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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假如问他对因担任港督而被封香港“千古罪人”有何评论，他会说他太乐意了。这又是政治实用主义。
维多利亚港对面的皇后码头是专为接送历任港督而设计建造的微型设施，它随着香港的回归而成为一座被荒废了的码头。
在彭定康登上皇后码头之前，我们还在称呼他为“克里斯·帕顿”，或是他的全名“克里斯托弗·弗朗西斯·帕顿”，登上皇后码头担任第28任港督后，“帕顿”氏得到了香港粤语话语下的中文名字“彭定／康”，在5年期的任职期间，他又获得了一个东方式的绰号——“肥彭”。可以肯定地说，在香港，“肥×”之类的雅号绝对是亲昵的符号。现在，他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巴恩斯的帕顿爵士。
环境影响命运
在沿着这位末代港督名字变迁的线索来挖掘其背后的性格命运之前，不妨仔细地梳理一下他所处的背景，因为这将解释他在无比失落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来香港。
在以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为正统民族、以基督教新教为主流信仰的英国政坛，有着爱尔兰血统的天主教徒克里斯·帕顿能迅速崛起，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在英国，这类来路奇怪的政治领袖比比皆是，如布莱尔出生在爱丁堡，布朗则是个苏格兰人，他们都由于耳濡目染本地区或本民族在国家层面的纷争而政治早熟。而“英雄莫问出处”也一直是英国的传统。近代史上，英国人甚至不介意请个外国人(如荷兰执政威廉三世)来当他们的国王。在王位作为财产一样按“先长子系后次子系”方式继承的国家里，只要法律能确定他是王位继承人，不管他身居何处。有人说，这是实用主义哲学在左右英国人的思维。那么，“帕顿”氏的性格基础是否也是实用主义呢?
一点不假。曾经为撒切尔夫人不得人心的“人头税”政策鞍前马后效劳的彭定康，在看到撒切尔夫人派系在保守党中失势后，居然声称“他早就想到撒切尔夫人错了”，态度来了180度转弯。当时的彭定康，先是在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里任科学教育大臣、环境大臣；随着撒切尔夫人卸下保守党领袖和保守党政府首相之职，彭定康被其好友梅杰安排为保守党主席。保守党主席是何种职务?按维京百科的解释，保守党主席负责党务，管理中央党部。自彭定康于1990年至1992年担任过党主席后至今，已经前后有10人担任过此职。可以说，党主席基本上属于轮流坐庄并干个一两年的苦差事，但彭定康硬把这个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他的筹划下，保守党得以在1992年英国大选中意外地胜出。
有了保守党的继续执政，才有他这个卸任党主席外放到香港主政的机会。不过要说到香港这样一个远离伦敦政治圈的地方去“站最后一班岗”，却也是彭定康面对英国本土政治势力崛起力不从心的结果——他在巴思选区被自由民主党候选人唐·福斯特击败了，丧失TA阁的机会。
在政治美学广泛流行于政治生活的英国，政治人物无一例外地表现出高素养、保守又爱以幽默作为性格虚伪的调剂物。官场上的客套、敬语、假发、官袍，无一不与英国人有关。他们保守并执著于传统，对满口粗话的美国同行们保持着不可逾越的优越感。
彭定康从来就是个政治动物，或日政客，从来就不是职业出身的外交官，所以也没有技术官僚的包袱，他的博学和优雅的英文表达能力再加上同有的幽默感，超过了之前以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历任港督，在东方曾一度禁锢于未“开化的土地”上博得了一个亲民的形象。
老实说，他并不打算迷上政治。这在他的自传《不一般的外交官》中作了交待：牛津大学的毕业生本想到英国广播公司(BBC)谋个制片人的工作，没想到一趟到大西洋彼岸美国的旅行，居然让他在一群说着蹩脚英语的美国人中找到了从政的灵感。回国后，22岁的他敲开了保守党的大门，8年后即升任保守党研究部的主管。
香港移交的最大赢家
由于48岁时失去下院议员资格，彭定康与本可到手的财相或外相一职失之交臂，成了他政治生涯的最郁闷时刻。然而，“香港总督”的新身份让他的政治生命焕发了第二春。他在任内大搞“政改方案”，筹建新机场，与北京高官激烈争论，成为香江一奇。据他的自传说，香港移交时亿万电视观众面前反复亮相的末代港督，突然越过查尔斯王储和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成为了背负着所有英国骄傲的政治明星。
据说英国自行组织的告别仪式那段时间，天正下着雨，有时是蒙蒙细雨，有时是滂沱大雨。被淋了一身雨的代表英国女王前来参加香港政权交接的查尔斯王储肯定不会有什么好心情，更何况这又是发生在要以惨淡心情目睹“日不落”帝国米字旗被一次次降下的时候。尽管查尔斯日记透露，他很快在“不列颠尼亚”皇家游轮上舒舒服服地泡了澡，之后才去参加晚宴和之后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但这似乎无助于改善他木然的表情和调整有色的视觉。他在日记中说，交接仪式上那些领导人“滑稽得如蜡像”，仪仗队员则像“鸭子一样走路”，语言尖酸刻薄。
2005年11月，查尔斯王储的秘密日记被英国小报《星期日邮报》刊登出来，英国为之愕然。公众似乎不愿去理解王储为英国王室失去最后一块殖民地而感伤落泪的痛楚，而方便地指责这个王位第一继承人内心阴暗的一面，以致王储愤怒地把媒体和泄密者告上了法庭。
相对于查尔斯王储的心情沉重，任期归零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却显得难得糊涂，一脸洒脱。他在乘坐“不列颠尼亚”皇家游轮结束交接仪式后，就陪同查尔斯王储从维多利亚港打道回府，留下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赶第二天晚些时候的飞机回国。
在英国人看来，撒切尔夫人就是英国的李鸿章，居然把自己的“领土”送给了中国。这就是英国人一直执拗地要把香港政权交接说成是主权交接的原因。她这一走之后，就再也没有踏足过中国香港。而彭定康却还时常来香港、上海等地转转，并很爽快地与在机场碰见的中国人合影。
说来也怪，撒切尔夫人的“铁娘子”形象，在果断发兵与阿根廷争夺马岛主权的战争中愈发鲜明，却在中国人脑海中定格为“被迫在《中英联合声明》上签字的弱女子”。这要“感谢”1982年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阶梯上跌的那一跤，因为撒切尔夫人单脚跌下去的正前方就是一张高悬于天安门城楼的伟人像。
2007年6月，撒切尔夫人打破了长达5年的沉默，接受英国第四频道记者采访，首次透露了当年的心情。她说，她没能让中国领导人同意允许英国延续对香港的租借而感到非常失望，当她看到大英帝国最后一块海外“领土”不再存在于大英帝国的版图上时，她感到“非常难过”。而同期彭定康在伦敦接受《广州日报》记者专访时，却仅仅表示“告别香港，我很伤感”。或许，在当时感到失意的英国政治人物中，彭定康其实是个最大赢家。
捧着被降下的米字旗从皇后码头坐上小艇登上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不列颠尼亚”皇家游轮回到英国的末任港督彭定康，从此仕途顺利，先是掌管北爱尔兰事务独立委员会主席，然后被任命为欧盟委员会20位专员之一，专责外交事务，接着获得了所有退休政治家渴望得到的荣誉——担任世界顶尖学府牛津大学的校监(相当于校长)，其后又被英国女王封爵，荣列英国贵族院(上院)议员。据说，自信心爆棚的他一度还想角逐欧盟委员会主席一职。
回想1992年之时，他在巴思选区败选，失去了英国下院议员资格。他正愁闷地以为政治生涯从此结束了，却意外地获得了英国女王的任命，担任香港的最后一任总督。这个差不多40多年所有起居之事都是亲力亲为的英国人，第一次不用自己动手就有人给他打领带整被子。他在香港就是王，不是他所鼓吹的民主普选上来的“王”。现在，假如问他对因担任港督而被封香港“千古罪人”有何评论，他会说他太乐意了。这又是政治实用主义。
校园政治猛于虎
现在，“帕顿”氏遵循传统(他的前任港督卫奕信晚年成为剑桥大学彼得屋学院的院长)进入了教育界。表面上看，好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当年他是牛津的学生，而现在则是一个管理学生教职工的老板，他被牛津奇怪的“校友选举制”推到了牛津终身校长的位置。在这之前的1999年，他也被纽卡斯尔大学任命为校长。
然而说到校园政治的险恶，彭定康经常举基辛格的例子。享利·基辛格博士在越战期间担任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有人问他是如何做到屡屡化险为夷的，他说这很容易，因为他曾在哈佛大学度过了25年。而最新例子就是伊拉克战争到现在一直辅佐布什总统的赖斯，她也曾在大学做了多年的高级管理员，据说卸任后还想重回斯坦福执教。
维多利亚港对面的皇后码头是专为接送历任港督而设计建造的微型设施，它随着香港的回归而成为一座被荒废了的码头。
在彭定康登上皇后码头之前，我们还在称呼他为“克里斯·帕顿”，或是他的全名“克里斯托弗·弗朗西斯·帕顿”，登上皇后码头担任第28任港督后，“帕顿”氏得到了香港粤语话语下的中文名字“彭定／康”，在5年期的任职期间，他又获得了一个东方式的绰号——“肥彭”。可以肯定地说，在香港，“肥×”之类的雅号绝对是亲昵的符号。现在，他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巴恩斯的帕顿爵士。
环境影响命运
在沿着这位末代港督名字变迁的线索来挖掘其背后的性格命运之前，不妨仔细地梳理一下他所处的背景，因为这将解释他在无比失落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来香港。
在以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为正统民族、以基督教新教为主流信仰的英国政坛，有着爱尔兰血统的天主教徒克里斯·帕顿能迅速崛起，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在英国，这类来路奇怪的政治领袖比比皆是，如布莱尔出生在爱丁堡，布朗则是个苏格兰人，他们都由于耳濡目染本地区或本民族在国家层面的纷争而政治早熟。而“英雄莫问出处”也一直是英国的传统。近代史上，英国人甚至不介意请个外国人(如荷兰执政威廉三世)来当他们的国王。在王位作为财产一样按“先长子系后次子系”方式继承的国家里，只要法律能确定他是王位继承人，不管他身居何处。有人说，这是实用主义哲学在左右英国人的思维。那么，“帕顿”氏的性格基础是否也是实用主义呢?
一点不假。曾经为撒切尔夫人不得人心的“人头税”政策鞍前马后效劳的彭定康，在看到撒切尔夫人派系在保守党中失势后，居然声称“他早就想到撒切尔夫人错了”，态度来了180度转弯。当时的彭定康，先是在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里任科学教育大臣、环境大臣；随着撒切尔夫人卸下保守党领袖和保守党政府首相之职，彭定康被其好友梅杰安排为保守党主席。保守党主席是何种职务?按维京百科的解释，保守党主席负责党务，管理中央党部。自彭定康于1990年至1992年担任过党主席后至今，已经前后有10人担任过此职。可以说，党主席基本上属于轮流坐庄并干个一两年的苦差事，但彭定康硬把这个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他的筹划下，保守党得以在1992年英国大选中意外地胜出。
有了保守党的继续执政，才有他这个卸任党主席外放到香港主政的机会。不过要说到香港这样一个远离伦敦政治圈的地方去“站最后一班岗”，却也是彭定康面对英国本土政治势力崛起力不从心的结果——他在巴思选区被自由民主党候选人唐·福斯特击败了，丧失TA阁的机会。
在政治美学广泛流行于政治生活的英国，政治人物无一例外地表现出高素养、保守又爱以幽默作为性格虚伪的调剂物。官场上的客套、敬语、假发、官袍，无一不与英国人有关。他们保守并执著于传统，对满口粗话的美国同行们保持着不可逾越的优越感。
彭定康从来就是个政治动物，或日政客，从来就不是职业出身的外交官，所以也没有技术官僚的包袱，他的博学和优雅的英文表达能力再加上同有的幽默感，超过了之前以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历任港督，在东方曾一度禁锢于未“开化的土地”上博得了一个亲民的形象。
老实说，他并不打算迷上政治。这在他的自传《不一般的外交官》中作了交待：牛津大学的毕业生本想到英国广播公司(BBC)谋个制片人的工作，没想到一趟到大西洋彼岸美国的旅行，居然让他在一群说着蹩脚英语的美国人中找到了从政的灵感。回国后，22岁的他敲开了保守党的大门，8年后即升任保守党研究部的主管。
香港移交的最大赢家
由于48岁时失去下院议员资格，彭定康与本可到手的财相或外相一职失之交臂，成了他政治生涯的最郁闷时刻。然而，“香港总督”的新身份让他的政治生命焕发了第二春。他在任内大搞“政改方案”，筹建新机场，与北京高官激烈争论，成为香江一奇。据他的自传说，香港移交时亿万电视观众面前反复亮相的末代港督，突然越过查尔斯王储和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成为了背负着所有英国骄傲的政治明星。
据说英国自行组织的告别仪式那段时间，天正下着雨，有时是蒙蒙细雨，有时是滂沱大雨。被淋了一身雨的代表英国女王前来参加香港政权交接的查尔斯王储肯定不会有什么好心情，更何况这又是发生在要以惨淡心情目睹“日不落”帝国米字旗被一次次降下的时候。尽管查尔斯日记透露，他很快在“不列颠尼亚”皇家游轮上舒舒服服地泡了澡，之后才去参加晚宴和之后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但这似乎无助于改善他木然的表情和调整有色的视觉。他在日记中说，交接仪式上那些领导人“滑稽得如蜡像”，仪仗队员则像“鸭子一样走路”，语言尖酸刻薄。
2005年11月，查尔斯王储的秘密日记被英国小报《星期日邮报》刊登出来，英国为之愕然。公众似乎不愿去理解王储为英国王室失去最后一块殖民地而感伤落泪的痛楚，而方便地指责这个王位第一继承人内心阴暗的一面，以致王储愤怒地把媒体和泄密者告上了法庭。
相对于查尔斯王储的心情沉重，任期归零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却显得难得糊涂，一脸洒脱。他在乘坐“不列颠尼亚”皇家游轮结束交接仪式后，就陪同查尔斯王储从维多利亚港打道回府，留下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赶第二天晚些时候的飞机回国。
在英国人看来，撒切尔夫人就是英国的李鸿章，居然把自己的“领土”送给了中国。这就是英国人一直执拗地要把香港政权交接说成是主权交接的原因。她这一走之后，就再也没有踏足过中国香港。而彭定康却还时常来香港、上海等地转转，并很爽快地与在机场碰见的中国人合影。
说来也怪，撒切尔夫人的“铁娘子”形象，在果断发兵与阿根廷争夺马岛主权的战争中愈发鲜明，却在中国人脑海中定格为“被迫在《中英联合声明》上签字的弱女子”。这要“感谢”1982年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阶梯上跌的那一跤，因为撒切尔夫人单脚跌下去的正前方就是一张高悬于天安门城楼的伟人像。
2007年6月，撒切尔夫人打破了长达5年的沉默，接受英国第四频道记者采访，首次透露了当年的心情。她说，她没能让中国领导人同意允许英国延续对香港的租借而感到非常失望，当她看到大英帝国最后一块海外“领土”不再存在于大英帝国的版图上时，她感到“非常难过”。而同期彭定康在伦敦接受《广州日报》记者专访时，却仅仅表示“告别香港，我很伤感”。或许，在当时感到失意的英国政治人物中，彭定康其实是个最大赢家。
捧着被降下的米字旗从皇后码头坐上小艇登上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不列颠尼亚”皇家游轮回到英国的末任港督彭定康，从此仕途顺利，先是掌管北爱尔兰事务独立委员会主席，然后被任命为欧盟委员会20位专员之一，专责外交事务，接着获得了所有退休政治家渴望得到的荣誉——担任世界顶尖学府牛津大学的校监(相当于校长)，其后又被英国女王封爵，荣列英国贵族院(上院)议员。据说，自信心爆棚的他一度还想角逐欧盟委员会主席一职。
回想1992年之时，他在巴思选区败选，失去了英国下院议员资格。他正愁闷地以为政治生涯从此结束了，却意外地获得了英国女王的任命，担任香港的最后一任总督。这个差不多40多年所有起居之事都是亲力亲为的英国人，第一次不用自己动手就有人给他打领带整被子。他在香港就是王，不是他所鼓吹的民主普选上来的“王”。现在，假如问他对因担任港督而被封香港“千古罪人”有何评论，他会说他太乐意了。这又是政治实用主义。
校园政治猛于虎
现在，“帕顿”氏遵循传统(他的前任港督卫奕信晚年成为剑桥大学彼得屋学院的院长)进入了教育界。表面上看，好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当年他是牛津的学生，而现在则是一个管理学生教职工的老板，他被牛津奇怪的“校友选举制”推到了牛津终身校长的位置。在这之前的1999年，他也被纽卡斯尔大学任命为校长。
然而说到校园政治的险恶，彭定康经常举基辛格的例子。享利·基辛格博士在越战期间担任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有人问他是如何做到屡屡化险为夷的，他说这很容易，因为他曾在哈佛大学度过了25年。而最新例子就是伊拉克战争到现在一直辅佐布什总统的赖斯，她也曾在大学做了多年的高级管理员，据说卸任后还想重回斯坦福执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