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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对查蒂·史密斯小说《白牙》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处于中心文化地位的白人文化和处于边缘文化地位的有色人种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和凝视，分析了有色人种所面临的文化困境和反应，并提出了消解中心和多元共生的解决方式。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 《白牙》 中心文化 边缘文化
英国当代青年女作家查蒂·史密斯于1975年生于北伦敦，来自混血家庭，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牙买加移民。迄今为止，共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白牙》（White Teeth，2000）、《签名收藏家》（The Autograph Man，2003）和《关于美》（On Beauty，2005）。小说《白牙》以看似诙谐幽默的笔触，举重若轻地描绘了一幅20世纪末北伦敦的后殖民全景和当代英国社会所面临的严肃主题：种族歧视、宗教冲突、自我身份的分裂、移民家庭内部的矛盾等。《白牙》一经面世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并被翻译成二十余种语言传递到世界各地读者的手中。这部以琼斯、伊克巴尔和夏尔芬三个移民家庭为主线探讨多元文化冲突和融合的小说，不仅获得了无数奖项，而且赢得了“世界小说”的声誉，为英国甚至世界当代小说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后殖民主义理论（post-colonialism）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利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利身份等新问题”。后殖民主义发端于20世纪下半叶，代表人物有赛义德、福柯、斯皮瓦克、霍米·巴巴、默罕蒂和亨廷顿等。《白牙》以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描绘了处于中心地位的白人文化和处于边缘地位的有色人种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有色人种作为少数族裔对中心文化的不同反应，剖析了少数族裔所面临的文化焦虑、身份认同和心理分裂等问题。
一 后殖民主义之凝视和他者
凝视（gaze）就是注视。福柯借用了边沁的“圆形监狱”作比喻，认为每个人、每个民族都处在集体的匿名凝视之中，圆形监狱的“中央监视点”就是中心权利，“当这种中心权利通过一种凝视（gaze）的方式去监视每个个体的时候，就可以贯穿到个体的身体、姿态与日常行为之中。”而被凝视着也就变成了“他者”（otherness）。小说《白牙》中拥有中心权利、处于中心文化地位的白人对不掌握权利、处于边缘文化地位的黑人的凝视随处可见。克拉拉·鲍登与阿吉宝德·琼斯这段牙买加人与英国白人的结合既没有受到白人的祝福，也没有受到牙买加人的祝福。结婚那天只有阿吉在二战期间结识的好友萨马德·伊克巴尔夫妇到场。阿吉的亲朋友好友都拒绝参加，克拉拉的母亲霍滕丝也因为肤色问题强烈反对。克拉拉婚礼当天多半时间都在看自己的脚，说明了被凝视下的他者身份。因为妻子是有色人种，阿吉被排除在公司的联谊活动之外。孟加拉人萨马德尽管加入了英国国籍，受过良好的教育，却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只能在自己表弟的餐厅里做侍者。作为别人凝视下的“他者”，萨马德真想给自己挂上个牌子，写上“我不是招待。我上过学、搞过科研、当过兵……”霍滕丝是耶和华见证会会员，一心只为世界末日做准备，希望末日来临时除见证会会员外其他人都被消灭。这些都是少数族裔（即有色人种）对被凝视的反应。一直以来，西方白人文化都被认为是文明的、高贵的、民主的、理性的，而东方非白人文化则被认为是落后的、野蛮的、邪恶的、暴力的。这种二元对立使得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根深蒂固。这就是二战结束后萨马德一再叮嘱阿吉听到别人说起东方时要有自己主见的原因。阿吉的女儿艾丽和萨马德孪生子马吉德和迈勒特在收获节当天去看望汉密尔顿先生，说起自己的父亲也曾为英国而战时，汉密尔顿断然否认，并说孩子们在撒谎。然而，凝视不仅体现在白人对有色人种方面，还体现在男性对女性的凝视方面。第三世界的女性承受着白人对有色人种和男性对女性的双重歧视。萨马德说：“一个人强，一个人弱，就组成一个殖民地……”萨马德的妻子阿萨娜在男权文化中，几乎处于“失语”的状态。萨马德瞒着妻子将长子马吉德送回了孟加拉，这让阿萨娜十分气愤却又无能为力，只能以不再跟丈夫直截了当说话的方式表示抗议。艾丽为了能漂亮地出现在迈勒特的面前，将自己任性的非洲卷发拉直，被烧断后又粘上了别人的头发。“别人对她的印象，取代了她原有的自我感受。”克拉拉和阿萨娜不得不忍受丈夫对自己的长期冷落，忍受两个男人比跟自己妻子更为亲密的关系。小说中尼娜选择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是面对第三世界女性遭受双重凝视和压迫而做出的无奈之举。而小说中的疯玛丽，也是凝视的产物。只要有人看她，她便会看回去，问“你在看什么”和“出路在哪里”这样的问题。这也说明玛丽具备了“反凝视”的勇气。
二 后殖民主义之文化焦虑与身份认同
面对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所造成的种族歧视现象，小说中的人物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或摇摆或同化或反抗。萨马德一心追求文化的纯一性，要做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却又总是禁不住诱惑，不仅手淫、喝酒、吸大麻，而且还跟自己孩子的白人音乐老师发生了婚外情。萨马德于是自欺欺人，与真主做起交易来，用一种罪过抵消另一种罪过。他成了一个分裂的人，感到强烈的孤独感和疏离感，深深地陷入迷茫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中不可自拔。对孟加拉人来说，萨马德是个英国人。对英国人来说，他是个印度人。他是英国土地上的陌生人，注定无所归依。赛义德说：“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即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出于若即若离的困境。”萨马德作为第一代移民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产生了强烈的文化焦虑感。萨马德最终决定将长子马吉德送回孟加拉，希望他能成长为纯正的穆斯林，但结果却大失所望。归来后的马吉德一身洁白，“牙齿一天要刷六遍，内衣裤也要熨。”他操一口纯正的英语，吃火腿三明治，甚至教科学家马库斯·夏尔芬接受采访时如何摆姿势、如何回应。马吉德简直比英国人还英国人，比英国人还绅士。然而这种主动追求同化、刻意模仿而来的英国味在面临“缩水合身”的李维斯牛仔裤时却不知所措。他竟然真的穿着裤子跳到了浴缸里。萨马德的次子迈勒特吸大麻、滥交、打架，是大家眼中的坏孩子和暴力分子。迈勒特知道“自己在这个国家没有立足之地，没有说话的份。”于是加入了一个极端的伊斯兰组织——永伊护。这是个致力于暴力行动的派别。迈勒特之所以加入这个组织是因为在这个组织中是个天生的领导者、感受到了荣誉感和归属感。尽管看似是虔诚的穆斯林组织，但正如尼娜所说，永伊护根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伊斯兰组织，不过是一个暴力团伙而已。而这正是他复仇和反抗的方式。希瓦之所以加入永伊护是因为自己是穆斯林餐馆里唯一的印度人，加入后成了保安部的头头，且赢得了女人的青睐，这一切让他一扫之前的窝囊，找到了归属感和快乐。肉店老板摩·侯赛因·以实玛利则因为切身利益而加入，他经常受到暴力和盗窃的光顾，就连报警后警察也对他拳脚相加。可见，他们加入永伊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纯正的穆斯林。就连艾丽也处在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中。艾丽乐于与白人女孩交往、讨厌自己明显的牙买加身材、深深地被她眼中代表着中产阶级白人文化的夏尔芬家吸引。她感觉自己迈入夏尔芬家就像是越过了国界，溜进了英国一样。直至后来发现了母亲的假牙后，因为痛恨父母的虚伪来到外婆霍滕丝家，开始收集到自己牙买加血统的信息，幻想出了一幅水草丰美、自由民主的家乡美景。“对这些有色人种移民来说，担心的是消亡、消失。”难怪他们对自己的自我身份如此焦虑和迷惘了。 三 后殖民主义之消解中心和多元共存
萨义德认为：“要超越那种非此即比的僵硬二元对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模式，强调那种东西方对垒的传统观念应该让位于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要消解中心。所谓消解中心“不是要使“边缘”成为新的中心，而是要取消中心，达到多元并生。”小说中的阿萨娜虽然也担心儿子迈勒特娶个白人姑娘，也曾不愿自己的孩子跟半黑不白的艾丽交往，抱怨夏尔芬家让自己的儿子远离了家、远离了自己的文化，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宽容的。她认为根本没有纯正的英国人，认为肤色、性别和信仰都不是区别人与人的真正因素，而应该是某些更根本的东西，认为“要么万物皆神圣，要么无一神圣。”她在电视上看到迈勒特焚烧别人的书时，就在家里把他心爱的东西付之一炬，因为她要让他学会尊重别人。小说中的尼娜可以说是个冷静的旁观者。她在看到克拉拉拉直的头发时，说她看起来像个怪物，然后忠告艾丽要有主见，不要一味地跟随别人。在阿萨娜为孩子们担心马吉德被代表着白人文化的夏尔芬家同化时，尼娜颇有智慧地指出要让他走自己的路，她已经是第二代移民了。在是否去参加马库斯的记者招待会时，她指出无论如何应该给家人支持。小说最后，连一心寻求文化纯一性的萨马德也不再想归属问题了：“忽然间，这个东西，这个归属问题，好像成了存在了很久、叫人讨厌的假象……我开始相信，出生在哪里纯粹是偶然，一切都是偶然。”艾丽怀孕了，却不知道孩子的父亲究竟是孪生兄弟中的哪一个，但她幻想着孩子将来能生活在一个民族文化不再重要的时代，一个人的根无关紧要的时代，一个没必要去寻根的时代，因为民族之间的融合已经让根难以追溯了。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各方势力——以迈勒特为代表的永伊护、以霍滕丝为代表的耶和华见证会和以乔舒华·夏尔芬为代表的反折磨组织都来到了马库斯的记者招待会现场，开始了一场宗教与科学的对抗，从而将故事推向了高潮。一生随遇而安的好好先生、一生靠抛硬币来做决定的阿吉，在感觉到迈勒特会枪杀马库斯时，却在没有抛硬币的情况下毅然站在了那里，将马库斯的导师马克·皮埃尔·佩雷特博士——那个在二战期间被阿吉放走的纳粹——推到了自己的前面，希望以此来挡住迈勒特的视线和注意力。当年放走博士的阿吉处在了是杀还是不杀的道德窘境之中，并最终将硬币抛出。硬币朝阿吉身后滚去，阿吉弯腰去捡时被博士一枪打在了大腿上。阿吉生气地一再重复说是反面朝上，可见阿吉其实并不想杀死博士。阿吉“两次救了同一个人，两次都没有特别的原因。”而那只象征着人类掌控世界的“未来鼠”也趁机逃走了。白人阿吉这个鹅卵石之于海滩、雨点之于大海、针之于干草堆的小人物爆发出了强大的包容和仁爱的力量，似乎为后殖民主义下的多元文化冲突指明了出路。
法农说：“我，作为一个有色人种，希望的只有这么多：那就是人类永远不要被工具支配着；那就是人对人的奴役永远休止；那就是大家永远亲如兄弟；那就是对我来说有这样一种可能：去发现和热爱人类，不管它是什么样子的。”
参考文献：
[1]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 查蒂·史密斯，周丹译：《白牙》，南海出版公司，2008年版。
[3] 约翰·伯格，戴行钺译：《观看之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爱德华·W·赛义德，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5] F.Fanon，（1968） Black Skin， White Masks [M]，Translated by Charles Lam Markmann，New York：Grove Press，Inc.
（邵泽娜，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讲师）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 《白牙》 中心文化 边缘文化
英国当代青年女作家查蒂·史密斯于1975年生于北伦敦，来自混血家庭，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牙买加移民。迄今为止，共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白牙》（White Teeth，2000）、《签名收藏家》（The Autograph Man，2003）和《关于美》（On Beauty，2005）。小说《白牙》以看似诙谐幽默的笔触，举重若轻地描绘了一幅20世纪末北伦敦的后殖民全景和当代英国社会所面临的严肃主题：种族歧视、宗教冲突、自我身份的分裂、移民家庭内部的矛盾等。《白牙》一经面世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并被翻译成二十余种语言传递到世界各地读者的手中。这部以琼斯、伊克巴尔和夏尔芬三个移民家庭为主线探讨多元文化冲突和融合的小说，不仅获得了无数奖项，而且赢得了“世界小说”的声誉，为英国甚至世界当代小说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后殖民主义理论（post-colonialism）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利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利身份等新问题”。后殖民主义发端于20世纪下半叶，代表人物有赛义德、福柯、斯皮瓦克、霍米·巴巴、默罕蒂和亨廷顿等。《白牙》以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描绘了处于中心地位的白人文化和处于边缘地位的有色人种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有色人种作为少数族裔对中心文化的不同反应，剖析了少数族裔所面临的文化焦虑、身份认同和心理分裂等问题。
一 后殖民主义之凝视和他者
凝视（gaze）就是注视。福柯借用了边沁的“圆形监狱”作比喻，认为每个人、每个民族都处在集体的匿名凝视之中，圆形监狱的“中央监视点”就是中心权利，“当这种中心权利通过一种凝视（gaze）的方式去监视每个个体的时候，就可以贯穿到个体的身体、姿态与日常行为之中。”而被凝视着也就变成了“他者”（otherness）。小说《白牙》中拥有中心权利、处于中心文化地位的白人对不掌握权利、处于边缘文化地位的黑人的凝视随处可见。克拉拉·鲍登与阿吉宝德·琼斯这段牙买加人与英国白人的结合既没有受到白人的祝福，也没有受到牙买加人的祝福。结婚那天只有阿吉在二战期间结识的好友萨马德·伊克巴尔夫妇到场。阿吉的亲朋友好友都拒绝参加，克拉拉的母亲霍滕丝也因为肤色问题强烈反对。克拉拉婚礼当天多半时间都在看自己的脚，说明了被凝视下的他者身份。因为妻子是有色人种，阿吉被排除在公司的联谊活动之外。孟加拉人萨马德尽管加入了英国国籍，受过良好的教育，却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只能在自己表弟的餐厅里做侍者。作为别人凝视下的“他者”，萨马德真想给自己挂上个牌子，写上“我不是招待。我上过学、搞过科研、当过兵……”霍滕丝是耶和华见证会会员，一心只为世界末日做准备，希望末日来临时除见证会会员外其他人都被消灭。这些都是少数族裔（即有色人种）对被凝视的反应。一直以来，西方白人文化都被认为是文明的、高贵的、民主的、理性的，而东方非白人文化则被认为是落后的、野蛮的、邪恶的、暴力的。这种二元对立使得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根深蒂固。这就是二战结束后萨马德一再叮嘱阿吉听到别人说起东方时要有自己主见的原因。阿吉的女儿艾丽和萨马德孪生子马吉德和迈勒特在收获节当天去看望汉密尔顿先生，说起自己的父亲也曾为英国而战时，汉密尔顿断然否认，并说孩子们在撒谎。然而，凝视不仅体现在白人对有色人种方面，还体现在男性对女性的凝视方面。第三世界的女性承受着白人对有色人种和男性对女性的双重歧视。萨马德说：“一个人强，一个人弱，就组成一个殖民地……”萨马德的妻子阿萨娜在男权文化中，几乎处于“失语”的状态。萨马德瞒着妻子将长子马吉德送回了孟加拉，这让阿萨娜十分气愤却又无能为力，只能以不再跟丈夫直截了当说话的方式表示抗议。艾丽为了能漂亮地出现在迈勒特的面前，将自己任性的非洲卷发拉直，被烧断后又粘上了别人的头发。“别人对她的印象，取代了她原有的自我感受。”克拉拉和阿萨娜不得不忍受丈夫对自己的长期冷落，忍受两个男人比跟自己妻子更为亲密的关系。小说中尼娜选择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是面对第三世界女性遭受双重凝视和压迫而做出的无奈之举。而小说中的疯玛丽，也是凝视的产物。只要有人看她，她便会看回去，问“你在看什么”和“出路在哪里”这样的问题。这也说明玛丽具备了“反凝视”的勇气。
二 后殖民主义之文化焦虑与身份认同
面对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所造成的种族歧视现象，小说中的人物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或摇摆或同化或反抗。萨马德一心追求文化的纯一性，要做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却又总是禁不住诱惑，不仅手淫、喝酒、吸大麻，而且还跟自己孩子的白人音乐老师发生了婚外情。萨马德于是自欺欺人，与真主做起交易来，用一种罪过抵消另一种罪过。他成了一个分裂的人，感到强烈的孤独感和疏离感，深深地陷入迷茫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中不可自拔。对孟加拉人来说，萨马德是个英国人。对英国人来说，他是个印度人。他是英国土地上的陌生人，注定无所归依。赛义德说：“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即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出于若即若离的困境。”萨马德作为第一代移民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产生了强烈的文化焦虑感。萨马德最终决定将长子马吉德送回孟加拉，希望他能成长为纯正的穆斯林，但结果却大失所望。归来后的马吉德一身洁白，“牙齿一天要刷六遍，内衣裤也要熨。”他操一口纯正的英语，吃火腿三明治，甚至教科学家马库斯·夏尔芬接受采访时如何摆姿势、如何回应。马吉德简直比英国人还英国人，比英国人还绅士。然而这种主动追求同化、刻意模仿而来的英国味在面临“缩水合身”的李维斯牛仔裤时却不知所措。他竟然真的穿着裤子跳到了浴缸里。萨马德的次子迈勒特吸大麻、滥交、打架，是大家眼中的坏孩子和暴力分子。迈勒特知道“自己在这个国家没有立足之地，没有说话的份。”于是加入了一个极端的伊斯兰组织——永伊护。这是个致力于暴力行动的派别。迈勒特之所以加入这个组织是因为在这个组织中是个天生的领导者、感受到了荣誉感和归属感。尽管看似是虔诚的穆斯林组织，但正如尼娜所说，永伊护根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伊斯兰组织，不过是一个暴力团伙而已。而这正是他复仇和反抗的方式。希瓦之所以加入永伊护是因为自己是穆斯林餐馆里唯一的印度人，加入后成了保安部的头头，且赢得了女人的青睐，这一切让他一扫之前的窝囊，找到了归属感和快乐。肉店老板摩·侯赛因·以实玛利则因为切身利益而加入，他经常受到暴力和盗窃的光顾，就连报警后警察也对他拳脚相加。可见，他们加入永伊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纯正的穆斯林。就连艾丽也处在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中。艾丽乐于与白人女孩交往、讨厌自己明显的牙买加身材、深深地被她眼中代表着中产阶级白人文化的夏尔芬家吸引。她感觉自己迈入夏尔芬家就像是越过了国界，溜进了英国一样。直至后来发现了母亲的假牙后，因为痛恨父母的虚伪来到外婆霍滕丝家，开始收集到自己牙买加血统的信息，幻想出了一幅水草丰美、自由民主的家乡美景。“对这些有色人种移民来说，担心的是消亡、消失。”难怪他们对自己的自我身份如此焦虑和迷惘了。 三 后殖民主义之消解中心和多元共存
萨义德认为：“要超越那种非此即比的僵硬二元对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模式，强调那种东西方对垒的传统观念应该让位于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要消解中心。所谓消解中心“不是要使“边缘”成为新的中心，而是要取消中心，达到多元并生。”小说中的阿萨娜虽然也担心儿子迈勒特娶个白人姑娘，也曾不愿自己的孩子跟半黑不白的艾丽交往，抱怨夏尔芬家让自己的儿子远离了家、远离了自己的文化，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宽容的。她认为根本没有纯正的英国人，认为肤色、性别和信仰都不是区别人与人的真正因素，而应该是某些更根本的东西，认为“要么万物皆神圣，要么无一神圣。”她在电视上看到迈勒特焚烧别人的书时，就在家里把他心爱的东西付之一炬，因为她要让他学会尊重别人。小说中的尼娜可以说是个冷静的旁观者。她在看到克拉拉拉直的头发时，说她看起来像个怪物，然后忠告艾丽要有主见，不要一味地跟随别人。在阿萨娜为孩子们担心马吉德被代表着白人文化的夏尔芬家同化时，尼娜颇有智慧地指出要让他走自己的路，她已经是第二代移民了。在是否去参加马库斯的记者招待会时，她指出无论如何应该给家人支持。小说最后，连一心寻求文化纯一性的萨马德也不再想归属问题了：“忽然间，这个东西，这个归属问题，好像成了存在了很久、叫人讨厌的假象……我开始相信，出生在哪里纯粹是偶然，一切都是偶然。”艾丽怀孕了，却不知道孩子的父亲究竟是孪生兄弟中的哪一个，但她幻想着孩子将来能生活在一个民族文化不再重要的时代，一个人的根无关紧要的时代，一个没必要去寻根的时代，因为民族之间的融合已经让根难以追溯了。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各方势力——以迈勒特为代表的永伊护、以霍滕丝为代表的耶和华见证会和以乔舒华·夏尔芬为代表的反折磨组织都来到了马库斯的记者招待会现场，开始了一场宗教与科学的对抗，从而将故事推向了高潮。一生随遇而安的好好先生、一生靠抛硬币来做决定的阿吉，在感觉到迈勒特会枪杀马库斯时，却在没有抛硬币的情况下毅然站在了那里，将马库斯的导师马克·皮埃尔·佩雷特博士——那个在二战期间被阿吉放走的纳粹——推到了自己的前面，希望以此来挡住迈勒特的视线和注意力。当年放走博士的阿吉处在了是杀还是不杀的道德窘境之中，并最终将硬币抛出。硬币朝阿吉身后滚去，阿吉弯腰去捡时被博士一枪打在了大腿上。阿吉生气地一再重复说是反面朝上，可见阿吉其实并不想杀死博士。阿吉“两次救了同一个人，两次都没有特别的原因。”而那只象征着人类掌控世界的“未来鼠”也趁机逃走了。白人阿吉这个鹅卵石之于海滩、雨点之于大海、针之于干草堆的小人物爆发出了强大的包容和仁爱的力量，似乎为后殖民主义下的多元文化冲突指明了出路。
法农说：“我，作为一个有色人种，希望的只有这么多：那就是人类永远不要被工具支配着；那就是人对人的奴役永远休止；那就是大家永远亲如兄弟；那就是对我来说有这样一种可能：去发现和热爱人类，不管它是什么样子的。”
参考文献：
[1]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 查蒂·史密斯，周丹译：《白牙》，南海出版公司，2008年版。
[3] 约翰·伯格，戴行钺译：《观看之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爱德华·W·赛义德，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5] F.Fanon，（1968） Black Skin， White Masks [M]，Translated by Charles Lam Markmann，New York：Grove Press，Inc.
（邵泽娜，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