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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资本主义城市问题突显的现实背景以及城市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双重理论背景下，大卫·哈维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空间分析，形成了空间视域的资本批判理论。尽管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空间维度这一说法颇有欠缺，但他从资本积累的维度阐述了城市物质景观变迁和阶级关系再生产的新特征。哈维将资本批判引入空间理论的成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并为城市空间理论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也为中国解决城市问题提供了一种启示。
关键词：大卫·哈维；空间视域；资本批判；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
中图分类号：B5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4-0049-05
大卫·哈维早期对资本主义城市问题的探究是以实证主义地理学家的身份从分析社会现实入手的，也正是持续的现实关怀引导他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研究立场。借助于重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哈维揭示了城市变迁背后的资本逻辑，指出资本是推动城市物质景观变迁以及社会关系变革的根源力量。这无疑为当今城市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路。
一、现实背景与理论背景
首先，哈维注意到城市的物质景观和文化文明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自1848年奥斯曼再造新巴黎开始，资本就代替政治以强大的动力创造了新的城市。一是城市空间逐渐按功能和等级划分，有了明显的阶级差异。奥斯曼对巴黎的规划成了后来一切现代性工业城市的样本，地上宽阔的大道与地下交错的排水系统立体交映，城中各种基础设施服务居民生活。资本与权力结合，土地以地段被划分等级。单个空间成为一定社会关系的载体，城市区域的差别背后蕴含着身份认同的差异。二是城市公共空间日益充满了消费气息和拜物性质。城市景观日益与商品化和资本流通规律相吻合：建筑景观的加速贬值加剧了建筑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公共大道和显位橱窗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消费文化的兴起。
其次，哈维及时关注到了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危机。经济上，资本的渗入造就了以娱乐为重要社会生活内容的空间，资本主义将无产阶级也卷入这种生活方式中。但资本的本质决定了两极分化的不断扩大，给人们带来新生活的力量却制造了失业、投资缩减，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能源危机时有发生，且不可逆转地蔓延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上，国家成为城市利益分配不公的帮凶，政治利益与土地收益紧密结合，城市规划成为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手段。资本通过政策不断挤压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同时，国家协同金融寡头控制土地经济，向其他国家转移内部矛盾，带来全球性地理经济不平衡发展；文化上，经济政治生活的全面异化蚕食了无产阶级与新兴阶级追求合理精神文明的理想，“大多数卷入全球化的人按照资本增殖的标准来衡量事业成功与否及生活幸福与否，把自己的未来想象锁定在各种象征财富的曲线上，按照这些曲线提供的标准设计自己的衣食住行环境和方式”[1]13，劳动强度和心理压力增大致使他们陷入价值观偏执、信仰缺失、人情冷漠的困境；社会生活上，高度城市化带来了交通拥堵、住宅短缺、环境污染、人权缺失等包袱。运转中的当代都市缺乏人道，艺术贫穷与生活贫困并存。为了消化无限扩大的生产，资本主义不得不挖空心思挤压旧的市场罅隙，同时通过“空间修复”不断向外夺取新的市场，这就是资本主义城市化与全球化并驾齐驱的原因所在，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资产阶级用以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
再次，双重的学术背景为哈维提出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空间问题提供了土壤。哈维最早初是作为一个地理学者关注城市历史地理问题的，他自然关注创立于20世纪初的将城市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美国芝加哥学派，从中发现不仅传统的地理学分析方法无法跟进不断更新的社会现实，而且芝加哥学派的理论难以解释60年代的城市危机。他认为，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无非是对消费社会中人的生活方式混乱的表象阐述，并未形成体系，况且城市最终会通过竞争达到平衡这一观点显然荒谬。适逢此时，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出现重新审视和批判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这为哈维思考资本主义城市问题提供了批判性视角。尤其从1971年参加了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阅读小组之后，他在学术上蜕变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守护者和传承者，提出了既不同于芝加哥学派对城市的纯文化解释，也不同于卡斯泰尔斯等城市政治经济学者泛化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分析方法，而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入空间领域，从资本积累的维度展开城市研究，最终落脚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城市理论贡献了许多新的论断，同时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容。
二、资本积累下的城市景观变迁
城中心的衰败、城市财政危机、城市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扩大都使得哈维重新思考塑造这种形态的力量。资本，成为哈维揭示社会问题本质的重要维度。资本不仅改变了城市物质景观，也催生着城市生产关系变革。
景观构成了都市生活的基础，成为城市区别于乡村的重要特征。哈维指出帝国的景观起初具有纯粹的政治面向，是政治权力的大本营，是炫耀国威的手段。然而，随着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变革，资本对城市的推进力量就占据了上风。与传统意义上城市彰显帝国权威的大道、永久性纪念建筑不同，资本塑造的城市景观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资本获利而服务，因此，资本的城市化催生的必然是商业化的景观——四通八达的大道、沿街橱窗式商区、多元化功能集聚区等。
按照《资本论》中对资本本质的揭露，资本通过生产创造剩余价值，再通过流通实现剩余价值。因此，资本家要想尽一切办法为商业贸易提供便利。哈维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资本主义城市建设的机制，即资本三级循环理论，他对城市景观的形成是这样解释的：资本在普通商品领域的积累终于无法消化时，它必然转向生产周期较长的、作为普通商品生产辅助过程的固定资产生产领域——哈维称之为“生产中的建筑环境”[2]6，正因为固定资产循环周期长，包含在其中的价值难以转移或消失，货币资本才极易被引入其中。一旦一级循环中过剩的资本转化为货币，并可以无障碍进入建筑环境领域时，资本便成功地从第一级循环进入第二级循环，资本的城市化过程就正式启动了。可以说，资本流向哪个城市，这个城市就会繁荣兴旺；而资本流出哪个城市，这个城市就会一片萧条。具体而言，一是资本主义生产以固定地址的工厂为依托，商业流通也需要有固定集散地点和商铺，这造就了无产阶级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的分离。资本家必须通过完善道路交通设施提高通勤效率，用时间消灭空间，打破利润创造过程中的空间限制。这潜在地生产出四通八达的城市公路、轨道等。二是作为“支持生产（固定资本）和消费的（消费资金）特殊空间资源的复合体”[2]145，学校、医院、大市政、购物中心等基础设施同街道一并产生，在满足城市居民生活及劳动力再生产需求的同时，吸收了大量空间上难以移动的资本，客观上丰富了城市建筑景观。三是建立在级差地租上的空间等级性所决定了建筑环境中存在资产的优先使用权（privileged access），这是进入二级循环的资本家获得额外利润的主要资源。在选择和创造投资的过程中，资本家会结合自身利益极力寻找最有利的地点，这就会导致对购买一些地段和地点的激烈竞争，并引导政府规划对城市空间的更新取向。“大道成了商品拜物教统治的公共空间”[3]，商业资本家为了抓住消费者的眼球，争夺着优等空间，或伙同政府塑造新的优等地盘，使超额商业利润的获得变得更加顺畅，等等。总的来说，大道与公共空间本身并没有显现为遍地黄金，但是在这些地方建立起的景观设施却可以生产出足够的黄金。 资本的力量创造了城市繁荣，但也催生了一些城市怪象。这主要体现为城市建筑被强制贬值（具体体现为生命周期短）、郊区化以及居住差异的生产。资本的二级循环遵守一级循环的生产逻辑，因此最终也会积累生产相对过剩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一方面，只要资本积累没有终止的必要，它就会寻找新的机会，制造新的危机。资本的本质决定了它在尚未饱和的二级、三级循环中过度积累的过程无法停止。这种过度投资与资本的需求相关，而与人们的实际需求无关，于是其投资价值势必无法完全实现，危机便延续了。另一方面，资本循环始终遵循价值规律。结果就是，每个资本家都沿着利己的道路出发，只考虑私人利益，却与整个资产阶级利益相悖。“竞争促使每一个资本家是如此地延长和强化劳动过程，以至于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被严重地损坏了。单个企业所造成的整体结果就是危及了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积累的基础”[2]2。
要解决这一危机，首先要依靠固定资产贬值。城市建筑景观往往涉及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更长的生命周期，这导致了空间生产强烈的不稳定性。“任何日常劳动力的退出（比如在城市劳动市场中的罢工、外出移民、或去寻找其他工作机会），对那些使用大量固定资本的资本家来说，都会招致危险。任何新的方法的采用、新的生产线的引进、或新的配置的投入，都会使资本家正在使用的生产系统和固定资本处于危险的境地。”[2]18-19然而，固定资本却有其特殊性，即建筑景观本身作为一种商品可以参与自由交换，其价值的贬值不等同于其使用价值的损害，反而能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为下一步的资本积累奠定了基础，同时削减了二次投资的成本。因此，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政治的变革，固定资本的使用周期被迫缩短。如果在旧的固定资本分期偿还结束以前，出现新的和更具生产力的固定资本，那么旧的固定资本的交换价值将会贬值。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在这个替换周期内加速固定资本折旧，阻止贬值的趋势。尽管阻止贬值会影响了资本循环过程的耐久性，妨碍生产力发展，继而也会阻碍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但如若不创造这些物质资产的贬值，建筑环境中的投资职能就会被逐渐消化。资本主义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这样的斗争和协调。资本无休止地在某个特定时刻建构适合自己条件的物质景观，又不得不摧毁它。这样的逻辑体现在现实中，便是建筑使用效率的低下和建筑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的景象。
危机的另一个解决途径是郊区化、全球化和居住差异化。第一，城市的扩张带来了土地经济的兴盛，也带来了土地信贷的繁荣。大投机商与金融寡头、政府勾结，为了巨额地租上涨收益，成为“地王”频现、城市等级分割的共同推手。“对级差地租的更加普遍的追逐产生了资本投资强度上的地理差异，常常会确保资金充足的地区越来越富，而资金贫乏的地区则相对地越来越穷。”[1]74城市土地地租的差别决定了居住差异的存在。于是，资本家与城市管理者结合起来，以低成本攫取土地的垄断经营权，把上等地段用于商业性开发，并通过对城市功能中心区的老居民区拆迁实现了城市中心土地的区位级差地租，把郊区给被驱逐的市民居住，这就是资本逻辑驱使下的城市郊区化。第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出等级化城市体系。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资本不会停下逐利的步伐，当国内市场无法吸收剩余资本时，它就只能开辟海外市场，以延续资本积累。由现代化交通通讯带来的“时空压缩”又恰恰消除了时空障碍，于是资本的触角伸向海外一切可能的角落，最终形成全球城市化体系。这背后隐藏着资本主宰的空间秩序，即等级化的全球城市结构。资本主义生产迫使全球各个角落用资本的逻辑思考问题，迫使落后民族依附于先进工业民族，把资本积累的空间不平衡规律及固定资产贬值、生产过剩、失业、两极分化的危机带到全球每一个薄弱环节，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盘剥实现发达国家的富裕。然而，从世界市场体系建立之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危机日趋加重，每一次的危机造成的资本主义全球生产链条的疲软甚至断裂，反过来抑制了资本积累的进程。第三，资本主义的住房是一种商品，它的价值实现必须在流通领域。在级差土地上建造的具有空间差异性的房屋就必然形成房地产市场中的两极分化。由资本主义阶级划分造成的居住差异，即在获取生活所需的稀缺资源方面存在着差异的使用权。最初，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多寡决定了调动经济、政治资源能力的大小，这直接决定了房屋的地段及质量。显然不同的社区居住群体已然拉开差距，而每个单独的社区内的居民有着收入、文化的同质性；接下来，这种差异延续到劳动力再生产层面——社区作为再生产的地点起着决定作用，诸如受教育等机会和享受不同等级设施的权利均被结构化，特定阶层的劳动力一般只能在特定阶层所生活的社区中被再生产。在社区价值观的耳濡目染下，他们成为前辈的复制品，向上流动的机会微乎其微。总之，无论在空间方面还是社会方面，差异是确定存在的，并以阶级意识形态的形式存在，将社会差别固定化。
三、资本积累下的阶级关系再生产
首先，要实现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必须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可持续性。在资本推动的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城市日趋扩大的生产造成了劳动力相对短缺，需要靠“移民”来保障着大城市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同时，在多数工人看来，向大城市的迁徙意味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劳动机会的增加等，同时“大的城市劳动市场所提供的自由、异化、希望和冒险的特殊混合体，也是非常强的动机。……虽然在巴尔的摩和芝加哥的街道上并没有铺满黄金，但是在这些地方的流通领域有足够的黄金，每个人都有理由希望获得其中的一块”[2]132。这合理地解释了大城市中劳动力的“产业储备军”（industrial reserve army）是如何按照资本积累的利益被生产并壮大的。
另外，对于业已稳定的城市劳工而言，资本塑造的居住差异延续了劳动力再生产及阶级关系。不断扩大的资本积累推动了城市中心的繁荣和人口集中，同时也生产了两极分化，在政策和金融及其他派生力量的多元影响下，社区按照资本家、劳动力的贫富差异开始分化，并且趋于稳定，阶级关系顺势延续下来——“白领劳动力只能在白领邻里和社区再生产，蓝领劳动力也只能在蓝领邻里和社区再生产”[2]118。居住差异既是阶级对立的产物，又反过来促成了阶级关系及差异的再生产。因为，不同的阶级、阶层对获取市场能力所需的稀缺资源存在着有差异的使用权，社区邻里也形成了产生不同价值观的社会背景，而不同的价值观往往决定了日后社会层次的分化。工人阶级的社区中会形成稳定的认知、意识、道德和期望的价值系统，也即哈维所说的产生“居住差异同质性”的稀缺教育资源，这极有可能导致后代继续这种思维和行为方式，从而继续成为工人阶级。比如，一是工人阶级社区中青少年所享有的受教育机会和权利相对不足，教育基础设施相对不完善，他们天生无法接受同富人社区同等质量的教育；二是社区中的教育观念、家庭财政状况很可能影响着家庭中的教育消费，使这些社区中的青少年在后天丧失了弥补差异的机会。教育的缺失严格限制了这类社区居民向上流动的机会，并愈来愈严重地积累了文化贫困。这种社区意识一旦扩大化为社会意识，便指导了整个阶级的社会行动。 其次，既然现代城市是资本积累的结果，那么空间生产必然会再生产出阶级矛盾。一方面，阶级矛盾必然指两大对立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哈维认为，由于无产阶级已经卷入了资本塑造的城市消费文化中，整个阶级的文化、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资产阶级在剥削的同时也显示出对其对立面的亲和面孔，总体上剥削形式显得更加隐秘。尽管如此，“资本家的积累形式依赖于对劳动采取一定的阶级暴力”。他认为，劳动力商品在就业市场上同样受竞争法则支配，而劳动者却没有生产资料，劳动过程受资本家命令和控制，所以资本家可以对雇佣劳动者进行随意扩大的剥削。况且，无产阶级被迫接受资产阶级消费方式后，他们更难从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中寻求心理平衡。毕竟资本是逐利的，而不是一种福利。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在貌似自由、平等的市场中进行交换活动时，单个资本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竞争中各自按照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竞争”这个外在强制法则的影响，通过这样的机制最终酝酿出资本主义未来社会积累的危机：在资本塑造的城市空间范围内，超额利润可以通过对有利地点的占据而获得。在竞争的强迫下，资本家便可能突破成本控制的理性界线，对占据新技术和新地点的场所进行大量投机。在城市建筑环境中，这包含了大量生产周期极长的固定资本投资，对于企业自身甚至整个资产阶级而言，都可能是灾难性的行为。因此，资本家开始加紧对空间的垄断，垄断使得城市地理景观相对静止。但是静止的景观会面临贬值压力，这迫使资本家对地理景观进行“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在建筑景观未完全实现价值之前实施强制贬值，最终酿成更为深刻的经济危机。
四、理论贡献、局限及启示
自《社会正义与城市》一书的发表宣告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立场之后，哈维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姿态介入各个论域，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重新建构地理学想象，并在“补白”的诉求中传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拓展了当今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同多数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派学者相比，哈维至今仍呼吁“回归马克思”。他坚持以政治经济学逻辑为基础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由直接的物质资料生产扩展到城市空间的生产，建立了资本的三级循环模式，强调城市空间是资本的产物，是资本本身的发展需要创建一种适应其生产目的的人文物质景观的后果，批判立场旗帜鲜明。这之中贯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红线，与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方式分析入手，解释资本积累过程与资本主义城市变迁逻辑是一致的。
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层面上，哈维的核心贡献便是将空间构型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坚持时空统一的辩证方法，也就是“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角。他身上兼备的实证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为城市空间研究提供了双重的思路。他从资本维度挖掘城市物质、精神及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本质，阐释了全球化、信息化历史背景下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并在空间问题趋热的潮流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哈维认为，严格的科学不中立于人类事务，实证主义这种建立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之外的片面方法无法提供对资本主义变迁彻底的了解，相反，历史唯物主义才是真正科学的方向。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人们往往更偏好历史性（时间），而对空间的研究有所欠缺。他的使命在于建立空间实证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批判之间的沟通，并且将资本循环机制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城市，进而剖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这意味着从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角度，哈维作出了新的补充和扩展，既代表了当代知识实践一个不可或缺的角度，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建构本身就依附于城市空间的变迁，在系统阐述政治经济学理论时，就已将城市逻辑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的框架内了，无需再专门建立系统的空间理论，况且经典著作中也从来不乏对空间问题的论述。因此哈维关于马克思主义存在“理论空场”的说法显然是不成立的。事实上，哈维对城市空间资本维度的分析，并未超出马克思的空间理论，只不过是对马克思空间理论的进一步延伸和拓展。况且由于他对历史唯物主义断章取义的理解，他的理论陷入了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共同误区，“偏于宏观的理论推导，缺乏实证研究和事实依据的支持”[4]。
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因素不断被引入经济范畴，城市化过程蓬勃推进，不仅城市景观日新月异，而且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都出现了重大变革。同时政府经营城市理念也渐被引入，土地资源成为商品被进行市场交易，房地产业日益崛起，资本在塑造城市环境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源自房屋和土地方面的矛盾也不断出现。首先，城乡、城郊差异难以弥合。这种差距类似于哈维所说的“居住差异”，不仅表现在农村及城市郊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上，还表现在农村居民在社会保障及后代向上流动方面的弱势上。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必须解决的一大问题就是统筹城乡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到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加快改革户籍制度”[5]，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消除这种差异。其次，土地矛盾突出。由于商业资本对土地级差地租的追逐，大量优质土地被规划用作商业开发，不仅损害了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利益，还形成了粮食危机的隐患。党中央一直强调牢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这将保证粮食生产的安全稳定，从而保证经济政治生活的稳定；有关严格土地招拍挂制度的举措，则旨在以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去弥补市场的漏洞。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代替人民行使生产资料管理的权利，在资本扩张的力量下，在资本推动城市更新过程中真金白银的诱惑下，一些部门管理者与资本占有者利益勾兑的行为显然是不妥的。城市更新过程中急功近利、脱离经济基础和人民合理需求的大拆大建、盲目扩张，不仅造成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而且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不利的。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规避资本主义社会城市问题在中国出现。
上述问题同资本主义城市化问题的确存在共性，不过二者的问题性质有着根本不同。哈维对城市化问题中资本维度的探究，为国内城市社会学者准确分析把握我国城市社会变迁现象提供了深刻的借鉴意义。总体上讲，我国的城市更新应该妥善处理资本利益和民生利益的关系，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成果，但更要以人为本，不能让资本侵蚀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具体而言，首先要确立以群众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城市化指导思想。改造房屋、兴建大厦、拓宽道路、增加商铺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不断满足城市百姓提高生活水平的物质、精神和生态需要。一切建设现代性城市的行为都要围绕人的诉求。其次，将住房等公共产品的市场化经营与政府管理结合起来。住房需求有刚性，不能完全靠市场供给；宜居的城市也不能完全依靠资本循环来塑造。因此政府一方面要依靠所代替人民管理的城市资源、市场化运筹资金；另一方面，必须制定科学的规划，禁止商业利益挤压城市健康生活的需求，同时也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保障性住房政策，维护弱势群体权益。总之，中国的城市化必须避免以资本为主导，要以营造正义、和谐的人居环境为目标。
参考文献：
[1]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M].Oxford UK：Basil Blackwell Ltd，1985.
[3]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M].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16.
[4]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38.
[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8-19.
责任编辑 任浩明
On David Harvey’s Critique of Capital from Space Vision and Its Modern Significance
Wang Mingzh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David Harvey tries to put the Marxism theory into space analysis and forms a capital critique theory from space vision that under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s of emerging capital urban problem and urban geography and Marxism. Even though Harvey does not give profound analysis on the theory of Marxism that has deficient analysis on space dimension， he states the new features of urban material landscape chang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class relationship. Harvey brings capital critique into spatial theory which inherits Marxism analysis method and enrich the content of Marxism， and gives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urban spatial theory as wellas an inspiration for solving urban problems in China.
Keywords： David Harvey， space vision， capital critique， Marxism， capital accumulation
关键词：大卫·哈维；空间视域；资本批判；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
中图分类号：B5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4-0049-05
大卫·哈维早期对资本主义城市问题的探究是以实证主义地理学家的身份从分析社会现实入手的，也正是持续的现实关怀引导他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研究立场。借助于重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哈维揭示了城市变迁背后的资本逻辑，指出资本是推动城市物质景观变迁以及社会关系变革的根源力量。这无疑为当今城市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路。
一、现实背景与理论背景
首先，哈维注意到城市的物质景观和文化文明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自1848年奥斯曼再造新巴黎开始，资本就代替政治以强大的动力创造了新的城市。一是城市空间逐渐按功能和等级划分，有了明显的阶级差异。奥斯曼对巴黎的规划成了后来一切现代性工业城市的样本，地上宽阔的大道与地下交错的排水系统立体交映，城中各种基础设施服务居民生活。资本与权力结合，土地以地段被划分等级。单个空间成为一定社会关系的载体，城市区域的差别背后蕴含着身份认同的差异。二是城市公共空间日益充满了消费气息和拜物性质。城市景观日益与商品化和资本流通规律相吻合：建筑景观的加速贬值加剧了建筑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公共大道和显位橱窗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消费文化的兴起。
其次，哈维及时关注到了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危机。经济上，资本的渗入造就了以娱乐为重要社会生活内容的空间，资本主义将无产阶级也卷入这种生活方式中。但资本的本质决定了两极分化的不断扩大，给人们带来新生活的力量却制造了失业、投资缩减，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能源危机时有发生，且不可逆转地蔓延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上，国家成为城市利益分配不公的帮凶，政治利益与土地收益紧密结合，城市规划成为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手段。资本通过政策不断挤压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同时，国家协同金融寡头控制土地经济，向其他国家转移内部矛盾，带来全球性地理经济不平衡发展；文化上，经济政治生活的全面异化蚕食了无产阶级与新兴阶级追求合理精神文明的理想，“大多数卷入全球化的人按照资本增殖的标准来衡量事业成功与否及生活幸福与否，把自己的未来想象锁定在各种象征财富的曲线上，按照这些曲线提供的标准设计自己的衣食住行环境和方式”[1]13，劳动强度和心理压力增大致使他们陷入价值观偏执、信仰缺失、人情冷漠的困境；社会生活上，高度城市化带来了交通拥堵、住宅短缺、环境污染、人权缺失等包袱。运转中的当代都市缺乏人道，艺术贫穷与生活贫困并存。为了消化无限扩大的生产，资本主义不得不挖空心思挤压旧的市场罅隙，同时通过“空间修复”不断向外夺取新的市场，这就是资本主义城市化与全球化并驾齐驱的原因所在，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资产阶级用以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
再次，双重的学术背景为哈维提出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空间问题提供了土壤。哈维最早初是作为一个地理学者关注城市历史地理问题的，他自然关注创立于20世纪初的将城市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美国芝加哥学派，从中发现不仅传统的地理学分析方法无法跟进不断更新的社会现实，而且芝加哥学派的理论难以解释60年代的城市危机。他认为，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无非是对消费社会中人的生活方式混乱的表象阐述，并未形成体系，况且城市最终会通过竞争达到平衡这一观点显然荒谬。适逢此时，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出现重新审视和批判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这为哈维思考资本主义城市问题提供了批判性视角。尤其从1971年参加了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阅读小组之后，他在学术上蜕变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守护者和传承者，提出了既不同于芝加哥学派对城市的纯文化解释，也不同于卡斯泰尔斯等城市政治经济学者泛化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分析方法，而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入空间领域，从资本积累的维度展开城市研究，最终落脚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城市理论贡献了许多新的论断，同时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容。
二、资本积累下的城市景观变迁
城中心的衰败、城市财政危机、城市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扩大都使得哈维重新思考塑造这种形态的力量。资本，成为哈维揭示社会问题本质的重要维度。资本不仅改变了城市物质景观，也催生着城市生产关系变革。
景观构成了都市生活的基础，成为城市区别于乡村的重要特征。哈维指出帝国的景观起初具有纯粹的政治面向，是政治权力的大本营，是炫耀国威的手段。然而，随着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变革，资本对城市的推进力量就占据了上风。与传统意义上城市彰显帝国权威的大道、永久性纪念建筑不同，资本塑造的城市景观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资本获利而服务，因此，资本的城市化催生的必然是商业化的景观——四通八达的大道、沿街橱窗式商区、多元化功能集聚区等。
按照《资本论》中对资本本质的揭露，资本通过生产创造剩余价值，再通过流通实现剩余价值。因此，资本家要想尽一切办法为商业贸易提供便利。哈维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资本主义城市建设的机制，即资本三级循环理论，他对城市景观的形成是这样解释的：资本在普通商品领域的积累终于无法消化时，它必然转向生产周期较长的、作为普通商品生产辅助过程的固定资产生产领域——哈维称之为“生产中的建筑环境”[2]6，正因为固定资产循环周期长，包含在其中的价值难以转移或消失，货币资本才极易被引入其中。一旦一级循环中过剩的资本转化为货币，并可以无障碍进入建筑环境领域时，资本便成功地从第一级循环进入第二级循环，资本的城市化过程就正式启动了。可以说，资本流向哪个城市，这个城市就会繁荣兴旺；而资本流出哪个城市，这个城市就会一片萧条。具体而言，一是资本主义生产以固定地址的工厂为依托，商业流通也需要有固定集散地点和商铺，这造就了无产阶级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的分离。资本家必须通过完善道路交通设施提高通勤效率，用时间消灭空间，打破利润创造过程中的空间限制。这潜在地生产出四通八达的城市公路、轨道等。二是作为“支持生产（固定资本）和消费的（消费资金）特殊空间资源的复合体”[2]145，学校、医院、大市政、购物中心等基础设施同街道一并产生，在满足城市居民生活及劳动力再生产需求的同时，吸收了大量空间上难以移动的资本，客观上丰富了城市建筑景观。三是建立在级差地租上的空间等级性所决定了建筑环境中存在资产的优先使用权（privileged access），这是进入二级循环的资本家获得额外利润的主要资源。在选择和创造投资的过程中，资本家会结合自身利益极力寻找最有利的地点，这就会导致对购买一些地段和地点的激烈竞争，并引导政府规划对城市空间的更新取向。“大道成了商品拜物教统治的公共空间”[3]，商业资本家为了抓住消费者的眼球，争夺着优等空间，或伙同政府塑造新的优等地盘，使超额商业利润的获得变得更加顺畅，等等。总的来说，大道与公共空间本身并没有显现为遍地黄金，但是在这些地方建立起的景观设施却可以生产出足够的黄金。 资本的力量创造了城市繁荣，但也催生了一些城市怪象。这主要体现为城市建筑被强制贬值（具体体现为生命周期短）、郊区化以及居住差异的生产。资本的二级循环遵守一级循环的生产逻辑，因此最终也会积累生产相对过剩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一方面，只要资本积累没有终止的必要，它就会寻找新的机会，制造新的危机。资本的本质决定了它在尚未饱和的二级、三级循环中过度积累的过程无法停止。这种过度投资与资本的需求相关，而与人们的实际需求无关，于是其投资价值势必无法完全实现，危机便延续了。另一方面，资本循环始终遵循价值规律。结果就是，每个资本家都沿着利己的道路出发，只考虑私人利益，却与整个资产阶级利益相悖。“竞争促使每一个资本家是如此地延长和强化劳动过程，以至于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被严重地损坏了。单个企业所造成的整体结果就是危及了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积累的基础”[2]2。
要解决这一危机，首先要依靠固定资产贬值。城市建筑景观往往涉及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更长的生命周期，这导致了空间生产强烈的不稳定性。“任何日常劳动力的退出（比如在城市劳动市场中的罢工、外出移民、或去寻找其他工作机会），对那些使用大量固定资本的资本家来说，都会招致危险。任何新的方法的采用、新的生产线的引进、或新的配置的投入，都会使资本家正在使用的生产系统和固定资本处于危险的境地。”[2]18-19然而，固定资本却有其特殊性，即建筑景观本身作为一种商品可以参与自由交换，其价值的贬值不等同于其使用价值的损害，反而能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为下一步的资本积累奠定了基础，同时削减了二次投资的成本。因此，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政治的变革，固定资本的使用周期被迫缩短。如果在旧的固定资本分期偿还结束以前，出现新的和更具生产力的固定资本，那么旧的固定资本的交换价值将会贬值。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在这个替换周期内加速固定资本折旧，阻止贬值的趋势。尽管阻止贬值会影响了资本循环过程的耐久性，妨碍生产力发展，继而也会阻碍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但如若不创造这些物质资产的贬值，建筑环境中的投资职能就会被逐渐消化。资本主义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这样的斗争和协调。资本无休止地在某个特定时刻建构适合自己条件的物质景观，又不得不摧毁它。这样的逻辑体现在现实中，便是建筑使用效率的低下和建筑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的景象。
危机的另一个解决途径是郊区化、全球化和居住差异化。第一，城市的扩张带来了土地经济的兴盛，也带来了土地信贷的繁荣。大投机商与金融寡头、政府勾结，为了巨额地租上涨收益，成为“地王”频现、城市等级分割的共同推手。“对级差地租的更加普遍的追逐产生了资本投资强度上的地理差异，常常会确保资金充足的地区越来越富，而资金贫乏的地区则相对地越来越穷。”[1]74城市土地地租的差别决定了居住差异的存在。于是，资本家与城市管理者结合起来，以低成本攫取土地的垄断经营权，把上等地段用于商业性开发，并通过对城市功能中心区的老居民区拆迁实现了城市中心土地的区位级差地租，把郊区给被驱逐的市民居住，这就是资本逻辑驱使下的城市郊区化。第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出等级化城市体系。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资本不会停下逐利的步伐，当国内市场无法吸收剩余资本时，它就只能开辟海外市场，以延续资本积累。由现代化交通通讯带来的“时空压缩”又恰恰消除了时空障碍，于是资本的触角伸向海外一切可能的角落，最终形成全球城市化体系。这背后隐藏着资本主宰的空间秩序，即等级化的全球城市结构。资本主义生产迫使全球各个角落用资本的逻辑思考问题，迫使落后民族依附于先进工业民族，把资本积累的空间不平衡规律及固定资产贬值、生产过剩、失业、两极分化的危机带到全球每一个薄弱环节，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盘剥实现发达国家的富裕。然而，从世界市场体系建立之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危机日趋加重，每一次的危机造成的资本主义全球生产链条的疲软甚至断裂，反过来抑制了资本积累的进程。第三，资本主义的住房是一种商品，它的价值实现必须在流通领域。在级差土地上建造的具有空间差异性的房屋就必然形成房地产市场中的两极分化。由资本主义阶级划分造成的居住差异，即在获取生活所需的稀缺资源方面存在着差异的使用权。最初，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多寡决定了调动经济、政治资源能力的大小，这直接决定了房屋的地段及质量。显然不同的社区居住群体已然拉开差距，而每个单独的社区内的居民有着收入、文化的同质性；接下来，这种差异延续到劳动力再生产层面——社区作为再生产的地点起着决定作用，诸如受教育等机会和享受不同等级设施的权利均被结构化，特定阶层的劳动力一般只能在特定阶层所生活的社区中被再生产。在社区价值观的耳濡目染下，他们成为前辈的复制品，向上流动的机会微乎其微。总之，无论在空间方面还是社会方面，差异是确定存在的，并以阶级意识形态的形式存在，将社会差别固定化。
三、资本积累下的阶级关系再生产
首先，要实现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必须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可持续性。在资本推动的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城市日趋扩大的生产造成了劳动力相对短缺，需要靠“移民”来保障着大城市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同时，在多数工人看来，向大城市的迁徙意味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劳动机会的增加等，同时“大的城市劳动市场所提供的自由、异化、希望和冒险的特殊混合体，也是非常强的动机。……虽然在巴尔的摩和芝加哥的街道上并没有铺满黄金，但是在这些地方的流通领域有足够的黄金，每个人都有理由希望获得其中的一块”[2]132。这合理地解释了大城市中劳动力的“产业储备军”（industrial reserve army）是如何按照资本积累的利益被生产并壮大的。
另外，对于业已稳定的城市劳工而言，资本塑造的居住差异延续了劳动力再生产及阶级关系。不断扩大的资本积累推动了城市中心的繁荣和人口集中，同时也生产了两极分化，在政策和金融及其他派生力量的多元影响下，社区按照资本家、劳动力的贫富差异开始分化，并且趋于稳定，阶级关系顺势延续下来——“白领劳动力只能在白领邻里和社区再生产，蓝领劳动力也只能在蓝领邻里和社区再生产”[2]118。居住差异既是阶级对立的产物，又反过来促成了阶级关系及差异的再生产。因为，不同的阶级、阶层对获取市场能力所需的稀缺资源存在着有差异的使用权，社区邻里也形成了产生不同价值观的社会背景，而不同的价值观往往决定了日后社会层次的分化。工人阶级的社区中会形成稳定的认知、意识、道德和期望的价值系统，也即哈维所说的产生“居住差异同质性”的稀缺教育资源，这极有可能导致后代继续这种思维和行为方式，从而继续成为工人阶级。比如，一是工人阶级社区中青少年所享有的受教育机会和权利相对不足，教育基础设施相对不完善，他们天生无法接受同富人社区同等质量的教育；二是社区中的教育观念、家庭财政状况很可能影响着家庭中的教育消费，使这些社区中的青少年在后天丧失了弥补差异的机会。教育的缺失严格限制了这类社区居民向上流动的机会，并愈来愈严重地积累了文化贫困。这种社区意识一旦扩大化为社会意识，便指导了整个阶级的社会行动。 其次，既然现代城市是资本积累的结果，那么空间生产必然会再生产出阶级矛盾。一方面，阶级矛盾必然指两大对立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哈维认为，由于无产阶级已经卷入了资本塑造的城市消费文化中，整个阶级的文化、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资产阶级在剥削的同时也显示出对其对立面的亲和面孔，总体上剥削形式显得更加隐秘。尽管如此，“资本家的积累形式依赖于对劳动采取一定的阶级暴力”。他认为，劳动力商品在就业市场上同样受竞争法则支配，而劳动者却没有生产资料，劳动过程受资本家命令和控制，所以资本家可以对雇佣劳动者进行随意扩大的剥削。况且，无产阶级被迫接受资产阶级消费方式后，他们更难从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中寻求心理平衡。毕竟资本是逐利的，而不是一种福利。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在貌似自由、平等的市场中进行交换活动时，单个资本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竞争中各自按照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竞争”这个外在强制法则的影响，通过这样的机制最终酝酿出资本主义未来社会积累的危机：在资本塑造的城市空间范围内，超额利润可以通过对有利地点的占据而获得。在竞争的强迫下，资本家便可能突破成本控制的理性界线，对占据新技术和新地点的场所进行大量投机。在城市建筑环境中，这包含了大量生产周期极长的固定资本投资，对于企业自身甚至整个资产阶级而言，都可能是灾难性的行为。因此，资本家开始加紧对空间的垄断，垄断使得城市地理景观相对静止。但是静止的景观会面临贬值压力，这迫使资本家对地理景观进行“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在建筑景观未完全实现价值之前实施强制贬值，最终酿成更为深刻的经济危机。
四、理论贡献、局限及启示
自《社会正义与城市》一书的发表宣告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立场之后，哈维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姿态介入各个论域，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重新建构地理学想象，并在“补白”的诉求中传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拓展了当今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同多数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派学者相比，哈维至今仍呼吁“回归马克思”。他坚持以政治经济学逻辑为基础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由直接的物质资料生产扩展到城市空间的生产，建立了资本的三级循环模式，强调城市空间是资本的产物，是资本本身的发展需要创建一种适应其生产目的的人文物质景观的后果，批判立场旗帜鲜明。这之中贯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红线，与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方式分析入手，解释资本积累过程与资本主义城市变迁逻辑是一致的。
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层面上，哈维的核心贡献便是将空间构型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坚持时空统一的辩证方法，也就是“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角。他身上兼备的实证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为城市空间研究提供了双重的思路。他从资本维度挖掘城市物质、精神及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本质，阐释了全球化、信息化历史背景下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并在空间问题趋热的潮流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哈维认为，严格的科学不中立于人类事务，实证主义这种建立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之外的片面方法无法提供对资本主义变迁彻底的了解，相反，历史唯物主义才是真正科学的方向。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人们往往更偏好历史性（时间），而对空间的研究有所欠缺。他的使命在于建立空间实证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批判之间的沟通，并且将资本循环机制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城市，进而剖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这意味着从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角度，哈维作出了新的补充和扩展，既代表了当代知识实践一个不可或缺的角度，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建构本身就依附于城市空间的变迁，在系统阐述政治经济学理论时，就已将城市逻辑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的框架内了，无需再专门建立系统的空间理论，况且经典著作中也从来不乏对空间问题的论述。因此哈维关于马克思主义存在“理论空场”的说法显然是不成立的。事实上，哈维对城市空间资本维度的分析，并未超出马克思的空间理论，只不过是对马克思空间理论的进一步延伸和拓展。况且由于他对历史唯物主义断章取义的理解，他的理论陷入了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共同误区，“偏于宏观的理论推导，缺乏实证研究和事实依据的支持”[4]。
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因素不断被引入经济范畴，城市化过程蓬勃推进，不仅城市景观日新月异，而且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都出现了重大变革。同时政府经营城市理念也渐被引入，土地资源成为商品被进行市场交易，房地产业日益崛起，资本在塑造城市环境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源自房屋和土地方面的矛盾也不断出现。首先，城乡、城郊差异难以弥合。这种差距类似于哈维所说的“居住差异”，不仅表现在农村及城市郊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上，还表现在农村居民在社会保障及后代向上流动方面的弱势上。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必须解决的一大问题就是统筹城乡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到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加快改革户籍制度”[5]，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消除这种差异。其次，土地矛盾突出。由于商业资本对土地级差地租的追逐，大量优质土地被规划用作商业开发，不仅损害了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利益，还形成了粮食危机的隐患。党中央一直强调牢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这将保证粮食生产的安全稳定，从而保证经济政治生活的稳定；有关严格土地招拍挂制度的举措，则旨在以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去弥补市场的漏洞。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代替人民行使生产资料管理的权利，在资本扩张的力量下，在资本推动城市更新过程中真金白银的诱惑下，一些部门管理者与资本占有者利益勾兑的行为显然是不妥的。城市更新过程中急功近利、脱离经济基础和人民合理需求的大拆大建、盲目扩张，不仅造成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而且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不利的。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规避资本主义社会城市问题在中国出现。
上述问题同资本主义城市化问题的确存在共性，不过二者的问题性质有着根本不同。哈维对城市化问题中资本维度的探究，为国内城市社会学者准确分析把握我国城市社会变迁现象提供了深刻的借鉴意义。总体上讲，我国的城市更新应该妥善处理资本利益和民生利益的关系，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成果，但更要以人为本，不能让资本侵蚀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具体而言，首先要确立以群众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城市化指导思想。改造房屋、兴建大厦、拓宽道路、增加商铺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不断满足城市百姓提高生活水平的物质、精神和生态需要。一切建设现代性城市的行为都要围绕人的诉求。其次，将住房等公共产品的市场化经营与政府管理结合起来。住房需求有刚性，不能完全靠市场供给；宜居的城市也不能完全依靠资本循环来塑造。因此政府一方面要依靠所代替人民管理的城市资源、市场化运筹资金；另一方面，必须制定科学的规划，禁止商业利益挤压城市健康生活的需求，同时也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保障性住房政策，维护弱势群体权益。总之，中国的城市化必须避免以资本为主导，要以营造正义、和谐的人居环境为目标。
参考文献：
[1]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M].Oxford UK：Basil Blackwell Ltd，1985.
[3]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M].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16.
[4]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38.
[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8-19.
责任编辑 任浩明
On David Harvey’s Critique of Capital from Space Vision and Its Modern Significance
Wang Mingzh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David Harvey tries to put the Marxism theory into space analysis and forms a capital critique theory from space vision that under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s of emerging capital urban problem and urban geography and Marxism. Even though Harvey does not give profound analysis on the theory of Marxism that has deficient analysis on space dimension， he states the new features of urban material landscape chang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class relationship. Harvey brings capital critique into spatial theory which inherits Marxism analysis method and enrich the content of Marxism， and gives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urban spatial theory as wellas an inspiration for solving urban problems in China.
Keywords： David Harvey， space vision， capital critique， Marxism， capital accum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