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在家训中告诫子女：“一件儿戏事做不得，一件高兴事做不得。”
　　良好的家教，莫不以儿戏为戒，以老实持重为立身做人之本。
　　手握权力的人，一旦把权力当享受、当乐趣，政事必然败坏，百姓必定遭殃，所谓“快心之事生而伤心之事起矣”。
　　清代出过一对父子宰相：父亲张英与儿子张廷玉。二人都重视家教，分别有《聪训斋语》与《澄怀园语》行世，流传甚广，影响深远。
　　张英在家训中告诫子女：“一件儿戏事做不得，一件高兴事做不得。”什么原因呢？张英引诗道：“于今道上揶揄鬼，原是樽前妩媚人。”意思是说，生活中那些捣鬼戏弄你的人，有许多先前是府上樽前向你讨好献媚的人。他教育子女谨小慎微、谨言慎行，闹着玩儿的事不能做，得意忘形的事不能做。张廷玉不但遵从父亲的训导，而且把这种家训家风传给下一代。张氏家族数代在官，政声颇佳，与这种良好的传承不无关系。
　　儿戏事、高兴事，带来的多半是伤心事、烦恼事。
　　《阅微草堂笔记》里有个故事：一个叫李二混的人，贫困不能自存，赴京师谋食。途遇一骑驴少妇，李趁机上前搭话，微相调谑，少妇不回答也不生气。第二天，又相遇，李调笑如故。少妇向他扔了一条手帕，然后骑着驴子快速地离开了。李打开手帕一看，里面包裹的是银簪等几样头饰。因为正缺钱花，便拿着这些东西到质库当钱。正好质库头天晚上失盗，他因此被疑为盗者，大受拷掠，只好负屈供认东西是他偷的。
　　董秋原听了这件事说：“不调少妇，何缘至此。谓之自戏可也。”轻薄儿戏，最终受戏弄的却是自己。
　　良好的家教，莫不以儿戏为戒，以老实持重为立身做人之本。左宗棠一生戎马，事功显赫，却时时留意于平常日用，教育子女留心耕织、不事应酬，“断不可旷言高论，自蹈轻浮恶习，不可胡思乱作，致为下流之归”。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尔年尚少，正立志读书之时，非讲交游结纳时也。同人燕集时，举动议论，切勿露轻浮光景，勿放浪高兴；时时提起念头，检点戏言戏动，内重则外轻，而过自寡矣。”
　　左公用家训教育子女，但更多的是以身作则，给子女树立一个好样子。他受朝廷之命，戡平内乱，处理外交，收复失地，在“艰阻万分，人人望而却步”之际，“独一力承当”，決心“受尽苦楚，留点福泽与儿孙，留点榜样在人间”。他自警自励，“在军中作一日是一日，作一事是一事，日日检点，总觉得自己多少不是、多少欠缺”。听说儿辈要为他过六十大寿，便晓谕他们：“贫寒家儿，勿染脑满肠肥习气，令人笑骂。”
　　儿戏事做不得，高兴事同样不能做。很显然，张英所说的“高兴事”，决不是那些能给百姓带来快乐的事，而是把权力当享受、当乐趣，可以生杀予夺、进退百官的“快心”事。手握权力的人，一旦有这样的心思和想法，政事必然败坏，百姓必定遭殃，所谓“快心之事生而伤心之事起矣”。
　　一部《聊斋》，郭沫若评价“刺贪刺虐入骨三分”。里面记了这样一件事：福建曾孝廉应试登第，与二三新贵问卜，说他可以做二十年太平宰相，他听后高兴得不得了。于是日思夜想，形诸梦寐，庙堂上一呼百应，私下里招权纳贿，国计民生，不存念虑，终因贪墨自败。作者评曰：闻作宰相而忻然于中者，必非鞠躬尽瘁可知矣。
　　还有一个叫宋国英的人，任潞城令，贪暴不仁，摧残百姓。友人劝他：“为民父母，难道可以这样滥施威焰吗？”宋国英得意地说：“不敢！我官虽小，到任不过百日，已经诛杀五十八人了。”但明伦读了这个故事，评曰：观其洋洋得意数语，便非为民父母之言矣。
　　“高兴事”为什么做不得，这两个故事就是最好的注脚。
　　相对于政事而言，军事更是一个充满危险和挑战的领域，更需要严肃认真、小心从事，不容一丁点马虎游戏。存一己之私、图一时之快、有一念之贪，都可能付出巨大的牺牲甚至是生命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