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乃故国乔木，士林贤人，贯通三教，互阐宗风。以大道和生之学，嘉惠学林，贡献社会，足以告慰先贤。”2017年度“汤用彤学术奖”的颁奖辞这样写道。木材很多，乔木为贵。“汤用彤学术奖”被誉为“当前国学教育与学术研究领域的最高奖项”，而获此殊荣的正是来自安徽大学哲学系85岁高龄的资深教授钱耕森。紧接着，他又荣获北大校友安徽分会成立20周年颁发的优秀校友奖。
　　择一业 做一事
　　“实际上，当初对哲学并不了解，听说哲学系什么都学，范畴极广，因此选择学习哲学专业就是本着自己学习兴趣广泛作出的选择。”谈到因何与哲学“结缘”时，钱耕森笑说道。而至此，哲学也成了他一生所求索之“道”。
　　择一事，终一生。从青年时期求学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再到后来在安徽大学哲学系担任资深教授，以及期间沉心研究得出“大道和生学”的新理论体系，可以说钱耕森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哲学。
　　“大道和生学”是钱耕森“自学”而来的。1951年至1958年的八年中，总能看见钱耕森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偌大的图书馆里伏案苦读的身影。他的老师们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哲学家，像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贺麟、郑昕、汪子嵩和张世英等。这些名师的学术思想、治学理念及其毕生献身于学术的使命感深深地感染了他，他通读过所有名师们的著作，特别是冯友兰、胡适的观点学说，他们的思想为大多数人所认可。但是对钱耕森来讲，“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理解了师长们的思想后，取其精华大胆突破，而“史伯”成了他开启“大道和生学”的密匙。
　　沉一思 创一派
　　“大道和生學”的思路是钱耕森在大学读书时萌发的。在自学过程中，“史伯”这个名字引起了钱耕森的注意。他学到，史伯在古代著名的“和同之辨”的大辩论中提出，“夫和生实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也；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这就把“和”提到了本体论和生成论的高度。“我觉得史伯对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讲得很有道理又很系统，是一套完整的哲学，所以印象很深，认为史伯是一位哲学家。”
　　其实，早在100年前，胡适与冯友兰两位大哲学家就讨论过中国哲学史第一人的问题。1917年，胡适提出老子是第一人；1927年，冯友兰提出孔子是第一人。既然两位哲学大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研究老孔二人之前哲学史的后人便寥寥无几，史伯哲学也就成了“绝学”。
　　然而，钱耕森不赞同胡适与冯友兰两位大哲学家这种“一刀切”的看法，他开始深入研究挖掘和弘扬史伯的这一“绝学”。钱耕森又在深入研究了老子的“道生”说后发现，此道与史伯之道实乃一脉。“‘道生一’的‘一’指‘元气’，‘一生二’的‘二’指‘阴阳二气’，‘二生三’的‘三’指‘和气’，‘三生万物’指‘和气生万物’。这与史伯的‘和实生物’说是完全吻合的。我认为老子传承并发展了史伯，这就打通了史伯和老子的理论。”钱耕森解释道。他明确指出，“史伯开创了和生学，老子建立了和生学”，钱耕森进而构建了自己的“大道和生学”新哲学体系。
　　契一机 成一事
　　万事俱备，却欠东风。当时的钱耕森由于处在一个只能讲“斗争哲学”的时代，因而一直没有契机讲出他的和生哲学，“大道和生学”不得不被“掩埋”。
　　1994年10月5日，钱耕森终于等来了“东风”。那一天，“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钱耕森带着自己的文章前去参加。在会上，钱耕森听到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讲到了“和为贵”。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和”的思想。钱耕森心中激动不已：“好极了！国家提倡的不正与我带来的《‘和为贵’新论》的‘和生学’不谋而合吗？”于是，钱耕森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将自己的“大道和生学”新思想拿出来演讲，得到了与会代表广泛地关注与充分地肯定。
　　从此，“大道和生学”愈来愈受到广泛关注。1996年，《孔孟月刊》（第三十四卷，第五期）发表了《“和为贵”新论》一文。这是“大道和生学”第一次以书面文字形式与大家正式见面。
　　从1994年最初提出《“和为贵”新论》，到后来发展为“大道和生学”的新哲学体系，时间铭记着钱耕森的思想，记录着他学术探索的足迹，这些不会因年代久远而被人遗忘，反而更因时间沉淀而更加浓醇。“拜读大作，不胜敬佩。功底深厚，卓有新见，我国学界亟需你这样的学者。”北大著名哲学家张世英对钱耕森如此评价道。
　　如今，为了让“大道和生学”向更广的范围传播，85岁的钱耕森依然不辞辛苦，甚至奔赴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进行了宣讲。“不仅仅是在安徽大学，也不仅仅是在中国，我要让‘大道和生学’走出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钱耕森说。
　　（本文转自《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