，农民们表示不要汇款，也不要支票，全部要现金。北京的汇款很快到了福建。当时尚无50元和100元的大面值钞票，最大面值的钞票就是10元的“大团结”。10元一张的人民币，装了满满一提包和两纸箱，米景扬他们抗着沉甸甸的钞票，换回田黄石，返回北京。
回京后，经准确称量，加工增亮，大田黄重达4275克，晶莹璀璨，温柔如玉，堪称神品，被称作“田黄王”。“田黄王”的美名不胫而走，想要购买者纷至沓来，当时就有海外客商出价100万购买，被荣宝斋婉言谢绝。一位老首长听到这事后指示说“拒绝得对，这是国宝，谁卖大田黄谁就是汉奸！”
现在收藏于荣宝斋的这块田黄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田黄石石材之一，而其价值已无法再用金钱来衡量了，它将作为荣宝斋的镇店之宝，永世珍存。
“应邀临摹《江山如此多娇》，它也是我们‘画’的作品”
举世瞩目的人民大会堂是凝聚中国人民智慧和创造力的宏伟建筑，也是新中国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在人民大会堂的迎宾大厅，悬挂有一幅以毛泽东《沁园春·雪》中的词句“江山如此多娇”为题的巨幅国画。这幅大画原作是1959年人民大会堂落成的时候，由傅抱石和关山月两位画家共同创作的。
到了1990年夏，尽展风采31年的这幅巨画开始出现一些问题：岁月沧桑使得画面发黄变旧；因人民大会堂漏雨，结果漏在画上面了，造成画面局部损伤；由于大会堂的厅堂开阔，气流变化多，使得巨画出现了裂口，等待。由于这幅巨画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毛主席、周总理审定的，傅抱石已于1965年故去，关山月也年事已高，请别人再画一幅也不妥当。最后，人民大会堂领导决定：临摹复制一幅供悬挂使用，把原作珍藏保护起来。
荣宝斋领导班子研究决定，派临摹复制专家孙树梅、米景扬承接这一光荣任务，并派两位年轻画家担任助手，组成一个四人的临摹班子。
临摹这幅大画，实属不易。米景扬回忆说，这幅画高7米，宽10米，他们用13张大纸接在一起，照着原画勾个轮廓，然后把这张画一点一点架起来。临摹的时候，他们在临摹的纸上放十几个垫子，把笔墨颜料也放在一个垫子上拉来拉去，人在垫子上走来走去，趴在地上画了一个月。
在临摹过程中，他们在画的局部再现笔情墨趣的同时，又要随时照顾整体的效果。选用什么样的毛笔，配用什么样的颜色，他们都要反复实验，力求作到与原作相同。
巨画上毛泽东手术的“江山如此多娇”几个字，由孙树梅临摹。孙树梅是荣宝斋一个木版水印的老专家，他临摹毛主席的字，跟毛主席写的一样，谁都看不出来。原来的“江山如此多娇”这几个字是写在信纸上的，放大以后，剪下来贴到原作上去，而我们是直接拿笔写上去的，所以更加生动一点。巨画临摹好以后，米景扬请荣宝斋一个叫宋学伟的篆刻家刻了一个大图章盖上。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临摹工作基本完成，但感觉画面整体有些新亮。米景扬决定在画面上上一遍他们自己调制的“旧色”，这样，画面基本接近了原作悬挂30多年所呈现的稍感黄旧的面貌。
临摹完成以后，因为傅抱石先生不在了，关山月先生那时候岁数也大了，在广东不常来，就请了当时北京著名的山水画家白石和何海峡两位老先生审定临摹质量。最后，中央有关领导决定替代原作，悬挂在人民大会堂。这幅临摹作品后来经关山月先生亲自过目，亦得到了肯定。这次临摹工作的成功完成，显示了米景扬在临摹上的高超技艺。目前，这幅画挂十几年了，不了解情况的谁也看不出是临摹品。
米景扬在几十年的荣宝斋工作中，长期练习临摹名画，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们经过多年临摹的《清明上河图》就被鉴定为一级文物。米景扬说，荣宝斋的临摹完全在画上反映，就是在这张画上染上近似于原作的纸卷，在纸卷上直接画，然后在正面进行做旧，哪儿颜色脱落了怎么样反映，哪儿颜色出现了阴阳等各方面的痕迹，都由画面反映，整个都是凭技巧来临摹古画，效果也可以说完全和原作一样。《清明上河图》临摹完了裱好以后，和原作摆在一起，请专家来审查有没有不同的地方，专家挑不出任何毛病。所以，《清明上河图》是故宫博物院的台柱子，摹本当时也确定为一级文物，因为整个摹本也花了五六年时间才摹成，只是中间因为文化大革命停了一段。
“我无意收藏，却成了众多名品的收藏家。原因是我对艺术的热爱。”
米景杨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十墨山房”，因为在漫长的30年间，他多方收集才收藏了十块古墨。
谈起自己的收藏，米景杨说，几乎每个藏品都有一段故事。
最早收藏的是一块乾隆暗款“云龙”墨，是去原来荣宝斋在王府井门市部玩的时候，看见了那儿从天津收来的这块墨。米景杨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他身上带着刚发的第四季度和全年的奖金，30块钱，就买了。回来以后，家里骂了他半天：“你买一块墨干吗？花这么些钱！”
“我就是喜欢，从小就喜欢。谁能想到将来还有拍卖这么一说？”米景杨说自己喜欢收藏的唯一原因就是对艺术的热爱。
现在经常有人以非常羡慕的语气对米景杨说：“你真有眼光，50年代就开始搞收藏！”谈到这里，米景杨笑了，他说：“其实这真是谬奖了。那时候的概念，只有像张伯驹、惠孝同先生那样，藏有宋元的多少名迹，才叫‘收藏’，买几幅当代画家的画，根本就是小打小闹，是玩儿，喜欢，哪里敢提‘收藏’二字，否则，编辑室的人还不笑掉大牙呀！”
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米景杨一参加工作就懂得节省。那时候他每月工资48元，一分钱都舍不得多花，但花几块钱、十几块钱去买字画，他却很少吝惜。他经常在看展览的时候买下喜欢的作品，于非闇先生的《柱顶红》、扇面，还有两件书法作品，刘继卣先生的一幅扇面，都是在他参观展览时买的。他还经常逛文物商店，淘回一些好东西。一次，他在宣武门珍赏斋买到了陈少梅先生的作品，是还不到半平尺的《探梅图》，就花了1块钱买下。后来还有一次碰上陈少梅先生的两把扇子《西园雅集图》和《桃花源图》，可就是25元一把了，当时他正好身上没有钱，当即向编辑室的老先生们东借5元，西借3元，将这两把成扇买了下来，但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他经济拮据，几乎缓不过气来。
米景杨回忆说，当时他花钱买画，完全是因为自幼喜欢丹青。他尤其喜爱花鸟画大师王雪涛先生的画。在“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年代，米景杨买过他一张画，23元，当时的发票还在。它是王雪涛的代表作之一，他的很多画册里都有这张画。那现在它值多少钱吗？有人出价到150万元，米景扬也没有把画卖掉。
1960年国庆节后，米景杨在门市部看到一张新摆出来的王雪涛先生新作《荷塘戏禽图》，是大于四尺整纸的巨幅，雪白的大天鹅占据了画面的下部，上部是绿叶红荷和两个鸣翠柳的黄鹂，用笔气魄极大，颇有新意，他喜欢极了。一问之下，卖23元，他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就想，攒钱去吧。天天看，看了一个多月，攒了一个多月，最后就下决心，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买了。
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都知道，尽管那时候人们都饿得难受，但也有5元钱一斤的“高级点心”、“高级糖”，还有5元一顿的高级饭。就在那种时候，米景杨能勒紧裤腰带，凑23元买了这张画。“我就愣饿着点儿，也要买这张画。没别的，就是特喜欢，爱。搁今天，15万元换成高级饭倒是不止五顿，但现在都吃不动了。”说到这里，米景杨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充满自豪。
那时候买了画，米景杨喜欢找个画框镶好挂在编辑室里，自己乐在其中。有一天侯恺经理看到了，用相当轻藐的口气说：你还买什么画呀！还不到门市去给卖喽。言下之意大概是，你一个小青年，挣得不多，生活又不富裕，拿钱买什么画呀，花好多的钱。这些话虽然让米景杨有点儿扫兴，但他还是舍不得把画卖掉，许多作品就这样被他收藏起来了。
米景扬
米景扬(19361—)北京人。擅长中国画。1956年到北京荣宝斋工作，长期从事木版木印画的编辑、描绘工作；60年代在故宫博物院从事古画复制工作。历任北京荣宝斋编辑、副编审、副总经理。作品有《放鹤》、《双清》、《秋韵》、《报晓图》等。出版有《米景扬画选》、《米景扬》、《米景扬画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