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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溢说，自己进入NGO是比较巧合的事。
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学专业读博士期间，张颖溢一直待在广西做白头叶猴的野外研究和保护。2002年毕业的时候，她有两个方向选择：要么出国做研究，要么留下来做保护。当时，正好有一个国际NGO在“招兵买马”，找到她时，她只知道对方是全球有名的机构，但NGO究竟是什么她却并不清楚。
“当时也没多想就进了这一行”，可进了这一行以后，张颖溢发现，自己原来竟然可以两方面兼得——“我们拉着一帮科学家，出资做一些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而且能够实际解决一些问题。”
2009年，张颖溢成为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auna&FloraInternational，FFI）的首席代表。从那时开始，她就在走一条国际NGO本土化的探索道路，“从国际视野来讲，国际社会可能关注的是他们认为重要的，但中国还有很多环境问题是我们自己需要加以关注的。”
2014年，张颖溢联合一些专家、学者、志愿者及自然爱好者，成立“美境自然”（广西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协会），并在广西林业厅的支持下注册成为省一级的社团。
美境自然成立后，也在明确自己的战略。作为创始人，张颖溢将社区保护地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方向，以社区保护地网络的形式来保护整个桂西南的喀斯特生态系统。“因为那一片是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那个区域是一片石灰岩山地，有很多该地区特有的动植物，有好多都是全球极度濒危的物种。同时，这个区域是一个少数民族（壮族）的生活区，历史上长久以来他们就生活在这里，而且他们跟当地的自然、生态、地理环境早就融合在一起，它并不是一片荒野，人们早就跟它形成一种长久的关系。”
1992年国际上通过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可持续地利用。张颖溢说，保护并不是指“你不能用”，而是“你要可持续地利用”，不仅这一代能用，未来的世世代代都能用，这就是可持续的含义。
涉及到一个村庄，张颖溢认为，不是说简单的把山林里的猴子保护下来，而是说我们怎么能又让这些猴子和山林保存下来，让山林持续发挥它的功能，比如提供水源、减少自然灾害、为村庄提供美丽的风景，而且老百姓的生活还能不断地过得更好。她说，这才是做社区保护地工作最重心的地方。
张颖溢介绍，美境自然在做项目设计时，已经考虑到这些问题。她强调，环境问题背后，其实都是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具体到一个村庄，比如广西渠楠，“在最开始时我们会去评估这个村庄如果要推动可持续发展，他们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通过开展一些活动来逐步应对这些问题。”刚进入渠楠时，张颖溢发现村庄赌博的现象很严重，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很贫乏，“但实际上壮族的村庄应该有很多的民族节日啊”，她有些不解。
张颖溢关注的还有孩子。撤点并校以后，村里的孩子们从小学开始就要到镇上去上学，周末才能回家，他们与父母的亲子关系比较疏离。“我们刚进这个村子时就发生了一个事件，一帮十几岁的少年偷看女孩子洗澡，被大人们抓起来严加斥责，当时这件事在村子里闹得挺大。这件事说明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也是有问题的。”
针对渠楠的这些问题，美境自然引用了“自然教育基地”这个抓手。渠楠的自然条件很好，村民们一开始本想做旅游。但是張颖溢就跟他们说：“这个地方在交通条件和旅游开发上缺的比较多，因为做旅游，就要搞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巨大，也容易造成破坏，干脆我们就做自然教育吧，由我们招募人过来，你们可以搞接待、做导赏以及后勤的工作，然后可以从中受益。”
张颖溢觉得，做自然教育，人数是可控的，行为也是可控的，不像做旅游，游客来就是“上帝”，“人家要吃个野生动物你是不是也得给他逮？”她说，如果人家是来接受教育和体验的，完全可以通过自然教育逐步影响大家。屯委的人其实也知道村庄的问题所在，他们也希望借着自然教育活动的开展丰富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改善对孩子的教育，也完善他们内部的决策，实际上是把村子里各个利益群体都调动起来。
目前，美境自然在广西重点支持了7个社区保护地，这些社区拥有白头叶猴、黑叶猴、苏铁、广西青梅等国际上公认的濒危动植物种。除此之外，他们还成立了广西社区保护地联盟，联盟内设有十几个其他保护类型的保护小区。
张颖溢说，挑选这些村庄作为社区保护地的标准，首先就是物种的受威胁程度，“越濒危的，我们就越关注”；其次是看村庄的意愿，也就是看村民是否愿意将他们的集体林可持续地利用，长久地保存，“看他们的愿望是否强烈，看他们的心齐不齐，看他们的凝聚力强不强”；还有一个标准，是张颖溢想要强调的，那就是政府的参与，“我们会看这个社区所在的政府部门，他们有多大的积极性，愿意去支持，也愿意来参与，因为这涉及到要对这些社区保护地给予政府认可。”
让张颖溢感受最深的是，他们在跟政府的合作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影响政府。“一开始时，他们并不是很了解社区保护地到底是什么，好多人就想着，这不就是小型保护区吗？而对于自己的角色也不太了解，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实际上是拉着他们一块儿做的。比如我们带着村子里的人去考察学习，通常也会带着政府部门的人，也会带着他们去思考政府部门应该起到什么作用。我觉得，既然村子是主体，那政府部门应该是监管的角色，就是说，你做得好，我给你这块牌子；你做得不好，我可以摘牌啊。”
张颖溢觉得，NGO只是一个外部的支持机构，其工作的可持续性容易受到资金等的影响。“但是政府部门肯定可以啊，因为这些社区保护地所拥有的物种都是国家重点保护物种，无论在不在保护区内，政府都有职责要管。”
在张颖溢看来，社区保护地虽是一个外来的概念，但是“村民自己保护自己的家园”这样一个理念，在中国其实并不陌生。比如西藏的神山圣湖，南方的风水林，都是以社区为主体，出于信仰也好，出于现实的好处也好，村民自己在保护，“这其实就是社区保护地”，她说。在藏区，村民会说谁要不遵守某种规矩了，家里会遭受变故。从科学道理讲，很难说清这个逻辑。这是靠习俗、约定，在一个以血缘和家族为纽带的小社会里来约束人的行为。张颖溢认为，这套系统在中国是有现实意义的，“你真的要让村民按照保护区的管理来管的话，很多时候是行不通的。而这套传统系统是成本最低，但效果很好的路子，而且是可持续的。政府要建一个保护区，要投入多少资金。但如果我们能够动员村子自己去保护自己的家园，成本相对低得多。”
张颖溢认为，在广西，政府为什么愿意支持社区保护地，就是因为政府看到了这样的好处。“政府建保护区就只有十几个工作人员，而搞社区保护地的话，村民日常巡护频率有多高，他们天天都在地里干活儿，几百双眼睛还不如十几双眼睛吗？”
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学专业读博士期间，张颖溢一直待在广西做白头叶猴的野外研究和保护。2002年毕业的时候，她有两个方向选择：要么出国做研究，要么留下来做保护。当时，正好有一个国际NGO在“招兵买马”，找到她时，她只知道对方是全球有名的机构，但NGO究竟是什么她却并不清楚。
“当时也没多想就进了这一行”，可进了这一行以后，张颖溢发现，自己原来竟然可以两方面兼得——“我们拉着一帮科学家，出资做一些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而且能够实际解决一些问题。”
2009年，张颖溢成为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auna&FloraInternational，FFI）的首席代表。从那时开始，她就在走一条国际NGO本土化的探索道路，“从国际视野来讲，国际社会可能关注的是他们认为重要的，但中国还有很多环境问题是我们自己需要加以关注的。”
2014年，张颖溢联合一些专家、学者、志愿者及自然爱好者，成立“美境自然”（广西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协会），并在广西林业厅的支持下注册成为省一级的社团。
美境自然成立后，也在明确自己的战略。作为创始人，张颖溢将社区保护地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方向，以社区保护地网络的形式来保护整个桂西南的喀斯特生态系统。“因为那一片是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那个区域是一片石灰岩山地，有很多该地区特有的动植物，有好多都是全球极度濒危的物种。同时，这个区域是一个少数民族（壮族）的生活区，历史上长久以来他们就生活在这里，而且他们跟当地的自然、生态、地理环境早就融合在一起，它并不是一片荒野，人们早就跟它形成一种长久的关系。”
1992年国际上通过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可持续地利用。张颖溢说，保护并不是指“你不能用”，而是“你要可持续地利用”，不仅这一代能用，未来的世世代代都能用，这就是可持续的含义。
涉及到一个村庄，张颖溢认为，不是说简单的把山林里的猴子保护下来，而是说我们怎么能又让这些猴子和山林保存下来，让山林持续发挥它的功能，比如提供水源、减少自然灾害、为村庄提供美丽的风景，而且老百姓的生活还能不断地过得更好。她说，这才是做社区保护地工作最重心的地方。
张颖溢介绍，美境自然在做项目设计时，已经考虑到这些问题。她强调，环境问题背后，其实都是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具体到一个村庄，比如广西渠楠，“在最开始时我们会去评估这个村庄如果要推动可持续发展，他们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通过开展一些活动来逐步应对这些问题。”刚进入渠楠时，张颖溢发现村庄赌博的现象很严重，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很贫乏，“但实际上壮族的村庄应该有很多的民族节日啊”，她有些不解。
张颖溢关注的还有孩子。撤点并校以后，村里的孩子们从小学开始就要到镇上去上学，周末才能回家，他们与父母的亲子关系比较疏离。“我们刚进这个村子时就发生了一个事件，一帮十几岁的少年偷看女孩子洗澡，被大人们抓起来严加斥责，当时这件事在村子里闹得挺大。这件事说明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也是有问题的。”
针对渠楠的这些问题，美境自然引用了“自然教育基地”这个抓手。渠楠的自然条件很好，村民们一开始本想做旅游。但是張颖溢就跟他们说：“这个地方在交通条件和旅游开发上缺的比较多，因为做旅游，就要搞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巨大，也容易造成破坏，干脆我们就做自然教育吧，由我们招募人过来，你们可以搞接待、做导赏以及后勤的工作，然后可以从中受益。”
张颖溢觉得，做自然教育，人数是可控的，行为也是可控的，不像做旅游，游客来就是“上帝”，“人家要吃个野生动物你是不是也得给他逮？”她说，如果人家是来接受教育和体验的，完全可以通过自然教育逐步影响大家。屯委的人其实也知道村庄的问题所在，他们也希望借着自然教育活动的开展丰富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改善对孩子的教育，也完善他们内部的决策，实际上是把村子里各个利益群体都调动起来。
目前，美境自然在广西重点支持了7个社区保护地，这些社区拥有白头叶猴、黑叶猴、苏铁、广西青梅等国际上公认的濒危动植物种。除此之外，他们还成立了广西社区保护地联盟，联盟内设有十几个其他保护类型的保护小区。
张颖溢说，挑选这些村庄作为社区保护地的标准，首先就是物种的受威胁程度，“越濒危的，我们就越关注”；其次是看村庄的意愿，也就是看村民是否愿意将他们的集体林可持续地利用，长久地保存，“看他们的愿望是否强烈，看他们的心齐不齐，看他们的凝聚力强不强”；还有一个标准，是张颖溢想要强调的，那就是政府的参与，“我们会看这个社区所在的政府部门，他们有多大的积极性，愿意去支持，也愿意来参与，因为这涉及到要对这些社区保护地给予政府认可。”
让张颖溢感受最深的是，他们在跟政府的合作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影响政府。“一开始时，他们并不是很了解社区保护地到底是什么，好多人就想着，这不就是小型保护区吗？而对于自己的角色也不太了解，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实际上是拉着他们一块儿做的。比如我们带着村子里的人去考察学习，通常也会带着政府部门的人，也会带着他们去思考政府部门应该起到什么作用。我觉得，既然村子是主体，那政府部门应该是监管的角色，就是说，你做得好，我给你这块牌子；你做得不好，我可以摘牌啊。”
张颖溢觉得，NGO只是一个外部的支持机构，其工作的可持续性容易受到资金等的影响。“但是政府部门肯定可以啊，因为这些社区保护地所拥有的物种都是国家重点保护物种，无论在不在保护区内，政府都有职责要管。”
在张颖溢看来，社区保护地虽是一个外来的概念，但是“村民自己保护自己的家园”这样一个理念，在中国其实并不陌生。比如西藏的神山圣湖，南方的风水林，都是以社区为主体，出于信仰也好，出于现实的好处也好，村民自己在保护，“这其实就是社区保护地”，她说。在藏区，村民会说谁要不遵守某种规矩了，家里会遭受变故。从科学道理讲，很难说清这个逻辑。这是靠习俗、约定，在一个以血缘和家族为纽带的小社会里来约束人的行为。张颖溢认为，这套系统在中国是有现实意义的，“你真的要让村民按照保护区的管理来管的话，很多时候是行不通的。而这套传统系统是成本最低，但效果很好的路子，而且是可持续的。政府要建一个保护区，要投入多少资金。但如果我们能够动员村子自己去保护自己的家园，成本相对低得多。”
张颖溢认为，在广西，政府为什么愿意支持社区保护地，就是因为政府看到了这样的好处。“政府建保护区就只有十几个工作人员，而搞社区保护地的话，村民日常巡护频率有多高，他们天天都在地里干活儿，几百双眼睛还不如十几双眼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