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和民国时期,聂家的企业在上海首屈一指,其声名远在无锡荣家之上。社会学上有一个一般规律:某家族可以与贵族联姻来获得贵族身份,或者与高等级的贵族联姻以提升其等级。三千多年前,与戎狄杂处的周族通过文王之父王季和文王本人两次与商王室的联姻,从一个偏远的小邦酋长,一跃成为有权征伐诸侯的“方伯”,最终由武王代商而取天下。湖南衡山聂家的发迹与之相似,它既与曾国藩有莫大的关系,也得益于清末洋务运动的勃兴。同治九年(1870年),广东新宁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乡民大械斗事件,余姓死者七百余,李姓死者一千二,尸横河岸,十三里许,腥血污秽,河水皆臭。理亏的余姓深恐官府追查,于是汇集了30万两银子前往省城运动,诬告李姓谋反,两广总督瑞麟拿到贿赂后,派兵包围了李村。时任地方官的前翰林聂亦峰五次抗命,并说服各路将领不得开枪,不得擅入李村,以丢官的代价,制止了一场将要灭绝李姓二万余口的惨案,余李二姓的积案亦未刑一人而得了结。此事为曾国藩得知,深为感动,于是决定将满女(湖南人称最小的女儿)曾纪芬嫁给聂亦峰之子聂仲芳(1855年-1911年)。曾国藩未及满女成婚便撒手人寰,1875年,在曾国藩之弟湘军大佬曾国荃的主持下,聂仲芳与曾纪芬成婚。
　　尽管没有功名,但由于为人正直干练,加上与曾家的关系,年轻的聂仲芳成为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眼里的重点培养对象,后来左宗棠的长孙女、李鸿章的侄女亦分别嫁给聂仲芳之子。1882年,两江总督左宗棠起用聂仲芳担任晚清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襄办(副总经理),继而又升任总办(总经理)。在任八年期间,适逢中法战争爆发,聂仲芳主动联络水陆各军,以水雷加强上海港的防务,昼夜巡逻不殆,上海人心乃安。聂仲芳又延请傅兰雅(John Fryer,1839年-1928年)等西方技术顾问,大量翻译西方科技类书籍,仿制西式武器,尤其是阿姆斯特朗后膛炮及保氏钢甲军舰的仿制成功,大大加强了清军的战斗力,有力地保证了前方所需军火的供应。
　　中法之战,中国获胜,聂仲芳为朝廷上下所瞩目。在他的主持下,这个连年亏损的“国营特大型企业”居然甩掉了亏损的帽子,扭亏为盈,他卸任时盈余十几万两银子。曾国荃晚年两次举贤不避亲,以“才大心细,精檄廉明,为守兼优,局量远大”等语,向朝廷保奏这位亲侄女婿。不久,聂仲芳升为苏松太道,即上海及周边地区军政一把手。上任后,即遇上了江南制造局二千多人的大罢工,原因是新任总办刘麒祥将每天工作8小时延长为9小时。新任道台面对新任总办及二千名旧属,只好两头做工作,最后以总办允许增加饭费为条件,终于使工人们恢复上工。
　　上海机器织布局这家清末最早的官督商办的机器棉纺织厂,经过十几年的反复筹备,于1890年总算开工投产。该厂吸收公款及商股共一百万两,拥有530台织布机,雇用工人4000名。好景不长,开工刚两年,一场大火把工厂夷为平地。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急派心腹盛宣怀到上海,会同聂仲芳负责抓紧重建。盛宣怀出政策,允许中国商人开办纺织厂(在此之前只许官办和官商合办),条件是出纱一包,捐银一两,直至把织布局的官款赔清为止。聂仲芳负责具体落实,终于在大火后不到一年,在旧厂基上又开新局,建成了华盛纺织总局。这个新厂有织布机1500台,纱锭六七万枚,规模大大超越先前,加上裕源纱厂和华新纺织总厂的纱锭,使上海拥有了近十万枚纱锭,约占当时全国的76%。其中华新纺织总厂是“附在”上海机器织布局身上的特殊企业,属于官商合办的性质,1888年在李鸿章的支持下,由当时的苏松太道龚照瑗和以办盐务起家的大财主严信厚筹办。聂仲芳在1890年当上苏松太道之后成为股东。该厂于1891年开工,资本45万两,至1893年,已发展为拥有纱锭15000枚、织布机350台的大厂。之所以允许这样的企业存在,是李鸿章对其追随者的一种照顾。
　　华新纺织总厂在甲午战后,受到外商纱厂竞争和挤压,连年亏损,1904年,聂仲芳派自家的账房先生汤葵生出面,由汤葵生及聂仲芳之子聂云台(1880年—1953年)用复泰公司的名义租办该厂,情况方见好转。第二年汤葵生去世,大权就全归聂云台掌握。聂云台重新改组复泰公司,借巨款买下了该厂三分之二的股份。1909年租约期满,他再次向私人贷款(其中向前苏松太道袁海观就借款5万两),以317500两银价,买下了全部股份,使该厂成为聂家的独资企业,并改名为恒丰纺织新局。然而聂家欠下的袁海观的钱,直至聂仲芳去世前一年才还清。1906年,时任浙江巡抚的聂仲芳受政敌诬陷,尽管查无实据,仍被朝廷开缺回籍。气愤难平的聂仲芳告诫其子孙:“聂家子孙,以后再也不要当官!”
　　在上海办厂的同时,1904年后,聂仲芳用华新纺织总厂的赢利和权势,在洞庭湖边大规模围湖造田。这片湖田东西长十六华里,南北宽十华里,总面积达五万余亩,称为种福垸。由于租种这些土地的农民也住在这片土地上,为安全起见,聂家又组织了“保警队”,有武器装备,某种程度上,这五万亩湖田已成了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这五万亩湖田成为聂氏家族的“银行”和“避风港”。遇到资金困难或者战乱,他们会自然想到这片土地。
　　恒丰纺织新局在聂云台管理下,由于其采取了一系列技术上和管理上的革新,企业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繁荣。一方面,紧跟国外的新技术,引进新设备,大搞技术改造和切实抓好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废止了当时流行的“老规制度”和“工头制度”。
　　技术改造方面,聂云台先从动力下手,当时使用的动力来自华新沿袭下来的蒸汽锅炉,由于蒸汽锅炉的热度不稳定,引擎运转的速度不一致,影响到纺织品的均匀度,而且锅炉煤耗大,常常需要清除水锈,费用较高。1912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为推广营业,奖励各厂使用电气动力,并廉价出售马达。别人尚在观望之际,聂云台断然决定采用电动机,使恒丰成为第一家采用电气动力的华资纺织厂。工部局为表彰他的吃螃蟹精神,特批准恒丰用电价格打九折,以利推广。
　　聂云台又对厂里的设备大胆换代,将旧车售出,购进新式机车。随着机器设备的更新,又重金聘用洋员和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他特约瑞和洋行为厂里装配零件,请光裕洋行派技师来厂教练润滑油添加方法,聘用德商瑞记纱厂的英籍工程师为工程顾问,还请其随时来厂视察机器保养和指导修理。
　　聂云台还举办了技术培训班,并选派技术优良的职工出国深造。他的技术培训班共办了8期,请外籍专家讲授新技术、新方法,还与南通一家工业学校联手,培养技术工人,被他送出国培养深造的前后有数十人。这些早期受训的纺织界的技术人才,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纺织界的精英和领导干部。
　　由于聂云台管理得当,又恰好遇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放松了对中国市场的控制),使恒丰在十多年间迅速成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获利逐年增加,1918年资本为60万两,1919年增至90万两,1925年达108万两,恒丰成了上海实业界的一面旗帜,聂云台被工商界誉为“纺织界泰斗”。
　　在进行技术改造的同时,为不受制于外国人,聂云台萌生了建立纺织机器厂的想法。聂云台认为:“向外国订购机器,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运输费时,连零件也要受外国牵制。我们建立铁工厂,不仅是为了上海的纺织事业,而且,也是为了提供发展中国纺织工业所需的机器。”
　　尽管当时上海所有的华商纱厂均表示支持聂云台的设想,但当他的纺织机器厂—中国铁工厂开工后,却赶上市场萧条,花贵纱贱,各厂购买力下降,同时,对国货信心也不足,宁可高价购买进口机器,也不愿低价购买国产机器。聂云台一气之下,辞去了中国铁工厂总经理职务。
　　聂家企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标志是大中华纱厂的创办。新生的大中华纱厂处处标新立异,求大,求新,求强,从英国购置了一流的设备,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规模空前。1919年初创时仅定资本90万两银,聂云台在大好形势下又被实业界朋友实业救国的热情所鼓舞,遂将大中华的资本一增再增,建厂方案一再修改,规模翻了几翻,资本从原定的90万两接连增至120万两、160万两、200万两,纱锭设备由2万锭而接连增至3万锭、4.5万锭,最后实际建厂投资已用去近300万两,而额定股本200万两实际上只能得到154万两,这就使企业负债过多,流动资金反而无从着落,所以从一开工起就显得有些先天不足。同时,由于一再修改、扩充方案,建厂时间拖得太长,从1919年6月发起,直到1922年4月才建成投产,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早已结束,西方经济已渐渐复苏,列强们重新控制对华市场,大中华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机。
　　受西方资本的影响,市场花、纱、布的价格已经暴跌,而大中华囤积原料过多,使营业大受亏损,营运资金本来就捉襟见肘,此时已难以应付。不久,四川战争骤起,棉纱价格继续暴跌,而棉花的价格却不断上扬,市面迅速转入萧条。
　　1924年4月,迫于债权人的压力,大中华只好登报拍卖,但迟迟没有人响应。债券团于是作出决定,在8月21日拍卖这个厂子。用近300万两资金建造起来的厂子,仅定价194万两。然而此时已是江浙战争的前夜了,上海市郊两军对垒,一周之后(9月3日)战争即打响。拍卖自然无人问津。中国第一流的“模范工厂”,经过近半年的折腾,后来终于以159万两的低价,盘给了郭氏兄弟的永安公司,大中华总计亏损银200万两。之前,聂云台在订购设备时,还投机银圆和英镑的比价,受错误信息的引导,致使大中华再蒙受巨大损失。
　　种种挫折使聂云台声誉一落千丈,大病一场,心灰意懒,于是将企业的经营权交给六弟聂潞生,自己做了寓公,并从基督徒变成了一个佛教徒。
　　恒丰纱厂在聂潞生的兢兢业业下勉力维持,上海沦陷后,被日寇强迫入股,尽管胜利后,没有被视为逆产没收,但名誉受损的聂潞生也淡出了管理岗位。新中国建立后,聂家已枝繁叶茂,子孙过百,一个有洋务精神的远离官场的诗礼之家,在各个领域都培养出了大量的杰出人才。命运多舛,这些人在1960年后,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种种迫害,更有数人被迫害致死。
　　尽管聂家祖训不得做官,但聂云台还是在某个时期,爆发出了对政治的热心。在他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期间,发起主持了1921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商会联合会与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联席会议,聂云台作为商会方面的主席,黄炎培作为教育会方面的主席,共同主持了会议。会议历时6天,来自17个省市的代表共150人。这些人不是商人就是文人,讨论的问题却都是中国内政外交中最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会议形成了9个文件,其中有《对外宣言》,内容包括否认未经国会同意的不平等条约,取消日本逼签的二十一条,要求无条件交还青岛,开放门户,予各国以机会均等;《对内宣言》内容包括整理财政,废督裁兵,停止内战,组织国是会议等等。
　　聂云台还组织了1922年5月在上海总商会召开的国是会议,制订了《国是会议宪法草案》。该草案是一部仿照西方联邦制国家的宪法草案,其头章头条即明确宣称:“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对于国权、省权都有了明确的宪法规定,其核心在于防止中央政权侵害地方权力。这样一个要求发展地方经济、禁止和避免独裁专政的宪法草案,自然是不会被军阀政府所承认的,但它在中国宪法史上却留下的印辙,终难磨灭,总有一天,会重现天日。
　　另外,聂云台还在1920年代初资助过早期共产党人赴法勤工俭学,如蔡和森、李维汉等人。与早年资助过毛泽东的章士钊相比,建国后的聂云台活得冷冷清清,并在1953年死去,进入20世纪60年代,其家族更遭遇了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