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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鉴于近几年历史人文学科的相关研究整体呈活跃发展的态势，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命题还是以交叉学科为主的新兴视角，其研究成果皆是相当丰硕。文章拟从音乐史学的角度出发，以2016-2018年古代史学的研究趋势及相关热点问题为讨论背景，试图在历史学视域下对音乐史学的学科理论应用进行探讨。
[关键词]音乐史料;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现状
一、多角度的观察与解读：音乐史料的批判研究
在大的历史学科中，首先引发笔者思考的是提及较多的史料批判研究。此专题是近两年来中古史研究的热点，除去陆续刊出的文论著作，以此议题组织的学术会议同样也受到学界关注。在许多固有观念里，史料批判一词的重点应是“批判”，其含义也仅仅理解为研究过程中保持批判性的思维与眼光，这种认知显然还不够全面。鉴于音乐史学研究同样离不开对文本资料的梳理，如何辩证地观察史料、解读史料、运用史料，其批判性又如何体现？这也是音乐史学研究者在处理音乐史料时需要仔细斟酌的。
这里沿用孙正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一文中的定义：史料批判研究是近年来历史学中较为流行的一种研究范式，亦可以理解为对史料的一种处理方式。这种研究把以往多视为客观记录的历史文字看作是融入了史家的有意识、主观性的书写，注重探求历史文献的构造、性质以及执笔意图。①受实证史学的影响，在正式研究前，对相关音乐史料进行精心考证，求证其来源是否真实可靠，是传统音乐史学对史料的运用。史料批判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上继续追问，这个史料如何形成，为何这样呈现，其性质如何。换言之，在史料批判研究中并未将史料的真伪考证放在研究的第一位，而是重点关注史料为何会呈现为现在的样式。
那么涉及音乐史学领域，具体的研究又应如何展开？在孙正军《通往史料批判研究之途》一文中提到的方式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史料来源、书写体例、成书背景以及撰写意图。②若从这四个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这样的思辨以及研究方法亦有助于扩大研究路径与视野，从而进行多向性的考察。如笔者近期较为关注的民间歌谣和报刊文本，皆将其视作了近代或当代音乐史料来观察，除了纵向的梳理，其横向对比同样值得关注，以及是否可以将目光更多地转向史料形成的具体语境，对其呈现方式进行探究，从而获取更多的历史讯息。
这里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以下简称《集成》）为例，从史料批判研究层面来进行探讨。比如史料来源，也就是传统史学中对文本出处进行考证、辨析讹误，进而对其历史价值做出一定的判断。此著是20世纪70年代官方大力支持的大型音乐曲谱文献，是一部集成式的志书，从音、文、图、谱四个方面收录了不同地域、各个民族大量的民间歌谣，是漫漫历史长河中的宝贵遗产。若仅仅将《集成》视作单纯的歌曲大全来使用，则是极大地忽略了本著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纵观其史料形成的过程，从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到民歌采集的收录工作，都以文字的方式呈现。以传统史学对于史料真实可靠的原则来看，它是特定历史时期民间歌曲风貌的真实缩影，凝聚了世代人民的历史经验，有着极大的挖掘空间。如在民歌中有许多记录了当地革命历史的歌谣，其歌词多含有夸张手法的艺术加工，若要作为文献史料来佐证曾经发生过的史实，显然不够真实可信。但若从歌谣形成的具体背景出发，观察其社会环境、政治背景、文化思潮等，或者关注此史料的“不合理”之处，将其与官方正史记载的历史事件进行对比，从而探讨这首民歌为何以此种形式呈现，背后又有什么文化内涵，也不失为一种研究思路。
再如书写体例，这是传统史学史的研究中相当常见的论题，具体到史料文本的篇章命名、顺序排列、遣词造句，它的呈现方式在宏观上势必受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故而对书写体例进行解析，往往也能成为史料解析的线索之一。同样着眼至《集成》，就可以对其谋篇布局、体裁分类甚至序言概论的写作模式进行探究，具体考察其成书背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何关系，著作最终的呈现方式与参与人员的编撰工作有何联系。亦可以考察书中的不同地区的记谱方式、成书体例对后续的音乐学科理论建设有何贡献，而非仅仅将目光投掷于单纯的音乐曲谱。
当然，音乐史学领域对于史料批判研究这一方法论的运用绝不仅仅拘泥于《集成》之中，而是在史料的发掘上有但不限于传统史料，对史料的解读也尽量达到多角度与多层面，兼具广度与深度。以中国音乐史来说，受限于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对于传统史料的挖掘总有穷尽之时，将研究视角与路径扩大也是必然。比如针对音乐报刊文本、城市音乐活动等，亦可将其视为一种音乐史料的载体，它们无不记载了特定时期的音乐现象、音乐特征以及音乐风貌，并且一定会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环境乃至受众群体的审美倾向、意识形态息息相关，那么观察它们为何如此呈现也就有了研究价值与历史意义。但毋庸讳言，研究者也需正视史料批判研究的局限性。以上提到的研究方法严格来说仍是建立于传统的史料学之上，但并不限于此，更多的则是以此为起点来对音乐史料进行二次解释，乃至于对音乐历史图景的二次构筑。换言之，其实是从单纯的对音乐史料分析进一步到了对音乐史学分析的领域。因此也容易因研究者在二次构筑中由于主观性较强或论据不足而难以支撑论断，甚至难以自圆其说，从而陷入“破”有余而“立”不足的尴尬境地。
二、在平衡中寻找自洽：音乐史中的“形象史学”
不论是大的历史学科还是由此延伸的音乐史学，跨领域、多学科的交叉已经是相当常见的研究趋势，研究成果也呈井喷之势。研究视角强调创新，但人文学科尤其与历史学相关，又因传世文献与实物史料的原因有所局限，加之前人先辈成果斐然，那么如何運用多种形式、打破学科壁垒来进行具有创新性的多维研究也成了当下较受关注的问题之一。
在史索《活跃、推进与反思：2016—2018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写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提出的一种史学方法论——“形象史学”：“主要旨在打破学科界限，结合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等学科的共性与特殊性，融会图像学、新文化史等方法论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考据法，多角度、多层面梳理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脉络，进一步拓展史学研究的路径和视野。”{1}这种方法论并非是不同学科理论方法的简单嫁接拼合，而是观念的融会和思维的创新，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和背景条件来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叙述结构。 在刘中玉《历史研究中形象材料的使用问题》一文中则就这种史学方法论重点探讨了形象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价值及实践方法，突出形象材料的科学与艺术的双重价值，强调打通学科之间的壁垒，建立一种有效的合作机制和研究模式。{1}将这种史学方法论置于音乐史学背景中也同样适用，尤其是对音乐史学的交叉学科如音乐图像学、音乐考古学来说。随着音乐史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学科间的渗透性及交融性日益增强，也意味着其专业性不断深化，对形象材料的运用亦是必然之势。
以中国音乐考古学为例。这一新兴学科在如今的发展中已经日趋成熟，从早期李纯一先生的《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到王子初先生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到黄翔鹏先生、王子初先生主编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从早期简单的黑白摹本到如今高清彩色照片，有赖于科技手段的进步，以庞大的文字信息及丰富的形象材料建构了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基础。中国音乐史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是常因“无声的”音乐史而为人诟病，形象材料的建立则是填补了中国音乐史学中的一部分空白，提供了更为有力的实证史料，使学者得以从更广阔的视域来考察相关研究。
那么文中所言的“材料平等意识”{2}或可引以深思，即文字材料与形象材料之间的平衡。在中国音乐史的编纂中，受限于历代文献的记载，普遍是以文字材料为主导，以大量的文字信息来阐明千年来音乐历史的演变。而其中关于形象材料的使用则多服务于文字，以適当的图示——如乐器复原图、出土文物照片等来进一步补充说明。若以“形象史学”方法论中的平等意识来看，两者之间则不应以“图示”一言蔽之，简单诠释为“核心”文字与“辅助”图示的关系。这两者作为两个不同的叙事系统，理应承担不同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以某一时期的弹拨乐器形制的流变为例，基于古代乐器的记载在官方典籍或私人笔记中可能都只有零星几句，缺乏连贯性的同时也必然存在着一定偏差，以至于研究者很难在有限的文字中将乐器的流变沿革、来龙去脉解释清楚，那么形象材料的使用就显得至关重要，理应有但不限于出土实物、石窟壁画。具体的成果如何呈现，文字与形象材料之间的侧重点如何分配，还需结合具体研究对象进行考量，而非简单的由研究者的学术偏好决定。
与此密切挂钩的还有普及音乐考古文化的中国音乐博物馆的建设。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各大艺术院校倾力建设的音乐博物馆已经不再少见，但关于这个学科自身的理论建构可以说还是一片空白。具体而言，乐器是形象材料的具象化，音乐博物馆则是陈列、典藏以及研究人类音乐文化遗产的场所，它所展示的并非仅仅是几种乐器本体，而是一种对于历史轨迹的诉说、民族文化的传递与弘扬。而如何有效利用这一珍贵资源，又如何平衡具体的文物本体与介绍文字之间的关系，使其更好地为社会普及音乐历史文化教育，以及推进高校研究基地建设等，都是当下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大浪淘沙，沧海拾遗：大数据时代的音乐史料
除以上两种史学方法论，大数据时代对于史学研究的全方位推进同样不可忽略，这是科技发展的时代所趋。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将过去对传统史料的解读与现代信息化的手段相结合，为传统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这里仅从两个方面，简单探讨大数据时代对于音乐史学的影响。
首先是信息处理方式的便捷化。有赖于互联网的发展与数据库的不断更新，在研究过程中能在极为庞杂的数据中快速甄选、便捷检索、统计分析乃至得出结论，从而轻易达到个体研究者人力难以达成的目的，也使得研究成果的呈现更为准确与多元。例如近几年音乐图书馆的发展，具体分为线上与线下两种类型，究其本质也是一种数据库的建立。线下的音乐图书馆多以多媒体阅览室为主体，配备的资源除了音乐类图书与期刊外，还包含CD、DVD、数字音乐、黑胶唱片等视听资源的基础设备。而线上的音乐图书馆，不再囿于实地实物，涵盖的数据资源则更为包罗万象。例如于2006年9月建成发布的库克数字音乐图书馆就是主要针对世界古典音乐的线上大型音乐数据库。它整合了大量国际国内唱片公司的资源，收藏了世界现存98%的古典音乐、不同国家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音乐、爵士音乐、电影音乐、新世纪音乐等多种非流行音乐的音乐类型，汇聚了从中世纪到现代30000多位艺术家、100多种乐器的音乐作品，总计约200万首曲目。而除了这些蔚为大观的音响资料之外，图书馆还收录了丰富详尽的文字资料、视频资料、有声读物、乐谱资料等，极大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学习者与欣赏者的需求。如此庞大的音乐数据库，有赖于先进的通信技术与数字多媒体技术，也为音乐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平台与研究便利。
其次是音乐史料载体的丰富。中国音乐史的史料来源在过去，主要依赖于传世文献与出土实物的互相印证。随着时代发展，基于音乐的特殊性，录音磁带、CD、唱片等作为现代音乐传播的媒介，同样也被视为当代音乐史料的载体。而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对于音乐史料载体的定义，是否也可以进行一定的发散？例如音乐类公众号的推广文章、音乐刊物出版的电子刊，这一类的文本信息追根溯源，仍应属于音乐文献，只是由于文字载体的变迁而有所变化。那么它所呈现的文字信息是否具有史料价值，在编纂体例中又能否作为音乐史料成为当代音乐史的一份小小补充？再如音乐车载广播，也是当下十分常见的数字媒体，因常与听众存在交流互动而具有一定的即时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真实的音乐受众需求。那么这些能否作为当代音乐史料的载体，从而运用到实证中去，则又回到了笔者第一个关于音乐史料批判研究的命题。
如何在符合学科特点的基础上，尽可能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在庞大的数据流中甄选具有研究价值与研究意义的史料，以推动音乐史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这亦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新挑战。在大浪淘沙、沧海拾遗的同时，也仍需注意利用当下先进技术进行相关研究，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它理应是对传统音乐史学研究的有力补充，而非取而代之。
四、细而不碎，广而不泛：音乐史研究中碎片化的误区 近几年的历史学研究中经常会提及的一个研究误区，也就是关于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如张仲民在《理论、边界与碎片化检讨——新文化史研究的再思考》一文中就认为新文化史家必须在文化之外深化对社会和经济因素作用的认识，避免将文化泛化和走入历史研究碎片化的误区。{1}笔者认为这里的碎片化指的是将其研究对象置于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研究背景之下，如此呈现出的学术成果也将是割裂式的，这与史家的治史观密切相关。这里虽然针对的仅仅是新文化史，但只要是涉及历史学相关研究，就必然会面对这个问题。
这里首先应区分“碎片”以及“碎片化”两者之间的概念。关于这个问题学界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谓“碎片”，在历史学中大多指的是相对细小的、琐碎的或者微观的研究题目。以笔者本人来说，因自身能力有限，论述宏观而重大的问题难免显得空泛且浅薄，因此选择对相关专题进行“碎片”研究，化整为零就十分有必要。
以当代中国音乐史为例，若想针对音乐报刊进行研究而不划定具体年限范围与具体刊物，仅是泛泛而谈，即便是长期的专题研究，也很难做到面面俱到。而若拆分来看，仅对近十年来的某一份具有代表性的音乐报刊进行史料梳理，则能更好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需要注意的是，若仅仅针对文本本体或单独的音乐现象进行分析，或将这十年与它整体发展的流变轨迹割裂来看，显然会陷入文中提到的“碎片化”怪圈而不自知。近几年随着音乐史学研究角度的不断拓展，切入点随之也越来越细化，如何避免“碎片化”笔者认为应予以关注。
如对某少数民族的地方志或县志进行音乐史料的挖掘和梳理，有关音乐的文字记载可能相当琐碎，零星散于婚嫁、民俗等不同的篇目之中，若要避免“碎片化”的倾向，首先考量的应是对这些零碎的音乐史料所能进行的信息解读，而非破碎材料的罗列。民俗音乐活动的具体形态势必会反映更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内涵，如何更好地从宏观上把握这一问题，使其不孤立、不静止、不片面地呈现，也十分考验研究者对于史料与文献的驾驭能力。
音乐文化显然并不能独立于物质、经济或社会因素之外，但人们认知历史，抑或是音乐史，却一定是从局部的“碎片”出发的，局部与整体，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即便是再优秀的治史大家，亦很难做到在有限的生命里穷究人类漫长历史的全貌。故而这就要求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即使是很小的切入点，亦要保持整体观照的意識，吐故纳新，博采众长，进行多学科之间的交流对话，将跨领域的研究方法视为一种整体把握、全面认知的研究手段，时刻谨记充实自我，不断积累学术底蕴，在对研究专题进行选择时富有学术眼光，尽量避免孤立或者不具有学术价值的选题，警醒自身不要陷入碎片化的误区。
五、结语
近几年在音乐史学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不仅限于传统的研究方法，不仅限于固有的、单面的研究视角，而是结合了许多新的领域、新的材料、新的角度，在交叉学科的多元互动中赋予了研究内容新的内涵。可以挖掘的如宏观视角下的音乐专门史、区域音乐史、中国音乐教育史以及音乐断代史，跨学科视角下的中国音乐博物馆学、历史文献学、中国音乐历史地理学，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外音乐交流史、华侨华人音乐史等。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音乐史学同样方兴未艾，有着巨大而宽广的发展潜力及空间。史学研究面向过去，在史料方面受制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势必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那么如何在有限的资料中发掘新的史料，如何从新的角度新的视野去诠释传统命题，如何结合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先进的信息技术给中国音乐史学注入新的活力，这也是当下众多学者所共同面对的问题。
诚然，在当下，音乐史学领域的许多研究视角是受到了大的历史学科中前沿性学术成果的影响，尤其是我辈青年学者，沉下心来反思自身后觉得更多时候似乎只是为创新而创新，刻意追求跨学科所呈现出的新角度，而对前人研究思路的追随与模仿。因此是否真正落实了多学科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对所跨领域的学科体系是否真的深入了解，还有待商榷。
[关键词]音乐史料;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现状
一、多角度的观察与解读：音乐史料的批判研究
在大的历史学科中，首先引发笔者思考的是提及较多的史料批判研究。此专题是近两年来中古史研究的热点，除去陆续刊出的文论著作，以此议题组织的学术会议同样也受到学界关注。在许多固有观念里，史料批判一词的重点应是“批判”，其含义也仅仅理解为研究过程中保持批判性的思维与眼光，这种认知显然还不够全面。鉴于音乐史学研究同样离不开对文本资料的梳理，如何辩证地观察史料、解读史料、运用史料，其批判性又如何体现？这也是音乐史学研究者在处理音乐史料时需要仔细斟酌的。
这里沿用孙正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一文中的定义：史料批判研究是近年来历史学中较为流行的一种研究范式，亦可以理解为对史料的一种处理方式。这种研究把以往多视为客观记录的历史文字看作是融入了史家的有意识、主观性的书写，注重探求历史文献的构造、性质以及执笔意图。①受实证史学的影响，在正式研究前，对相关音乐史料进行精心考证，求证其来源是否真实可靠，是传统音乐史学对史料的运用。史料批判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上继续追问，这个史料如何形成，为何这样呈现，其性质如何。换言之，在史料批判研究中并未将史料的真伪考证放在研究的第一位，而是重点关注史料为何会呈现为现在的样式。
那么涉及音乐史学领域，具体的研究又应如何展开？在孙正军《通往史料批判研究之途》一文中提到的方式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史料来源、书写体例、成书背景以及撰写意图。②若从这四个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这样的思辨以及研究方法亦有助于扩大研究路径与视野，从而进行多向性的考察。如笔者近期较为关注的民间歌谣和报刊文本，皆将其视作了近代或当代音乐史料来观察，除了纵向的梳理，其横向对比同样值得关注，以及是否可以将目光更多地转向史料形成的具体语境，对其呈现方式进行探究，从而获取更多的历史讯息。
这里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以下简称《集成》）为例，从史料批判研究层面来进行探讨。比如史料来源，也就是传统史学中对文本出处进行考证、辨析讹误，进而对其历史价值做出一定的判断。此著是20世纪70年代官方大力支持的大型音乐曲谱文献，是一部集成式的志书，从音、文、图、谱四个方面收录了不同地域、各个民族大量的民间歌谣，是漫漫历史长河中的宝贵遗产。若仅仅将《集成》视作单纯的歌曲大全来使用，则是极大地忽略了本著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纵观其史料形成的过程，从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到民歌采集的收录工作，都以文字的方式呈现。以传统史学对于史料真实可靠的原则来看，它是特定历史时期民间歌曲风貌的真实缩影，凝聚了世代人民的历史经验，有着极大的挖掘空间。如在民歌中有许多记录了当地革命历史的歌谣，其歌词多含有夸张手法的艺术加工，若要作为文献史料来佐证曾经发生过的史实，显然不够真实可信。但若从歌谣形成的具体背景出发，观察其社会环境、政治背景、文化思潮等，或者关注此史料的“不合理”之处，将其与官方正史记载的历史事件进行对比，从而探讨这首民歌为何以此种形式呈现，背后又有什么文化内涵，也不失为一种研究思路。
再如书写体例，这是传统史学史的研究中相当常见的论题，具体到史料文本的篇章命名、顺序排列、遣词造句，它的呈现方式在宏观上势必受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故而对书写体例进行解析，往往也能成为史料解析的线索之一。同样着眼至《集成》，就可以对其谋篇布局、体裁分类甚至序言概论的写作模式进行探究，具体考察其成书背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何关系，著作最终的呈现方式与参与人员的编撰工作有何联系。亦可以考察书中的不同地区的记谱方式、成书体例对后续的音乐学科理论建设有何贡献，而非仅仅将目光投掷于单纯的音乐曲谱。
当然，音乐史学领域对于史料批判研究这一方法论的运用绝不仅仅拘泥于《集成》之中，而是在史料的发掘上有但不限于传统史料，对史料的解读也尽量达到多角度与多层面，兼具广度与深度。以中国音乐史来说，受限于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对于传统史料的挖掘总有穷尽之时，将研究视角与路径扩大也是必然。比如针对音乐报刊文本、城市音乐活动等，亦可将其视为一种音乐史料的载体，它们无不记载了特定时期的音乐现象、音乐特征以及音乐风貌，并且一定会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环境乃至受众群体的审美倾向、意识形态息息相关，那么观察它们为何如此呈现也就有了研究价值与历史意义。但毋庸讳言，研究者也需正视史料批判研究的局限性。以上提到的研究方法严格来说仍是建立于传统的史料学之上，但并不限于此，更多的则是以此为起点来对音乐史料进行二次解释，乃至于对音乐历史图景的二次构筑。换言之，其实是从单纯的对音乐史料分析进一步到了对音乐史学分析的领域。因此也容易因研究者在二次构筑中由于主观性较强或论据不足而难以支撑论断，甚至难以自圆其说，从而陷入“破”有余而“立”不足的尴尬境地。
二、在平衡中寻找自洽：音乐史中的“形象史学”
不论是大的历史学科还是由此延伸的音乐史学，跨领域、多学科的交叉已经是相当常见的研究趋势，研究成果也呈井喷之势。研究视角强调创新，但人文学科尤其与历史学相关，又因传世文献与实物史料的原因有所局限，加之前人先辈成果斐然，那么如何運用多种形式、打破学科壁垒来进行具有创新性的多维研究也成了当下较受关注的问题之一。
在史索《活跃、推进与反思：2016—2018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写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提出的一种史学方法论——“形象史学”：“主要旨在打破学科界限，结合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等学科的共性与特殊性，融会图像学、新文化史等方法论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考据法，多角度、多层面梳理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脉络，进一步拓展史学研究的路径和视野。”{1}这种方法论并非是不同学科理论方法的简单嫁接拼合，而是观念的融会和思维的创新，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和背景条件来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叙述结构。 在刘中玉《历史研究中形象材料的使用问题》一文中则就这种史学方法论重点探讨了形象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价值及实践方法，突出形象材料的科学与艺术的双重价值，强调打通学科之间的壁垒，建立一种有效的合作机制和研究模式。{1}将这种史学方法论置于音乐史学背景中也同样适用，尤其是对音乐史学的交叉学科如音乐图像学、音乐考古学来说。随着音乐史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学科间的渗透性及交融性日益增强，也意味着其专业性不断深化，对形象材料的运用亦是必然之势。
以中国音乐考古学为例。这一新兴学科在如今的发展中已经日趋成熟，从早期李纯一先生的《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到王子初先生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到黄翔鹏先生、王子初先生主编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从早期简单的黑白摹本到如今高清彩色照片，有赖于科技手段的进步，以庞大的文字信息及丰富的形象材料建构了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基础。中国音乐史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是常因“无声的”音乐史而为人诟病，形象材料的建立则是填补了中国音乐史学中的一部分空白，提供了更为有力的实证史料，使学者得以从更广阔的视域来考察相关研究。
那么文中所言的“材料平等意识”{2}或可引以深思，即文字材料与形象材料之间的平衡。在中国音乐史的编纂中，受限于历代文献的记载，普遍是以文字材料为主导，以大量的文字信息来阐明千年来音乐历史的演变。而其中关于形象材料的使用则多服务于文字，以適当的图示——如乐器复原图、出土文物照片等来进一步补充说明。若以“形象史学”方法论中的平等意识来看，两者之间则不应以“图示”一言蔽之，简单诠释为“核心”文字与“辅助”图示的关系。这两者作为两个不同的叙事系统，理应承担不同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以某一时期的弹拨乐器形制的流变为例，基于古代乐器的记载在官方典籍或私人笔记中可能都只有零星几句，缺乏连贯性的同时也必然存在着一定偏差，以至于研究者很难在有限的文字中将乐器的流变沿革、来龙去脉解释清楚，那么形象材料的使用就显得至关重要，理应有但不限于出土实物、石窟壁画。具体的成果如何呈现，文字与形象材料之间的侧重点如何分配，还需结合具体研究对象进行考量，而非简单的由研究者的学术偏好决定。
与此密切挂钩的还有普及音乐考古文化的中国音乐博物馆的建设。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各大艺术院校倾力建设的音乐博物馆已经不再少见，但关于这个学科自身的理论建构可以说还是一片空白。具体而言，乐器是形象材料的具象化，音乐博物馆则是陈列、典藏以及研究人类音乐文化遗产的场所，它所展示的并非仅仅是几种乐器本体，而是一种对于历史轨迹的诉说、民族文化的传递与弘扬。而如何有效利用这一珍贵资源，又如何平衡具体的文物本体与介绍文字之间的关系，使其更好地为社会普及音乐历史文化教育，以及推进高校研究基地建设等，都是当下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大浪淘沙，沧海拾遗：大数据时代的音乐史料
除以上两种史学方法论，大数据时代对于史学研究的全方位推进同样不可忽略，这是科技发展的时代所趋。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将过去对传统史料的解读与现代信息化的手段相结合，为传统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这里仅从两个方面，简单探讨大数据时代对于音乐史学的影响。
首先是信息处理方式的便捷化。有赖于互联网的发展与数据库的不断更新，在研究过程中能在极为庞杂的数据中快速甄选、便捷检索、统计分析乃至得出结论，从而轻易达到个体研究者人力难以达成的目的，也使得研究成果的呈现更为准确与多元。例如近几年音乐图书馆的发展，具体分为线上与线下两种类型，究其本质也是一种数据库的建立。线下的音乐图书馆多以多媒体阅览室为主体，配备的资源除了音乐类图书与期刊外，还包含CD、DVD、数字音乐、黑胶唱片等视听资源的基础设备。而线上的音乐图书馆，不再囿于实地实物，涵盖的数据资源则更为包罗万象。例如于2006年9月建成发布的库克数字音乐图书馆就是主要针对世界古典音乐的线上大型音乐数据库。它整合了大量国际国内唱片公司的资源，收藏了世界现存98%的古典音乐、不同国家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音乐、爵士音乐、电影音乐、新世纪音乐等多种非流行音乐的音乐类型，汇聚了从中世纪到现代30000多位艺术家、100多种乐器的音乐作品，总计约200万首曲目。而除了这些蔚为大观的音响资料之外，图书馆还收录了丰富详尽的文字资料、视频资料、有声读物、乐谱资料等，极大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学习者与欣赏者的需求。如此庞大的音乐数据库，有赖于先进的通信技术与数字多媒体技术，也为音乐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平台与研究便利。
其次是音乐史料载体的丰富。中国音乐史的史料来源在过去，主要依赖于传世文献与出土实物的互相印证。随着时代发展，基于音乐的特殊性，录音磁带、CD、唱片等作为现代音乐传播的媒介，同样也被视为当代音乐史料的载体。而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对于音乐史料载体的定义，是否也可以进行一定的发散？例如音乐类公众号的推广文章、音乐刊物出版的电子刊，这一类的文本信息追根溯源，仍应属于音乐文献，只是由于文字载体的变迁而有所变化。那么它所呈现的文字信息是否具有史料价值，在编纂体例中又能否作为音乐史料成为当代音乐史的一份小小补充？再如音乐车载广播，也是当下十分常见的数字媒体，因常与听众存在交流互动而具有一定的即时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真实的音乐受众需求。那么这些能否作为当代音乐史料的载体，从而运用到实证中去，则又回到了笔者第一个关于音乐史料批判研究的命题。
如何在符合学科特点的基础上，尽可能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在庞大的数据流中甄选具有研究价值与研究意义的史料，以推动音乐史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这亦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新挑战。在大浪淘沙、沧海拾遗的同时，也仍需注意利用当下先进技术进行相关研究，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它理应是对传统音乐史学研究的有力补充，而非取而代之。
四、细而不碎，广而不泛：音乐史研究中碎片化的误区 近几年的历史学研究中经常会提及的一个研究误区，也就是关于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如张仲民在《理论、边界与碎片化检讨——新文化史研究的再思考》一文中就认为新文化史家必须在文化之外深化对社会和经济因素作用的认识，避免将文化泛化和走入历史研究碎片化的误区。{1}笔者认为这里的碎片化指的是将其研究对象置于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研究背景之下，如此呈现出的学术成果也将是割裂式的，这与史家的治史观密切相关。这里虽然针对的仅仅是新文化史，但只要是涉及历史学相关研究，就必然会面对这个问题。
这里首先应区分“碎片”以及“碎片化”两者之间的概念。关于这个问题学界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谓“碎片”，在历史学中大多指的是相对细小的、琐碎的或者微观的研究题目。以笔者本人来说，因自身能力有限，论述宏观而重大的问题难免显得空泛且浅薄，因此选择对相关专题进行“碎片”研究，化整为零就十分有必要。
以当代中国音乐史为例，若想针对音乐报刊进行研究而不划定具体年限范围与具体刊物，仅是泛泛而谈，即便是长期的专题研究，也很难做到面面俱到。而若拆分来看，仅对近十年来的某一份具有代表性的音乐报刊进行史料梳理，则能更好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需要注意的是，若仅仅针对文本本体或单独的音乐现象进行分析，或将这十年与它整体发展的流变轨迹割裂来看，显然会陷入文中提到的“碎片化”怪圈而不自知。近几年随着音乐史学研究角度的不断拓展，切入点随之也越来越细化，如何避免“碎片化”笔者认为应予以关注。
如对某少数民族的地方志或县志进行音乐史料的挖掘和梳理，有关音乐的文字记载可能相当琐碎，零星散于婚嫁、民俗等不同的篇目之中，若要避免“碎片化”的倾向，首先考量的应是对这些零碎的音乐史料所能进行的信息解读，而非破碎材料的罗列。民俗音乐活动的具体形态势必会反映更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内涵，如何更好地从宏观上把握这一问题，使其不孤立、不静止、不片面地呈现，也十分考验研究者对于史料与文献的驾驭能力。
音乐文化显然并不能独立于物质、经济或社会因素之外，但人们认知历史，抑或是音乐史，却一定是从局部的“碎片”出发的，局部与整体，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即便是再优秀的治史大家，亦很难做到在有限的生命里穷究人类漫长历史的全貌。故而这就要求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即使是很小的切入点，亦要保持整体观照的意識，吐故纳新，博采众长，进行多学科之间的交流对话，将跨领域的研究方法视为一种整体把握、全面认知的研究手段，时刻谨记充实自我，不断积累学术底蕴，在对研究专题进行选择时富有学术眼光，尽量避免孤立或者不具有学术价值的选题，警醒自身不要陷入碎片化的误区。
五、结语
近几年在音乐史学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不仅限于传统的研究方法，不仅限于固有的、单面的研究视角，而是结合了许多新的领域、新的材料、新的角度，在交叉学科的多元互动中赋予了研究内容新的内涵。可以挖掘的如宏观视角下的音乐专门史、区域音乐史、中国音乐教育史以及音乐断代史，跨学科视角下的中国音乐博物馆学、历史文献学、中国音乐历史地理学，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外音乐交流史、华侨华人音乐史等。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音乐史学同样方兴未艾，有着巨大而宽广的发展潜力及空间。史学研究面向过去，在史料方面受制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势必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那么如何在有限的资料中发掘新的史料，如何从新的角度新的视野去诠释传统命题，如何结合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先进的信息技术给中国音乐史学注入新的活力，这也是当下众多学者所共同面对的问题。
诚然，在当下，音乐史学领域的许多研究视角是受到了大的历史学科中前沿性学术成果的影响，尤其是我辈青年学者，沉下心来反思自身后觉得更多时候似乎只是为创新而创新，刻意追求跨学科所呈现出的新角度，而对前人研究思路的追随与模仿。因此是否真正落实了多学科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对所跨领域的学科体系是否真的深入了解，还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