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下，一切价值似乎皆可价格化。国家的价值用GDP（国内生产总值）和增速来衡量，公司用度量资产规模的市值来比较，各大电商在每个节假日用数以亿计的数字宣传着成交额或是补贴力度，而对许多成年人而言，一年的勤恳劳动，换来将创造出商业价值的一小部分，养育小家和未来劳动力——其个人价值则是用年薪来衡量。
　　待价而沽的习惯使得社会难以达到处处公平。外卖小哥之所以风雨交加仍四处奔波，是因为他们的收入来自完成的订单数和好评率，的士司机时常上夜班或因接送任务繁重无法准时用餐，但同时，外卖网站、社交平台、打车软件等平台收获上亿估值。坐在办公室的上班族点着外卖、叫着专车，接受服务却无须忍受此类风吹日晒。不过只要是打工一族，便逃不过被剥削剩余价值的命运。哪怕年入百万，白领们创造的价值往往是自己工资的十数倍，而老板和股东们仅凭“资本”二字便能生生不息、做大做强。
　　人们惯用价格来评估价值，但评估价值的奥妙多半来自“需求平衡”原理。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深有体会，外卖和出租车等行业实在太过重要。因为交通拥堵和排队等因素调整了人们对于时间成本的考量，叫外卖和打车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再分工，对于被服务方来说形成了时间成本的转移。通俗讲就是“金钱换时间”，此类服务对于拥有“寸金难买寸光阴”理念的人来说是十分珍贵的。
　　而对于所有服务方来说，大多是出卖时间和精力获得劳动收入，无非是服务对象不同罢了。上市公司的CEO出卖时间服务于广大股东，职员出卖时间实现管理层的决策从而服务于公司，合同上的乙方用工程、创意等服务于甲方，C2C（个人与个人）以及B2C（商业对个人）的平台服务于各种用户，律师在法律范围内服务于委托人，再到不可或缺的“快递小哥”服务于电子商务链上的买家和卖家。
　　服务的本质大同小异，服务人与被服务人不分贵贱，那么服务本身也不分贵贱。但为何从估价的表象上看，不同职业被赋予的价值却相差甚远呢？社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个人行为微观而不可测，但供需关系却从宏观上量化出相互交织的关系。若社会中的某个职位可替代性太强，而准入门槛太低，那么哪怕它再重要也很难在价格上胜出。若有人执意定出高价，则有很多人快速涌入这个行业（门槛低），为被服务方提供替代原有服务者的可能（可替代性强），供给增大造成价格下滑。反之若定价过低，则迫使原有从业者寻求新的工作和变化，造成供给稀缺和价格激增。
　　但在另一端，一些工作对职业和专长的要求为非凤毛麟角不可胜任，于是估价亦让人不可想象。在美国，CEO与普通员工平均工资比达到265：1，中国则是127：1。这并非说美国CEO一天半可以达到普通员工一整年的工作量，而实在也是并无许多CEO候選人能够产生将此比例拉到200甚至是100以下的价格压力。
　　分析这么多，是想说明价格关系的确立实非社会中有意或无意的不公平，而是基本经济原理的体现。但更重要的是，虽然价格经常被用来佐证价值，但诚然无法替代价值。飞速发展的祖国迟早带领着十数亿人民踏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我们的人均医疗卫生费用却不及美国的一半。公共医疗是国民幸福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低廉价格绝不意味着落后，反而更能体现代表公众利益的高效“医保”制度。半周时间从江南抵达东北的快递，全国联网的身份证ID，开到深夜的地铁和便利店，贯穿南北东西的动车和高铁，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无论价格高低，它们都为你我的生活提供了珍贵的便利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