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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陵，据史料记载为楚国郢都所在地，今在湖北一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发展迅速，考古学家在江陵地区发掘了大量的楚墓，墓内随葬器物有青铜礼器、兵器、陶器等，其中青铜兵器数量较多，工艺精致，这给以青铜兵器为线索进行研究的考古学家带来了極富价值的研究资料。另外，考古学家发现江陵地区东周楚墓出土的青铜兵器，许多都具有明显的吴越文化特征，这些兵器通过婚姻、战争等形式将吴越文化带入江陵地区，极大促进了吴越文化的发展。文章以江陵东周楚墓出土青铜器为研究对象，简要概述了江陵东周楚墓出土青铜器的情况，以青铜兵器为引，分析了其中所存的吴越文化因素，以此推动考古学者对吴越文化的深度探索，更加详尽解析青铜兵器中蕴含的时代文化。
关键词：江陵;东周楚墓;出土青铜兵器;吴越文化;因素;分析
先秦时期，征伐是常见的社会活动，其不仅能够开拓疆土，还能带来文化的更新和管理的革新。部分先贤之人虽对征伐给人民带来的改变存在褒贬不一的看法，但不能否认征伐对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祭祀作为当时又一种常见的社会活动，是人们信仰和文化的重要承载方式。在这两种社会活动中，兵器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为了能进一步了解江陵东周楚墓出土青铜兵器中蕴含的文化，青铜兵器研究意义重大。本文以江陵东周楚墓出土的青铜兵器具有一定的吴越文化因素作为基点，对照史实，探讨了东周时期楚青铜兵器与吴越文化间的联系。
1 江陵楚墓的特点
江陵地区楚墓的时代大致可划分为春秋与战国两个阶段，其中春秋时期的墓少于战国时期。在春秋早中期，小型墓是主要的墓型，随葬品多是较为实用的陶器，如钵、罐等;而在晚期，则多是如钵、长颈壶这样的陶器作为随葬品。战国以后的随葬品则多为陶明器，种类丰富，数量较多。东周时期江陵地区的楚墓数量较多，类别颇为齐全，不仅有规格较高的贵族墓，还有平民墓。江陵地区已发现各类楚墓2800多座，出土文物7000多件，主要以青铜礼器和兵器等为主，其中青铜礼器多见于贵族墓，如鼎、尊、盏、壶等。青铜兵器量多类全，工艺精致，剑、戈、矛、戟、镞等最为常见。
2 分析江陵地区与吴越地区出土青铜兵器文化
兵器作为征伐的具体物具，是战争的物化品，其质量、形状等都与其打造的气力环境、文化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其具备明显的地域化、文化差异特征。同时，兵器作为战争的主要器具，在征战中所显现的先进性和优质性极易受到关注，容易成为他国借鉴和学习的文化。由此，其在战争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传播文化的作用，成了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江陵作为楚国主要都城之一，其境内所存楚墓颇多。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者在这一地区已发掘了大量的楚墓，且发现墓内的随葬品多为青铜兵器。在这些兵器中，部分兵器具备明显的吴越文化因素。下面，我们就简单列举几种较为明显的含有吴越文化的青铜兵器进行分析。
2.1 矛
矛作为主要攻击性兵器，在征战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东周楚墓出土的矛，器形仅为琵琶形与“王”字纹形两种，这两种矛常见于吴越地区。因部分并不是当地的矛的主要样式，其形制最早又与吴越地区矛相似，所以由吴越地区传入的概率较大。
琵琶形矛的形状类似琵琶，是春秋中晚期吴越地区较为常见的兵器之一，是春秋墓的随葬品之一。在江陵东周时期楚墓中，从赵家湖楚墓中发掘了一件该类型的矛，该矛全身布有吴越地区的菱形暗纹，应是由吴越地区流入，具有明显的吴越文化因素。在左冢发掘了另一件矛，该矛与前者相比，更符合琵琶形矛的特性，其矛叶上刻有“楚王孙渔之用”的字样①，经考释，该矛在吴楚之战中有出现，由此可见，该矛也具有明显的吴越文化因素。
除琵琶形矛外，“王”字纹矛也在江陵东周楚墓中有发现。据考证，“王”字纹矛在湖南、两江等地较为常见，最早出现于浙江地区，其身上有“王”字形的暗纹。该种矛江陵楚墓中随葬极少，发掘量也较为稀少，据考古学者考证，该矛之所以会出现在江陵地区且量少，有可能是因为受到吴越地理文化因素影响，所以其也深含吴越文化因素。
2.2 剑
剑作为征伐所用的重要武器，与矛一样都是攻击性较强的兵器，也是江陵东周楚墓中较为常见的随葬品。
从纹饰上讲，吴越地区喜将菱形暗纹刻于兵器上，这样的装饰方式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的吴越地区，之后常见于吴越器具上。在江陵东周楚墓中虽然也出土了装饰该暗纹的剑，但量小，且纹饰具有较强的年代性，有学者考证，这一纹饰的剑也多为楚人仿制吴越人兵器。
在器形方面，我们发现江陵东周楚墓中发掘的剑的茎是圆形的，并且细致划分下来，还可分为空茎与实茎两类剑。有学者考证指出，这两类剑为典型的吴越文化产物，其具备强烈的吴越文化因素。之后，又有学者在前一学者的认知上进行了细化，得出该两类剑于春秋晚期时便在吴越地区广为流行②，之后随着战事等媒介传到其他地域。在江陵地区春秋晚期楚墓中发掘的该两类剑数量并不多，其情况与“王”字纹矛大同小异，可能为楚人受吴越文化影响而制作的器具，也具有超明显的吴越文化因素。
根据对矛与剑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春秋时期，战争是兵器交锋的必要条件。在春秋中晚期，楚国由于疆土缘由，与吴国冲突不断，战事连连，这一现象给吴越与楚国客观上形成了一定的文化交流机会，同时也铸就了两国兵器借鉴和流入的条件。虽然战事客观上给了两地兵器交流和流入的条件，但是江陵东周楚墓出土青铜兵器与吴越文化间的联系并不是仅靠这一条件。除战事以外，将两地文化联系起来的还有政治联姻、使者交流及工匠流动等因素。通过对江陵东周楚墓出土青铜兵器与吴越文化联系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兵器在作为征伐要具的同时也起着文化交流的作用。我们把这些经考证发掘的青铜兵器同史实融合来看，可以看出江陵东周楚墓出土的青铜兵器与吴越地区兵器部分具有明显的共性，而部分则是完全受吴越地域文化、人文文化的影响而铸造的。这充分展示了兵器背后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性，也反映了兵器是文化产物的同时也是载体。
3 结语
总而言之，江陵地区楚墓中出土的青铜兵器中，除了少量的不是本地传统器型和少许已明确为吴越兵器的器具外，发掘的其他兵器多是通过政治联姻等文化形式传入楚国，虽然兵器自身并没有较大的变化，甚至还具有本地器物的部分特性，但就楚墓中出土的青铜兵器来看，其与吴越地区兵器之间还是具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将其与考释史实相结合，用统一类型的青铜兵器来分析两地间文化交流，才能够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江陵东周楚墓出土青铜兵器不仅因为征伐与吴越文化进行了交流，还有政治联姻、工匠流动等也使其具备了一定的吴越文化因素，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演化，也是文化交融、丰富的关键。
关键词：江陵;东周楚墓;出土青铜兵器;吴越文化;因素;分析
先秦时期，征伐是常见的社会活动，其不仅能够开拓疆土，还能带来文化的更新和管理的革新。部分先贤之人虽对征伐给人民带来的改变存在褒贬不一的看法，但不能否认征伐对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祭祀作为当时又一种常见的社会活动，是人们信仰和文化的重要承载方式。在这两种社会活动中，兵器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为了能进一步了解江陵东周楚墓出土青铜兵器中蕴含的文化，青铜兵器研究意义重大。本文以江陵东周楚墓出土的青铜兵器具有一定的吴越文化因素作为基点，对照史实，探讨了东周时期楚青铜兵器与吴越文化间的联系。
1 江陵楚墓的特点
江陵地区楚墓的时代大致可划分为春秋与战国两个阶段，其中春秋时期的墓少于战国时期。在春秋早中期，小型墓是主要的墓型，随葬品多是较为实用的陶器，如钵、罐等;而在晚期，则多是如钵、长颈壶这样的陶器作为随葬品。战国以后的随葬品则多为陶明器，种类丰富，数量较多。东周时期江陵地区的楚墓数量较多，类别颇为齐全，不仅有规格较高的贵族墓，还有平民墓。江陵地区已发现各类楚墓2800多座，出土文物7000多件，主要以青铜礼器和兵器等为主，其中青铜礼器多见于贵族墓，如鼎、尊、盏、壶等。青铜兵器量多类全，工艺精致，剑、戈、矛、戟、镞等最为常见。
2 分析江陵地区与吴越地区出土青铜兵器文化
兵器作为征伐的具体物具，是战争的物化品，其质量、形状等都与其打造的气力环境、文化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其具备明显的地域化、文化差异特征。同时，兵器作为战争的主要器具，在征战中所显现的先进性和优质性极易受到关注，容易成为他国借鉴和学习的文化。由此，其在战争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传播文化的作用，成了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江陵作为楚国主要都城之一，其境内所存楚墓颇多。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者在这一地区已发掘了大量的楚墓，且发现墓内的随葬品多为青铜兵器。在这些兵器中，部分兵器具备明显的吴越文化因素。下面，我们就简单列举几种较为明显的含有吴越文化的青铜兵器进行分析。
2.1 矛
矛作为主要攻击性兵器，在征战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东周楚墓出土的矛，器形仅为琵琶形与“王”字纹形两种，这两种矛常见于吴越地区。因部分并不是当地的矛的主要样式，其形制最早又与吴越地区矛相似，所以由吴越地区传入的概率较大。
琵琶形矛的形状类似琵琶，是春秋中晚期吴越地区较为常见的兵器之一，是春秋墓的随葬品之一。在江陵东周时期楚墓中，从赵家湖楚墓中发掘了一件该类型的矛，该矛全身布有吴越地区的菱形暗纹，应是由吴越地区流入，具有明显的吴越文化因素。在左冢发掘了另一件矛，该矛与前者相比，更符合琵琶形矛的特性，其矛叶上刻有“楚王孙渔之用”的字样①，经考释，该矛在吴楚之战中有出现，由此可见，该矛也具有明显的吴越文化因素。
除琵琶形矛外，“王”字纹矛也在江陵东周楚墓中有发现。据考证，“王”字纹矛在湖南、两江等地较为常见，最早出现于浙江地区，其身上有“王”字形的暗纹。该种矛江陵楚墓中随葬极少，发掘量也较为稀少，据考古学者考证，该矛之所以会出现在江陵地区且量少，有可能是因为受到吴越地理文化因素影响，所以其也深含吴越文化因素。
2.2 剑
剑作为征伐所用的重要武器，与矛一样都是攻击性较强的兵器，也是江陵东周楚墓中较为常见的随葬品。
从纹饰上讲，吴越地区喜将菱形暗纹刻于兵器上，这样的装饰方式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的吴越地区，之后常见于吴越器具上。在江陵东周楚墓中虽然也出土了装饰该暗纹的剑，但量小，且纹饰具有较强的年代性，有学者考证，这一纹饰的剑也多为楚人仿制吴越人兵器。
在器形方面，我们发现江陵东周楚墓中发掘的剑的茎是圆形的，并且细致划分下来，还可分为空茎与实茎两类剑。有学者考证指出，这两类剑为典型的吴越文化产物，其具备强烈的吴越文化因素。之后，又有学者在前一学者的认知上进行了细化，得出该两类剑于春秋晚期时便在吴越地区广为流行②，之后随着战事等媒介传到其他地域。在江陵地区春秋晚期楚墓中发掘的该两类剑数量并不多，其情况与“王”字纹矛大同小异，可能为楚人受吴越文化影响而制作的器具，也具有超明显的吴越文化因素。
根据对矛与剑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春秋时期，战争是兵器交锋的必要条件。在春秋中晚期，楚国由于疆土缘由，与吴国冲突不断，战事连连，这一现象给吴越与楚国客观上形成了一定的文化交流机会，同时也铸就了两国兵器借鉴和流入的条件。虽然战事客观上给了两地兵器交流和流入的条件，但是江陵东周楚墓出土青铜兵器与吴越文化间的联系并不是仅靠这一条件。除战事以外，将两地文化联系起来的还有政治联姻、使者交流及工匠流动等因素。通过对江陵东周楚墓出土青铜兵器与吴越文化联系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兵器在作为征伐要具的同时也起着文化交流的作用。我们把这些经考证发掘的青铜兵器同史实融合来看，可以看出江陵东周楚墓出土的青铜兵器与吴越地区兵器部分具有明显的共性，而部分则是完全受吴越地域文化、人文文化的影响而铸造的。这充分展示了兵器背后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性，也反映了兵器是文化产物的同时也是载体。
3 结语
总而言之，江陵地区楚墓中出土的青铜兵器中，除了少量的不是本地传统器型和少许已明确为吴越兵器的器具外，发掘的其他兵器多是通过政治联姻等文化形式传入楚国，虽然兵器自身并没有较大的变化，甚至还具有本地器物的部分特性，但就楚墓中出土的青铜兵器来看，其与吴越地区兵器之间还是具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将其与考释史实相结合，用统一类型的青铜兵器来分析两地间文化交流，才能够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江陵东周楚墓出土青铜兵器不仅因为征伐与吴越文化进行了交流，还有政治联姻、工匠流动等也使其具备了一定的吴越文化因素，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演化，也是文化交融、丰富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