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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因为出身的原因，毕飞宇时时在作品里间接或直接地表达对教育的思考。
《哥俩好》《地球上的王家庄》《哺乳期的女人》可以说是毕飞宇思考大教育范畴里的作品。直接以教师与学生或校园生活为题材的，则有《好的故事》《玉秧》《家事》《写字》《白夜》。长篇小说《推拿》也有很多教育内涵可以挖掘，诸如生命教育、特殊教育、励志教育及价值观的建立等。毕飞宇还有一个短篇小说《相爱的日子》也指涉到教育。而近期发表的短篇小说《大雨如注》，则是直面已经非常“庞大”而“深邃”的教育问题，给出了一个作家负有责任的良知发问与终极思考。
“狠”的教育
《大雨如注》给我们呈现的是当下教育之“狠”：
大姚、韩月娇夫妇在女儿姚子涵四岁时便开始让孩子“上‘班’”——第一个班就是舞蹈班，学民族舞；下过四年围棋，有段位；写一手明媚的欧体；素描造型准确；会剪纸；“奥数”竞赛得过市级二等奖；擅长演讲与主持；能编程；古筝独奏上过省台的春晚；英语还特别棒，美国腔。
作品还交代了一点：“公主（即主人公姚子涵）在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接受过很好的礼仪训练，她的举止相当好，得体，高贵，只是面无表情……”
你能想象现在的中小学生在学校之外有多少课程的压力吗？
姚子涵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哪里还是“棋琴书画”能够概括得了的呢？最能体现姚子涵实力的还要数学业，她的学业成绩始终稳定在班级前三、年级前十。
姚子涵对自己非常狠，从懂事的那一天起，几乎没有浪费过一天的光阴。和所有的孩子一样，这个狠一开始也是给父母逼出来的。可是，话要分两头说，这年头哪有不狠的父母？都狠，随便拉出来一个都可以胜任典狱长。结果呢？绝大部分孩子不行，逼急了能冲着家长操家伙。姚子涵却不一样，她的耐受力就像被鲁迅的铁掌挤干了的那块海绵，再一挤，还能出水。
还没有完。比典狱长还狠的父母突然发现，应该替女儿找一个地道的美国佬培训口语。
正是这个英语口语培训，成了压死骆驼的一根稻草，作品高潮部分是姚子涵在大雨如注中与口语老师米歇尔的一场狂欢，疯狂发泄。后果是发高烧，得了脑炎，然后是昏迷一个星期，醒来以后忘记母语，但却用三段非常流利的美式英语，一会儿问候父亲，一会儿感谢老板，一会儿感谢父母，最后感谢评委。莫名其妙，让人匪夷所思。这种典型的精神错乱的征兆，属于一种自恋幻想型精神病。姚子涵精神失常，吓坏了大姚夫妇。作品在此收笔。
毕飞宇用文学手段为我们呈现了当下我们所面对的“狠”的教育以及这种“狠”的教育所酿成的悲剧。
反思“狠”的教育
首先，我们发现，姚子涵的确很优秀，是同龄人中的翘楚。但她为什么又如此脆弱而卑抑？
在姚子涵身上，除了我们非常熟悉的看得见与看不见的那些因素以外，还有很多我们的家长与老师非常陌生的东西。人们见过这些陌生的东西，但却习焉不察，熟视无睹。恰恰是这些陌生元素，一步步导致姚小涵走向悲剧的境地。
独生子女家庭，无休无止的课外培训，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学科作业。这几乎是现在的学生的全部生活。但姚小涵孤独与寂寞的心灵空间，却被家长与老师们忽略了。
姚子涵有一个朋友“爱妃”，“‘爱妃’和姚子涵在同一个舞蹈班，‘妖怪’级的二十一中男生，挺爷们的。”“姚子涵和‘爱妃’谈得来倒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原因，主要还是两个人在处境上的相似。处境相似的人未必就能说出什么相互安慰的话来。但是，只要一看到对方，自己就轻松一点了。”但就这样一个处境上相似的朋友，却被父母轻易而粗暴地否决了，也终于导致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成为最终悲剧上演的前奏。
再譬如，内心没有归宿感，缺少真正的皈依与寄托，也无法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这也是父母所无法体量与体会的。
姚子涵内心的自卑与失落感，父母们从来没有体察到，而一旦体察到时，却偏偏又与“钱”扯上了关系。这一来，倒是精明的父亲大姚觉得委屈，却没有发现，问题绝不仅仅是“钱”能解决的。
在姚子涵的内心深处，没有归宿感和方向感，恰恰就是我们的教育最大的症结所在，教育已经疲软到无法给人以心灵的抚慰的境地。
姚子涵为什么卑抑而脆弱？表面上看，她太令人羡慕了，但是，这对姚子涵来说却并未能产生真正的骄傲与自豪。在她看来，自己练的民族舞蹈，在“国标”面前却显得“过于柔美，过于抒情了，是小家碧玉的款”，而她的乐器古筝则“既不颓废，又不牛掰”，“视觉上不帅，没电”。“好孩子”的姚子涵“感觉自己委琐了，上不了台面。”就更别提钢琴了，在姚子涵看来，“就算买得起，钢琴和姚子涵家的房子也不般配，连放在哪里都是一个大问题。”
还有出身问题，无论精明的父亲是否拥有一大笔因拆迁而获得的巨额回报，在姚子涵幼小的心灵里，父母的卑微出身，只能让她与“爱妃”有共同的诉求：“最大的愿望就是发明一种时空机器，在他的时空机器里，所有的孩子都不是他们的父母的，相反，孩子拥有了自主权，可以随意选择他们的爹妈。”
然而，最大的问题恰恰在这里。姚子涵自身的价值谱系与价值标准已经完全被扭曲，而现在的教育者，却不能以真正的价值观诉求来引导姚子涵们。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未能从根本上像这一场大雨一样让姚子涵体认到中国文化与血脉对一个中国未来的优秀公民姚子涵的意义。
因此，拥有那么多让人羡慕的才华的姚子涵表面上高傲、冷峻，却没有骨子里的骄傲与自信，内心深处是无法排遣、无处倾诉的自卑。
而这种自卑，在姚子涵这里是小事，放大了看，则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不自信。这样，便产生了一种让人无法承受的生命与文化之轻。这种不能承受的“轻”，是对中国当下教育的最为精当的描述。然而，这又是我们的家长们、老师们所无法体察的。
毕飞宇在这里的安排，显然煞费苦心：用民族舞对应国标舞，用古筝对应西洋的钢琴。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姚子涵的那么卑抑与脆弱里，竟然是一种文化的自卑或因本土文化缺位而引起的卑抑——而这，恰恰是我们当下教育失却灵魂的根本原因。 最后让姚子涵汉语失语，而英语雄起，便成为神来之笔，其隐喻意义，相信只要稍有一点文学细胞的人都能感到，我们的教育，输了！美国女孩米歇尔同样遭到一场大雨，但人家大声喊道：“爱——情——来——了！”而且“——进啦！”“——进球啦！”我们的姚子涵也参与了这场“足球赛”，却落得昏睡一个星期，最后连母语都被搞丢了。
因而，毕飞宇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感与良知，也就在此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一个作家因为有着这样的境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虽然毕飞宇在这部作品里同样有着毕氏出道以来便形成的语风，灵性、精致、内敛而放纵，然而，一场汉语的狂欢，却是以最终让汉语悬置的方式来收场，这种残酷的意味，如果不仔细阅读，是很难发现作家的用心所在的。作家舍弃自己所钟爱的汉语，而用英语收笔，相信，作家本人也自有一种无言的痛苦。
“狠”的教育，说到底，原来是如此疲软。
一种发现或一种教育秘密
作品里有两重极有意味的发现：
“姚子涵就觉得自己亏大发了。她的人生要是能够从头再来多好啊，她自己做主，她自己设定。现在倒好，姚子涵的人生道路明明走岔了，还不能踩刹车，也不能松油门。飙吧。人生的凄凉莫过于此。姚子涵一下子就觉得老了，凭空给自己的眼角想象出一大堆鱼尾纹。”这种超越年龄的沧桑感，是这一代孩子真实的人生；而那种“明明走岔了，还不能踩刹车，也不能松油门”的人生状态，其实正隐喻了中国当代教育本身。
这样的教育与教育过程，责任究竟在谁？
原因是否还在我们的教育本身？责任是否在于这些孩子们的父母？
因而，在这篇小说里，隐含着一个非常凝重的话题：谁是教育第一责任人？
一般来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的习惯、教养等非智力元素的品质，基本都是受父母的影响。而社会本身则从价值观、文化浸染、审美熏陶等方面构建起一个孩子成长的环境。虽然，我们看到的是，当下社会，一边是建构，但同时又是消解。也就是说，除了父母的影响之外，这个已经让人莫衷一是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时时充当着孩子们的导师，另一方面又时时以悖谬的方式存在着。
这是一个常识。然而，当孩子进入学校之后，这一常识性的问题便被束之高阁了，或者说，是被学校、老师或家长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因为对孩子的要求只剩下非常单一的学业考试。所以，孩子一旦出现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学校和老师，而不是家庭和社会。也就是说，人们习惯将所有的教育责任都推给学校与老师，却从没有发现，自己实在责莫大焉：父母亲，是教育的第一责任人；社会环境对孩子的教育与影响，则作用甚巨。
因而，“教育第一责任人”缺失，或“教育第一责任人”的负面影响，应该说是《大雨如注》所要表达的另一重教育之思。当姚子涵昏倒，当姚子涵精神失常后，教育的第一责任人竟然无法寻找到。
另一层的深刻意蕴在于：姚子涵有脱不了的干系！
姚子涵悲剧的发生，我们固然可以将责任推给社会，推给学校，推给那些巴望着子女成为“王子”与“公主”的父母，然而，“王子”与“公主”们有没有责任呢？
诚然，我们的成人社会所持的价值坐标产生了歪斜，但是，在这样歪斜的价值坐标系中成长起来的王子与公主，他们的欲望也一步步被点燃，并且，非常享受这一倾斜的坐标系所带来的快感。姚子涵就非常享受自己的“气质好”，享受那种当“画皮”的感觉。而且，她还十分配合地和父母们合作。姚子涵的爸爸大姚在家长会上曾这样控诉说：“我们也经常提醒姚子涵注意休息，她不肯啊！”姚子涵本人呢，“一般的头疼脑热她哪里肯休息，她一节课都不愿意耽搁。‘别人都进步啦！’这是姚子涵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通常是跺着脚说。”
仅仅一笔，不但写出了姚子涵的要强，更点出了姚子涵甘于配合的心态。
我们一直指责社会与父母，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一个层面。
由此，毕飞宇的这篇小说还从教育常识的角度揭示了另一个问题：
教育的第一责任人是父母，另一个重要的责任人，则是姚子涵们自己。
毕飞宇也是从这里出发，来揭示姚子涵的悲剧成因的。
小说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在米歇尔第一次家教之后，正当大姚夫妇觉得亏大了，感叹“弱国无外交，——为什么吃亏的总是我们？”时，“姚子涵却转过身，捣鼓她的电脑和电视机去了。也就是两三分钟，电视屏幕上突然出现了姚子涵与米歇尔的对话场面，既可以快进，也可以快退，还可以重播。——刻苦好学的姚子涵同学已经把她和米歇尔的会话全部录了下来，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出来模仿和练习。”
在这一细节里，姚子涵是多么懂事多么甘心地配合着“苦大仇深”的父母，来完成他们自身的文化学习的过程。
既然如此甘于付出，乐于配合，当然，也便同时必须对最后的悲剧负责——虽然，这悲剧恰恰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这样一来，我们便发现，将这样的教育责任同样放在姚子涵们的身上，虽然有点近于残酷，却是一种残酷的真实：姚子涵担当了制造姚子涵悲剧的“配角”。
而这，竟可以看成是毕飞宇这样的作家所发现的一种教育的秘密。
米歇尔：教育田园的闯入者或异质文化代码
文学作品中常常会设置一些闯入者，以作为另一种文化符码的隐喻。闯入者的身份，或异质文化代码，往往会在作品中掀起大的波澜，或者，因闯入者的出现而使情节峰回路转、异军突起。
米歇尔在《大雨如注》里，恰到好处地担当了这一文化符码，并完成了姚子涵的人生逆转。
米歇尔真实、性感、大胆、叛逆，而这些品质，正是姚小涵这些“中国式好孩子”刻意压制的。但这一场毁灭性的大雨，毋宁说是点燃了姚小涵，引爆了姚小涵。而且，极有意味的是，姚小涵在英语里施暴、释放，隐含了最后汉语丢失的由头——这大概可以回答一些读者认为最后的情节显得过于突兀的质疑。
姚子涵甚至都没有来得及过脑子，脱口就喊了一声脏话：“你他妈真是一个荡妇！”
……
她已经被自己吓住了。如果是汉语，打死她也说不出那样的话的。外语就是奇怪，说了也就说了。然而，姚子涵内心的“翻译”却让她不安了，她都说了些什么吆。或许是为了寻找平衡，姚子涵握紧了两只拳头，仰起脸，对着天空喊道：
“我他妈也是一个荡妇！”
与其说是一场语言施暴，一次释放，毋宁说是一次无法躲避的洗礼与脱胎换骨。但十多年培育出来的“好孩子”，怎么会轻易丢失可能已经溶入血液的温驯、上进与中国式好孩子的情结呢？所以，最后，她必须回到英语的体面上，必须在英语里再做一次好孩子。因而，结尾处的神来之笔出现了。煞是精彩，但也煞是心痛。
问题是，假设在一场大雨后，姚子涵没有生病，也从此只会说一口标准的英语，作为父亲的大姚又会如何？还有，如前所述，一个生长在中国的孩子突然失去了母语，只会讲英语，即使没有这场大雨的淋注，这个孩子是否算是“生病”抑或说是“精神失常”？
因而，小说选择“大雨如注”作为题目，别有深意。它引领我们思考另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在异族文化入侵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时，我们拿什么与人家抗衡？我们以什么与人家对话？或者，换一种问法，我们的这种教育，可以与人家抗衡吗？我们当下的教育，可以与人家对话吗？
还有另一种提问法：
我们凭什么与人家抗衡？
我们以什么与人家对话？
这样，我们就回到论题上，我们的教育，看来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一场怎样的豪雨，才能滋润我们和我们的教育？
（作者单位：南京素养教育研究中心）
《哥俩好》《地球上的王家庄》《哺乳期的女人》可以说是毕飞宇思考大教育范畴里的作品。直接以教师与学生或校园生活为题材的，则有《好的故事》《玉秧》《家事》《写字》《白夜》。长篇小说《推拿》也有很多教育内涵可以挖掘，诸如生命教育、特殊教育、励志教育及价值观的建立等。毕飞宇还有一个短篇小说《相爱的日子》也指涉到教育。而近期发表的短篇小说《大雨如注》，则是直面已经非常“庞大”而“深邃”的教育问题，给出了一个作家负有责任的良知发问与终极思考。
“狠”的教育
《大雨如注》给我们呈现的是当下教育之“狠”：
大姚、韩月娇夫妇在女儿姚子涵四岁时便开始让孩子“上‘班’”——第一个班就是舞蹈班，学民族舞；下过四年围棋，有段位；写一手明媚的欧体；素描造型准确；会剪纸；“奥数”竞赛得过市级二等奖；擅长演讲与主持；能编程；古筝独奏上过省台的春晚；英语还特别棒，美国腔。
作品还交代了一点：“公主（即主人公姚子涵）在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接受过很好的礼仪训练，她的举止相当好，得体，高贵，只是面无表情……”
你能想象现在的中小学生在学校之外有多少课程的压力吗？
姚子涵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哪里还是“棋琴书画”能够概括得了的呢？最能体现姚子涵实力的还要数学业，她的学业成绩始终稳定在班级前三、年级前十。
姚子涵对自己非常狠，从懂事的那一天起，几乎没有浪费过一天的光阴。和所有的孩子一样，这个狠一开始也是给父母逼出来的。可是，话要分两头说，这年头哪有不狠的父母？都狠，随便拉出来一个都可以胜任典狱长。结果呢？绝大部分孩子不行，逼急了能冲着家长操家伙。姚子涵却不一样，她的耐受力就像被鲁迅的铁掌挤干了的那块海绵，再一挤，还能出水。
还没有完。比典狱长还狠的父母突然发现，应该替女儿找一个地道的美国佬培训口语。
正是这个英语口语培训，成了压死骆驼的一根稻草，作品高潮部分是姚子涵在大雨如注中与口语老师米歇尔的一场狂欢，疯狂发泄。后果是发高烧，得了脑炎，然后是昏迷一个星期，醒来以后忘记母语，但却用三段非常流利的美式英语，一会儿问候父亲，一会儿感谢老板，一会儿感谢父母，最后感谢评委。莫名其妙，让人匪夷所思。这种典型的精神错乱的征兆，属于一种自恋幻想型精神病。姚子涵精神失常，吓坏了大姚夫妇。作品在此收笔。
毕飞宇用文学手段为我们呈现了当下我们所面对的“狠”的教育以及这种“狠”的教育所酿成的悲剧。
反思“狠”的教育
首先，我们发现，姚子涵的确很优秀，是同龄人中的翘楚。但她为什么又如此脆弱而卑抑？
在姚子涵身上，除了我们非常熟悉的看得见与看不见的那些因素以外，还有很多我们的家长与老师非常陌生的东西。人们见过这些陌生的东西，但却习焉不察，熟视无睹。恰恰是这些陌生元素，一步步导致姚小涵走向悲剧的境地。
独生子女家庭，无休无止的课外培训，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学科作业。这几乎是现在的学生的全部生活。但姚小涵孤独与寂寞的心灵空间，却被家长与老师们忽略了。
姚子涵有一个朋友“爱妃”，“‘爱妃’和姚子涵在同一个舞蹈班，‘妖怪’级的二十一中男生，挺爷们的。”“姚子涵和‘爱妃’谈得来倒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原因，主要还是两个人在处境上的相似。处境相似的人未必就能说出什么相互安慰的话来。但是，只要一看到对方，自己就轻松一点了。”但就这样一个处境上相似的朋友，却被父母轻易而粗暴地否决了，也终于导致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成为最终悲剧上演的前奏。
再譬如，内心没有归宿感，缺少真正的皈依与寄托，也无法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这也是父母所无法体量与体会的。
姚子涵内心的自卑与失落感，父母们从来没有体察到，而一旦体察到时，却偏偏又与“钱”扯上了关系。这一来，倒是精明的父亲大姚觉得委屈，却没有发现，问题绝不仅仅是“钱”能解决的。
在姚子涵的内心深处，没有归宿感和方向感，恰恰就是我们的教育最大的症结所在，教育已经疲软到无法给人以心灵的抚慰的境地。
姚子涵为什么卑抑而脆弱？表面上看，她太令人羡慕了，但是，这对姚子涵来说却并未能产生真正的骄傲与自豪。在她看来，自己练的民族舞蹈，在“国标”面前却显得“过于柔美，过于抒情了，是小家碧玉的款”，而她的乐器古筝则“既不颓废，又不牛掰”，“视觉上不帅，没电”。“好孩子”的姚子涵“感觉自己委琐了，上不了台面。”就更别提钢琴了，在姚子涵看来，“就算买得起，钢琴和姚子涵家的房子也不般配，连放在哪里都是一个大问题。”
还有出身问题，无论精明的父亲是否拥有一大笔因拆迁而获得的巨额回报，在姚子涵幼小的心灵里，父母的卑微出身，只能让她与“爱妃”有共同的诉求：“最大的愿望就是发明一种时空机器，在他的时空机器里，所有的孩子都不是他们的父母的，相反，孩子拥有了自主权，可以随意选择他们的爹妈。”
然而，最大的问题恰恰在这里。姚子涵自身的价值谱系与价值标准已经完全被扭曲，而现在的教育者，却不能以真正的价值观诉求来引导姚子涵们。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未能从根本上像这一场大雨一样让姚子涵体认到中国文化与血脉对一个中国未来的优秀公民姚子涵的意义。
因此，拥有那么多让人羡慕的才华的姚子涵表面上高傲、冷峻，却没有骨子里的骄傲与自信，内心深处是无法排遣、无处倾诉的自卑。
而这种自卑，在姚子涵这里是小事，放大了看，则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不自信。这样，便产生了一种让人无法承受的生命与文化之轻。这种不能承受的“轻”，是对中国当下教育的最为精当的描述。然而，这又是我们的家长们、老师们所无法体察的。
毕飞宇在这里的安排，显然煞费苦心：用民族舞对应国标舞，用古筝对应西洋的钢琴。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姚子涵的那么卑抑与脆弱里，竟然是一种文化的自卑或因本土文化缺位而引起的卑抑——而这，恰恰是我们当下教育失却灵魂的根本原因。 最后让姚子涵汉语失语，而英语雄起，便成为神来之笔，其隐喻意义，相信只要稍有一点文学细胞的人都能感到，我们的教育，输了！美国女孩米歇尔同样遭到一场大雨，但人家大声喊道：“爱——情——来——了！”而且“——进啦！”“——进球啦！”我们的姚子涵也参与了这场“足球赛”，却落得昏睡一个星期，最后连母语都被搞丢了。
因而，毕飞宇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感与良知，也就在此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一个作家因为有着这样的境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虽然毕飞宇在这部作品里同样有着毕氏出道以来便形成的语风，灵性、精致、内敛而放纵，然而，一场汉语的狂欢，却是以最终让汉语悬置的方式来收场，这种残酷的意味，如果不仔细阅读，是很难发现作家的用心所在的。作家舍弃自己所钟爱的汉语，而用英语收笔，相信，作家本人也自有一种无言的痛苦。
“狠”的教育，说到底，原来是如此疲软。
一种发现或一种教育秘密
作品里有两重极有意味的发现：
“姚子涵就觉得自己亏大发了。她的人生要是能够从头再来多好啊，她自己做主，她自己设定。现在倒好，姚子涵的人生道路明明走岔了，还不能踩刹车，也不能松油门。飙吧。人生的凄凉莫过于此。姚子涵一下子就觉得老了，凭空给自己的眼角想象出一大堆鱼尾纹。”这种超越年龄的沧桑感，是这一代孩子真实的人生；而那种“明明走岔了，还不能踩刹车，也不能松油门”的人生状态，其实正隐喻了中国当代教育本身。
这样的教育与教育过程，责任究竟在谁？
原因是否还在我们的教育本身？责任是否在于这些孩子们的父母？
因而，在这篇小说里，隐含着一个非常凝重的话题：谁是教育第一责任人？
一般来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的习惯、教养等非智力元素的品质，基本都是受父母的影响。而社会本身则从价值观、文化浸染、审美熏陶等方面构建起一个孩子成长的环境。虽然，我们看到的是，当下社会，一边是建构，但同时又是消解。也就是说，除了父母的影响之外，这个已经让人莫衷一是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时时充当着孩子们的导师，另一方面又时时以悖谬的方式存在着。
这是一个常识。然而，当孩子进入学校之后，这一常识性的问题便被束之高阁了，或者说，是被学校、老师或家长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因为对孩子的要求只剩下非常单一的学业考试。所以，孩子一旦出现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学校和老师，而不是家庭和社会。也就是说，人们习惯将所有的教育责任都推给学校与老师，却从没有发现，自己实在责莫大焉：父母亲，是教育的第一责任人；社会环境对孩子的教育与影响，则作用甚巨。
因而，“教育第一责任人”缺失，或“教育第一责任人”的负面影响，应该说是《大雨如注》所要表达的另一重教育之思。当姚子涵昏倒，当姚子涵精神失常后，教育的第一责任人竟然无法寻找到。
另一层的深刻意蕴在于：姚子涵有脱不了的干系！
姚子涵悲剧的发生，我们固然可以将责任推给社会，推给学校，推给那些巴望着子女成为“王子”与“公主”的父母，然而，“王子”与“公主”们有没有责任呢？
诚然，我们的成人社会所持的价值坐标产生了歪斜，但是，在这样歪斜的价值坐标系中成长起来的王子与公主，他们的欲望也一步步被点燃，并且，非常享受这一倾斜的坐标系所带来的快感。姚子涵就非常享受自己的“气质好”，享受那种当“画皮”的感觉。而且，她还十分配合地和父母们合作。姚子涵的爸爸大姚在家长会上曾这样控诉说：“我们也经常提醒姚子涵注意休息，她不肯啊！”姚子涵本人呢，“一般的头疼脑热她哪里肯休息，她一节课都不愿意耽搁。‘别人都进步啦！’这是姚子涵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通常是跺着脚说。”
仅仅一笔，不但写出了姚子涵的要强，更点出了姚子涵甘于配合的心态。
我们一直指责社会与父母，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一个层面。
由此，毕飞宇的这篇小说还从教育常识的角度揭示了另一个问题：
教育的第一责任人是父母，另一个重要的责任人，则是姚子涵们自己。
毕飞宇也是从这里出发，来揭示姚子涵的悲剧成因的。
小说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在米歇尔第一次家教之后，正当大姚夫妇觉得亏大了，感叹“弱国无外交，——为什么吃亏的总是我们？”时，“姚子涵却转过身，捣鼓她的电脑和电视机去了。也就是两三分钟，电视屏幕上突然出现了姚子涵与米歇尔的对话场面，既可以快进，也可以快退，还可以重播。——刻苦好学的姚子涵同学已经把她和米歇尔的会话全部录了下来，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出来模仿和练习。”
在这一细节里，姚子涵是多么懂事多么甘心地配合着“苦大仇深”的父母，来完成他们自身的文化学习的过程。
既然如此甘于付出，乐于配合，当然，也便同时必须对最后的悲剧负责——虽然，这悲剧恰恰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这样一来，我们便发现，将这样的教育责任同样放在姚子涵们的身上，虽然有点近于残酷，却是一种残酷的真实：姚子涵担当了制造姚子涵悲剧的“配角”。
而这，竟可以看成是毕飞宇这样的作家所发现的一种教育的秘密。
米歇尔：教育田园的闯入者或异质文化代码
文学作品中常常会设置一些闯入者，以作为另一种文化符码的隐喻。闯入者的身份，或异质文化代码，往往会在作品中掀起大的波澜，或者，因闯入者的出现而使情节峰回路转、异军突起。
米歇尔在《大雨如注》里，恰到好处地担当了这一文化符码，并完成了姚子涵的人生逆转。
米歇尔真实、性感、大胆、叛逆，而这些品质，正是姚小涵这些“中国式好孩子”刻意压制的。但这一场毁灭性的大雨，毋宁说是点燃了姚小涵，引爆了姚小涵。而且，极有意味的是，姚小涵在英语里施暴、释放，隐含了最后汉语丢失的由头——这大概可以回答一些读者认为最后的情节显得过于突兀的质疑。
姚子涵甚至都没有来得及过脑子，脱口就喊了一声脏话：“你他妈真是一个荡妇！”
……
她已经被自己吓住了。如果是汉语，打死她也说不出那样的话的。外语就是奇怪，说了也就说了。然而，姚子涵内心的“翻译”却让她不安了，她都说了些什么吆。或许是为了寻找平衡，姚子涵握紧了两只拳头，仰起脸，对着天空喊道：
“我他妈也是一个荡妇！”
与其说是一场语言施暴，一次释放，毋宁说是一次无法躲避的洗礼与脱胎换骨。但十多年培育出来的“好孩子”，怎么会轻易丢失可能已经溶入血液的温驯、上进与中国式好孩子的情结呢？所以，最后，她必须回到英语的体面上，必须在英语里再做一次好孩子。因而，结尾处的神来之笔出现了。煞是精彩，但也煞是心痛。
问题是，假设在一场大雨后，姚子涵没有生病，也从此只会说一口标准的英语，作为父亲的大姚又会如何？还有，如前所述，一个生长在中国的孩子突然失去了母语，只会讲英语，即使没有这场大雨的淋注，这个孩子是否算是“生病”抑或说是“精神失常”？
因而，小说选择“大雨如注”作为题目，别有深意。它引领我们思考另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在异族文化入侵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时，我们拿什么与人家抗衡？我们以什么与人家对话？或者，换一种问法，我们的这种教育，可以与人家抗衡吗？我们当下的教育，可以与人家对话吗？
还有另一种提问法：
我们凭什么与人家抗衡？
我们以什么与人家对话？
这样，我们就回到论题上，我们的教育，看来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一场怎样的豪雨，才能滋润我们和我们的教育？
（作者单位：南京素养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