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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九七二年的冬天，有个叫傅云起的女子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她带我到她在民族学院的家，我第一次见到傅懋先生。
我记得，他身穿一件洗得发灰的中山装，像个烧锅炉的，说话非常客气，慈眉善目，和蔼可亲。每当我回忆起生活中的这一幕，常常会想起另一位老先生——邵循正先生。当年，我和张进京到他家做客，还是个中学生，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我们这些毛头小子，和大人没两样，居然推心置腹，跟我们谈历史，还从书架上抽书，拿书给我们看。
他们那一辈的老先生，我见过的人，往往如此，学问越大，人越谦和。在我们朝夕相处的那些日子里，傅先生永远是这样一副模样，甚至客气地向我“请教”。
傅先生的脾气真是太好，什么事都不急不恼，淡然处之，这是优点。但人太老实，老实到几乎逆来顺受，则容易被人欺，我想，这也许是他唯一的缺点。
日坛公园，离云起的新家不远。银杏树下，有一张长椅，日已西斜，天气很冷，我跟云起说，咱们结婚吧，她说不行。我问为什么，她说别问为什么。
回到永安南里，我终于忍不住，眼泪哗哗。我起身离去，下楼没走多远，迎面碰见傅先生。他说，怎么，你要走啊？别走别走，你看，我刚买了一条鱼，吃完饭再走。
但我还是赌气走了。
当时，我在山西插队，一介农夫，我爸是个长期挂起来的黑帮，没人管，没人理。他穷极无聊，变成读书人，经常去图书馆，整天胡思乱想。我家挤进两户人，该搬的搬，该卖的卖，要什么没什么，特别是钱。
傅先生在永安南里十号楼的房很小（很晚，他才搬到七号楼），两屋，大屋一张床，小屋一张床，上下铺，他买了几个柜子和躺箱，堆放杂物，生活很艰苦。“文革”中，他受过很多罪，但你从未听到他为任何事抱怨。
我们没办婚礼，领完证，只是买了点枕套被面，两家坐一块儿，吃了顿饺子。大姐和姐夫送了个半导体，熊猫牌的。多少年过去，这东西还在。有一次，清明扫墓，云起把它的开关打开，放在戏曲波段，留在了傅先生的墓前。他喜欢听京剧，自己还拉京胡。云起说，让爸爸听听京剧吧。
当时，我爸爸迷上三件事，戎狄史、双拼方案和沁州方言。
晋东南是赤狄活动的中心。他老说，他是戎狄的后代。双拼方案，他一直在鼓捣，周围有一伙人。傅先生参与过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并不同意以拼音作文字，但仍然帮他梳理思路。沁州方言是他的家乡话，傅先生也帮他用国际音标记音，对这个业余爱好者很有耐心。
他管我父母叫大哥大嫂，一直这么叫。
我最怀念那段贫贱相守、苦中作乐的日子。
傅先生爱我，爱我是个读书种子。我的早期研究，无论《孙子兵法》，还是楚帛书，都得到他的关心与支持。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文物》杂志上读到任继愈先生的文章，是关于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的。我跟他说起，他马上说，任先生是我的同学。我带你去看他，你可以当面向他请教。当时任先生住中关园。
我手头的那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就是他特意买了送我的。
一九八三年，为我离开考古所的事，他还找过夏鼐先生。
他曾教我国际音标，一个音标一个音标念，我录了音。他还想教我学纳西文，我说，光我们那点儿甲骨、金文、简牍，已经够累了，您饶了我吧。
他并不怪我。
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他是第一任会长。有一次，他跟我说，你们那个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名字不对，我们这个学会才是中国古文字研究会。
他们在民族文化宫办过一个民族古文字展，我去看过，很棒。
他用纳西文给我们写过一幅字，看不懂，最后有段话，大义是“云起、晓风，善体其中未雨绸缪之义，勿临渴而掘井”，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傅先生的一生，我知之不多，但有一首诗，我一直记在心里。他去世时，盛成先生写了这首诗，八句话，似可概括他的一生：
齐州自古产奇材，登降红楼负笈来。
问字通儒终入室，留英桥校远寻梅。
东巴经释成名作，民族语标出总裁。
桃李长辞先我去，奈何孤耋对灵台。
让我试着解释一下吧。
第一句，“齐州”，古代指中国。盛先生说，中国自古就出人材，不是一般的人材，而是奇材。傅先生是奇材，一九一一年生于山东。山东自古出学者。管、晏，山东人；孔、孟，山东人；孙武、孙膑，山东人。先秦诸子，多半是山东人。当代大学者，季羡林、任继愈、张政烺，他们也是山东人。傅先生是聊城人。聊城出了个傅斯年。过去有人说，傅先生是傅斯年的亲戚，这是误传。我问过他，他说，不对，聊城有两个傅，孟真师出状元傅（傅以渐之后，出自江西），我家出御史傅（傅光宅之后，出自山西），不是一支，我家贫寒。现在，台湾史语所还保存着这两位傅先生的通信。
第二句，是讲傅先生上大学。他是一九三五年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即我现在的单位。但那时的北大在沙滩红楼。这之前，他上过师范，教过小学。有一回，张政烺先生跟我说，他比我岁数大，但家境不好，入学晚。我们系的阴法鲁先生是他的同学。万安公墓，傅先生的墓碑，就是请阴先生写的。抗战爆发，傅先生随校南迁，他是在昆明毕业。一九三九年，他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跟李方桂、罗常培等名师读研究生，机会难得。但为了弟弟上学，他决定放弃学业。傅斯年先生说，不行，我每个月给你五十块大洋，你给我继续学，他没接受。此事让他铭感终生。
第三句，是讲傅先生的师承。他学语言文字是师从罗常培先生。当年，吴晓铃先生跟我们说，你罗爷爷（云起她们一直这样叫）学问大，脾气也大。罗爷爷的学问，全让你爸爸继承了，我继承的是骂人，谁骂人也骂不过我。我想，“问字通儒”一定就是这位“罗爷爷”。
第四句，是讲傅先生到海外留学。一九四八年，傅先生到英国留学，在剑桥大学。一九五○年获博士学位后，他本有机会在剑桥当教授，但毅然返国。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让大家充满希望。
第五句，是讲傅先生的成名作。抗战期间，他在西南搞田野调查，下过很大工夫，特别是对纳西文和彝文。《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武昌：华中大学，一九四八年）是他的成名作。这书是华中大学出版。他在华中大学中文系当过教授和系主任。一九九六年，于省吾先生百年诞辰，我在吉林大学开古文字会，姚孝遂先生问，傅先生身体如何？我说，他不在了。是吗？怎么没通知，什么消息都没有。姚先生沉默了一会儿，眼里闪着泪花说，我是傅先生的学生。
第六句，是讲解放后。他回国后，先回华中，后调北京，先在语言所，后到民族所。当时，民族所分两摊，翁独健先生负责民族史，他负责民族语言。他的确是中国民族语言研究的三军之帅，不仅对民族语文的调查研究有大贡献，写过很多专书和论文，还为民族文字的改进、创制和规范做过大量工作。从西南到西北，中国的兄弟民族忘不了他。不过，话说回来，他付出的代价也太大。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夺去了他太多的学术生命。不然，他会为我们留下更多的作品。比如，他的另一本研究纳西文的专书，《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出版，上册出版于一九八一年，下册出版于一九八四年），就是他在日本访问期间写的。解放那么多年，这是他唯一闲下来的一段。
最后两句是写伤悼之情。盛先生比傅先生大十二岁。傅先生只活了七十七岁，先他而去，他不胜惋惜。
盛先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用法文写过一本小书——《我的母亲》。这书，写他的母亲，写他的家乡，轰动法国。一九八五年，法国把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授给他。国内获此殊荣者还有巴金先生。他的回忆录——《旧世新书》也很有意思。他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从中国的“二七大罢工”到法国的“五月风暴”，很多重大事件，他都是當事人。这本书的引言，一上来就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土地上的人”。
柳下惠为官三黜，有人劝他，你干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他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微子》）杨绛先生说，她和钱锺书回到中国，再也没离开中国。他们都是“不去父母之邦”。
古诗，写离别最多。生离和死别差不多。
孔子去鲁，回首国门，不忍离去，丢下一句话：“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孟子·万章下》）
这样的话，今人很难理解。
盛先生说：“一九四七年我出国，回来是一九七八年，在外三十一年。”当他一过罗湖桥，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他说：“我握住解放军战士的手，眼泪滚滚而下。”
他们那一代人，不管学问多大，差不多都如此。
盛先生如此，傅先生也如此。
傅先生不爱运动，身体比较弱（“文革”中被拷打，恐怕也是原因）。晚年，他走路有点蹒跚，眼睛有点混浊，听觉也不太好。
一九八七年，他终于病倒，先在中日友好医院看，说是肠胃出了问题，吃中药。
他开始每天到日坛跟人学打拳，希望有助于恢复，可惜已经晚了。
后来，他到协和医院看，确诊为癌症，但说不清什么癌，到死也没查清。
一九八八年，他住进协和医院，一进去，就再也没有出来。
他们每天查这查那，做各种实验，做记录，不像看病，更像研究病。
西医，回天乏术，让家属很无奈。
于是，各种气功师出现了。
那一阵儿，我还记得，气功热真是如火如荼，一会儿说某某山某某洞，里面坐一人，指甲长的可以绕身好几圈，一会儿说某某高人可以搬银行里的钱，拿出来，再放回去。还有人说，他可千里发功，叫你心脏骤停，甚至呼风唤雨，灭森林大火。王朔有篇小说，主人公忽然说，他开了天眼，自称能隔着衣服透视诊病，把办公室里的女同志吓得乱跑；后来飘飘欲仙，拔脚飞升，干脆从楼上跳下去。种种传说，让我想起《列仙传》，好像回到东汉。
装神弄鬼，我从不信，但有人信，很多人都信，即便原先不信，到了鬼门关，也不由你不信。病笃乱投医，乃人之常情，至少是心理安慰吧，我这么想。
傅先生在医院，非常虚弱，只能听人摆布。
先头，他还能说话，后来就不行了，表情很痛苦。
当时，家中请了各种高人，高薪聘请，车来车送，还得做饭，一来一大拨儿。
这些人去医院发功，协和不让进。他们跟医院较劲：我不排斥你，你为啥排斥我？你就说，还有多少天吧，我保证超过你。
但一架将要坠落的飞机，机头拉不起来，多飞一会儿再扎下去，有意义吗？人只是多受罪，我想。
反正西医也没辙。护士跟他们说，好了好了，你们爱干啥干啥，我们就当没看见。
有一次，这批气功师来家，我在一边看书，看的是《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属于医书部分。他们凑过来一瞧，别提多興奋，大呼，哎呀，这么古的书，里面肯定有古人留下的气。
眼看不行，云起飞回来了。
云起找到一位国防科工委负责气功组织的人，家住黄庄，很客气。他说，别哭别哭，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当时我在场，印象很深。
此人介绍说，北京的气功师分三个层次。强身健体，只是最低层次。比这层高，是可以治病。但这种气功师，看病不看人，就病医病，治不了大病。治大病的高人，反过来，看人不看病，同样的病，你的病，我能治，他的病，对不起，因人而异。看病先要相一相，只有上升到这一步，才能治癌症，但这也就是通常说的迷信了，你信不信？
后来，云起按他给的号码打过去，通了。对方问，病人叫什么呀？云起说，傅懋。对方问，病人是干什么的呀？云起说，普通知识分子。对方说，对不起，我还有外宾和首长要看，抽不出身。
第二天，傅先生就不行了。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病人都睡了，只有床头的小灯开着，惨白。
我和云起在病房。
傅先生的病房是在地下，房间又高又大，里面有一大堆病床，简直像个候车室。任继愈先生回忆，他去看傅先生，竟然是六人一间。他愤怒地说，像傅先生这样的大学者，为什么就不能安排一个单间。其实他看到的病房还是在楼上，比这个病房不知强多少。后来，医生说，楼上不如楼下方便，他又被搬回地下。有个气功师说，也好，这样可以接地气。
傅先生骨瘦如柴，我抱过他，分量轻得难以想象。我一想到病床会硌着他，心里就像过电，嗖地一扎。他的所有感官已无法与外界交流，中间隔着无声的黑暗。
云起出去找大夫。弥留之际，只有我在身边。我把他干枯的手轻轻握在手里，手是他唯一连接这个世界的地方。
我是眼睁睁看他离去，气如游丝，被黑暗吞噬。
我出来，跟云起说，爸爸走了，把泣不成声的云起搂在怀里，医生、护士冲了进去。
火化那天，安琪和我坐在一个小天井里，静静等候。
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他说，唉，多少种外语，多少种民族语言，一切的一切，全都烟消云散，说没就没了。
我仿佛看见，他说的东西，像一只只蝴蝶，从炉膛中飞走。
当时我没哭，
但回到家，夜深人静，泪如雨下。
附记：这篇短文是为傅懋先生百年诞辰而作。感谢云起、东起、京起、安琪，是他们帮我回忆，订正了不少失误，并反复核对，提出修改建议。
我记得，他身穿一件洗得发灰的中山装，像个烧锅炉的，说话非常客气，慈眉善目，和蔼可亲。每当我回忆起生活中的这一幕，常常会想起另一位老先生——邵循正先生。当年，我和张进京到他家做客，还是个中学生，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我们这些毛头小子，和大人没两样，居然推心置腹，跟我们谈历史，还从书架上抽书，拿书给我们看。
他们那一辈的老先生，我见过的人，往往如此，学问越大，人越谦和。在我们朝夕相处的那些日子里，傅先生永远是这样一副模样，甚至客气地向我“请教”。
傅先生的脾气真是太好，什么事都不急不恼，淡然处之，这是优点。但人太老实，老实到几乎逆来顺受，则容易被人欺，我想，这也许是他唯一的缺点。
日坛公园，离云起的新家不远。银杏树下，有一张长椅，日已西斜，天气很冷，我跟云起说，咱们结婚吧，她说不行。我问为什么，她说别问为什么。
回到永安南里，我终于忍不住，眼泪哗哗。我起身离去，下楼没走多远，迎面碰见傅先生。他说，怎么，你要走啊？别走别走，你看，我刚买了一条鱼，吃完饭再走。
但我还是赌气走了。
当时，我在山西插队，一介农夫，我爸是个长期挂起来的黑帮，没人管，没人理。他穷极无聊，变成读书人，经常去图书馆，整天胡思乱想。我家挤进两户人，该搬的搬，该卖的卖，要什么没什么，特别是钱。
傅先生在永安南里十号楼的房很小（很晚，他才搬到七号楼），两屋，大屋一张床，小屋一张床，上下铺，他买了几个柜子和躺箱，堆放杂物，生活很艰苦。“文革”中，他受过很多罪，但你从未听到他为任何事抱怨。
我们没办婚礼，领完证，只是买了点枕套被面，两家坐一块儿，吃了顿饺子。大姐和姐夫送了个半导体，熊猫牌的。多少年过去，这东西还在。有一次，清明扫墓，云起把它的开关打开，放在戏曲波段，留在了傅先生的墓前。他喜欢听京剧，自己还拉京胡。云起说，让爸爸听听京剧吧。
当时，我爸爸迷上三件事，戎狄史、双拼方案和沁州方言。
晋东南是赤狄活动的中心。他老说，他是戎狄的后代。双拼方案，他一直在鼓捣，周围有一伙人。傅先生参与过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并不同意以拼音作文字，但仍然帮他梳理思路。沁州方言是他的家乡话，傅先生也帮他用国际音标记音，对这个业余爱好者很有耐心。
他管我父母叫大哥大嫂，一直这么叫。
我最怀念那段贫贱相守、苦中作乐的日子。
傅先生爱我，爱我是个读书种子。我的早期研究，无论《孙子兵法》，还是楚帛书，都得到他的关心与支持。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文物》杂志上读到任继愈先生的文章，是关于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的。我跟他说起，他马上说，任先生是我的同学。我带你去看他，你可以当面向他请教。当时任先生住中关园。
我手头的那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就是他特意买了送我的。
一九八三年，为我离开考古所的事，他还找过夏鼐先生。
他曾教我国际音标，一个音标一个音标念，我录了音。他还想教我学纳西文，我说，光我们那点儿甲骨、金文、简牍，已经够累了，您饶了我吧。
他并不怪我。
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他是第一任会长。有一次，他跟我说，你们那个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名字不对，我们这个学会才是中国古文字研究会。
他们在民族文化宫办过一个民族古文字展，我去看过，很棒。
他用纳西文给我们写过一幅字，看不懂，最后有段话，大义是“云起、晓风，善体其中未雨绸缪之义，勿临渴而掘井”，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傅先生的一生，我知之不多，但有一首诗，我一直记在心里。他去世时，盛成先生写了这首诗，八句话，似可概括他的一生：
齐州自古产奇材，登降红楼负笈来。
问字通儒终入室，留英桥校远寻梅。
东巴经释成名作，民族语标出总裁。
桃李长辞先我去，奈何孤耋对灵台。
让我试着解释一下吧。
第一句，“齐州”，古代指中国。盛先生说，中国自古就出人材，不是一般的人材，而是奇材。傅先生是奇材，一九一一年生于山东。山东自古出学者。管、晏，山东人；孔、孟，山东人；孙武、孙膑，山东人。先秦诸子，多半是山东人。当代大学者，季羡林、任继愈、张政烺，他们也是山东人。傅先生是聊城人。聊城出了个傅斯年。过去有人说，傅先生是傅斯年的亲戚，这是误传。我问过他，他说，不对，聊城有两个傅，孟真师出状元傅（傅以渐之后，出自江西），我家出御史傅（傅光宅之后，出自山西），不是一支，我家贫寒。现在，台湾史语所还保存着这两位傅先生的通信。
第二句，是讲傅先生上大学。他是一九三五年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即我现在的单位。但那时的北大在沙滩红楼。这之前，他上过师范，教过小学。有一回，张政烺先生跟我说，他比我岁数大，但家境不好，入学晚。我们系的阴法鲁先生是他的同学。万安公墓，傅先生的墓碑，就是请阴先生写的。抗战爆发，傅先生随校南迁，他是在昆明毕业。一九三九年，他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跟李方桂、罗常培等名师读研究生，机会难得。但为了弟弟上学，他决定放弃学业。傅斯年先生说，不行，我每个月给你五十块大洋，你给我继续学，他没接受。此事让他铭感终生。
第三句，是讲傅先生的师承。他学语言文字是师从罗常培先生。当年，吴晓铃先生跟我们说，你罗爷爷（云起她们一直这样叫）学问大，脾气也大。罗爷爷的学问，全让你爸爸继承了，我继承的是骂人，谁骂人也骂不过我。我想，“问字通儒”一定就是这位“罗爷爷”。
第四句，是讲傅先生到海外留学。一九四八年，傅先生到英国留学，在剑桥大学。一九五○年获博士学位后，他本有机会在剑桥当教授，但毅然返国。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让大家充满希望。
第五句，是讲傅先生的成名作。抗战期间，他在西南搞田野调查，下过很大工夫，特别是对纳西文和彝文。《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武昌：华中大学，一九四八年）是他的成名作。这书是华中大学出版。他在华中大学中文系当过教授和系主任。一九九六年，于省吾先生百年诞辰，我在吉林大学开古文字会，姚孝遂先生问，傅先生身体如何？我说，他不在了。是吗？怎么没通知，什么消息都没有。姚先生沉默了一会儿，眼里闪着泪花说，我是傅先生的学生。
第六句，是讲解放后。他回国后，先回华中，后调北京，先在语言所，后到民族所。当时，民族所分两摊，翁独健先生负责民族史，他负责民族语言。他的确是中国民族语言研究的三军之帅，不仅对民族语文的调查研究有大贡献，写过很多专书和论文，还为民族文字的改进、创制和规范做过大量工作。从西南到西北，中国的兄弟民族忘不了他。不过，话说回来，他付出的代价也太大。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夺去了他太多的学术生命。不然，他会为我们留下更多的作品。比如，他的另一本研究纳西文的专书，《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出版，上册出版于一九八一年，下册出版于一九八四年），就是他在日本访问期间写的。解放那么多年，这是他唯一闲下来的一段。
最后两句是写伤悼之情。盛先生比傅先生大十二岁。傅先生只活了七十七岁，先他而去，他不胜惋惜。
盛先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用法文写过一本小书——《我的母亲》。这书，写他的母亲，写他的家乡，轰动法国。一九八五年，法国把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授给他。国内获此殊荣者还有巴金先生。他的回忆录——《旧世新书》也很有意思。他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从中国的“二七大罢工”到法国的“五月风暴”，很多重大事件，他都是當事人。这本书的引言，一上来就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土地上的人”。
柳下惠为官三黜，有人劝他，你干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他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微子》）杨绛先生说，她和钱锺书回到中国，再也没离开中国。他们都是“不去父母之邦”。
古诗，写离别最多。生离和死别差不多。
孔子去鲁，回首国门，不忍离去，丢下一句话：“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孟子·万章下》）
这样的话，今人很难理解。
盛先生说：“一九四七年我出国，回来是一九七八年，在外三十一年。”当他一过罗湖桥，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他说：“我握住解放军战士的手，眼泪滚滚而下。”
他们那一代人，不管学问多大，差不多都如此。
盛先生如此，傅先生也如此。
傅先生不爱运动，身体比较弱（“文革”中被拷打，恐怕也是原因）。晚年，他走路有点蹒跚，眼睛有点混浊，听觉也不太好。
一九八七年，他终于病倒，先在中日友好医院看，说是肠胃出了问题，吃中药。
他开始每天到日坛跟人学打拳，希望有助于恢复，可惜已经晚了。
后来，他到协和医院看，确诊为癌症，但说不清什么癌，到死也没查清。
一九八八年，他住进协和医院，一进去，就再也没有出来。
他们每天查这查那，做各种实验，做记录，不像看病，更像研究病。
西医，回天乏术，让家属很无奈。
于是，各种气功师出现了。
那一阵儿，我还记得，气功热真是如火如荼，一会儿说某某山某某洞，里面坐一人，指甲长的可以绕身好几圈，一会儿说某某高人可以搬银行里的钱，拿出来，再放回去。还有人说，他可千里发功，叫你心脏骤停，甚至呼风唤雨，灭森林大火。王朔有篇小说，主人公忽然说，他开了天眼，自称能隔着衣服透视诊病，把办公室里的女同志吓得乱跑；后来飘飘欲仙，拔脚飞升，干脆从楼上跳下去。种种传说，让我想起《列仙传》，好像回到东汉。
装神弄鬼，我从不信，但有人信，很多人都信，即便原先不信，到了鬼门关，也不由你不信。病笃乱投医，乃人之常情，至少是心理安慰吧，我这么想。
傅先生在医院，非常虚弱，只能听人摆布。
先头，他还能说话，后来就不行了，表情很痛苦。
当时，家中请了各种高人，高薪聘请，车来车送，还得做饭，一来一大拨儿。
这些人去医院发功，协和不让进。他们跟医院较劲：我不排斥你，你为啥排斥我？你就说，还有多少天吧，我保证超过你。
但一架将要坠落的飞机，机头拉不起来，多飞一会儿再扎下去，有意义吗？人只是多受罪，我想。
反正西医也没辙。护士跟他们说，好了好了，你们爱干啥干啥，我们就当没看见。
有一次，这批气功师来家，我在一边看书，看的是《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属于医书部分。他们凑过来一瞧，别提多興奋，大呼，哎呀，这么古的书，里面肯定有古人留下的气。
眼看不行，云起飞回来了。
云起找到一位国防科工委负责气功组织的人，家住黄庄，很客气。他说，别哭别哭，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当时我在场，印象很深。
此人介绍说，北京的气功师分三个层次。强身健体，只是最低层次。比这层高，是可以治病。但这种气功师，看病不看人，就病医病，治不了大病。治大病的高人，反过来，看人不看病，同样的病，你的病，我能治，他的病，对不起，因人而异。看病先要相一相，只有上升到这一步，才能治癌症，但这也就是通常说的迷信了，你信不信？
后来，云起按他给的号码打过去，通了。对方问，病人叫什么呀？云起说，傅懋。对方问，病人是干什么的呀？云起说，普通知识分子。对方说，对不起，我还有外宾和首长要看，抽不出身。
第二天，傅先生就不行了。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病人都睡了，只有床头的小灯开着，惨白。
我和云起在病房。
傅先生的病房是在地下，房间又高又大，里面有一大堆病床，简直像个候车室。任继愈先生回忆，他去看傅先生，竟然是六人一间。他愤怒地说，像傅先生这样的大学者，为什么就不能安排一个单间。其实他看到的病房还是在楼上，比这个病房不知强多少。后来，医生说，楼上不如楼下方便，他又被搬回地下。有个气功师说，也好，这样可以接地气。
傅先生骨瘦如柴，我抱过他，分量轻得难以想象。我一想到病床会硌着他，心里就像过电，嗖地一扎。他的所有感官已无法与外界交流，中间隔着无声的黑暗。
云起出去找大夫。弥留之际，只有我在身边。我把他干枯的手轻轻握在手里，手是他唯一连接这个世界的地方。
我是眼睁睁看他离去，气如游丝，被黑暗吞噬。
我出来，跟云起说，爸爸走了，把泣不成声的云起搂在怀里，医生、护士冲了进去。
火化那天，安琪和我坐在一个小天井里，静静等候。
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他说，唉，多少种外语，多少种民族语言，一切的一切，全都烟消云散，说没就没了。
我仿佛看见，他说的东西，像一只只蝴蝶，从炉膛中飞走。
当时我没哭，
但回到家，夜深人静，泪如雨下。
附记：这篇短文是为傅懋先生百年诞辰而作。感谢云起、东起、京起、安琪，是他们帮我回忆，订正了不少失误，并反复核对，提出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