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潮影响，文艺界忽视和轻视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的现象相当严重，因而导致对文艺创作要求的简单化，也造成了许多理论上的偏颇与混乱。诸如典型问题，人性和人情问题，人道主义问题，关于文学是人学的理解问题，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问题等等，都往往发生过反复的争论，而且长期存在分歧，不能加以澄清。
　　当然，有些理论问题，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文艺创作的发展，创作实践中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须要加以研究和探索，须要新的回答，须要对一些老的观点、传统的看法加以补充与修正，这也是难免的，而且是必需的；不这样做，理论问题就不能有所发展，也就对实践失去指导作用。
　　但是有些文艺理论中的根本原理或基本原则，经过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分析和阐明，并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是符合文学艺术的客观规律的，那就应该坚决加以维护、贯彻，不容任意加以歪曲和误解，否则，就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发展文艺创作和理论。
　　研究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它的客观规律、特殊规律，不承认或违背这个规律，就不可能辩证地、科学地认识和理解事物的本质和作用，不能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并按照它去促使事物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还指出：“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我们既然承认文学艺术是社会主义中的一个重要事业，特别是它在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精神文明，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新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那么，我们的文艺理论建设，就应把研究文学艺术的规律，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文艺的规律摆到议事日程上来。尤其是经过十年动乱，在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这个问题更加迫切地提到我们面前来。
　　研究文学艺术的规律，特别是中国革命文艺的特殊规律，这是一件大事，涉及的问题和方面也很多；但也许是我的偏见，我认为，典型问题，是文艺规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无论对“文学是人学”这句话作何理解，也不管高尔基讲的原话和原意是什么，反正这句通俗简明的语言，表明了一个真理，在文艺创作中，特别是文学、戏剧、电影、电视等叙事性的作品中，人终究是中心。而人，在文艺作品中经过艺术概括所塑造的人物，都有一个典型化的问题，或者说典型性、典型意义的问题，即作者所创造的人物是否以鲜明的个性表现生活的本质真实，是否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没有典型人物，没有个性鲜明生动、真实可信的人物，不能刻划人物的性格，不按照人物性格的差异、矛盾和冲突去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并表现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人物的行为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人物的思想感情、内心世界不能充分、深刻地表现出来，怎么去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作品思想的深度，主题提炼的高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作家的才能，无不与人物典型创造密切相连。
　　评论工作者如果不从典型人物着手，通过对人物典型意义的分析，深刻解剖典型人物的灵魂以及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矛盾，又怎么能发现作品揭露社会矛盾的真实程度和深刻程度？
　　总之，典型问题，实际上是文艺创作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讲清楚典型问题，对发展文艺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多少年来，关于艺术典型问题，尽管有过不少争论，但并不证明对这个问题以及在争论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偏颇意见，已经引起文艺理论界的充分注意。总的说，对典型问题还缺少比较系统的认真的研究和探索。到了十年动乱中，“四人帮”之流索性提倡以“三突出”的方法创造所谓无产阶级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树立所谓“样板”，完全抹杀了真正的典型的创造，其结果却导致了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的百花凋零、一片荒芜。
　　无论是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肃清左的思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或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更加繁荣和发展；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建立有自己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开展正常的科学的文艺评论等等各方面来看，文艺理论研究工作者确实应该根据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实际，对典型问题进行科学的、深入的、系统的研究。
　　杜书瀛同志这本《论艺术典型》的论文集子，在这方面迈开了可喜的一步。
　　这本集子只有五篇文章，可是从第一篇文章《艺术形象与艺术典型》起，都不是孤立地就典型问题谈典型问题。全书一个最可喜的优点，在于作者始终把典型问题和文艺创作规律，文艺特性融合在一起进行论述。作者从分析艺术形象的几个特殊规定性入手，逐步深入地谈到艺术典型不同于哲学和科学概念的特点，谈到创造典型的特殊规律。作者还化了大量篇幅论述了艺术典型的个性问题——这是我们前些年注意得很不够的一个问题。而后，作者又把艺术的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归之于典型化。
　　作者在试图给艺术典型下一个比较全面的定义时，特别强调了艺术典型的真实性问题。他认为，只有通过典型的真实，创造有强烈艺术魅力和感染力的典型形象，才能促使人们深刻地认识世界。
　　例如，他认为“艺术认识现实生活的客观真理性，集中表现于艺术形象的真实性”。而且认为“考察艺术形象的真实”，要注意“反映生活的现象的真实和本质的真实，细节的真实和总体的真实，现实的真实和理想的真实”。他认为只有高度真实的、具有深刻哲理性(这是典型理论中的一个新概念)和进步倾向性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才能称得上是艺术典型。
　　他还引证了大量中外文学艺术名著中的成功典型，来阐述作家的世界观，对生活观察的深度，采取什么创作方法，以致作家的才能、风格等等，在创造典型形象中的作用，从而证明典型的创造，是作家“对生活的选择、提炼、浓缩和凝聚”的结果。
　　总之，他从多种角度来阐述典型的意义以及典型与文艺特性、生活、作家的倾向性、感情作用、作家的才能、风格等种种复杂的关系，可以发人深省，比较全面地来思考和认识这个问题。
　　特别应向读者介绍第五篇文章《典型理论的历史发展》。这是读来很有兴趣的又富有知识性的，很有说服性的文章，通过中外文学家、艺术家、评论家的种种论断，说明典型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
　　既然典型问题是文艺规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艺术创作长期实践、积累过程中，古今中外的艺术家们都必然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并探索这个问题，形成了理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可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以来，才有可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文艺思潮和现象，评论作家和作品，对文艺的特性，文艺的规律，典型的本质、意义、作用，给予更加科学的阐述，正确的分析，深刻的认识。
　　古今中外许多伟大作家评论家都承认典型问题的重要性，而许多优秀的作品也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各种生动鲜明的典型形象，成为世界文化最瑰丽的宝库，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永不泯灭的艺术结晶。研究典型理论的历史发展，使我们懂得，典型创造问题，已经是历史所证明的，是产生伟大优秀作品所必然遵循的一个共同规律。
　　那么，可见现在有些作家与评论家接受了一些现代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潮的影响，热衷于所谓“创新”和“突破”，把“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都要当作教条加以否定，强调作家主要的任务在于什么表现“自我”，文艺创作不过是“自我表现”，认为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提倡创造当代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又是重复“三突出”的荒谬主张等等观点是多么天真和无知！对这些人来讲，这篇文章确实对他们发热的头脑是一副清凉剂。
　　自然，对我这样的老年人，长期陷于事务之中，难得有比较系统读书机会的“杂家”——忙于文化行政工作、组织工作，多少还写点不象样的评论文章的人，也是很有益的。
　　总而言之，杜书瀛同志是一位年轻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敢于知难而进，选择了艺术典型这一个重要课题，力求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掌握了大量资料，又理论联系实际，以古今中外许多优秀作品为例证，比较科学、深入地进行了分析和阐述，既可以使得人们对典型问题获得比较正确的概念，也可以吸引人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这对青年作家、评论家以及文学创作和理论爱好者都是一本有益的著作，因而我乐意向读者推荐，才写了这一篇读后感——不象序言的序。
　　
　　一九八二年八月甘七日深夜
　　(《论艺术典型》，杜书瀛著，山东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