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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热衷案件报道由来已久，尤其是最近几年，媒体年终盘点新闻事件时总少不了案件方面的报道，福建南平校园惨案、吴英非法集资案、李某某强奸案、复旦投毒案、温岭袭医案等，几乎无人不知。但对于这类报道热点，媒体却屡屡失当失范，出现许多不专业、有争议的问题。案件报道如何走出误区盲区，以更专业的精神、更负责的态度，担负起正确引导舆论的社会责任，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专业精神缺失，致使案件报道乱象丛生
由于案件资源具有矛盾冲突、细节悬念、心理斗争等各种故事元素，近年来成为媒体喜欢挖掘的新闻富矿，但是开采“富矿”的过程，也是事故频发的过程。案件报道乱象丛生，媒体侵权、媒体审判、激增负能量、刺激他人模仿等问题，让人担忧。
以2013年李某某强奸案为例，信息传播严重失控，关于李某某本人及其父母的信息披露，已经到了掘地三尺的地步。我国自1979年有刑事诉讼法以来，就有未成年人案件不公开审理的相关规定；1999年，又制定了有关媒体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犯罪资料的法律规定。但媒体一直置若罔闻，这种有法不依的做法，侵害了当事人的隐私权、名誉权。同时，各路媒体过早定性报道，以及由此引起的汹涌民意，很难说没有对司法审判的公正性产生影响。
与此同时，媒体的报道还让涉案人员受到了法律之外的惩罚，甚至难以回归社会。试想，在媒体狂轰滥炸之后，当有一天李某某服刑期满出狱，社会能没有任何歧视地接纳他吗？再比如，2014年5月，演员黄海波嫖娼案发生后，除了对黄海波本人进行报道外，一些媒体新闻标题直言《黄海波事件女主角被曝确为变性人》，详尽写出当事人的“变性”信息，还附上真人照片。这种“舆论示众”的额外惩罚，对当事人的人生命运造成的影响实难估量。
至于案件报道激增负能量、刺激他人模仿，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案件报道过多过滥，以及充斥大量血腥暴力的情节画面、邪恶阴暗的心理描写，激增了社会负能量，让公众掉入英国著名作家、思想家柯勒律治所说的“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恶俗信息的汪洋，产生不知该“游”向何方的迷惘和焦虑。更可怕的是，有人据此效仿，将“伤口”越撕越开。2010年3月，福建南平发生校园惨案，受害小学生8死5伤。各路媒体随即组织大量报道，作案过程再现之细腻，血腥画面渲染之惊悚，看得人不寒而栗。接下来，在广东雷州、广西合浦、江苏泰兴发生的同类事件，被认为是对福建南平案件的效仿。早在1983年，美国社会学家大卫·菲利普斯根据社会认同原理，经过深入研究后得出结论：任何一种广为宣传的暴力行为都会刺激很多人竞相效仿。上述一连串的校园惨案，印证了这一研究成果。
重塑专业精神，让案件报道回归客观和理性
面对频繁出现的媒体暴力、舆论绑架行为，我们有必要深入思考案件报道的标准和尺度，重塑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冲出盲区误区，实现突破突围。怀着对法律的敬畏，对道德的坚守，以及对公众的深情关切，审慎地选择、核实和报道案件，让案件报道回归客观和理性，回到警示、教育的根本作用上。
守住底线，确保可信度。社会上每天都会发生或正在审理许多案件，但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有新闻性，不是所有的案件都适宜公开报道，也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可以公开报道。为此，媒体一方面要慎重选择案件题材，坚持案件报道的新闻价值标准，做到有所报有所不报。即使是那些具有新闻价值的案件，也不能无所顾忌地报道，而要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和行业规范，不能自行其是，置法律法规、专业程序和要求于不顾。不能为迎合猎奇心理、感官刺激和低级趣味，触犯最起码的法律和道德底线。
案件报道有无可信度、能否获得认同，不仅要选择公众关注、有新闻价值的案例，而且要理性地选择新闻报道的视角和方式，引导受众对案件的深层关切。比如，制度建设、道德回归、人性呼唤，等等。对公众应该关注但还没有关注到的内容进行考量，以此来设置公共议程，开展舆论引导，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社会大众的精神操守，才能让媒体可信、可敬、有口碑。
坚持客观性，彰显公信力。客观性是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媒体公信力的必要前提。具体化到案件报道，就是要客观地审视案件、如实地反映真相，做到信源权威、事实准确、态度中立、报道平衡、语言精准、新闻六要素齐全等。
目前，案件报道在客观真实性的把握上，出现大量臆想、片面和任意切割片断的做法，而非真实、全面和合乎逻辑。对此，媒体应该警醒，做到重证据、重事实，防止用局部的真实来描绘全局，造成盲人摸象、谬以千里的局面。要抱着尊重司法，尊重当事人，对案件全过程负责任的态度，不割裂案件发展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不简单地从案件的某个片断来做判断、下结论。
同时，还应该注意不能过多地关注个案，而忽略对全局的把握，造成视野的狭窄，沉浸在负面的情绪中无法自拔。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改革深水区，矛盾交织，问题凸显，但如果媒体记者不能把握大势，分不清主流与支流，热衷于对那些代表性不强、偶发的案例进行炒作，为追求轰动效应，不考虑社会后果，最终将导致矛盾激化，加剧不稳定状况。只添乱不帮忙，媒体的公信力当然无从谈起。
守望责任，做出顺应真民意的舆论引导
做好舆论引导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我们需要合理合法的舆论引导，更需要智慧的、顺应真民意的舆论引导。作为各路媒体热衷报道的题材类别，在案件资源广泛共享的前提下，媒体担当意识之强弱、引导能力之高下立现，就看有没有坚定立场，能不能辩证思考，会不会拿捏分寸，是不是善于理性分析。
用坚定的立场体现自信与坚守。目前，一些媒体在案件报道上确实存在立场不稳的问题，一方面是不自信，底气不足，自乱阵脚；另一方面，是不坚守责任，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让案件当事人在无尽的深渊中难以抬头自新。对此，媒体从业者要加强学习，提高境界，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对案件报道有所节制，体现应有的人文关怀，在揭露假恶丑的同时，更要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用辩证的思维引导公众科学认知。中国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极端的事件时有发生，但如果因此陷入“问题焦虑症”，而不是历史地、唯物地、辩证地看待社会的发展进步，媒体就不能用正确的舆论引导受众。因此，在案件报道上不能搞绝对化，而应引导公众正确地看待案件、正确地认识问题，把案件的报道引导到科学认知的平台上，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用准确的分寸拿捏确保报道成功。分寸把握好与坏，直接影响传播效果，决定报道的成败。媒体把握分寸，必须事实准确，表达严谨。目前案件报道在分寸把握上失控严重，或断章取义，或添油加醋，以至于由量变到质变，让公众对案件报道的可信度产生怀疑。解决的办法是要采取谨慎与克制的态度：一是反映新闻事实最优化，合理地选择案件事实，如实地反映案件的本来面目，确保对案件的事实判断符合实际不走样，价值判断准确公允不夸大；二是实现社会效果最优化，案件报道中不能单纯考虑事实因素和受众需求因素，还要对报道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有预见能力，以良性的社会效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报道对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用理性的态度防止非理性共振。案件报道往往成为新媒体关注的焦点，全民围观容易引起非理性情绪的发酵，所以传统媒体在报道时尤其要防止社会上的“非理性共振”，用理性、公正、客观的态度，体现对人和社会的终极关怀，成为一种引导受众向善的重要力量。尊重被采访对象，尊重被采访对象的权益，尊重被采访对象的感受，对案件中涉及的未成年人、妇女、老人和残疾人的权益予以特别关切，避免对当事人造成再次伤害，让公众在每一个案件报道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文明友善的社会氛围。
在碎片化阅读的时代，提供更精确完整的信息和更深刻独到的思想，这既是时代、受众对大众媒体的现实要求，也是大众媒体在案件报道中应该坚持的新闻追求。
作者单位 平安时报社
专业精神缺失，致使案件报道乱象丛生
由于案件资源具有矛盾冲突、细节悬念、心理斗争等各种故事元素，近年来成为媒体喜欢挖掘的新闻富矿，但是开采“富矿”的过程，也是事故频发的过程。案件报道乱象丛生，媒体侵权、媒体审判、激增负能量、刺激他人模仿等问题，让人担忧。
以2013年李某某强奸案为例，信息传播严重失控，关于李某某本人及其父母的信息披露，已经到了掘地三尺的地步。我国自1979年有刑事诉讼法以来，就有未成年人案件不公开审理的相关规定；1999年，又制定了有关媒体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犯罪资料的法律规定。但媒体一直置若罔闻，这种有法不依的做法，侵害了当事人的隐私权、名誉权。同时，各路媒体过早定性报道，以及由此引起的汹涌民意，很难说没有对司法审判的公正性产生影响。
与此同时，媒体的报道还让涉案人员受到了法律之外的惩罚，甚至难以回归社会。试想，在媒体狂轰滥炸之后，当有一天李某某服刑期满出狱，社会能没有任何歧视地接纳他吗？再比如，2014年5月，演员黄海波嫖娼案发生后，除了对黄海波本人进行报道外，一些媒体新闻标题直言《黄海波事件女主角被曝确为变性人》，详尽写出当事人的“变性”信息，还附上真人照片。这种“舆论示众”的额外惩罚，对当事人的人生命运造成的影响实难估量。
至于案件报道激增负能量、刺激他人模仿，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案件报道过多过滥，以及充斥大量血腥暴力的情节画面、邪恶阴暗的心理描写，激增了社会负能量，让公众掉入英国著名作家、思想家柯勒律治所说的“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恶俗信息的汪洋，产生不知该“游”向何方的迷惘和焦虑。更可怕的是，有人据此效仿，将“伤口”越撕越开。2010年3月，福建南平发生校园惨案，受害小学生8死5伤。各路媒体随即组织大量报道，作案过程再现之细腻，血腥画面渲染之惊悚，看得人不寒而栗。接下来，在广东雷州、广西合浦、江苏泰兴发生的同类事件，被认为是对福建南平案件的效仿。早在1983年，美国社会学家大卫·菲利普斯根据社会认同原理，经过深入研究后得出结论：任何一种广为宣传的暴力行为都会刺激很多人竞相效仿。上述一连串的校园惨案，印证了这一研究成果。
重塑专业精神，让案件报道回归客观和理性
面对频繁出现的媒体暴力、舆论绑架行为，我们有必要深入思考案件报道的标准和尺度，重塑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冲出盲区误区，实现突破突围。怀着对法律的敬畏，对道德的坚守，以及对公众的深情关切，审慎地选择、核实和报道案件，让案件报道回归客观和理性，回到警示、教育的根本作用上。
守住底线，确保可信度。社会上每天都会发生或正在审理许多案件，但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有新闻性，不是所有的案件都适宜公开报道，也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可以公开报道。为此，媒体一方面要慎重选择案件题材，坚持案件报道的新闻价值标准，做到有所报有所不报。即使是那些具有新闻价值的案件，也不能无所顾忌地报道，而要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和行业规范，不能自行其是，置法律法规、专业程序和要求于不顾。不能为迎合猎奇心理、感官刺激和低级趣味，触犯最起码的法律和道德底线。
案件报道有无可信度、能否获得认同，不仅要选择公众关注、有新闻价值的案例，而且要理性地选择新闻报道的视角和方式，引导受众对案件的深层关切。比如，制度建设、道德回归、人性呼唤，等等。对公众应该关注但还没有关注到的内容进行考量，以此来设置公共议程，开展舆论引导，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社会大众的精神操守，才能让媒体可信、可敬、有口碑。
坚持客观性，彰显公信力。客观性是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媒体公信力的必要前提。具体化到案件报道，就是要客观地审视案件、如实地反映真相，做到信源权威、事实准确、态度中立、报道平衡、语言精准、新闻六要素齐全等。
目前，案件报道在客观真实性的把握上，出现大量臆想、片面和任意切割片断的做法，而非真实、全面和合乎逻辑。对此，媒体应该警醒，做到重证据、重事实，防止用局部的真实来描绘全局，造成盲人摸象、谬以千里的局面。要抱着尊重司法，尊重当事人，对案件全过程负责任的态度，不割裂案件发展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不简单地从案件的某个片断来做判断、下结论。
同时，还应该注意不能过多地关注个案，而忽略对全局的把握，造成视野的狭窄，沉浸在负面的情绪中无法自拔。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改革深水区，矛盾交织，问题凸显，但如果媒体记者不能把握大势，分不清主流与支流，热衷于对那些代表性不强、偶发的案例进行炒作，为追求轰动效应，不考虑社会后果，最终将导致矛盾激化，加剧不稳定状况。只添乱不帮忙，媒体的公信力当然无从谈起。
守望责任，做出顺应真民意的舆论引导
做好舆论引导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我们需要合理合法的舆论引导，更需要智慧的、顺应真民意的舆论引导。作为各路媒体热衷报道的题材类别，在案件资源广泛共享的前提下，媒体担当意识之强弱、引导能力之高下立现，就看有没有坚定立场，能不能辩证思考，会不会拿捏分寸，是不是善于理性分析。
用坚定的立场体现自信与坚守。目前，一些媒体在案件报道上确实存在立场不稳的问题，一方面是不自信，底气不足，自乱阵脚；另一方面，是不坚守责任，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让案件当事人在无尽的深渊中难以抬头自新。对此，媒体从业者要加强学习，提高境界，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对案件报道有所节制，体现应有的人文关怀，在揭露假恶丑的同时，更要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用辩证的思维引导公众科学认知。中国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极端的事件时有发生，但如果因此陷入“问题焦虑症”，而不是历史地、唯物地、辩证地看待社会的发展进步，媒体就不能用正确的舆论引导受众。因此，在案件报道上不能搞绝对化，而应引导公众正确地看待案件、正确地认识问题，把案件的报道引导到科学认知的平台上，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用准确的分寸拿捏确保报道成功。分寸把握好与坏，直接影响传播效果，决定报道的成败。媒体把握分寸，必须事实准确，表达严谨。目前案件报道在分寸把握上失控严重，或断章取义，或添油加醋，以至于由量变到质变，让公众对案件报道的可信度产生怀疑。解决的办法是要采取谨慎与克制的态度：一是反映新闻事实最优化，合理地选择案件事实，如实地反映案件的本来面目，确保对案件的事实判断符合实际不走样，价值判断准确公允不夸大；二是实现社会效果最优化，案件报道中不能单纯考虑事实因素和受众需求因素，还要对报道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有预见能力，以良性的社会效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报道对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用理性的态度防止非理性共振。案件报道往往成为新媒体关注的焦点，全民围观容易引起非理性情绪的发酵，所以传统媒体在报道时尤其要防止社会上的“非理性共振”，用理性、公正、客观的态度，体现对人和社会的终极关怀，成为一种引导受众向善的重要力量。尊重被采访对象，尊重被采访对象的权益，尊重被采访对象的感受，对案件中涉及的未成年人、妇女、老人和残疾人的权益予以特别关切，避免对当事人造成再次伤害，让公众在每一个案件报道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文明友善的社会氛围。
在碎片化阅读的时代，提供更精确完整的信息和更深刻独到的思想，这既是时代、受众对大众媒体的现实要求，也是大众媒体在案件报道中应该坚持的新闻追求。
作者单位 平安时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