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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时期的地方军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的一个特殊现象，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我们探讨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结构转型的一个切入点。地方军事化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和权力结构，也影响到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格局，以致清朝中央的政治权威急剧衰落和中央集权体制的逐步瓦解，使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一个重组的过程，并促成了晚清时期地方“自治化”的趋势，对民国时期的的政局有着深刻的影响。而“团练”则是彼时地方军事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团练”成为彼时士绅热议的话题。
【关键词】：晚清;地方军事化;士绅;团练
晚清时期的地方军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也影响到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格局，导致了国家对地方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和地方社会结构的改变，促成了士绅的构成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和中国近代社会的重组。
晚清时期的中国，国力衰微，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已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和生机，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危机四起，国内的民众运动时断时续。两次鸦片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清王朝的统治遭受沉重打击，几乎一蹶不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爆发，更将清王朝的军事体系冲击的七零八落，清朝中央的政治权威急剧衰落，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临着严峻的统治危机。正是在咸同军兴的背景下，出于挽救王朝的危机的“救道”责任感，同时也为了维护家族和地方的利益，“团练”成为地方士绅乃至整个清廷都热议的话题。在清政府的倡导下，地方士绅纷纷创办团练武装，最大程度的动员各种社会力量，重新整合，导致地方军事化趋势的出现和地方“自治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晚清时期士绅群体对于“团练”的议论和表述进行分析，有助于对晚清时期地方军事化趋势的研究和探析。
一、“团练”的组建的背景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地方军事化”这种特殊现象便是乱作而兴，乱息而散，大凡乱世，这种政治异象便凸显而出。
18世纪后期，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已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和生机，尤其是鸦片战争的失败，遭受重击的清王朝几乎一蹶不振，政治权威急剧衰落，对地方的控制也开始出现松动，曾经强盛的清王朝已是孱弱不堪，奄奄一息。
随着社会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国内民众运动此起彼伏，危机四起，而彼时的清王朝“仅仅是依靠一些个人能力突出的地方官员和士绅，才得以在短时间内将历次叛乱镇压”，[1]国家经制之师——八旗和绿营早已腐化不堪，丧失了战斗力。早在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的席卷川楚陕湘等省的白莲教大起义，就已将八旗、绿营的腐化不堪展现的淋漓尽致，“………把军事拨款用来肥了官吏们的私囊，并且让高级指挥官在战场上过舒适生活，他们掩盖盗用公款的手法是一味乐观地谎传捷报。…………大部分城镇从未被叛军占领，也没有被长期围困过。将军们在叛军进攻时宁愿撤退到这些设防地区，听任叛乱分子随意劫掠乡村………”。[ 2]
可以说，“如果没有地方名流、新建的地方控制体系以及雇佣兵的合作，正规军已不可能镇压国内的叛乱。”[31] “雇佣兵”即乡勇，地方士绅组织的团练武装。当时的历官西北数地的龚景瀚就对国家经制军队缺乏足够的信心，他认为经制军队“本属有限，而腹里尤少”，况且还涉及到军费问题，“兵勇多则粮铜广，粮铜广则转运难”。[4]清廷平定白莲教主要依靠的就是乡勇，因此，汹汹而来的白莲教之祸，对于清王朝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对地方士绅来说，确是充分介入地方政治的机会，也是以“团练”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地方军事化发展的契机。在镇压白莲教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士绅凭借举办团练的机会获得了一定的地方军事权利，然而，虽然清廷在镇压白莲教的过程中都不得不倚重地方士绅的力量，但是团练的领导者—— 士绅似乎总是为官方权力所压抑，团练武装始终处在官方权力的绝对控制下，士绅对于团练的领导作用也是有限的，清王朝对于地方仍有足够的控制力，依然有足够的政治权威。
但是，到1851年，一场波及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的国内“叛乱”，即由洪秀全所创建的“拜上帝会”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将清王朝的军事体系冲击的七零八落，清王朝的统治已面临崩溃的邊缘，面对汹涌而来的太平军显得惊慌失措，处置失当，国家经制军队——八旗和绿营连连溃败，“官兵数万，已成废器，即今千人为营，而十贼可破，凡有血气，莫不痛心”。“粤贼北犯，汉黄不守，长江之势，态其荡轶，破皖桐下金陵，踞镇扬，又分其群丑涉汁入晋，东扰钱辅 国家兴师十万，南北攻围，旷日持久，凶锋未损十一二，而兵力已不支矣”。[ 5]
二、士绅对于“团练”话题的议论
面对汹汹而来的太平军，士绅群体意识到在这场社会大变乱的面前，单纯依靠国家的经制军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们纷纷倡言团练。
江西士绅李祖陶在咸丰二年对举办团练作过一番议论：“咸丰二年，予家居无事，游行至省闻人谈湖湘间兵事，贼氛甚炽，言人人殊…… 团练乡人实为古法，然考之于宋韩魏公之义勇王介甫之保甲皆有其名而无其实，近人之说亦徒纷纷。吾意省会之地，当先选将，以练兵为五人十人之长，必才力过于五人十人者。为百人千人之长，必才过于百人千人又有智谋者，练兵则悉照《纪效新书》之法以精神力貌选人而分别授之以器。………不惟省会有兵，各郡亦皆有兵，兵皆如父子兄弟之相依，耳目手足之相习，贼必闻风不取入境而亦有 以待之矣。但欲练兵必先供钧，欲供钧，必先纠费，欲纠费必先设局，宜于省会立一总局，禀知大宪，工请乡大夫贤而有才者为之主，人贤而有文者为之辅佐，而又旁罗俊义或善谋划或工书写或负勇力或精技艺或善走集或工阚探，并皆收而养之，以为吾用。省局既定，即颁其式于各府，府又颁其式于各邑。”[6]
在李祖陶看来，应对目前的危局，可以借鉴清朝嘉庆年间用乡勇平定白莲教起义的历史经验。在地方官员威望下降，国家经制军队连连溃败之际，借助民间士绅力量来对抗太平军，“工请乡大夫贤而有才者为之主，人贤而有文者为之辅佐”，并设立团练局和团练总局，达到“不惟省会有兵，各郡亦皆有兵”的效果。李氏主张由地方士绅参与举办团练并控制团练武装，这反映了在社会急剧动荡的时期，士绅群体力量的崛起和对地方政治的参与要求。 通过对咸同时期身与兵戈的朝野官绅对时局议论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他们都对士绅在团练中的作用期以厚望。譬如张杓曾言： “窃谓团练之法当先分流品以激扬士气……是故欲行团练必须专责乡望，而欲用乡望必须妥议章程。非鄉望则团练不精，无章程则乡望之言不信。”[ 3]张氏所说的“乡望”实为在地方社会有一定影响力的士绅，他认为要办好团练就必须依赖这些“乡望”。 张杓的主张实际乃是当时一种主流社会意识，其主张士绅要承担更大的军事责任，也就是要获取更大的军事权力。
朝臣龙启瑞曾言：“今天子初元，广西群盗之起盖数年矣，其芟夷歼灭大小以数十计。……为一编，名为《团练辑略》序曰：“自井田守望相助之法废，而卫民者专恃于兵。自兵力之不足，始藉助于民间之团练。团练者，即古寓兵于农之意，而变通其法以适时用者也。………今粤西团练遍于外郡，无所强之而事成。有以导之而民从，其故何哉？ 被盗贼之患，深保室家之情切而习于攻战之事熟也。……… 富家巨室捐资以助饷，丁壮冒白刃膏涂原野者。绅士之督率奔走者或转战破城经岁不家食者。用民之力亦几于尽，又得文武大吏督兵壮剿除，然后地方寇盗几于荡平盖有司贤，则总团之绅士治，总团之绅士治，则分理之绅士治，而一方之团练可得而治也。”[ 7]
龙启瑞的言论的主旨是强调官方在团练中的主导作用，但是在官方力量有所不济的现实背景中，士绅的实际支配才是团练中最关键的因素。
曾亲自参与镇压太平军起义的清廷重臣惠庆与吴文镕，认为在镇压太平军的军事行动中，要充分依赖地方士绅与地方团练武装的力量，尤其是要重视士绅在地方的影响力。
惠庆在咸丰四年，给咸丰的奏折中这样写道：“………伏思办团练固在乎地方官实力奉行尤在乎公正绅士认真经理。盖官有更替不如绅士之居处常亲，官有隔阂，不如绅之见闻切近故绅士之贤否关乎团练之得失甚巨。”[8]
吴文镕也发出了这样一番议论：“照得粤西贼氛甚恶甚，其尚弟会匪，现在围攻桂林省城，各处土匪亦闻风四起。粤省官吏更不暇顾及，纵使各路援兵能解桂林之围，贼必四出流剽而粤西已无可剽掠安保其不拥入滇、黔，思据一城池为藏身之固，即不思据城池，安保其不拥入近边村寨为掠取财食之计。滇黔省各处防堵已将近两年，在事文武均寝以懈怠。此时若添调大兵雇募多练不独事无了期，经费无出，且兵不足恃，练不可信，该在事文武岂不知之。 然则将束手以听其蹂躏乎？抑委心以悻其不来乎？均不可也。为今之计，急需坚壁清野，齐心团练，官有救民之心，民有从官之乐。 官民一气，何贼之不能御哉？”[9 ]
惠、吴二人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方对地方士绅的倚重，对于地方士绅举办团练的认可和支持，有利于地方士绅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和绅权的扩大。
随着太平天国所据州县的日益增多，清廷经制军队的连连溃败，江南地区形势的不断糜烂，局势日艰，而兵事日颓，朝野日益群议汹汹，中枢决策不免会受到影响。从军兴初期，朝廷就已注意仿照嘉庆年间的团练故事，“诏令各省兴办团练，以绍绅主之。”咸丰三年（1853 年）三月初六日清廷谕令各地兴办团练，这个上谕可以视作清廷对地方军事化态度的松动标志：“前有旨令各直省仿照嘉庆年间坚壁清野之法办理团练，令武英殿刊刻明亮、德楞泰《筑堡御城疏》，龚景瀚《坚壁清野议》及示谕条款，颁布通行，复令将两年两次一并刊刻冠诸简端。本日据惠亲王等奏业已刊板刷印，装成样本进呈，著即颁发各直省督抚广为刊布，督同在籍帮办团练之士绅实力奉行，各就地方情形妥为布置，但期守卫乡闾不必拘执成法，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保民而不致扰民，行之日久方无流弊，一切经费均由绅民量力筹办，不得假手吏役，如地方官有借端科派勒捐等弊，即著该赞抚严参至各省所保绅士绅数众多，其中如有办理不善，不协乡评及衰老不能任事者，该地方官查明即令毋庸管理 至近贼地方绅民团练尤须官兵应援，方足以资挥御。统兵大臣即该督抚等务当相度缓急，拨兵策应，俾兵民联为一气，庶众志成城，人思敌忾，蠢思群王，不难荡平也。 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10]
从上谕中可以看出，清朝中央迫于形势，不得不借鉴前代平定白莲教起义的历史经验，命地方督抚举办团练，以督抚为主要责任人。这反映了朝廷企图通过督抚将地方军事化的主导权控制在官方，而“督同在籍帮办团练之士绅实力奉行”，则是企图利用在籍士绅的双重角色，发挥他们沟通官方与地方基层社会的作用，以在籍士绅主导地方基层社会的军事化，并消解地方离心的可能。“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则是意味着朝廷想把地方基层社会的军事化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阻止士绅在地方军事化中获得更大的军事权力和政治资源。朝廷虽不欲看到军事权力的下移和地方士绅掌握军事权力，但是也不得不对士绅在团练组织中的作用予以承认，一切经费均由绅民量力筹办，不得假手吏役，这又反映了当时朝廷在力量上的不足，办理团练的经费筹集上对士绅，对地方基层社会的依赖，而在这种依赖关系的背景下，地方军事化的主导权似乎难免下移到士绅群体上。
三、结语
在中国历史上，每逢战乱，官方权力式微，就可能会有以士绅为主导的地方军事力量出现，这既是对官方权力不足的一种补充，亦是地方民间权势存在的一种形式。
19世纪中期以后，太平军，捻军，西南等地方的民众起义层出不穷，时断时续。大范围，大规模的战乱，导致了清王朝在很多地区的基层权力失控，官方力量已经无法实现国家权力在地方的恢复，“团练”遂成为士林朝野公议的热点。在王朝岌岌可危之时，基于士绅群体与王朝政权之间的本能的效忠伦理，出于挽救王朝的危机的“救道”责任感，同时也为了维护家族和地方的利益，参与地方政治，在咸同军兴期间，举办和领导团练成为士绅群体最为重要的社会活动，最大程度动员了各种社会力量，进行重新整合，不仅为新型士绅阶层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还使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一个重组的过程，导致地方权力体系发生深刻的变化，出现了地方军事化的趋势，使“地方自治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参考文献：：
[1]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50页.
[2]费正清：《剑桥中华晚清史（1800——1911） 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3]费正清：《剑桥中华晚清史（1800——1911） 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4]石香村居士（赵云崧）. 附述· 合州龚刺史坚壁清野并招抚议[M].载《堪靖教匪述编》，卷十二.
[5]鲁一同与吴中翰论时势书[M]载盛康辑.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二，《兵政 ·团练下》.
[6] 李祖陶.江西团练厄言[M]载盛康辑.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一，《兵政· 团练上》.
[7] 张杓.上祁宫保书[M].载盛康辑. 《皇朝经世文续编》. 卷八十一，《兵政· 团练上》.
[8] 龙启瑞.粤西团练辑略序[M].载盛康辑.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二，《兵政· 团练下》.
[9]惠庆.奏陈粤西团练日坏巫宜挽救疏[M].载盛康辑.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二，《兵政·团练下》.
[10]吴文镕.会滇黔抚院通伤筹办团练札[M].载盛康辑.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二，《兵政· 团练下》.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 第 3册） [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 344
【关键词】：晚清;地方军事化;士绅;团练
晚清时期的地方军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也影响到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格局，导致了国家对地方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和地方社会结构的改变，促成了士绅的构成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和中国近代社会的重组。
晚清时期的中国，国力衰微，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已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和生机，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危机四起，国内的民众运动时断时续。两次鸦片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清王朝的统治遭受沉重打击，几乎一蹶不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爆发，更将清王朝的军事体系冲击的七零八落，清朝中央的政治权威急剧衰落，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临着严峻的统治危机。正是在咸同军兴的背景下，出于挽救王朝的危机的“救道”责任感，同时也为了维护家族和地方的利益，“团练”成为地方士绅乃至整个清廷都热议的话题。在清政府的倡导下，地方士绅纷纷创办团练武装，最大程度的动员各种社会力量，重新整合，导致地方军事化趋势的出现和地方“自治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晚清时期士绅群体对于“团练”的议论和表述进行分析，有助于对晚清时期地方军事化趋势的研究和探析。
一、“团练”的组建的背景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地方军事化”这种特殊现象便是乱作而兴，乱息而散，大凡乱世，这种政治异象便凸显而出。
18世纪后期，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已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和生机，尤其是鸦片战争的失败，遭受重击的清王朝几乎一蹶不振，政治权威急剧衰落，对地方的控制也开始出现松动，曾经强盛的清王朝已是孱弱不堪，奄奄一息。
随着社会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国内民众运动此起彼伏，危机四起，而彼时的清王朝“仅仅是依靠一些个人能力突出的地方官员和士绅，才得以在短时间内将历次叛乱镇压”，[1]国家经制之师——八旗和绿营早已腐化不堪，丧失了战斗力。早在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的席卷川楚陕湘等省的白莲教大起义，就已将八旗、绿营的腐化不堪展现的淋漓尽致，“………把军事拨款用来肥了官吏们的私囊，并且让高级指挥官在战场上过舒适生活，他们掩盖盗用公款的手法是一味乐观地谎传捷报。…………大部分城镇从未被叛军占领，也没有被长期围困过。将军们在叛军进攻时宁愿撤退到这些设防地区，听任叛乱分子随意劫掠乡村………”。[ 2]
可以说，“如果没有地方名流、新建的地方控制体系以及雇佣兵的合作，正规军已不可能镇压国内的叛乱。”[31] “雇佣兵”即乡勇，地方士绅组织的团练武装。当时的历官西北数地的龚景瀚就对国家经制军队缺乏足够的信心，他认为经制军队“本属有限，而腹里尤少”，况且还涉及到军费问题，“兵勇多则粮铜广，粮铜广则转运难”。[4]清廷平定白莲教主要依靠的就是乡勇，因此，汹汹而来的白莲教之祸，对于清王朝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对地方士绅来说，确是充分介入地方政治的机会，也是以“团练”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地方军事化发展的契机。在镇压白莲教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士绅凭借举办团练的机会获得了一定的地方军事权利，然而，虽然清廷在镇压白莲教的过程中都不得不倚重地方士绅的力量，但是团练的领导者—— 士绅似乎总是为官方权力所压抑，团练武装始终处在官方权力的绝对控制下，士绅对于团练的领导作用也是有限的，清王朝对于地方仍有足够的控制力，依然有足够的政治权威。
但是，到1851年，一场波及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的国内“叛乱”，即由洪秀全所创建的“拜上帝会”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将清王朝的军事体系冲击的七零八落，清王朝的统治已面临崩溃的邊缘，面对汹涌而来的太平军显得惊慌失措，处置失当，国家经制军队——八旗和绿营连连溃败，“官兵数万，已成废器，即今千人为营，而十贼可破，凡有血气，莫不痛心”。“粤贼北犯，汉黄不守，长江之势，态其荡轶，破皖桐下金陵，踞镇扬，又分其群丑涉汁入晋，东扰钱辅 国家兴师十万，南北攻围，旷日持久，凶锋未损十一二，而兵力已不支矣”。[ 5]
二、士绅对于“团练”话题的议论
面对汹汹而来的太平军，士绅群体意识到在这场社会大变乱的面前，单纯依靠国家的经制军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们纷纷倡言团练。
江西士绅李祖陶在咸丰二年对举办团练作过一番议论：“咸丰二年，予家居无事，游行至省闻人谈湖湘间兵事，贼氛甚炽，言人人殊…… 团练乡人实为古法，然考之于宋韩魏公之义勇王介甫之保甲皆有其名而无其实，近人之说亦徒纷纷。吾意省会之地，当先选将，以练兵为五人十人之长，必才力过于五人十人者。为百人千人之长，必才过于百人千人又有智谋者，练兵则悉照《纪效新书》之法以精神力貌选人而分别授之以器。………不惟省会有兵，各郡亦皆有兵，兵皆如父子兄弟之相依，耳目手足之相习，贼必闻风不取入境而亦有 以待之矣。但欲练兵必先供钧，欲供钧，必先纠费，欲纠费必先设局，宜于省会立一总局，禀知大宪，工请乡大夫贤而有才者为之主，人贤而有文者为之辅佐，而又旁罗俊义或善谋划或工书写或负勇力或精技艺或善走集或工阚探，并皆收而养之，以为吾用。省局既定，即颁其式于各府，府又颁其式于各邑。”[6]
在李祖陶看来，应对目前的危局，可以借鉴清朝嘉庆年间用乡勇平定白莲教起义的历史经验。在地方官员威望下降，国家经制军队连连溃败之际，借助民间士绅力量来对抗太平军，“工请乡大夫贤而有才者为之主，人贤而有文者为之辅佐”，并设立团练局和团练总局，达到“不惟省会有兵，各郡亦皆有兵”的效果。李氏主张由地方士绅参与举办团练并控制团练武装，这反映了在社会急剧动荡的时期，士绅群体力量的崛起和对地方政治的参与要求。 通过对咸同时期身与兵戈的朝野官绅对时局议论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他们都对士绅在团练中的作用期以厚望。譬如张杓曾言： “窃谓团练之法当先分流品以激扬士气……是故欲行团练必须专责乡望，而欲用乡望必须妥议章程。非鄉望则团练不精，无章程则乡望之言不信。”[ 3]张氏所说的“乡望”实为在地方社会有一定影响力的士绅，他认为要办好团练就必须依赖这些“乡望”。 张杓的主张实际乃是当时一种主流社会意识，其主张士绅要承担更大的军事责任，也就是要获取更大的军事权力。
朝臣龙启瑞曾言：“今天子初元，广西群盗之起盖数年矣，其芟夷歼灭大小以数十计。……为一编，名为《团练辑略》序曰：“自井田守望相助之法废，而卫民者专恃于兵。自兵力之不足，始藉助于民间之团练。团练者，即古寓兵于农之意，而变通其法以适时用者也。………今粤西团练遍于外郡，无所强之而事成。有以导之而民从，其故何哉？ 被盗贼之患，深保室家之情切而习于攻战之事熟也。……… 富家巨室捐资以助饷，丁壮冒白刃膏涂原野者。绅士之督率奔走者或转战破城经岁不家食者。用民之力亦几于尽，又得文武大吏督兵壮剿除，然后地方寇盗几于荡平盖有司贤，则总团之绅士治，总团之绅士治，则分理之绅士治，而一方之团练可得而治也。”[ 7]
龙启瑞的言论的主旨是强调官方在团练中的主导作用，但是在官方力量有所不济的现实背景中，士绅的实际支配才是团练中最关键的因素。
曾亲自参与镇压太平军起义的清廷重臣惠庆与吴文镕，认为在镇压太平军的军事行动中，要充分依赖地方士绅与地方团练武装的力量，尤其是要重视士绅在地方的影响力。
惠庆在咸丰四年，给咸丰的奏折中这样写道：“………伏思办团练固在乎地方官实力奉行尤在乎公正绅士认真经理。盖官有更替不如绅士之居处常亲，官有隔阂，不如绅之见闻切近故绅士之贤否关乎团练之得失甚巨。”[8]
吴文镕也发出了这样一番议论：“照得粤西贼氛甚恶甚，其尚弟会匪，现在围攻桂林省城，各处土匪亦闻风四起。粤省官吏更不暇顾及，纵使各路援兵能解桂林之围，贼必四出流剽而粤西已无可剽掠安保其不拥入滇、黔，思据一城池为藏身之固，即不思据城池，安保其不拥入近边村寨为掠取财食之计。滇黔省各处防堵已将近两年，在事文武均寝以懈怠。此时若添调大兵雇募多练不独事无了期，经费无出，且兵不足恃，练不可信，该在事文武岂不知之。 然则将束手以听其蹂躏乎？抑委心以悻其不来乎？均不可也。为今之计，急需坚壁清野，齐心团练，官有救民之心，民有从官之乐。 官民一气，何贼之不能御哉？”[9 ]
惠、吴二人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方对地方士绅的倚重，对于地方士绅举办团练的认可和支持，有利于地方士绅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和绅权的扩大。
随着太平天国所据州县的日益增多，清廷经制军队的连连溃败，江南地区形势的不断糜烂，局势日艰，而兵事日颓，朝野日益群议汹汹，中枢决策不免会受到影响。从军兴初期，朝廷就已注意仿照嘉庆年间的团练故事，“诏令各省兴办团练，以绍绅主之。”咸丰三年（1853 年）三月初六日清廷谕令各地兴办团练，这个上谕可以视作清廷对地方军事化态度的松动标志：“前有旨令各直省仿照嘉庆年间坚壁清野之法办理团练，令武英殿刊刻明亮、德楞泰《筑堡御城疏》，龚景瀚《坚壁清野议》及示谕条款，颁布通行，复令将两年两次一并刊刻冠诸简端。本日据惠亲王等奏业已刊板刷印，装成样本进呈，著即颁发各直省督抚广为刊布，督同在籍帮办团练之士绅实力奉行，各就地方情形妥为布置，但期守卫乡闾不必拘执成法，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保民而不致扰民，行之日久方无流弊，一切经费均由绅民量力筹办，不得假手吏役，如地方官有借端科派勒捐等弊，即著该赞抚严参至各省所保绅士绅数众多，其中如有办理不善，不协乡评及衰老不能任事者，该地方官查明即令毋庸管理 至近贼地方绅民团练尤须官兵应援，方足以资挥御。统兵大臣即该督抚等务当相度缓急，拨兵策应，俾兵民联为一气，庶众志成城，人思敌忾，蠢思群王，不难荡平也。 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10]
从上谕中可以看出，清朝中央迫于形势，不得不借鉴前代平定白莲教起义的历史经验，命地方督抚举办团练，以督抚为主要责任人。这反映了朝廷企图通过督抚将地方军事化的主导权控制在官方，而“督同在籍帮办团练之士绅实力奉行”，则是企图利用在籍士绅的双重角色，发挥他们沟通官方与地方基层社会的作用，以在籍士绅主导地方基层社会的军事化，并消解地方离心的可能。“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则是意味着朝廷想把地方基层社会的军事化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阻止士绅在地方军事化中获得更大的军事权力和政治资源。朝廷虽不欲看到军事权力的下移和地方士绅掌握军事权力，但是也不得不对士绅在团练组织中的作用予以承认，一切经费均由绅民量力筹办，不得假手吏役，这又反映了当时朝廷在力量上的不足，办理团练的经费筹集上对士绅，对地方基层社会的依赖，而在这种依赖关系的背景下，地方军事化的主导权似乎难免下移到士绅群体上。
三、结语
在中国历史上，每逢战乱，官方权力式微，就可能会有以士绅为主导的地方军事力量出现，这既是对官方权力不足的一种补充，亦是地方民间权势存在的一种形式。
19世纪中期以后，太平军，捻军，西南等地方的民众起义层出不穷，时断时续。大范围，大规模的战乱，导致了清王朝在很多地区的基层权力失控，官方力量已经无法实现国家权力在地方的恢复，“团练”遂成为士林朝野公议的热点。在王朝岌岌可危之时，基于士绅群体与王朝政权之间的本能的效忠伦理，出于挽救王朝的危机的“救道”责任感，同时也为了维护家族和地方的利益，参与地方政治，在咸同军兴期间，举办和领导团练成为士绅群体最为重要的社会活动，最大程度动员了各种社会力量，进行重新整合，不仅为新型士绅阶层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还使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一个重组的过程，导致地方权力体系发生深刻的变化，出现了地方军事化的趋势，使“地方自治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参考文献：：
[1]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50页.
[2]费正清：《剑桥中华晚清史（1800——1911） 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3]费正清：《剑桥中华晚清史（1800——1911） 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4]石香村居士（赵云崧）. 附述· 合州龚刺史坚壁清野并招抚议[M].载《堪靖教匪述编》，卷十二.
[5]鲁一同与吴中翰论时势书[M]载盛康辑.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二，《兵政 ·团练下》.
[6] 李祖陶.江西团练厄言[M]载盛康辑.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一，《兵政· 团练上》.
[7] 张杓.上祁宫保书[M].载盛康辑. 《皇朝经世文续编》. 卷八十一，《兵政· 团练上》.
[8] 龙启瑞.粤西团练辑略序[M].载盛康辑.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二，《兵政· 团练下》.
[9]惠庆.奏陈粤西团练日坏巫宜挽救疏[M].载盛康辑.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二，《兵政·团练下》.
[10]吴文镕.会滇黔抚院通伤筹办团练札[M].载盛康辑.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二，《兵政· 团练下》.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 第 3册） [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 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