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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继2005年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之后，再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郑重阐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性。
就功能而言，2005年白皮书的主要意义是向全世界隆重推出“和平发展道路”这一概念，2011年白皮书的主要意义则表明中国奉行“知行合一”，说到做到。这里面，蕴藏着深刻的背景和意义。
再次宣示的善意
正如很多人所注意到的，在发表白皮书之外，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通过多种途径向世界宣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然而，这种善意的释放却常常遭到误解。
特别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不断有人用犹疑的目光打量中国，这个复兴的东方大国会不会施行霸权主义？中国的崛起会不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威胁？中国的发展是否会破坏现行的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对中国的和平发展环境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威胁论就一直存在，只不过其内涵随着中国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10年，“中国威胁论”的重点是社会主义中国必然要同其他国家发生战争。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两个截然矛盾的理论同时存在，这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复杂情绪：一则认为中国是威胁，因为他们觉得你强大；同时，认为中国必然会崩溃，因为觉得你孱弱。
21世纪头10年，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社会开始认可中国的和平、和谐特性。在笔者多次的海外问卷调研中，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指出，“中国不是一个进攻性的民族，中国人温和、智慧、自豪、坚韧、勤劳、有归属感。”然而，国际社会依然存在“中国威胁论”，但此时中国威胁论的内涵发生变化，他们不再担忧中国是否会打仗，而是关心中国的急速发展可能会对现有国际秩序产生破坏性影响。
正如法国人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在其著作《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中的形象比喻，“20 世纪，闯进世界经济瓷器店的只有几只老鼠（日本、韩国等），他们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失。而今天，则是一头可能造成惨重损失的大象进入了商店。”这一比喻一则承认中国的温和特性，因为大象是自然界中比较温和的动物，但是国际社会依然对中国存有担忧、畏惧甚至防范，是因为他们认为，即使中国没有破坏的主观意愿，即使中国充满善意，但由于中国庞大的自然属性和物理需求，中国在不经意间也有可能打碎几件“瓷器”。
因此，中国必须要用积极的话语引导国际舆论，一则释疑解惑，二则释疑增信。两部白皮书所要回答的问题，事实上非常简单，概括起来就是：“960万平方公里领土 13亿人口 5000年文明 56个民族 日益壮大……”不等于战争与威胁，而是等于中国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但释疑、解惑、增信的过程充满艰辛，绝对不是通过一两次努力就能改善或实现的。
提供全球治理公共产品
要塑造和平发展的良好环境，要注意方式方法。2011年白皮书发布时机的选择十分巧妙。
2011年，是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2011年，中东、北非形势极其动荡，有可能导致全球地缘战略格局发生变动；2011年，“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丹被美军击毙，全球反恐态势发生变化；2011年，南苏丹公投独立，可能会对全球民族问题产生连锁反应；2011年，中国航母平台出海航行试验成功，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10个拥有航母的国家，但却导致周边某些邻国以及个别西方大国的猜忌与中伤……
总之，在这样剧烈变动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不仅要韬光养晦，更要积极作为，要以负责任的态度重申自己的和平发展理念，推动国际社会的有序、健康发展。
引人关注的是，2011年白皮书充实了和平发展的内涵与外延。白皮书第一次明确提出，“秉持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观”，以及“奉行睦邻友好的地区合作观”。
长期以来，中国外交布局有四句话，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强调睦邻友好的地区合作观，就是更加突出周边外交的意义。最近几年，中国周边的领土及海洋权益争端日益凸显，严重影响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健康发展。为此，白皮书指出，“中国要同周边各国开展睦邻友好合作，共同推动建设和谐亚洲。”这表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更加务实，毕竟处理好同周边21个邻国的关系，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维护良好战略机遇期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强大不仅包括物理性强大，也包括心理强大。这表现为中国敢于面对批评和指责，敢于展现自我价值和庄严追求。“和平发展”这四个字，不仅是中国的战略抉择，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所提供的公共产品。
就争取国际关系话语权而言，中国所要得到的是权力，而不只是权利。如果说2005年白皮书是中国单向地表达意愿的权利，2011年白皮书则要强化中国影响国际关系议程的权力，即强调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强调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相互影响。的确，大国崛起不仅要在物质层面体现自身的不可或缺，更要在精神层面塑造外界对自我的积极认同。
“国家安全”观的新变化
曾经，中国外交政策是不愿谈及“利益”两字的，认为言必谈利益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特性。但今天，中国在国家利益问题上勇敢“亮剑”，表明中国外交日益成熟，并与国际接轨。
白皮书首次界定了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范围。白皮书指出，“中国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如此明确界定中国核心利益的用意是在提醒国际社会，中国的核心利益必须受到尊重。和平发展不是没有原则的发展，和平发展不能牺牲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尊重邻国以及国际社会的正当关切和利益，也希望国际社会充分尊重中国的国家利益。
其中，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是国际社会任何主权国家都要积极捍卫的核心利益，也是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但是，上述国家利益的基本内涵会因不同国家的特殊國情而有所区别。对中国而言，上述四大利益不只涉及台湾和西藏等问题，也包括同日本之间的钓鱼岛问题和持续升温的南中国海问题。
此外，政治制度和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也进入中国核心利益范畴。其用意是强调，任何意图改变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破坏可持续发展进程的行为，不仅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也是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
六大核心利益都是中国领土范围内的利益，没有超越中国领土边界，反映出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外交政策的内向性特征，同时向世人表明中国的外交政策不是进攻性、侵略性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六大核心利益回应的是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如相关国家在领土、领海问题上的挑衅；对中国民族、民主、人权等问题上的国际干预；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和平演变”、“指手画脚”等等。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安全威胁的方向主要来自国外，但目前在某些问题上不安全隐患既来自国外，也来自国内。中国核心利益的界定也反映出国际安全的主要变化，即由防范外敌军事入侵转变为防范任何颠覆国家政权、破坏社会稳定、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敌对势力。
在国际关系中，息事宁人、妥协退让的态度往往无济于事。如果中国连自身的核心利益都说不清楚，怎么可能奢望别人尊重你的核心利益。在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及捍卫方面，是不能模糊的，是没有灰色地带的，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因此，六大核心利益的界定亮明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底线，也亮明了国际社会同中国交往所不可逾越和侵犯的“红线”。如此的态度鲜明有助于外部世界对中国核心利益有清晰的认知，有助于防止误判、减少挑衅、增进互信。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有太多的西方话语主导国际进程，如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等。然而，上述简单的机械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不仅不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反而常常成为国际冲突与地区战争的“催化剂”。因此，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绝不能在国际治理中“失语”，因为话语权也是国家利益。
就功能而言，2005年白皮书的主要意义是向全世界隆重推出“和平发展道路”这一概念，2011年白皮书的主要意义则表明中国奉行“知行合一”，说到做到。这里面，蕴藏着深刻的背景和意义。
再次宣示的善意
正如很多人所注意到的，在发表白皮书之外，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通过多种途径向世界宣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然而，这种善意的释放却常常遭到误解。
特别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不断有人用犹疑的目光打量中国，这个复兴的东方大国会不会施行霸权主义？中国的崛起会不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威胁？中国的发展是否会破坏现行的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对中国的和平发展环境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威胁论就一直存在，只不过其内涵随着中国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10年，“中国威胁论”的重点是社会主义中国必然要同其他国家发生战争。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两个截然矛盾的理论同时存在，这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复杂情绪：一则认为中国是威胁，因为他们觉得你强大；同时，认为中国必然会崩溃，因为觉得你孱弱。
21世纪头10年，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社会开始认可中国的和平、和谐特性。在笔者多次的海外问卷调研中，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指出，“中国不是一个进攻性的民族，中国人温和、智慧、自豪、坚韧、勤劳、有归属感。”然而，国际社会依然存在“中国威胁论”，但此时中国威胁论的内涵发生变化，他们不再担忧中国是否会打仗，而是关心中国的急速发展可能会对现有国际秩序产生破坏性影响。
正如法国人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在其著作《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中的形象比喻，“20 世纪，闯进世界经济瓷器店的只有几只老鼠（日本、韩国等），他们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失。而今天，则是一头可能造成惨重损失的大象进入了商店。”这一比喻一则承认中国的温和特性，因为大象是自然界中比较温和的动物，但是国际社会依然对中国存有担忧、畏惧甚至防范，是因为他们认为，即使中国没有破坏的主观意愿，即使中国充满善意，但由于中国庞大的自然属性和物理需求，中国在不经意间也有可能打碎几件“瓷器”。
因此，中国必须要用积极的话语引导国际舆论，一则释疑解惑，二则释疑增信。两部白皮书所要回答的问题，事实上非常简单，概括起来就是：“960万平方公里领土 13亿人口 5000年文明 56个民族 日益壮大……”不等于战争与威胁，而是等于中国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但释疑、解惑、增信的过程充满艰辛，绝对不是通过一两次努力就能改善或实现的。
提供全球治理公共产品
要塑造和平发展的良好环境，要注意方式方法。2011年白皮书发布时机的选择十分巧妙。
2011年，是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2011年，中东、北非形势极其动荡，有可能导致全球地缘战略格局发生变动；2011年，“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丹被美军击毙，全球反恐态势发生变化；2011年，南苏丹公投独立，可能会对全球民族问题产生连锁反应；2011年，中国航母平台出海航行试验成功，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10个拥有航母的国家，但却导致周边某些邻国以及个别西方大国的猜忌与中伤……
总之，在这样剧烈变动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不仅要韬光养晦，更要积极作为，要以负责任的态度重申自己的和平发展理念，推动国际社会的有序、健康发展。
引人关注的是，2011年白皮书充实了和平发展的内涵与外延。白皮书第一次明确提出，“秉持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观”，以及“奉行睦邻友好的地区合作观”。
长期以来，中国外交布局有四句话，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强调睦邻友好的地区合作观，就是更加突出周边外交的意义。最近几年，中国周边的领土及海洋权益争端日益凸显，严重影响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健康发展。为此，白皮书指出，“中国要同周边各国开展睦邻友好合作，共同推动建设和谐亚洲。”这表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更加务实，毕竟处理好同周边21个邻国的关系，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维护良好战略机遇期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强大不仅包括物理性强大，也包括心理强大。这表现为中国敢于面对批评和指责，敢于展现自我价值和庄严追求。“和平发展”这四个字，不仅是中国的战略抉择，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所提供的公共产品。
就争取国际关系话语权而言，中国所要得到的是权力，而不只是权利。如果说2005年白皮书是中国单向地表达意愿的权利，2011年白皮书则要强化中国影响国际关系议程的权力，即强调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强调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相互影响。的确，大国崛起不仅要在物质层面体现自身的不可或缺，更要在精神层面塑造外界对自我的积极认同。
“国家安全”观的新变化
曾经，中国外交政策是不愿谈及“利益”两字的，认为言必谈利益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特性。但今天，中国在国家利益问题上勇敢“亮剑”，表明中国外交日益成熟，并与国际接轨。
白皮书首次界定了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范围。白皮书指出，“中国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如此明确界定中国核心利益的用意是在提醒国际社会，中国的核心利益必须受到尊重。和平发展不是没有原则的发展，和平发展不能牺牲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尊重邻国以及国际社会的正当关切和利益，也希望国际社会充分尊重中国的国家利益。
其中，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是国际社会任何主权国家都要积极捍卫的核心利益，也是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但是，上述国家利益的基本内涵会因不同国家的特殊國情而有所区别。对中国而言，上述四大利益不只涉及台湾和西藏等问题，也包括同日本之间的钓鱼岛问题和持续升温的南中国海问题。
此外，政治制度和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也进入中国核心利益范畴。其用意是强调，任何意图改变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破坏可持续发展进程的行为，不仅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也是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
六大核心利益都是中国领土范围内的利益，没有超越中国领土边界，反映出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外交政策的内向性特征，同时向世人表明中国的外交政策不是进攻性、侵略性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六大核心利益回应的是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如相关国家在领土、领海问题上的挑衅；对中国民族、民主、人权等问题上的国际干预；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和平演变”、“指手画脚”等等。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安全威胁的方向主要来自国外，但目前在某些问题上不安全隐患既来自国外，也来自国内。中国核心利益的界定也反映出国际安全的主要变化，即由防范外敌军事入侵转变为防范任何颠覆国家政权、破坏社会稳定、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敌对势力。
在国际关系中，息事宁人、妥协退让的态度往往无济于事。如果中国连自身的核心利益都说不清楚，怎么可能奢望别人尊重你的核心利益。在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及捍卫方面，是不能模糊的，是没有灰色地带的，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因此，六大核心利益的界定亮明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底线，也亮明了国际社会同中国交往所不可逾越和侵犯的“红线”。如此的态度鲜明有助于外部世界对中国核心利益有清晰的认知，有助于防止误判、减少挑衅、增进互信。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有太多的西方话语主导国际进程，如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等。然而，上述简单的机械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不仅不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反而常常成为国际冲突与地区战争的“催化剂”。因此，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绝不能在国际治理中“失语”，因为话语权也是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