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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先生是我国现代卓有成就的教育思想家和教育实干家。他曾创办和管理过多所学校，做过多所学校的校长，具有丰富的学校领导经验。“十六字诀”是指陶行知先生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强调的“依靠教师，和衷共济”和在学校财务管理方面重视的“开源节流，强化预算”。下面，我试从两方面分述之。
依靠教师 和衷共济
举办学校无疑需要相应的师资。“要有好的学校，先要有好的教师。”陶行知先生认为，旧教育是死的教育，新教育是行动的教育。在新学校里从事新教育的新教员应具备五个条件：一是要有信仰心，二是要有责任心，三是要有共和精神，四是要有开辟精神，五是要有试验精神。后来，陶行知先生为推行民主教育，又强调教师应有协作合群意识，同事之间应相互尊重、民主协商。教师务必“运用民主作风教学生，并与同事共同过民主生活，以造成民主的学校”。
陶行知先生认为，自己培养所需师资乃为上策，办学治校应注重校际间的合作与情谊，不守规则、不讲道德地挖他校的师资乃是损人害己之举，应坚决杜绝。1921年，陶行知就职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层干部邹秉文为学校着想，向校方建议将南开学校教员钟心喧挖过来，得到校长郭秉文的支持。陶行知先生闻知此事，立即致书郭秉文，陈述四点意见予以反对：“一、吾辈为国家造就人才而办高师，伯苓（即张伯苓）先生亦为国家造就人才而设南开，同一为国植才，则得于本校而失于南开，故以全国目光观察，此举实属无补。二、个人应顾全友谊，机关亦应顾全友谊，近而金陵以地方关系，远而北大、南开以宗旨关系，其感情皆当维系，而不容丝毫之损伤。三、此数校之教员来去，应由自决，而不由一方面学校发动。四、增加教员，与其攫取人之所有，不如培植己之所无。”显然，陶行知所倡导的这种师资管理原则，对我们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陶行知先生在学校管理过程中，一方面重视解决教师面临的生活困难，“学校要解决教员的生计问题，要为教员的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更注重用信念来激励教师，鼓舞教师的干劲，强调教师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陶行知先生深信，“人生是患难与欢乐所织成，追求真理的人是要以与患难搏斗为乐……困难给有志者以战斗之情绪与斗胜之智慧。”1941年前后，育才学校遇到极大的生存困难，学校“每月所亏超出预算甚巨”，一些教师和学生流露出悲观畏难情绪。为此，陶行知先生迅即写信给育才学校的马侣贤，要他鼓励大家振作精神。陶行知先生这样说道：“在平时办学，一帆顺风，人人能办。在艰难困苦中不动摇而向前创造，才为难能可贵。奋斗是万物之父。”此前，马侣贤曾写信给陶行知先生，提出辞职申请。陶行知先生明确答复：“您的总务部没有办好，后继的人您也没有推荐，因此我在教育的立场，不愿接受您的辞职。”又说：“真正的要想打开一条光明的道路，还要靠全校和衷共济，把各人的生命放进事业里去，才能发挥出伟大的力量，以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
陶行知先生在办学过程中既求贤若渴又以情留人。在这方面，陶行知先生致杨效春的两封信很具说服力。其中，一封是陶行知先生为邀请杨效春加盟晓庄师范学校而作的，其内容如下：“予与叔愚先生（指赵叔愚）创设试验乡村师范，拟将乡村教育及师范教育作一彻底腾翻之改革，急愿弟同来努力，留学迟数年无碍。叔愚先生来信谓倘能得弟，胜得黄金百万。弟之见信于叔愚兄也如此，安可不佐彼一臂之力！”另一封是陶行知先生得知杨效春心生去意后写的，信中这样说道：“您（指杨效春）可晓得‘回校与否’四个字所引起之轩然大波……您和同学所发生的关系，只有奶妈乳儿可以比得。您一想到这种关系，就晓得同学们和我们现在所受到的痛苦。”“总之，本校前途，至有希望。没有您回来，即不但以前工作付之流水，以后命脉也要斩绝。您是去不得的。”为挽留杨效春，陶行知先生紧接着还向晓庄师范学校的共同创办者之一赵叔愚写信，强调须全校共同用力以留下杨效春，同时附上一首感情真挚的“催效春先生回校歌”。其歌词如下：“来，来，来，来喂婴儿奶！呱呱日已瘦，奶妈莫徘徊！”
开源节流 强化预算
举办学校是需要经费支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陶行知先生在办学治校中所遭遇的最大困扰就是办学经费的匮乏。尽管陶行知先生很少专文论述办学经费，但这并不表明陶行知先生不关心这个问题。早在1926年，陶行知先生就写下了《尊重公有财产》这样一类能充分体现其学校财政管理思想的短论，特别是在与朋友、同事的书信往来中，陶行知先生更是频繁谈及办学经费的筹措、使用问题。透过这些文字并深入考察陶行知先生的学校管理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开源节流和强化预算是陶行知先生解决办学经费短缺问题的两大法宝。
开源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募捐。为解决办学经费拮据问题，陶行知先生利用个人的声望和广泛的社会关系，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社会各界成功地募捐了大笔办学经费，从而有效地缓解了教育资金的紧张。譬如：为开办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先生曾及时筹得开办费一万五千元、经常费一万二千元。二是自力更生搞生产。陶行知先生认为，理想学校应是生产力极度丰富的学校。在这样的学校里，师生能同甘共苦，共同生产，共渡难关。这样的学校，“虽是一个小学堂，但同时是一个小工场，又是一个小社会。学堂的主要意义是长进；工场的主要意义是生产；社会的主要意义是平等互助，自卫卫人。”晓庄师范学校开办之初，陶行知先生曾购置了一百多亩田地，目的是让学生边生产、边学习。三是力争政府支持和拨款。陶行知先生是一个深谙斗争策略的人，强调改造社会应有策略的精神。为落实、筹募晓庄研究所及育才学校办学经费，陶行知先生曾多次致书当时的一些政界要员，敦促他们过问经费问题，以解燃眉之急。
为充分发挥筹得的办学经费的效益，陶行知特别注重节流工作。所谓节流，就是厉行节俭，办学以“可省则省，而且必省，使得别的要务可以有钱举办”为原则，“办贫穷的学校如同管贫穷的家事一样。用一文钱，必问：‘这一文钱该用吗？’”。陶行知先生认为，学校管理要体现节流精神，务必注意两件事：一是“办学须重视客观条件，不能存丝毫之主观成见”。二是办学应从中国仍是一个极端贫困的农业国这一现实出发，大张旗鼓地运用穷办法来办丰富的教育。这里所说的穷办法，是指符合国情的办法，而不是那类来自外国的、与穷人无缘的奢靡之法。这里所说的丰富的教育，用陶行知先生的话讲，就是要用最少的钱，举办全中国穷人都能得到的普及教育。
重视预算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并努力通过预算来改进学校管理，这是陶行知先生领导学校的一个宝贵经验。陶行知先生很早就指出，“预算是行政的主要工具，各省应有预算，国家亦应有预算。”预算与决算、计划等活动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凡团体活动要切实必须有计划，计划要切实必须有预算，预算要切实必须有决算。所以尊重公有财产的第一要事就是要有预算和决算。没有决算则预算蹈空；没有预算则计划蹈空；计划蹈空则便宜行事，甚至应当用钱的地方或竟不用，不应当用钱的地方或竟乱用。”1940年，陶行知先生在致马侣贤的信中强调：“我们现在所要建立的是整个的新预算，而不是一部分的来解决。希望您在最近提出一个完整的预算。这预算最好有两个：一个是量入为出，作为较紧的预算；一个是量出为入，作为较宽之预算。较紧预算为艰苦维持现实支出之根据。较宽预算作为开源筹款、改善生活之根据。这样则学校生存、师生生活都可两全，并且可以逐步改善以求发展。”
陶行知先生认为，只要抓好两项工作，就能充分发挥预算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一是账目必须清楚详尽。“预算既成之后决算未成之前要有清楚的账目。账目根据预算又为决算所根据。预算决算只是大纲，账目则非详细不可。”二是预算必须公开。早在1922年，陶行知先生就强调办事贵在开诚布公，“至无公开之基础，则一事莫举”。1926年，陶行知先生进一步强调，“做一件公共的事，必须有一个公开的预算和决算。村政、市政、县政、省政、国政，都要有公开的预算决算。太阳光所到的地方必无微生物。要免公有财产的损失，最要紧是要有公开预算决算。到处要求一个公开的预算与决算是公民的一种重要责任。”
陶行知先生重视预算，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它是推行科学管理、民主领导的重要条件这一考虑外，还在于预算和账目管理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1943年，陶行知先生在给育才学校音乐组主任李凌的一封信中强调：“领款之事是一种处理公务而有标准之手续，使学生严格依照办理也是一种教育。”陶行知先生叮嘱李凌，托他告诫学生：每月用款须制详细预算；照预算领款时，须有会计及经手人图章；买东西的发票，须有印花、育才学校抬头、验收人、出纳、主管人、经手人盖章。陶行知先生甚至说：“收条写字要令学生写得端正清楚，纸张亦宜裁得端正，这是无声之乐，也可说是办事音乐化，办事美术化，是诸生所应受之教育之一小节，但是必要之一个螺旋。”
（编辑 许丽艳）
依靠教师 和衷共济
举办学校无疑需要相应的师资。“要有好的学校，先要有好的教师。”陶行知先生认为，旧教育是死的教育，新教育是行动的教育。在新学校里从事新教育的新教员应具备五个条件：一是要有信仰心，二是要有责任心，三是要有共和精神，四是要有开辟精神，五是要有试验精神。后来，陶行知先生为推行民主教育，又强调教师应有协作合群意识，同事之间应相互尊重、民主协商。教师务必“运用民主作风教学生，并与同事共同过民主生活，以造成民主的学校”。
陶行知先生认为，自己培养所需师资乃为上策，办学治校应注重校际间的合作与情谊，不守规则、不讲道德地挖他校的师资乃是损人害己之举，应坚决杜绝。1921年，陶行知就职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层干部邹秉文为学校着想，向校方建议将南开学校教员钟心喧挖过来，得到校长郭秉文的支持。陶行知先生闻知此事，立即致书郭秉文，陈述四点意见予以反对：“一、吾辈为国家造就人才而办高师，伯苓（即张伯苓）先生亦为国家造就人才而设南开，同一为国植才，则得于本校而失于南开，故以全国目光观察，此举实属无补。二、个人应顾全友谊，机关亦应顾全友谊，近而金陵以地方关系，远而北大、南开以宗旨关系，其感情皆当维系，而不容丝毫之损伤。三、此数校之教员来去，应由自决，而不由一方面学校发动。四、增加教员，与其攫取人之所有，不如培植己之所无。”显然，陶行知所倡导的这种师资管理原则，对我们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陶行知先生在学校管理过程中，一方面重视解决教师面临的生活困难，“学校要解决教员的生计问题，要为教员的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更注重用信念来激励教师，鼓舞教师的干劲，强调教师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陶行知先生深信，“人生是患难与欢乐所织成，追求真理的人是要以与患难搏斗为乐……困难给有志者以战斗之情绪与斗胜之智慧。”1941年前后，育才学校遇到极大的生存困难，学校“每月所亏超出预算甚巨”，一些教师和学生流露出悲观畏难情绪。为此，陶行知先生迅即写信给育才学校的马侣贤，要他鼓励大家振作精神。陶行知先生这样说道：“在平时办学，一帆顺风，人人能办。在艰难困苦中不动摇而向前创造，才为难能可贵。奋斗是万物之父。”此前，马侣贤曾写信给陶行知先生，提出辞职申请。陶行知先生明确答复：“您的总务部没有办好，后继的人您也没有推荐，因此我在教育的立场，不愿接受您的辞职。”又说：“真正的要想打开一条光明的道路，还要靠全校和衷共济，把各人的生命放进事业里去，才能发挥出伟大的力量，以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
陶行知先生在办学过程中既求贤若渴又以情留人。在这方面，陶行知先生致杨效春的两封信很具说服力。其中，一封是陶行知先生为邀请杨效春加盟晓庄师范学校而作的，其内容如下：“予与叔愚先生（指赵叔愚）创设试验乡村师范，拟将乡村教育及师范教育作一彻底腾翻之改革，急愿弟同来努力，留学迟数年无碍。叔愚先生来信谓倘能得弟，胜得黄金百万。弟之见信于叔愚兄也如此，安可不佐彼一臂之力！”另一封是陶行知先生得知杨效春心生去意后写的，信中这样说道：“您（指杨效春）可晓得‘回校与否’四个字所引起之轩然大波……您和同学所发生的关系，只有奶妈乳儿可以比得。您一想到这种关系，就晓得同学们和我们现在所受到的痛苦。”“总之，本校前途，至有希望。没有您回来，即不但以前工作付之流水，以后命脉也要斩绝。您是去不得的。”为挽留杨效春，陶行知先生紧接着还向晓庄师范学校的共同创办者之一赵叔愚写信，强调须全校共同用力以留下杨效春，同时附上一首感情真挚的“催效春先生回校歌”。其歌词如下：“来，来，来，来喂婴儿奶！呱呱日已瘦，奶妈莫徘徊！”
开源节流 强化预算
举办学校是需要经费支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陶行知先生在办学治校中所遭遇的最大困扰就是办学经费的匮乏。尽管陶行知先生很少专文论述办学经费，但这并不表明陶行知先生不关心这个问题。早在1926年，陶行知先生就写下了《尊重公有财产》这样一类能充分体现其学校财政管理思想的短论，特别是在与朋友、同事的书信往来中，陶行知先生更是频繁谈及办学经费的筹措、使用问题。透过这些文字并深入考察陶行知先生的学校管理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开源节流和强化预算是陶行知先生解决办学经费短缺问题的两大法宝。
开源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募捐。为解决办学经费拮据问题，陶行知先生利用个人的声望和广泛的社会关系，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社会各界成功地募捐了大笔办学经费，从而有效地缓解了教育资金的紧张。譬如：为开办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先生曾及时筹得开办费一万五千元、经常费一万二千元。二是自力更生搞生产。陶行知先生认为，理想学校应是生产力极度丰富的学校。在这样的学校里，师生能同甘共苦，共同生产，共渡难关。这样的学校，“虽是一个小学堂，但同时是一个小工场，又是一个小社会。学堂的主要意义是长进；工场的主要意义是生产；社会的主要意义是平等互助，自卫卫人。”晓庄师范学校开办之初，陶行知先生曾购置了一百多亩田地，目的是让学生边生产、边学习。三是力争政府支持和拨款。陶行知先生是一个深谙斗争策略的人，强调改造社会应有策略的精神。为落实、筹募晓庄研究所及育才学校办学经费，陶行知先生曾多次致书当时的一些政界要员，敦促他们过问经费问题，以解燃眉之急。
为充分发挥筹得的办学经费的效益，陶行知特别注重节流工作。所谓节流，就是厉行节俭，办学以“可省则省，而且必省，使得别的要务可以有钱举办”为原则，“办贫穷的学校如同管贫穷的家事一样。用一文钱，必问：‘这一文钱该用吗？’”。陶行知先生认为，学校管理要体现节流精神，务必注意两件事：一是“办学须重视客观条件，不能存丝毫之主观成见”。二是办学应从中国仍是一个极端贫困的农业国这一现实出发，大张旗鼓地运用穷办法来办丰富的教育。这里所说的穷办法，是指符合国情的办法，而不是那类来自外国的、与穷人无缘的奢靡之法。这里所说的丰富的教育，用陶行知先生的话讲，就是要用最少的钱，举办全中国穷人都能得到的普及教育。
重视预算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并努力通过预算来改进学校管理，这是陶行知先生领导学校的一个宝贵经验。陶行知先生很早就指出，“预算是行政的主要工具，各省应有预算，国家亦应有预算。”预算与决算、计划等活动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凡团体活动要切实必须有计划，计划要切实必须有预算，预算要切实必须有决算。所以尊重公有财产的第一要事就是要有预算和决算。没有决算则预算蹈空；没有预算则计划蹈空；计划蹈空则便宜行事，甚至应当用钱的地方或竟不用，不应当用钱的地方或竟乱用。”1940年，陶行知先生在致马侣贤的信中强调：“我们现在所要建立的是整个的新预算，而不是一部分的来解决。希望您在最近提出一个完整的预算。这预算最好有两个：一个是量入为出，作为较紧的预算；一个是量出为入，作为较宽之预算。较紧预算为艰苦维持现实支出之根据。较宽预算作为开源筹款、改善生活之根据。这样则学校生存、师生生活都可两全，并且可以逐步改善以求发展。”
陶行知先生认为，只要抓好两项工作，就能充分发挥预算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一是账目必须清楚详尽。“预算既成之后决算未成之前要有清楚的账目。账目根据预算又为决算所根据。预算决算只是大纲，账目则非详细不可。”二是预算必须公开。早在1922年，陶行知先生就强调办事贵在开诚布公，“至无公开之基础，则一事莫举”。1926年，陶行知先生进一步强调，“做一件公共的事，必须有一个公开的预算和决算。村政、市政、县政、省政、国政，都要有公开的预算决算。太阳光所到的地方必无微生物。要免公有财产的损失，最要紧是要有公开预算决算。到处要求一个公开的预算与决算是公民的一种重要责任。”
陶行知先生重视预算，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它是推行科学管理、民主领导的重要条件这一考虑外，还在于预算和账目管理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1943年，陶行知先生在给育才学校音乐组主任李凌的一封信中强调：“领款之事是一种处理公务而有标准之手续，使学生严格依照办理也是一种教育。”陶行知先生叮嘱李凌，托他告诫学生：每月用款须制详细预算；照预算领款时，须有会计及经手人图章；买东西的发票，须有印花、育才学校抬头、验收人、出纳、主管人、经手人盖章。陶行知先生甚至说：“收条写字要令学生写得端正清楚，纸张亦宜裁得端正，这是无声之乐，也可说是办事音乐化，办事美术化，是诸生所应受之教育之一小节，但是必要之一个螺旋。”
（编辑 许丽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