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快建设高速宽带网络促进提速降费的措施。具体包括：使城市平均宽带接入速率提升40%以上，降低资费水平，推出流量不清零、流量转增等服务，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等等。
　　许多人看到这条新闻，直呼“神清气爽”。因为这些措施涉及到的痼疾，苦天下久矣。比如，总理提到的出国漫游费高的例子，“很多导游都随身带一个wifi信号发射器，既方便组织游客，又为他们省了钱” 。
　　可以说，总理已充分感受到网速、网费问题给民众生活和经济发展造成的困扰。总理也替运营商看到了商机。所以他指出，降低网费和流量费，这不是政府的决定，而是“不降不行”的市场选择。因此，运营商不应把总理的呼吁当做被迫完成的任务，而要借机转变经营思路，实现与消费者和企业的共赢。
　　三大运营商均已在近日做出正式回复。我们期待他们的方案真正落地，不要等总理三番五次地去催。
　　资费高的问题，核心还在于竞争不够充分。因此这次提到的推进电信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格外值得注意。会议提到“年内宽带接入业务开放试点企业增加到100家以上”，但开放市场、鼓励竞争，只有这一项显然还远远不够。民营企业进入长期垄断的通信市场，与巨无霸国企进行竞争，本身就处于不利位置。因此除了放开资质之外，还应该有其他的配套措施。
　　比如2013年底，工信部正式发放首批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当时一些民营企业正式入场参与电信业竞争，被许多人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发生改变通信市场的“鲇鱼效应”。然而，一年多过去了，已获得牌照的42家企业交出的成绩单并不乐观。
　　别说改变市场，“鲇鱼”们自身活得都不如意。在进一步开放市场之前，有必要研究一下究竟为什么这些虚拟运营商活得不好。究竟是“鲇鱼”们不够努力，还是自由度不够？如果不搞清楚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原因，并做出弥补措施，那么下一轮的开放有可能效果也不会理想。
　　刚进入通信市场的民营企业与长期具有垄断地位的传统运营商竞争，原本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因此必要时，需要政府给予政策性的倾斜和扶持。比如，与我国相比，韩国的虚拟运营商就顺风顺水。2010年9月，韩国政府制定电信通信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了批发价格需要在运营商零售价格基础上减掉运营商不直接给用户提供服务节省的费用。据业内人士透露，我国虚拟运营商拿到的批发价是标准资费的7折，而韩国虚拟运营商拿到的折扣则在3折到5折之间。
　　网速和网费的问题，关乎民生，也关乎创新产业的发展，不能不当做大事。尤其是目前我国的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迅速，一些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不能让网速和网费成为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