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布谷鸟在园子里游荡
　　这里所说的园子，是北京的清华园。机缘巧合，我最近有幸在这个园子里游荡了几天。和我一起游荡的除了骄阳下的热浪和绿荫下的清风，还有就是两只布谷鸟。准确地说是两只布谷鸟的叫声，我看不见它们的飞翔和栖息。至于为什么是两只，则是我据一声紧接一声的呼叫频率和叫声的细微差别判断出来的。
　　我很感蹊跷。布谷鸟应该是属于乡村吧，为什么会在繁华绮丽的京都久久盘桓呢？我生活的那座城市幅员面积不大，四面都处在乡村的包围之中，但为什么没有听到过它的鸣叫呢？
　　宋代的蔡襄诗云：“布谷声中雨满犁，催耕不独野人知。荷锄莫道春耘早，正是披蓑化犊时。”从古至今，布谷鸟都在芒种前后，一成不变地保留着预报农时提示农事的异秉，业已经形成农耕文化的代表性声音。100多年前，当清华大学还是地处城市远郊的小小的“清华学堂”时，在成为文化人精神殿堂时，定然还是布谷鸟的温煦的故乡。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两只布谷鸟是在祖先的领地（领空）飞翔，不管时间怎样流逝，社会怎样变迁，不管空间怎样转换挪移，领地怎样被建筑物蚕食吞占，它们依然固守着曾经的家园，履行着天赋的使命。
　　眼下正是大学毕业季。清华园到处都是穿戴着学位服兴奋不已的毕业生。学位服其实是颜色各异的袍子，紫色为学士，蓝色为硕士，红色为博士。我于是戏言——满园都是“袍哥”人家啊！穿上袍子再戴上相同颜色的学位帽，一个个就有模有样人五人六的了。
　　喧嚣和嘈杂，掩盖了布谷鸟的叫声，让人感到它们的孤寂和冷落。
　　同样孤寂和冷落的还有一些故人——已故之人。
　　当然还有我。为排解这份不合时宜的情绪，我远离那些洋溢着的青春和漫漶着的浪漫，在布谷鸟的引导下游走，去探访那些“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先贤。
　　最为冷落的要数朱自清了。在“水木清华”外，在他精心营造出诸多意境的荷塘边，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他孤零零地坐着，着一袭天然的汉白玉长衫，戴一副宽边眼镜，表情肃然而落寞。荷塘太大，先生塑像太小，被拥挤着拍照的少年少女所忽略。在他们的心目中，满池塘的田田荷叶和稀稀疏疏开着的荷花，似乎更能代表他们的状态，凸显他们的心境。
　　朱先生于是有点格格不入。
　　我环池塘绕了一大圈，来到先生的身边，陪他枯坐良久。没有游人来打搅，但我们还是无言以对，只好在一起发呆。
　　就想起与朱先生的“神交”来。说起来也与这荷塘有关。最初版的《荷塘月色》中有这样一句，“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因为有一位叫陈少白的给朱先生写信说，夜间蝉子是不鸣叫的。朱先生真以为自己错了，再版时就删掉了，我用的教材也就没有这一句。但我是十分清楚地记得蝉子在夜间是要鸣叫的，尤其是在酷热的夏夜，吵得人心烦。何况，辛弃疾不是早就吟到“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吗？于是，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供学生们探讨。同学们七嘴八舌，争论激烈，一堂课被我上得乌烟瘴气，并且偏离了教学主题，没有引导学生去理解文章的意境、主题、中心思想什么的，反过来议论生活与写作的关系，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主观臆断与客观真实的关系等等。最后，我还不知天高地厚地评价先生，为人固然是虚怀如谷，治学固然是严谨认真，但未免也太迂阔了些吧。后来，我读到先生《关于“月夜蝉声”》一文，他说：“我们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例如由有些夜晚蝉子不叫，推论到所有夜晚蝉子不叫。于是相信这种推论便是真理。其实只是成见。这种成见，足以使我们无视新的不同的经验，或加以歪曲的解释。我自己在这儿是个有趣的例子。”我就为自己的肤浅羞愧得无地自容了。这堂课，恰恰被巡视的管教学的副校长在窗外偷听到了，居然在全校教师大会严厉批评我，说我背离教学大纲，亵渎经典，信口雌黄，妄议大师云云。朱先生，你让我从业几十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公开点名指责。我怎么能忘记你呢？
　　再往前走，是一个小山坡，坡上有一小亭——自清亭。四周也是空无一人，只有一块纪念石碑孤单地立于亭外一侧。自清先生，你就自清吧，自清自明，也自清自静吧。《春》已远，《背影》已远，《荷塘月色》已成俗不可耐的“荷塘悦色”，月没有了，我即使在亭上高声朗读，也不会有一点回应。我还是默默地独自徘徊吧。
　　这时，布谷鸟的叫声听起来有些许凄清。
　　紧邻自清亭的是闻亭。闻者，闻一多是也。这是一座六角亭，与自清亭不同的是，亭中有一口大钟，最初为号令全校作息而设，曾名钟亭。后为纪念闻先生，特将此亭命名为“闻亭”。先生已逝，洪钟犹在，有风乍起，钟鸣深沉，恰似先生的断喝和怒吼。钟人合一，人似钟，钟如人，相得益彰。如此创意，可谓深谙先生之人格文品之实质。
　　山坡下有闻先生石质塑像，竖起的长发，坚毅的目光，桀骜不驯的肢体语言，十分传神也十分阳刚。雕像呈赭红色，远看像一团火焰。这火焰是“红烛”点燃的吧？
　　闻先生看起来并不孤独，或者说已经习惯了孤独。从他冷峻的目光中，我看到了很多內容，这目光足以洞穿每个人的身体和心思。
　　先生的烟斗里已经没有烟卷了，我多想给他点燃一支。我知道，先生烟瘾极大。穷困潦倒没钱买烟时，声称要戒烟。夫人说他就这一个爱好，坚决不允，就把烂菜叶晒干滴上香油给他抽。早年看到一则逸闻，说闻先生进入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问：“哪位吸烟？”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上一支，缓缓抽上一口烟，在烟雾缭绕中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我以为这是真正的名师作派，也是很好的教学状态。在师范教书时，我曾依样画瓢，拿出教师食堂饭菜票放在讲台上，问：“哪位要改善生活？请自取。”那时的学生大都拘泥而理智，仅有个别顽劣的取走几张去“小灶”开荤。我的东施效颦没有成为佳话而是成了笑谈。
　　今天，我该到哪里去找他喜爱的叶子烟呢？恰如我该到哪里去找他的精神。
　　布谷鸟，你能告诉我吗？
　　我对朱自清和闻一多两位先生的认识，是一知半解的粗浅。我当然知道他们的主要身份是学者、教授，在各自的教学和研究领域里都有很高的建树。但对我来说，更在意他们作家、诗人的身份，因为，他们作为副业偶尔为之的文学，其成就的灿烂，掩盖了他们独树一帜的学术光芒。此外，我还知道他们都是有真性情的人。仅此而已。 　　吴晗曾经说：“一多和自清性格是完全不同的，自清小心，拘谨，温文尔雅，从来不会厉色疾言；一多豪放、爽朗，侃侃而谈，大声疾呼，有时还会声泪俱下。”但两个人都是有风骨的，都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誉，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写到：“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在毛氏的文章中，把两个文人相提并论，极尽褒奖之能事，是极少有的，这当然是因为他们都是民族的脊梁、精英之楷模；学界把他们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师；民间把他们相提并论，因为他们有很深的过往和情感交集。
　　朱闻二位在清华园（包括西南联大）一起教书育人做学问十四年，惺惺相惜（闻牺牲后，朱自清尽全力抱病整理其文集），死后也作为芳邻长相厮守，冥间对话，不能不说是品行的相容和文字的缘分。虽然他们性格迥异，但在治学态度上，却有着一致的谨严，在道德文章方面，也有着相同的追求与情怀。所以人们称他们是清华园的“双子星座”。
　　虽然闻一多为"狂者"，朱自清为"狷者"，但最后都成为了“斗士”。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一多是斗士，佩弦（朱自清字）就是不必定以斗士姿态出现而仍不失为斗士的人。"在各自不同的历程中，终于达到共同的归宿。我想，这才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根本原因。
　　在清华园，我瞻仰了两尊塑像，一玉一石，玉之温润石之坚强，准确凸现人物的鲜明特征；
　　在清华园，我走进了两座亭子，一碑一钟，一表纪念一表警示，其意义皆非同一般。
　　在清华园，我还捡拾起了两只布谷鸟的叫声。布谷，神鸟也，又叫子规、杜鹃。前人诗曰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杜鹃叫得春归去，吻边啼血苟犹存”，都说到了“啼血”。啼血，其实是带血而歌，恰如朱闻二位先生沥血传道、血写诗文、血沃中华。因此，我有充足的理由认定：那两只布谷鸟就是二位先生的化身！
　　春归去了，东风还能唤回吗？
　　两江与二陈
　　乐山乐水历来是仁者和智者之所为。
　　我自知算不上仁者，更与智者无缘。但因为早年学过几天中国山水画，因而有很深的山水情结。尤其与水缘分不浅，连性格都不免有点“水性”——柔弱、内向。究其原因还是在水边生活的时间太长的缘故。幼时，随教书的母亲在故乡四川射洪县一个叫龙宝的乡村小学上学。“龙宝”这个地名来源于民间二龙抢宝的传说。所谓宝，就是我们学校所在的那座孤立的山峰——龙宝山（唐代叫独座山），二龙就是环绕这山的两条江——涪江和梓江。涪江我们叫大河，是从绵阳流下来的；叫梓江小河，是从梓潼、盐亭方向流下来的，那郁郁葱葱的独座山就是一个大元宝，两条龙都奔来争抢，结果涪江赢了，梓江只好归顺，在山脚下拐了个弯，并入涪江，被收编成为支流。后来，我飘零到了嘉陵江边，并定居在江边一座叫南充的城市。
　　大半生与涪江和嘉陵江结缘厮守，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她们温婉的抚慰。
　　当然，涪江更多时候是流淌在记忆中，是我人生中具有梦幻色彩的浪漫主义片段，是浇灌花朵的甘霖和桨声渔火的载体；嘉陵江则非常现实地陪伴着我，灌溉着我的田亩。两相比较，一个是懵懂青涩时期遇到的一个清纯的村姑；一个是既相濡以沫又磕磕碰碰几十年的老伴。
　　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地理与人的关系，我认为地理对人的影响是致命的，一个人的命运如何，往往取决于所处的地理位置的优劣，时尚的说法叫“区位”。但涪江和嘉陵江，却让我分不出个高低来，分量是同等的重，情分是同样的深。所以，最近我给自己刻了一枚闲章，叫做“两江散人”。而过去刻的“涪江渔夫”和“嘉陵走卒”就不再用了。
　　涪江发源于岷山主峰雪宝顶，那源头我去过，当我看见一条大江居然是由一个个从地下冒出的水泡汇聚成涓涓细流，再汇合成滔滔江流的情景时，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所以，当我在川西高原行走时，我十分在意涪江在上游地段的情状，留心她的飘逸或雄浑，倾听她的低吟或高歌。
　　嘉陵江发源于遥远的秦岭，是从西北来的阳刚之气十足的汉子。流到南充境内，进入浅丘和冲积扇小平原，江面开阔，江流平缓，一下子就委婉而丰腴了，像风情万种的少妇。这个经历和嬗变与涪江近似，都是由崇山峻岭和不毛之地逐渐过渡成为温柔富贵乡的。
　　两条江像两条手臂环着我，让我始终走不出她们的怀抱，事实上，她们更像是在接力，涪江汇入嘉陵江，嘉陵江汇入长江；也可以说，涪江把我交给了嘉陵江，而嘉陵江最终还是要把我交给长江的——当然要看我的心有多远。
　　两条江滋养了我五十多年了，除了赖以生存的水，还有深厚的文化。其中，两个陈姓的伟人，几乎是直接把我这个毛坯送到了一个文史工场，三五两下就把我给定型了——定型为一个与文化结缘的人。
　　一個叫陈寿，诞生在嘉陵江边一个古称安汉的地方。
　　一个叫陈子昂，在陈寿死去350多年后，在涪江边金华山下横空出世。
　　因为生活在不同的朝代，二位同姓的四川老乡无缘交集，但他们的思想未必就没有相逢和碰撞。陈子昂作为晚生，未必就没有读过《三国志》。这个无需过分推衍，更不必考证。只需在读《三国志》的同时，读读《陈伯玉文集》就知。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登幽州台歌》外，还有《感遇诗》。你会从中看到二陈的情智相通和精神吻合，甚至还会感觉到他们是在隔空对话。陈寿乃良史，虽多次被权臣迫害贬黜，仍以卓尔不群的风骨和刚正不阿的胆识，秉笔直书三国风云，真实臧否历史人物，其人格和成就堪与司马迁、班固比肩。所以后人在他读书的南充西山万卷楼上，高挂起“并迁双固”四字牌匾，给予至高无上的评价。陈子昂性情耿介，因敢于直言而屡遭迫害，以至于冤死狱中。这与陈寿性格和遭遇也有相似之处。而他作为唐代诗歌革新的先驱，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其诗歌风骨峥嵘，寓意深远，苍劲有力，对后世影响深远，受到杜甫的推崇，也直接影响到李白、张九龄等大诗人的诗歌创作。从这个角度看，诗人和史家的质朴刚健的风骨与文心，可谓一脉相承。 　　我是在龙宝山度过少年时光的，听着陈子昂的故事和传说长大。陈子昂的墓就在学校的背面，记忆中那墓很是高大，全是青石条砌的，占地面积也宽，周围绿树掩映，是我们儿时玩耍的乐园。可惜在“文革”中，却被“破四旧”的革命群众用锄头、钢钎把坟墓捣毁了，青石条弄去砌了水渠或垫了猪圈。挖坟的时候我在现场看热闹，里面似乎没啥东西，可能就是一衣冠冢吧——据说，怕武则天鞭尸，老百姓在远近为陈子昂修建了很多座墓，其中不少是空墓。直到1999年，经过专家考证，还是认定龙宝山的墓是陈子昂唯一的墓。遂在原址重修陵园，恢复原貌，坟墓面对梓水，右傍涪江，风水极好。
　　“文革”后期，我为找个人出路而来到南充。十三四岁的少年，难免有思念父母和故乡的时候，就经常跑到不远的嘉陵江边，独立良久。嘉陵江其实和涪江很相似，都是平缓从容地向下游流去，也让我的思乡情顺流而下；想来母亲也会时常在涪江边思念孩儿，江水会載着她的思念，在一个叫合川的地方，与嘉陵江汇合，这样母子的情感也就汇合了，相通了。无独有偶的是，我居住了几十年的那条大街，居然叫涪江路！这就让我大大地消减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漂泊感，后来就“反认他乡为故乡”了。
　　认识陈寿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三国演义》看了几遍，知道作者是罗贯中。《三国志》的作者却长期被忽视了。为此，南充的文化人有些愤愤不平，说，没有陈寿就没有《三国志》，没有《三国志》哪来《三国演义》？于是，陈寿才古董一样被挖掘出来，我也才知道他是南充第一文化名人。接着就是去读《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对照着读，读出了很多有趣味有意思的东西来，尤其是陈寿记事简略，取舍严谨的文风，让人获益匪浅。后来，我在南充媒体供职编副刊，曾一度用“万卷楼”作为一个读书版的刊名，因为万卷楼是陈寿读书的地方。再后来，我到市委宣传部工作，负责南充的对外宣传。陈寿，作为屹立在三国文化源头的巨人，无疑成了我手中最有分量也最常用的一张名片。
　　古时两个读书人，留下两个读书处——陈寿万卷楼和陈子昂读书台。我认为这才是“二陈”相通的最有力的佐证。而我因为喜爱读书，又无形中把我和两位先贤连接到一起了。
　　有时我会想，我何德何能，却有如此的幸运——我出生的故乡和客居的第二故乡，分别都有一条有名的大江，分别都有一个文化名宿。这难道不是上苍对我的特殊眷顾吗？然而，怎样才能对得起两条大江对我生命的浇灌、思想的洗濯？怎样才能无愧于两位先贤的故乡人？
　　记得孔子说过这样的话，水能启发君子，让君子以水的特性来比喻自己的德行修养。如此看来，陈寿、陈子昂的道德文章，当然与涪江、嘉陵江不无关系了。
　　我将继续亲水。与涪水春色、嘉陵浮云终生为伴，不离不弃；我也会继续膜拜“二陈”，让他们思想和艺术的光辉恒久地照耀着我平凡的日子。
　　石头记
　　单位例行体检，发现身体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好几个部位出现了小小的状况，其中，最揪心的是一颗膀胱结石，已经差不多三公分了。三公分！该有一个鸽子蛋那么大了吧。这石头，潜伏在我的体内多年，不断地自我膨胀，占据着膀胱有限的空间，还不时地搞一下堵塞、摩擦的小动作，让我随时感觉到他的存在和威胁。
　　医生说，不能拖了，必须开刀手术了。
　　开刀？手术？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的不败金身将被打破，我得接受大半生来第一次输液，第一次打麻药，第一次躺在手术台上任人“宰割”，第一次需要他人护理的现实。还有，我再也不能夸海口，说“除了肚脐眼之外，本人没有其它任何疤痕（常常引申为做人做事的清白）”……
　　更为重要的是，我收藏的石头中，将增加一个新的特殊的种类。
　　哎，谁教我几十年来钟爱“石头”呢？谁教我总是与石头有不解之缘呢？
　　小时候家贫。假期往往要为筹集下学期的学费想办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的家乡在涪江边，江边的鹅卵石滩就是我挣钱的地方，鹅卵石中有一种叫做“广子”（学名石灰石），这石头放在石灰窑里经过几天的烧制，就成为石灰。整个假期的大多数时光，我都是在这片石滩上度过的，弯着腰，睁大眼，寻找着，辨识着。拿不稳的，还有用力将其砸开，闻闻是否有一股汽油味。一早出门，中午的伙食是两块连麸面馍馍，就着涪江没有多少污染的水咽下充饥；黄昏时分，和一群十岁左右的伙伴一起，蹒跚着步子，挑着五六十斤沉重的石头，到几里路外的石灰窑上去卖。买家经过严格的检验，把一些似是而非的石头挑出来，就只有四五十斤了，可以卖到两毛钱。那些似是而非的石头，最终还是被买家回收烧成了石灰——这是我最早感受到的明目张胆的剥削。面对这种剥削，幼小的心中居然心甘情愿并且还心存感激——如果老板不收买我的石头，我的学费哪里来呢？后来学政治经济学，才知道很多没有觉悟的工人都是我这样的心态，感激资本家给了碗饭吃，对剥削的本质、资本家的手段、剩余价值什么的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看见一个同行的小伙伴累得吐血，乌黑的血滴在石头上，才感到那些石头的沉重和丑陋，心中不免产生怨怼。
　　贾平凹写了一篇有名的散文《丑石》。所谓丑石其实是陨石，是大美之石。我倒真见过一块丑石，是在老家射洪县金华镇，这里是唐代大诗人陈子昂的故乡。史载，陈子昂受武则天迫害返乡赋闲。射洪县令段简得武三思授意，借故将陈子昂投入监狱，经受百般折磨凌辱后陈子昂冤死狱中。民间传说，段简死后，变成了一块其丑无比的石头，被百姓丢入茅坑浸泡数百年后捞出，依然其丑无比，却增加了一个让人厌恶的特质——奇臭无比。只要敲击，就会发出阵阵臭味。早年这石头放在镇上天宫院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我曾经多次去敲击过，的确臭气熏人。而今这石头已不知去向，或许是被人当做文物收藏了吧。
　　说到敲击石头，我又想起嘉峪关的几块石头来。当年，我在嘉峪关内徘徊，在高大的城墙一隅，埋有几块怪石，拣一石子轻轻敲，怪石竟会传出“啾啾”的燕叫，这声音在关内回应不绝，令人惊叹。相传，这是昔日飞燕不灭的精灵，那些痴迷的飞燕飞不过高高的嘉峪关城楼，竞纷纷触墙面而死。后来，但凡将士出征，总要事先在此击石，以能否听到燕鸣之声来占卜凶吉…… 　　同是石头，展现的性质差异判若霄壤；同是敲击，传达的丑陋与凄美泾渭分明。
　　后来，我从涪江漂泊到嘉陵江边。嘉陵江边曾经也是有大片大片的鹅卵石滩的。适逢修建南充第一座嘉陵江大桥，失学的我，就加入了修桥的临时工队伍，十三四岁，干不了重活，就与一些同龄人和老太婆一起碎石。所谓碎石，就是把鹅卵石用一条废旧轮胎条箍住，再拼命用榔头敲成小块，和水泥搅拌成混凝土铺桥面。不需要过称，验收人员用皮尺量，按立方给报酬。钱没挣到多少，但结识了几个好伙伴。其中一个伙伴的母亲，是一个著名画家的亲戚，知道我曾经在射洪学过绘画，就把我介绍给那位画家，画家看了我的习作，说，还有点基础，只是把荷花画大了，大过荷叶了。笑归笑，还是就把我介绍到工艺美术厂当了学徒，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命运。
　　如今，每当我开车从那桥上驶过，我的自豪感都会油然而生。
　　握着画笔的时候，我想，这以后应该不会再向石头讨生活了吧。殊不知，更加沉重和漫長的“石缘”在等着我呢。我被动员下乡当知青（虽然我不是知识青年）了。生产队长不愿花钱给我添置一年四季的各种农具，就把我安排到农田基建队，也就是开山打石修水渠。只需要给我一根铁錾、一把铁锤就行了。于是，我的两年知青生涯大都是在山坳和石料场度过的。直到我把一根近一米长的铁錾打得只剩下三寸，才结束我的石匠生活。其间，我学会了分辨石头的肌理，学会了开槽，打螃蟹眼，学会了抡起大锤开启石条，这是一个粗犷、野性同时也带有民间诗意的活——和师傅一起站在悬崖之上，拖声幺幺地唱一句，再把大锤稳准狠地砸向螃蟹眼的铁楔子上，石头顺着肌理裂开，形成石条，再用钢钎撬下崖去，让下面的人抬走。师徒二人轮流地唱，轮流地砸，像二人转，唱的内容是民歌，但多是民歌的糟粕，俚俗之中还带有色情意识。似乎只有这样，才不累，才有力。
　　再后来的几十年，我做的都是文化工作，看起来是与石头不打交道了。但我偏偏又迷上了石头的收藏。最初画画要刻名章、闲章等，需要石头，后来就发展到收集奇石，费了不少心力。
　　石头啊石头，我们缘分不浅啊！这种缘分，不仅给了我独特的人生体验，还影响着我的性格，比如，有石头一样的固执，看准了是事情哪怕是错的也一定要干下去，碰到南墙不回头，一条胡同走到底，因而失去了很多发达的机会，还吃了不少哑巴亏；有石头一样的冷硬，看不顺眼的人和事，绝不趋附，绝不随波逐流，甚至连虚与委蛇也不愿意。
　　曹雪芹说：“无才可去补青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我这顽冥不化的石头，虽无才也，但却不愿被拿去补天，天，岂是吾辈可以补的？还是留在人间吧，即使被泥土掩埋，即使被弄去铺路，也踏实啊！正如一首歌唱的那样：“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深深地埋在泥土之中，千年以后，繁华落寞，我还在风雨中为你等候”……
　　如此看来，在我的体内生长出石头来，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清明节的尴尬
　　又是一年清明节。
　　一大早起来有些无聊，想起今天是每周一次的酒友聚会的日子。过去都是一个热心的“秘书长”负责安排和通知，但今天我的手机像关机了似的没有动静。只好自己打过去问，那边哈哈一笑，说，我正在高速开车，回老家祭祖！咋的？你不回去烧炷香？
　　我无以为对，只好默默挂机。
　　清明节的尴尬又开始了。
　　我何尝不想喝五邀六地组织有血缘关系的人去拜谒一下祖宗神庙，让他们护佑我和我的家人。但我的确不知道该在哪里去祭奠，袅袅的香烟该在那一片葳蕤的所在弥散。
　　《三国演义》里，张飞在“三英战吕布”仍未取胜后使用了暴力语言，大骂吕布为“三姓家奴”，说的是他没有道德底线，一次次地认贼作父，算起了应该有三个姓氏，即生父的，义父甲丁原的，义父乙董卓的。写到此处我心里踟蹰，犹豫不定，因为每每看到“三姓家奴”几个字就脸红耳燥，自作多情地觉得是在骂我。
　　我本姓曹，曹操的“曹”。这个姓我的使用期很短，在我出生几个月后，姓曹的父亲成为右派被弄到一个遥远的大山里劳改去了，劳动改造真是一辈子的事情，直到晚年才长麻吊线、拖泥带水地结束。母亲那时还年轻，她没有服从组织命令和父亲离婚，但为了我们兄弟俩的前途，决定我们不再姓曹，改随母姓，以表示我们和父亲划清界限的决心。这在当时是一种必须做出的政治姿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态度决定一切，其实是决定了我随波逐流，几易其姓的多舛命运。
　　母亲姓唐。不识字的时候，唐和糖是分不开的，心中暗想，姓唐（糖）了，甜甜的日子来了。然而，我等来的是只有用“甜”的反义词才能形容的漫长的岁月……
　　随着哥俩长大，生活问题、上学问题、就业问题让母亲的头发早早地花白了。显然，她瘦弱的肩膀已经负荷不起两个小伙子的未来了。吃穿用度增加尚可节衣缩食，但“黑五类”的家庭最多只能有一个读中学，读了中学就得下乡当知青，以我们家不堪的社会背景来分析，下了乡一辈子也别想回城。但当时还是有个人性化的政策——“两丁抽一”，即两个孩子必须插队下乡一个，如只有一个的则可以留城自找出路。母亲于是决定要送走一个才行了，即过继一个给我们远方的没有子嗣的姨父。民间说“皇帝爱长子，百姓想幺儿”，我家是个例外，哥哥长得端正高挺，是个好坯子：而我却有些病病殃殃的。母亲权衡再三，就以姨夫是个医生，老二身体不好，去了可以检查治病为由，让我去“和亲”了。我也乐得而为之，因为去的是一个叫南昌的“大城市”，是我心向往之的共产党“八一”起义的地方。去了才知道我听错了字，是南充而不是南昌。后来这个城市的新闻经常被错报为南通和南允，我总觉得与我有关。
　　于是，我就姓了现在的姓，一个表疑问的词，很宿命地带给我无休无止的思想困惑和接踵而至的生活难题……
　　虽然我和吕布都属“三姓”之人，但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他是人中龙凤，是乱世英雄，而我是凡夫俗子，穷酸书生，这让我很自卑。转念一想，我之“三姓”是时代和命运强加给我的，我是“被”“三姓”了，而吕布的“三姓”是生父死后为找靠山而拜荆州刺史丁原为义父，后又被太师董卓以赤兔马诱惑，杀了丁原，拜董卓为义父。他是主动求“三姓”的。吕布攀附权贵，有奶便是娘，虽是沙场好汉，但骨子里奴性十足，叫他家奴也不冤枉他。而在这一点上，我和他判若云泥。 　　几十年后，我已经能淡然坦然地和朋友言说这段历史了。朋友开玩笑说，幸好没姓曹，姓曹的出了个大奸臣曹操，名声很坏。你若姓了，给人第一印象就不好。也是，秦桧以后，人们取名都不用这个“桧”字，其实桧木是很珍贵的，台湾人叫神木，提炼出来的桧木精油很畅销。“桧”是一个高贵的字眼。朋友还说曹操的“操”，多糟糕的一个字眼，是北方人说话常带的一个脏字。这个我不能接受，要为同姓的老祖宗讨个公道。我说，你咋就不从节操、操守方面去想呢？是自己心理先肮脏了吧？
　　多年来，为曹氏翻案的人不少，老祖宗现在成了文武兼备的杰出的政治家，由臭狗屎突变为香饽饽，好几个地方在争抢“注册”为他的出生地。但在几十年前，我就私下认定曹操是自己的祖宗了。那时偷看台湾唐人写的《金陵春梦》，书中说蒋介石本姓郑，叫郑三发子。他后来之所以取名叫蒋中正，中正中正，就是祖宗姓郑的意思。我那时幼稚，弄不清小说和传记的根本区别，就当真了。联想到自己，也觉得不能数典忘祖，心中认定曹姓是本姓，以至于后来我写文章，就曾用了一个笔名叫“宗朝”，依样画瓢，剽窃了唐人的创意。其实只要细细想想就会察觉，小说家是在玩文字游戏，从他把马歇尔更名为“牛歇尔”、把陈布雷更名为“臣不累”这小技巧就可以看出戏说的成分，当不得真。
　　够尴尬的了吧，朋友？
　　你说我是到哪个地方去祭奠祖宗呢？在这个敏感的时间节点，我去跪拜任何一个家庭的祖宗都可能引起另外两个家庭的不满和怨怼。唯一的也是最行得通的就是，我哪儿都不去，就呆在这个城市的蜗居里“宅着”。我在网上搜索出一炷炷冒着烟的高香，立在电脑显示屏里，默默地垂首肃立一阵之后，又打躬作揖一番，如此“祭拜”我实际上的或者是名义上的先人。不知咋的，我总觉得像公祭。
　　清明，每年都有一次，我的尴尬也不可避免地至少每年一次。本家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说“尴尬人难免尴尬事”，今天看来就是在说我这样的人。
　　有一个新名词叫“尴尬期”，是一个养有宠物犬的朋友告诉我的，指狗因生长的原因偏离了本犬种应有的比例、协调感和美感，变得很不好看的一个特定时期，如小男孩的变声期、中老年的更年期。等这个时期熬过了就又是漂亮乖巧的狗狗了。
　　我多想也有个“尴尬期”，那样的话，不管怎样我总会在某一个时期挣脱尴尬的缠缚，甩手甩脚地自由行走，尤其是在日朗天青、惠风和畅的清明時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