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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该着眼于自己，真正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即使在世界经济疲软的时候，也能保持国内经济持续健康的较快发展。
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哈佛大学迈克尔·斯宾塞教授在现代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揭示了当代信息经济的核心，是过去五十年来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里程碑，于2001年授予了其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学生之一，微软的比尔·盖茨，在成为全球首富后，这样回忆：“迈克尔·斯宾塞教授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想象之门。”
二战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首次缩小，是什么使世界其他60%的人口开始走向富裕？为什么以前的增长速度达到3%就很高，现在却能接近10%？一个贫穷国家要完全变成发达国家需要多长时间？高速增长能够持续多久？是否存在天然的“制动力量”最终会减缓甚至停止这一进程？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会是动荡格局的前兆吗？环境能否支撑富裕国家增加4倍？治理结构能否赶上经济增长？……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想象，斯宾塞教授推出了新著《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
在斯宾塞教授看来，二战是人类经济发展史的一个特殊转折点，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知识、技术和创新的传播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开始全球化扩散，让全球经济呈现追赶性增长的特征，它是全球经济长达一个世纪增长的开端，其终点可能是全球75%或更多的人口居住在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大趋同的推动力量中，互联网功不可没，“互联网信息技术所产生的最大的长期影响，是那些原本因距离而无法融入全球经济、国际市场和全球供应链的偏远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偏远地区，现在则可以融入了。”
在斯宾塞教授看来，全球经济下一次大趋同的直接证据，就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情，没有任何争论和不同政见，它让发达国家集团从G7变成了G20。而且在他看来，墨西哥、埃及和尼日利亚，这些国家将来也会加入G20，届时G20的收入占全球收入的比例在85%～90%，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2/3。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国际经济的优先次序，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的高度依赖性开始减弱，发展中世界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的模式正在加速扩展，而且也会带来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国际管理机构主导权的变化。
对于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斯宾塞教授说：“我觉得如此巨大的失败，不仅仅是监管者的问题，而是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出了问题。我们谁也没有看见风险，都没有积极应对。”“若论责任的话，监管部门和分析师，还有像我们这样的人，人人有份。”目前来看，危机后的世界经济依然非常脆弱，我们需要在多国进行改革，才能够使得我们能够跳出这样的困境。同时，“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 ，我们要强调可持续性，包容性，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发达国家要帮助新兴经济体来维持它的经济高速增长，最终美国跟欧洲也会获益。
关于这次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关系，迈克尔·斯宾塞教授有这样三个基本观点：第一，中国应对的力度最大，速度最快，表现是很棒的；第二，中国没有必要把钱借给美国政府、欧洲国家的政府，中国政府可以购买一些股权，从而形成一个不一样的循环流程；第三，从汇率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国家很难在经济形势变化中长期保持一个固定的汇率，危机过后人民币升值将是必然的，只是升值的速度具有不确定性，作为各国政府转嫁自身责任的表现，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有些被“滥用”。
在《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这本书中，迈克尔·斯宾塞教授表示并不喜欢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用于中国，但他也直言“这是一个困难的转折”，“中国要爬下一座山”，确实有“许多国家因结构转型停滞而丧失了动力”。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当中，应该不会出现像发达国家那样一种下行的危险，但是在某些时候出现经济收缩，那是极有可能的。
中国经历的一系列复杂的转型，为跻身发达国家奠定了基础，目前要实现这一飞跃，但中国面临的几个并列且互有关联的挑战对自身发展及全球经济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迈克尔·斯宾塞教授认为这些挑战包括：（1）经济需进行微观层面的调整，巩固国家新兴的中等收入国的地位；（2）经济宏观层面的转变，使家庭收入和消费达到更高的水平，使中产阶层更快速增长；（3）扭转现在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4）降低相对投资显得非常高的储蓄水平，从而减少经常帐盈余；（5）降低未来经济增长的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6）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可交易和不可交易的，一方面增长很多都来自于那些交易部门，但交易的部门并不是能够创造就业的部门，有些交易部门下面细分是可以创造更多价值的，但是却没有创造更多的就业；另一方面，很多就业出现在那些非交易的部门，从而使得平均工资降低了。这种发展模式导致的危险，就是会出现一些政治两极化，以及社会的不稳定。2012年，中国将经济增长的速度下调为7.5%，不再保8。用迈克尔·斯宾塞教授在《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的理论分析，如果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化中，交易部门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劳动力的收入增长不能与资本的收入增长相匹配，加上一些低附加值的交易部门可能转移到更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经济速度的放缓，中国会不会面临发达国家高失业率的问题，已经呈现出的政治两极化和社会不稳定会不会加剧，确实令人忧虑。
在这方面，中国有非常可喜的地方，那就是教育的大发展。一方面，全面普及9年义务教育的基本任务已经完成，政府将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化发展，普通高中教育加上中职教育，使得1800万初中毕业生基本上都可以接受12年教育；另一方面，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达到了68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30%，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目标，2020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40%，同时着力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注意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国民素质的革命性变化，将支撑中国依赖于技术和人力资本的行业大发展，全球性品牌会集中出现，城市化的加速也将推动公共领域投资，中国有可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职能和整个经济职能应该进一步转变，直接的干预应进一步减少，公共部门的投资应转向教育和研发。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应逐步转向以依靠内需为主，因为发达国家经验已经表明，加速中产阶级的增长，必须要加强国内市场来推动收入的增长。但是，在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约占中国国民收入的 60%，家庭储蓄率接近可支配收入的 30%。相比其他国家，前一数字较高后一数字较低。因此，迈克尔·斯宾塞教授在《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中建议，中国不能期待经济长远发展只是靠政府的刺激，而应该通过国内消费来达到，中国的家庭收入必须有所提高，且用于社会保障、保险和服务的储备金应更为充足，而预防性储蓄应当减少。在这方面，可喜的是，“十二五”计划已经重点考虑这个问题了，温总理也将其列为了2012年国务院7个方面的重要工作之一。
作为大国，中国应该在全球性不平衡、经济、财政稳定和管理方面承担更大责任，但当务之急，还是应该着眼于自己，真正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即使在世界经济疲软的时候，也能保持国内经济持续健康的较快发展。
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哈佛大学迈克尔·斯宾塞教授在现代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揭示了当代信息经济的核心，是过去五十年来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里程碑，于2001年授予了其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学生之一，微软的比尔·盖茨，在成为全球首富后，这样回忆：“迈克尔·斯宾塞教授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想象之门。”
二战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首次缩小，是什么使世界其他60%的人口开始走向富裕？为什么以前的增长速度达到3%就很高，现在却能接近10%？一个贫穷国家要完全变成发达国家需要多长时间？高速增长能够持续多久？是否存在天然的“制动力量”最终会减缓甚至停止这一进程？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会是动荡格局的前兆吗？环境能否支撑富裕国家增加4倍？治理结构能否赶上经济增长？……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想象，斯宾塞教授推出了新著《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
在斯宾塞教授看来，二战是人类经济发展史的一个特殊转折点，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知识、技术和创新的传播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开始全球化扩散，让全球经济呈现追赶性增长的特征，它是全球经济长达一个世纪增长的开端，其终点可能是全球75%或更多的人口居住在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大趋同的推动力量中，互联网功不可没，“互联网信息技术所产生的最大的长期影响，是那些原本因距离而无法融入全球经济、国际市场和全球供应链的偏远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偏远地区，现在则可以融入了。”
在斯宾塞教授看来，全球经济下一次大趋同的直接证据，就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情，没有任何争论和不同政见，它让发达国家集团从G7变成了G20。而且在他看来，墨西哥、埃及和尼日利亚，这些国家将来也会加入G20，届时G20的收入占全球收入的比例在85%～90%，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2/3。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国际经济的优先次序，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的高度依赖性开始减弱，发展中世界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的模式正在加速扩展，而且也会带来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国际管理机构主导权的变化。
对于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斯宾塞教授说：“我觉得如此巨大的失败，不仅仅是监管者的问题，而是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出了问题。我们谁也没有看见风险，都没有积极应对。”“若论责任的话，监管部门和分析师，还有像我们这样的人，人人有份。”目前来看，危机后的世界经济依然非常脆弱，我们需要在多国进行改革，才能够使得我们能够跳出这样的困境。同时，“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 ，我们要强调可持续性，包容性，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发达国家要帮助新兴经济体来维持它的经济高速增长，最终美国跟欧洲也会获益。
关于这次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关系，迈克尔·斯宾塞教授有这样三个基本观点：第一，中国应对的力度最大，速度最快，表现是很棒的；第二，中国没有必要把钱借给美国政府、欧洲国家的政府，中国政府可以购买一些股权，从而形成一个不一样的循环流程；第三，从汇率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国家很难在经济形势变化中长期保持一个固定的汇率，危机过后人民币升值将是必然的，只是升值的速度具有不确定性，作为各国政府转嫁自身责任的表现，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有些被“滥用”。
在《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这本书中，迈克尔·斯宾塞教授表示并不喜欢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用于中国，但他也直言“这是一个困难的转折”，“中国要爬下一座山”，确实有“许多国家因结构转型停滞而丧失了动力”。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当中，应该不会出现像发达国家那样一种下行的危险，但是在某些时候出现经济收缩，那是极有可能的。
中国经历的一系列复杂的转型，为跻身发达国家奠定了基础，目前要实现这一飞跃，但中国面临的几个并列且互有关联的挑战对自身发展及全球经济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迈克尔·斯宾塞教授认为这些挑战包括：（1）经济需进行微观层面的调整，巩固国家新兴的中等收入国的地位；（2）经济宏观层面的转变，使家庭收入和消费达到更高的水平，使中产阶层更快速增长；（3）扭转现在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4）降低相对投资显得非常高的储蓄水平，从而减少经常帐盈余；（5）降低未来经济增长的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6）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可交易和不可交易的，一方面增长很多都来自于那些交易部门，但交易的部门并不是能够创造就业的部门，有些交易部门下面细分是可以创造更多价值的，但是却没有创造更多的就业；另一方面，很多就业出现在那些非交易的部门，从而使得平均工资降低了。这种发展模式导致的危险，就是会出现一些政治两极化，以及社会的不稳定。2012年，中国将经济增长的速度下调为7.5%，不再保8。用迈克尔·斯宾塞教授在《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的理论分析，如果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化中，交易部门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劳动力的收入增长不能与资本的收入增长相匹配，加上一些低附加值的交易部门可能转移到更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经济速度的放缓，中国会不会面临发达国家高失业率的问题，已经呈现出的政治两极化和社会不稳定会不会加剧，确实令人忧虑。
在这方面，中国有非常可喜的地方，那就是教育的大发展。一方面，全面普及9年义务教育的基本任务已经完成，政府将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化发展，普通高中教育加上中职教育，使得1800万初中毕业生基本上都可以接受12年教育；另一方面，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达到了68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30%，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目标，2020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40%，同时着力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注意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国民素质的革命性变化，将支撑中国依赖于技术和人力资本的行业大发展，全球性品牌会集中出现，城市化的加速也将推动公共领域投资，中国有可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职能和整个经济职能应该进一步转变，直接的干预应进一步减少，公共部门的投资应转向教育和研发。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应逐步转向以依靠内需为主，因为发达国家经验已经表明，加速中产阶级的增长，必须要加强国内市场来推动收入的增长。但是，在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约占中国国民收入的 60%，家庭储蓄率接近可支配收入的 30%。相比其他国家，前一数字较高后一数字较低。因此，迈克尔·斯宾塞教授在《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中建议，中国不能期待经济长远发展只是靠政府的刺激，而应该通过国内消费来达到，中国的家庭收入必须有所提高，且用于社会保障、保险和服务的储备金应更为充足，而预防性储蓄应当减少。在这方面，可喜的是，“十二五”计划已经重点考虑这个问题了，温总理也将其列为了2012年国务院7个方面的重要工作之一。
作为大国，中国应该在全球性不平衡、经济、财政稳定和管理方面承担更大责任，但当务之急，还是应该着眼于自己，真正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即使在世界经济疲软的时候，也能保持国内经济持续健康的较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