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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认为，故乡厦门是座安静稚巧之城。等及自己成人，厦门逐渐发展成“时尚旅行岛”时，很多人还叫它“懒城”。此地的久居者和远道而来的旅人对这座城市的看法惊人的一致——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并没有觉察其中不妥。
但是，倘聊发思古之幽情，翻阅厦门历史：自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建城以来，它便时遭流寇之乱；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郑成功置兵厦门，与清廷对抗十余载；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1938年，厦门沦陷，组建日伪政权；数百年岁月跌宕在这片海域上，至今台海问题犹如未去之阴霾……在这个东南岛屿的历史事件里——像许多曾为边陲的城市那样——写满了篡位者的野心、入侵者的欲望、徘徊难去者的狂想和执念。《厦门志•序文》曾曰：“厦门处泉漳之交。扼台湾之要，为东南门户。”史料描述中的厦门，如此暗合于其特有的地理位置。
然而，最大的悬疑是，数百年的更迭风云，并没给厦门平添“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的边防悲壮之气；厦门人的内心从未穿上堪称勇猛却沉重的盔甲。
哪怕只追溯厦门1945年后的历史，也可见此端倪。那段历史，在我的家族里还有清晰脉络可回顾，还找得到娓娓道来的叙述人——
1945年3月的一天，我外婆在厦门港沙坡尾码头下船，她刚经历了从菲律宾马尼拉到中国的漫长远航，虽然疲倦却满心雀跃。那年她十八岁，美得像春天里众口传唱的船歌。因为家世豪富，即使只是小姨太的女儿，出行时依然备足箱笼，十指、手腕和脚踝上戴满各种首饰。这趟到厦门，主要是为给她明年的亲事添置嫁妆和剪裁旗袍。她父亲、我外曾祖父，是1840年——1930年闽粤流民“下南洋”中的一员，因由机缘得以暴富。1940年，许多东南亚侨商又将资金投入国内工商业建设（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厦门当时商业物流业的繁华），我外曾祖父虽未参与这股投资潮，却鼓励众多子女多回国看看。
和许多流俗却终究成为现实的爱情故事一样，我外婆爱上了为她备办嫁衣的裁缝，忤逆娘家的安排，私自结婚。她典当了通身首饰，再掏出自己的体己，让我外公在当时厦门城内鼎盛的市中心，思明南路和中山路的岔道口开了家“中源服装店”，与后来厦门最悠久的商店，如：同英布店、思明电影院、中梅理发馆、吴再添小吃店……毗邻而居。然而，由于经营不善，服装店生意规模日渐缩小，几年后只能在边上的小巷里赁屋经营。那几年，我外婆响应国家号召，可劲儿生儿育女。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爆发后，面对六个面有菜色的子女，她对娘家一直抱有的自尊和叛逆荡然无存，时常写信求救。
至今我妈依然记得，当时家里最幸福的时光，就是一家人坐着三轮车，到大生里取“外洋包裹”。包裹里有太古糖、大米、鱼干、生油和巧克力……可以想见，对一个生长于六十年代初的孩子来说，这样的旅程像翱翔。
相比起来，我爸儿时的记忆就平淡得多。他出生在厦门港渔民家庭。他爷爷是厦门港小有名气的捕鱼能手。1949年后，因为从渔船上搜出一只手枪，他爷爷被安上“里通台湾”的罪名，受到审查。但除此以外，家族里所有成年男性依然漂泊在海上。
我爸对儿时厦门的记忆，是弥散在空气里、浓得化不开的鱼腥味。除此之外，就是晴朗的日子，随风飘来（只有停下脚步、偷偷屏住呼吸才能听到）“对岸”的广播声。很偶然的几次，他也能“开开荤”。“跑船”的叔伯们漏夜带来几箱东西，是和台湾渔船交汇时对方抛上船的物事：大部分是呼吁“投诚”的宣传单，还包裹着糖果、酒、大米以及当时闻所未闻的卫生棉。
之所以写下这段家族旧事，是因为等我长大后，我曾和许许多多“老厦门”谈过。我家的经历着实是百千个厦门家庭经历的缩影。在厦门，百分之六十（甚至更多）的家庭有东南亚、港台“侨属关系”；因为靠海而居，许多人从事船运、海产工作；“文革”期间，甚至更早之前，也有许多家庭因为“台湾问题”，或“有间谍嫌疑”而受到审查。
但是，在台海关系剑拔弩张的那几十年，留在厦门人心里，稍显不同的，也只有这些而已。
这是令人吃惊的事。翻阅陈旧卷宗，不难发现覆盖在当时这座岛屿之上的战争乌云何其浓厚。近年由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馆公开的《纳尔蒂报告》显示，美国空军1958年夏天曾提议，如果中国大陆封锁台湾海峡，应对之进行原子弹袭击，目标直接锁定厦门机场。据记载，美国空军当时在关岛有5架B—47轰炸机。这些轰炸机从1958年8月就处于待命状态。“一旦得到上级命令，当即使用10—15吨威力的原子弹对厦门机场进行空袭。”
哪怕刨除这次流产的军事计划不算，因为台海战争，台湾当局1949年底—1955年对厦门进行直接轰炸87次、出动飞机254架次、投弹443枚、死伤居民338人、毁坏房屋17座又115间；1950年—1957年派机骚扰3397次……哪怕扫一眼这些尘封的数字，那些呼啸大作的警铃声、低空盘旋的飞机螺旋桨声、夹杂着强烈烟火味的海浪声，都会穿越时空，盘旋在你的耳际。
“那么，战争呢？”每当听我的祖父辈——那些老厦门“讲古”，临了我总会补上一句。
“战争？”人们会莫名其妙、甚至惊讶地扫我一眼。
“炮弹啊，飞机啊……”我吃力比划着说。
他们会说，哦，这个啊，这个有。然后说起五十年代某个街角的一处房子，被炸弹炸飞了一个屋角，至今还立在那里；说起七十年代初有个内地的会计，贪污了很多钱，眼看罪行暴露，思来想去决定仗着水性好游到台湾。他坐了很远的车，到了厦门，不敢跟任何人交谈。寻了个夜黑风高的晚上下水，往“与厦门一水相隔的岛”奋力游去，好容易游到对岸，在沙滩上就被夜巡的人抓住了，他按照电视里演的那样，高喊一声：“国军！我要投诚！”就昏了过去。醒来后方知自己只游到了鼓浪屿，所有阴谋皆暴露，判了二十年；说起九十年代，到厦门投资的台商多了。有回台湾搞军演，误投了枚炸弹，没想到炸了台商在厦门的工厂……
听了一肚子堪称谐趣的逸事，我又锲而不舍地问：“那么，战争呢？”
“厦门没有战争。”得到的回答总是如此。
叙利亚最高深的占星师曾说，人的手上有两条手纹。一条意味着你现世的命运，另一条则攸关灵魂。和“老厦门”们交流多了后，我想，这个岛屿也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形态。一种存在在有形物质之中，至今你依然能从海边废弃的碉堡、博物馆尘封的典籍、被主流历史传播的影像资料里轻易遇见它；而一种形态，则暗藏于此间岛民的人心之中，说不清楚它是如何秉承、坚守并流传后代。它的传播方式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个谜，但它塑造了你们今天所邂逅、所真切感受到的那个厦门岛。
•二•
我不是说厦门人容易对历史健忘。事实上，我想探究的是厦门人不时流露出的闲淡、谐趣与自给自足的童心来源于何处。但作为其间一分子，常欲辨已忘言。
后来，有一位老船工跟我说，当时在厦门，特别是鼓浪屿，可以听到很多好听的钢琴曲。音乐比炮弹声悦耳得多。而人心，总喜欢记住那些让人陶醉的东西。
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婆婆也说，对当时的应急演练、防空警铃之类，她印象已经很模糊了。倒是四五十年代，当时许多厦门人都已备有自己的游泳衣。夏天漫长，游过泳，无论男女老少都披着条浴巾在路上走，街坊们在淋浴的井边放满各种各样的水果。这样嬉闹着欢快过去的每一天，她都还记得。
后来我想，可能因为厦门曾有过那么多美似霓裳的物事：流动于街头巷尾的音乐、由众多小岛环伺而成的温和内海、精巧的骑楼和欧陆别墅建筑、诗歌和传说……所有这一切的总和形成了厦门人的内心。他们没有燕赵义士慷慨悲歌之气；往近点说，看到泉州人砸锅卖铁抱团做生意会大叹“匪夷所思”；看到福清莆田人把家当打包偷渡闯天下会瞠目结舌；让龙岩汉子认为值得拍案而起的事——厦门人也不是没有啦——不过多半在麻将桌上气愤地甩着牌，边用讨论八点档苦情剧的口吻交换着看法。
再后来，在马六甲和台南小城街上无事散步时，有一瞬间，海潮的腥味夹杂着市井气息，包裹着喧闹的闽南俚语蜂拥而至，我突然明白在台海阴霾掩映下的几十年里，何以厦门兀自发展成如此安静稚巧的慵懒之城。这个缘由根自于我父辈祖辈，源自无数厦门人的过往经历与血脉。厦门，它与它的对岸始终互为镜像。那里有它的亲族、有它的另一个人生。想象和牵绊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致冲破了所有隔绝。
自古以来，超越历史特定背景的同情，加上对精巧生活的沉迷，此两者之合力往往会造就和顺、乡愿、有点固步自封、过度淫浸于内心世界等不合时宜的性格。从某一方面说，厦门人性格里有这样的因素。
他们在自给自足的世界里嬉游。
现实点说，这样的人是赚不着大钱的。在厦门人口头上，总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在厦门发财的都不是厦门人”，或者说，“厦门的GDP和房价生生被泉州人、东北人、台湾人扯高了十个百分点。”
2005年，当时鼓浪屿岛上还一片沉静。去丽江逛荡了一圈，我和几个发小起了在鼓浪屿开个家庭客栈的念头。我们备齐资金，关于选址却委决不下。于是找到位人称“百事通”的鼓浪屿老人，求他指点。
老人在鼓浪屿住了三十年。找到他时，他用一晚上的时间跟我们讲过去的鼓浪屿。
讲他四十岁时——“当然，那是很久以前啦，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坐船坐到半程，就忍不住跳下水，仰泳着回岛。讲在海水里看着鼓浪屿与厦门本岛互相掩映，看着日光岩，“真是开心啊！”
“开个客栈，怎样？”我们诱哄他说。
“那里已经没有琴童了，”老人答非所问，“以前在岛上走，会听到很多好听的钢琴声：李斯特肖邦巴赫什么的，现在都听不到了……”
沉思了一会，他又补充说：“即使偶尔听到，也是不成调的。”
“开个客栈，能赚钱不？”等得不耐烦，我们又问了一次。
“千万不要。”他好像刚从恍惚中醒过来，突然正色说，“没有音乐，这个岛就死了。原住民慢慢从岛上搬离，空出好多老房子。知道里面有什么吗？”
“什么？”我们问。
然后他说出了这个晚上最惊怖的话：“鬼，老房子里住满过去的鬼。”
老人走后，被吓得脸色苍白、一腔创业热血如遭炮轰的我们认真合计了下怎么办。有的说，干脆因地就宜，开个“见鬼俱乐部”；有的说闹鬼多好，闹鬼的房子租金低啊！就该用最低廉的价格，租个闹鬼闹得最凶的房子，从省下的一大笔钱中拿出一小点，请个大师镇下宅；有的说干脆多找些人，开个客栈群落，虽然有同业竞争之虑，但闹起鬼来多少有个照应……这个夜晚之后，虽然分头煞有介事地做着各种努力，但不可否认，我们心里都认同了老人的说法，觉得那个光芒四射的海岛业已不复存在。我们日赚满钵的“客栈计划”，最后成了纸上乌托邦。
短短数年，当家庭客栈、望海公寓、酒吧、手工杂货店在包括鼓浪屿在内的整个厦门比肩接踵、遍地开花时，我还能想到那天晚上那场“纯厦门逻辑的谈话”。想起厦门人多么敏于思讷于行，想起厦门人始终将躺在海边看风景引为人生至乐，想起可能只有厦门人同意这样的逻辑：音乐的衰绝意味着一个岛的死亡。
如今，鼓浪屿表面的繁华，多赖于厦门新移民的努力和经营。许多老厦门人暗自嗟叹，那些栖身在老宅转廊、茂盛林荫、破瓦颓垣、悠长巷陌乃至每个海岬角上的鬼神已悄然离去，他者的欲望，正在涂改和抹杀包括鼓浪屿在内整个厦门岛的形态。
但我相信，这个岛的岛民们，依然会守护自己的灵魂。
•三•
许多以经营事业为名，此起彼伏在机场之间的人们，忙着把他们经过的城市装饰成同一个模样，却暗自希望家乡永远定格在孩提记忆里：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对厦门岛来说，我曾经也是这样自私狂妄、爱提要求、却袖手无所作为的“游民”啊。
有时候我想，谁知道这样的日子会在2007年得以改变呢？然后我又庆幸有那样的改变。因由那段时光，厦门这个小岛——之前在外头和别人闲侃瞎扯或介绍自己时，我称它为“我家乡”，当时我的意思是“我的籍贯”“我老家和由来”——后来在外头和别人闲侃瞎扯或介绍自己时，我仍旧称它为“我家乡”，但心里已经有了小小的骄傲，我是说，我想它已经是，也永远会是“一个归属地”。
而听到这话的人，特别在2007年“PX事件”前后那段时间，他们会说：“哦，你是厦门人！”我们都知道这里面的意思。
编辑让我多写写2007年发生在厦门的PX事件，以及之后的“市民散步“、乃至项目迁址，发生在其中的厦门普通人的故事。一开始我就写了一百字，当时我不在厦门，除了在网络上持续关注事态发展，详情所知不多。之后我给一些亲历者们打电话，要求他们和我说说“2007印象最深的事”。
连续十几个电话，得到最多的答案是“哎呀历史太久远了都忘记了”；还有人说“印象最深的事啊，就是那时厦门人特别流行到海沧日月谷泡温泉，那里称得上日日笙歌人满为患。有一日正温泉水滑洗凝脂，突听PX来了，众人掐指一算，离日月谷直线距离不足三公里，一大帮人没来得及穿衣服‘乌拉’一声黑压压全跑出来了，群情激昂啊。日月谷老板见此情景差点没心肌梗塞昏死过去”；还有人说“那段时间我老公正迷海钓，天天提着鲜鱼孝敬丈母娘。PX要来，我妈连鱼都不敢吃了，天天提去放生。后来老人家们嫌麻烦愤而吃素了。没有送礼对象，我老公就转而迷高尔夫去了”……听到这样一堆答案。
以上情景，和PX事件后拥到厦门的媒体记者们遇到的情景很类似。现在网上搜集到的许多报道都称，当PX事件在厦门有所定论后，许多“当时激进分子”马上又回到平淡的市井生活中，他们“激昂之气全消”，更不肯接受采访。当记者们有意谈到“光荣”、“民本”这样的词时，得到的答复近乎一致，即：“那属于全体厦门市民”。
这就是厦门人的逻辑和他们对待事情的方式。对许多参与“散步”的亲历者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有一个做化妆品销售的女商人，三十几岁，据说2007年是活跃一时的呼吁者。接到我的电话后她大惑不解，说“就好像家里不干净，一鼓作气打扫完，好好过日子了。现在这事还有什么可写的？”
在交稿前一天，因为搜索到一个记者朋友写的一篇关于PX的稿子。影影绰绰想起，2007年有段日子，我是在厦门的。他来采访，请至大排档吃海鲜。席间他说起，这里的夜景工程真是太可怕了，高楼上装满LED灯，昼长苦夜短，让人没个安生。“真不像是厦门应该有的东西。”他这样评价说。
那天回去的路上，反复想着这句话。
我在这座小岛上长大，习惯了它安逸、乡愿、朝人毫无心机洞开身心的样子。从没想过，它因何形成，底线在哪里。但经历2007年，厦门人作为城市公民的“契约精神”日愈形成完善。他们和所有经过这里、听说过这里的人一起，重新学习尊重和捍卫这个岛，使它如其所是。
一个城市伟大与否的论证，不在于它的面积、不在于它的财富、不在于它的历史，而在于它的城市精神。我有幸生长于这座熠熠生辉的城市。有幸能确信：我的故乡始终守护着它自己及其子民的灵魂。
是的，在过去，我一向认为，故乡厦门是一座太安静的城市，只想抛下它轰轰烈烈地闯一闯。很多旅行者到了这里，把背包一放，只想消磨好时光。远道而来的人和此地的久居者对这座城市的看法都惊人的一致——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并没有觉察其中不妥。可最后我们都意识到，这个城市有自己的灵魂。
我曾经试图否定它，去追随更猛烈的荣耀。但在2007年末，我在海边买了自己的房子，并决定让孩子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做一个岛民，享受尽情嬉游的童年。
现在我和我的孩子正一起完成这个承诺。
作为厦门人，来自命运的东西，最终并不脱离本性。
但是，倘聊发思古之幽情，翻阅厦门历史：自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建城以来，它便时遭流寇之乱；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郑成功置兵厦门，与清廷对抗十余载；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1938年，厦门沦陷，组建日伪政权；数百年岁月跌宕在这片海域上，至今台海问题犹如未去之阴霾……在这个东南岛屿的历史事件里——像许多曾为边陲的城市那样——写满了篡位者的野心、入侵者的欲望、徘徊难去者的狂想和执念。《厦门志•序文》曾曰：“厦门处泉漳之交。扼台湾之要，为东南门户。”史料描述中的厦门，如此暗合于其特有的地理位置。
然而，最大的悬疑是，数百年的更迭风云，并没给厦门平添“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的边防悲壮之气；厦门人的内心从未穿上堪称勇猛却沉重的盔甲。
哪怕只追溯厦门1945年后的历史，也可见此端倪。那段历史，在我的家族里还有清晰脉络可回顾，还找得到娓娓道来的叙述人——
1945年3月的一天，我外婆在厦门港沙坡尾码头下船，她刚经历了从菲律宾马尼拉到中国的漫长远航，虽然疲倦却满心雀跃。那年她十八岁，美得像春天里众口传唱的船歌。因为家世豪富，即使只是小姨太的女儿，出行时依然备足箱笼，十指、手腕和脚踝上戴满各种首饰。这趟到厦门，主要是为给她明年的亲事添置嫁妆和剪裁旗袍。她父亲、我外曾祖父，是1840年——1930年闽粤流民“下南洋”中的一员，因由机缘得以暴富。1940年，许多东南亚侨商又将资金投入国内工商业建设（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厦门当时商业物流业的繁华），我外曾祖父虽未参与这股投资潮，却鼓励众多子女多回国看看。
和许多流俗却终究成为现实的爱情故事一样，我外婆爱上了为她备办嫁衣的裁缝，忤逆娘家的安排，私自结婚。她典当了通身首饰，再掏出自己的体己，让我外公在当时厦门城内鼎盛的市中心，思明南路和中山路的岔道口开了家“中源服装店”，与后来厦门最悠久的商店，如：同英布店、思明电影院、中梅理发馆、吴再添小吃店……毗邻而居。然而，由于经营不善，服装店生意规模日渐缩小，几年后只能在边上的小巷里赁屋经营。那几年，我外婆响应国家号召，可劲儿生儿育女。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爆发后，面对六个面有菜色的子女，她对娘家一直抱有的自尊和叛逆荡然无存，时常写信求救。
至今我妈依然记得，当时家里最幸福的时光，就是一家人坐着三轮车，到大生里取“外洋包裹”。包裹里有太古糖、大米、鱼干、生油和巧克力……可以想见，对一个生长于六十年代初的孩子来说，这样的旅程像翱翔。
相比起来，我爸儿时的记忆就平淡得多。他出生在厦门港渔民家庭。他爷爷是厦门港小有名气的捕鱼能手。1949年后，因为从渔船上搜出一只手枪，他爷爷被安上“里通台湾”的罪名，受到审查。但除此以外，家族里所有成年男性依然漂泊在海上。
我爸对儿时厦门的记忆，是弥散在空气里、浓得化不开的鱼腥味。除此之外，就是晴朗的日子，随风飘来（只有停下脚步、偷偷屏住呼吸才能听到）“对岸”的广播声。很偶然的几次，他也能“开开荤”。“跑船”的叔伯们漏夜带来几箱东西，是和台湾渔船交汇时对方抛上船的物事：大部分是呼吁“投诚”的宣传单，还包裹着糖果、酒、大米以及当时闻所未闻的卫生棉。
之所以写下这段家族旧事，是因为等我长大后，我曾和许许多多“老厦门”谈过。我家的经历着实是百千个厦门家庭经历的缩影。在厦门，百分之六十（甚至更多）的家庭有东南亚、港台“侨属关系”；因为靠海而居，许多人从事船运、海产工作；“文革”期间，甚至更早之前，也有许多家庭因为“台湾问题”，或“有间谍嫌疑”而受到审查。
但是，在台海关系剑拔弩张的那几十年，留在厦门人心里，稍显不同的，也只有这些而已。
这是令人吃惊的事。翻阅陈旧卷宗，不难发现覆盖在当时这座岛屿之上的战争乌云何其浓厚。近年由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馆公开的《纳尔蒂报告》显示，美国空军1958年夏天曾提议，如果中国大陆封锁台湾海峡，应对之进行原子弹袭击，目标直接锁定厦门机场。据记载，美国空军当时在关岛有5架B—47轰炸机。这些轰炸机从1958年8月就处于待命状态。“一旦得到上级命令，当即使用10—15吨威力的原子弹对厦门机场进行空袭。”
哪怕刨除这次流产的军事计划不算，因为台海战争，台湾当局1949年底—1955年对厦门进行直接轰炸87次、出动飞机254架次、投弹443枚、死伤居民338人、毁坏房屋17座又115间；1950年—1957年派机骚扰3397次……哪怕扫一眼这些尘封的数字，那些呼啸大作的警铃声、低空盘旋的飞机螺旋桨声、夹杂着强烈烟火味的海浪声，都会穿越时空，盘旋在你的耳际。
“那么，战争呢？”每当听我的祖父辈——那些老厦门“讲古”，临了我总会补上一句。
“战争？”人们会莫名其妙、甚至惊讶地扫我一眼。
“炮弹啊，飞机啊……”我吃力比划着说。
他们会说，哦，这个啊，这个有。然后说起五十年代某个街角的一处房子，被炸弹炸飞了一个屋角，至今还立在那里；说起七十年代初有个内地的会计，贪污了很多钱，眼看罪行暴露，思来想去决定仗着水性好游到台湾。他坐了很远的车，到了厦门，不敢跟任何人交谈。寻了个夜黑风高的晚上下水，往“与厦门一水相隔的岛”奋力游去，好容易游到对岸，在沙滩上就被夜巡的人抓住了，他按照电视里演的那样，高喊一声：“国军！我要投诚！”就昏了过去。醒来后方知自己只游到了鼓浪屿，所有阴谋皆暴露，判了二十年；说起九十年代，到厦门投资的台商多了。有回台湾搞军演，误投了枚炸弹，没想到炸了台商在厦门的工厂……
听了一肚子堪称谐趣的逸事，我又锲而不舍地问：“那么，战争呢？”
“厦门没有战争。”得到的回答总是如此。
叙利亚最高深的占星师曾说，人的手上有两条手纹。一条意味着你现世的命运，另一条则攸关灵魂。和“老厦门”们交流多了后，我想，这个岛屿也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形态。一种存在在有形物质之中，至今你依然能从海边废弃的碉堡、博物馆尘封的典籍、被主流历史传播的影像资料里轻易遇见它；而一种形态，则暗藏于此间岛民的人心之中，说不清楚它是如何秉承、坚守并流传后代。它的传播方式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个谜，但它塑造了你们今天所邂逅、所真切感受到的那个厦门岛。
•二•
我不是说厦门人容易对历史健忘。事实上，我想探究的是厦门人不时流露出的闲淡、谐趣与自给自足的童心来源于何处。但作为其间一分子，常欲辨已忘言。
后来，有一位老船工跟我说，当时在厦门，特别是鼓浪屿，可以听到很多好听的钢琴曲。音乐比炮弹声悦耳得多。而人心，总喜欢记住那些让人陶醉的东西。
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婆婆也说，对当时的应急演练、防空警铃之类，她印象已经很模糊了。倒是四五十年代，当时许多厦门人都已备有自己的游泳衣。夏天漫长，游过泳，无论男女老少都披着条浴巾在路上走，街坊们在淋浴的井边放满各种各样的水果。这样嬉闹着欢快过去的每一天，她都还记得。
后来我想，可能因为厦门曾有过那么多美似霓裳的物事：流动于街头巷尾的音乐、由众多小岛环伺而成的温和内海、精巧的骑楼和欧陆别墅建筑、诗歌和传说……所有这一切的总和形成了厦门人的内心。他们没有燕赵义士慷慨悲歌之气；往近点说，看到泉州人砸锅卖铁抱团做生意会大叹“匪夷所思”；看到福清莆田人把家当打包偷渡闯天下会瞠目结舌；让龙岩汉子认为值得拍案而起的事——厦门人也不是没有啦——不过多半在麻将桌上气愤地甩着牌，边用讨论八点档苦情剧的口吻交换着看法。
再后来，在马六甲和台南小城街上无事散步时，有一瞬间，海潮的腥味夹杂着市井气息，包裹着喧闹的闽南俚语蜂拥而至，我突然明白在台海阴霾掩映下的几十年里，何以厦门兀自发展成如此安静稚巧的慵懒之城。这个缘由根自于我父辈祖辈，源自无数厦门人的过往经历与血脉。厦门，它与它的对岸始终互为镜像。那里有它的亲族、有它的另一个人生。想象和牵绊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致冲破了所有隔绝。
自古以来，超越历史特定背景的同情，加上对精巧生活的沉迷，此两者之合力往往会造就和顺、乡愿、有点固步自封、过度淫浸于内心世界等不合时宜的性格。从某一方面说，厦门人性格里有这样的因素。
他们在自给自足的世界里嬉游。
现实点说，这样的人是赚不着大钱的。在厦门人口头上，总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在厦门发财的都不是厦门人”，或者说，“厦门的GDP和房价生生被泉州人、东北人、台湾人扯高了十个百分点。”
2005年，当时鼓浪屿岛上还一片沉静。去丽江逛荡了一圈，我和几个发小起了在鼓浪屿开个家庭客栈的念头。我们备齐资金，关于选址却委决不下。于是找到位人称“百事通”的鼓浪屿老人，求他指点。
老人在鼓浪屿住了三十年。找到他时，他用一晚上的时间跟我们讲过去的鼓浪屿。
讲他四十岁时——“当然，那是很久以前啦，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坐船坐到半程，就忍不住跳下水，仰泳着回岛。讲在海水里看着鼓浪屿与厦门本岛互相掩映，看着日光岩，“真是开心啊！”
“开个客栈，怎样？”我们诱哄他说。
“那里已经没有琴童了，”老人答非所问，“以前在岛上走，会听到很多好听的钢琴声：李斯特肖邦巴赫什么的，现在都听不到了……”
沉思了一会，他又补充说：“即使偶尔听到，也是不成调的。”
“开个客栈，能赚钱不？”等得不耐烦，我们又问了一次。
“千万不要。”他好像刚从恍惚中醒过来，突然正色说，“没有音乐，这个岛就死了。原住民慢慢从岛上搬离，空出好多老房子。知道里面有什么吗？”
“什么？”我们问。
然后他说出了这个晚上最惊怖的话：“鬼，老房子里住满过去的鬼。”
老人走后，被吓得脸色苍白、一腔创业热血如遭炮轰的我们认真合计了下怎么办。有的说，干脆因地就宜，开个“见鬼俱乐部”；有的说闹鬼多好，闹鬼的房子租金低啊！就该用最低廉的价格，租个闹鬼闹得最凶的房子，从省下的一大笔钱中拿出一小点，请个大师镇下宅；有的说干脆多找些人，开个客栈群落，虽然有同业竞争之虑，但闹起鬼来多少有个照应……这个夜晚之后，虽然分头煞有介事地做着各种努力，但不可否认，我们心里都认同了老人的说法，觉得那个光芒四射的海岛业已不复存在。我们日赚满钵的“客栈计划”，最后成了纸上乌托邦。
短短数年，当家庭客栈、望海公寓、酒吧、手工杂货店在包括鼓浪屿在内的整个厦门比肩接踵、遍地开花时，我还能想到那天晚上那场“纯厦门逻辑的谈话”。想起厦门人多么敏于思讷于行，想起厦门人始终将躺在海边看风景引为人生至乐，想起可能只有厦门人同意这样的逻辑：音乐的衰绝意味着一个岛的死亡。
如今，鼓浪屿表面的繁华，多赖于厦门新移民的努力和经营。许多老厦门人暗自嗟叹，那些栖身在老宅转廊、茂盛林荫、破瓦颓垣、悠长巷陌乃至每个海岬角上的鬼神已悄然离去，他者的欲望，正在涂改和抹杀包括鼓浪屿在内整个厦门岛的形态。
但我相信，这个岛的岛民们，依然会守护自己的灵魂。
•三•
许多以经营事业为名，此起彼伏在机场之间的人们，忙着把他们经过的城市装饰成同一个模样，却暗自希望家乡永远定格在孩提记忆里：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对厦门岛来说，我曾经也是这样自私狂妄、爱提要求、却袖手无所作为的“游民”啊。
有时候我想，谁知道这样的日子会在2007年得以改变呢？然后我又庆幸有那样的改变。因由那段时光，厦门这个小岛——之前在外头和别人闲侃瞎扯或介绍自己时，我称它为“我家乡”，当时我的意思是“我的籍贯”“我老家和由来”——后来在外头和别人闲侃瞎扯或介绍自己时，我仍旧称它为“我家乡”，但心里已经有了小小的骄傲，我是说，我想它已经是，也永远会是“一个归属地”。
而听到这话的人，特别在2007年“PX事件”前后那段时间，他们会说：“哦，你是厦门人！”我们都知道这里面的意思。
编辑让我多写写2007年发生在厦门的PX事件，以及之后的“市民散步“、乃至项目迁址，发生在其中的厦门普通人的故事。一开始我就写了一百字，当时我不在厦门，除了在网络上持续关注事态发展，详情所知不多。之后我给一些亲历者们打电话，要求他们和我说说“2007印象最深的事”。
连续十几个电话，得到最多的答案是“哎呀历史太久远了都忘记了”；还有人说“印象最深的事啊，就是那时厦门人特别流行到海沧日月谷泡温泉，那里称得上日日笙歌人满为患。有一日正温泉水滑洗凝脂，突听PX来了，众人掐指一算，离日月谷直线距离不足三公里，一大帮人没来得及穿衣服‘乌拉’一声黑压压全跑出来了，群情激昂啊。日月谷老板见此情景差点没心肌梗塞昏死过去”；还有人说“那段时间我老公正迷海钓，天天提着鲜鱼孝敬丈母娘。PX要来，我妈连鱼都不敢吃了，天天提去放生。后来老人家们嫌麻烦愤而吃素了。没有送礼对象，我老公就转而迷高尔夫去了”……听到这样一堆答案。
以上情景，和PX事件后拥到厦门的媒体记者们遇到的情景很类似。现在网上搜集到的许多报道都称，当PX事件在厦门有所定论后，许多“当时激进分子”马上又回到平淡的市井生活中，他们“激昂之气全消”，更不肯接受采访。当记者们有意谈到“光荣”、“民本”这样的词时，得到的答复近乎一致，即：“那属于全体厦门市民”。
这就是厦门人的逻辑和他们对待事情的方式。对许多参与“散步”的亲历者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有一个做化妆品销售的女商人，三十几岁，据说2007年是活跃一时的呼吁者。接到我的电话后她大惑不解，说“就好像家里不干净，一鼓作气打扫完，好好过日子了。现在这事还有什么可写的？”
在交稿前一天，因为搜索到一个记者朋友写的一篇关于PX的稿子。影影绰绰想起，2007年有段日子，我是在厦门的。他来采访，请至大排档吃海鲜。席间他说起，这里的夜景工程真是太可怕了，高楼上装满LED灯，昼长苦夜短，让人没个安生。“真不像是厦门应该有的东西。”他这样评价说。
那天回去的路上，反复想着这句话。
我在这座小岛上长大，习惯了它安逸、乡愿、朝人毫无心机洞开身心的样子。从没想过，它因何形成，底线在哪里。但经历2007年，厦门人作为城市公民的“契约精神”日愈形成完善。他们和所有经过这里、听说过这里的人一起，重新学习尊重和捍卫这个岛，使它如其所是。
一个城市伟大与否的论证，不在于它的面积、不在于它的财富、不在于它的历史，而在于它的城市精神。我有幸生长于这座熠熠生辉的城市。有幸能确信：我的故乡始终守护着它自己及其子民的灵魂。
是的，在过去，我一向认为，故乡厦门是一座太安静的城市，只想抛下它轰轰烈烈地闯一闯。很多旅行者到了这里，把背包一放，只想消磨好时光。远道而来的人和此地的久居者对这座城市的看法都惊人的一致——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并没有觉察其中不妥。可最后我们都意识到，这个城市有自己的灵魂。
我曾经试图否定它，去追随更猛烈的荣耀。但在2007年末，我在海边买了自己的房子，并决定让孩子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做一个岛民，享受尽情嬉游的童年。
现在我和我的孩子正一起完成这个承诺。
作为厦门人，来自命运的东西，最终并不脱离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