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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2015年7月21日，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原馆长萧元在广州中院受审。检方指控他贪污齐白石、张大千等名人的画作100多幅，涉案金额约亿元。
类似的盗窃事件，在历史上仅是个案，还是源远流长其来有自？它们又对文物保存乃至中华文明造成怎样不可挽回的损失？
【《永乐大典》的遇遭】
事实上，这样的内鬼、内行作案的情形古已有之。比如，一度被《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的《永乐大典》即遭此厄。
《永乐大典》系明成祖朱棣在位时所编，于永乐二年（1404年）首次成书，初名《文献集成》。书成后，明成祖精益求精，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于是再命太子少傅姚广孝、大学士解缙、礼部尚书郑赐等人重修。永乐五年（1407年），新版本定稿进呈，明成祖这次十分满意，并亲自命名为《永乐大典》。一年后，正本全部抄录完成。
此书的遭遇颇为坎坷：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永乐大典》也由南京搬往北京文渊阁。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皇宫失火波及文渊阁，嘉靖帝连下四道急令抢救《永乐大典》，大典得以完璧。经过这次火灾，嘉靖帝考虑一个保存大典的办法，由于刻印的工程和费用巨大，难以实施，嘉靖决定重录一本，以备万一。1562年，集朝廷大儒和各地善书者109人重录大典，用了4年时间，是谓嘉靖钞本，存放在另一个叫“皇史宬”的地方。
事实证明重录是对的，因为后来永乐原本突然全部失佚了——有的说毁于明末战乱，有的说毁于嘉庆年间乾清宫大火，还有人说其实是殉葬在明世宗的陵墓永陵中——众说纷纭，反正到清朝以后，能见到的就只有这个嘉靖钞本了。
康熙年间，在“皇史宬”找到了嘉靖钞本，经清点，已有少量残缺。清初藏在“皇史宬”的副本，到了雍正年间又移至翰林院。张廷玉在所著《澄怀园语》卷三曾提及此事。他说：“此书原贮皇史宬，雍正年间移置翰林院。予掌院时，因得寓目焉。书乃写本，字画端楷，装饰工致，纸墨皆发古香。”当时翰林院诸人肯留意这书的极少，何况是公家之物，卷帙众多，更无人去点查。直到乾隆准备编纂《四库全书》，有人献议从《永乐大典》中辑录遗书，这才认真地派员加以点查，这时才第一次发现存在翰林院的《永乐大典》早已失去两千多册了，也就是说，还剩下九千多册，也不算少。
但很快更大的厄运来了：经过修纂《四库全书》时对于《永乐大典》的一番利用，这书竟渐渐引起当时那些经常使用这套书的文臣的注意，他们很快由内行转为内鬼，开始对这套书上下其手。因为这套《大典》存在翰林院，这些堂堂的翰林院诸公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地做起了“雅贼”——专偷《永乐大典》。据清末藏书家、目录学家丁国均在《荷香馆琐言》中记载：“《永乐大典》原本万余册，陆续散出，光绪乙亥（光绪元年）检此书，不及五千。至癸巳（光绪十九年）仅存六百余册。相传翰林入院时，使仆预携衣一包， 出时尽穿其衣，而包书以出，人不觉也。又密迩各国使馆，闻每《大典》一册，外人辄以银十两购之，馆人秘密盗售，不可究诘，致散亡益速。”甚至像文廷式这样的学者词人，也做起了内鬼，居然通过这样的手法偷盗《永乐大典》，且数量多达100多册。光绪元年重修翰林院衙门时，清点《永乐大典》，只剩5000多册。20年后再清点，竟然只存800册——一部大书，几乎被偷光了。
【鲁迅：“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
民国时期，相同的事情又发生了——偷的是清朝的“大内档案”。
所谓“大内档案”，指中国清代紫禁城内内阁大库、方略馆大库、国史馆大库及宫中各处所藏档案的统称，包括明清两朝（主要是清朝）500多年间留下的总量约900多万件的历史档案，内容庞杂，是有关清朝历史的原始资料。民国建立后，这些东西被装为八千麻袋，塞在孔庙之中的敬一亭里。因为是前朝旧物，总让人对其生出无限遐想——比如，其中是否有值钱的宋版书之类，于是各种有资格接近它又比较内行的角色，就开始打它的主意了。
关于此事，鲁迅在发表于1928年1月28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上的《谈谈所谓“大内档案”》，有生动介绍。
这“大内档案”，据深通“国朝”掌故的罗遗老（指罗振玉）说，是他“国朝”时堆在内阁里的乱纸，大家原本主张焚弃，经他力争，这才保留下来的。等到他的“国朝”退位，满满地埋满了大半亭子。既然是公家的东西，就难免被私人偷盗了：先是工友偷，将书籍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接着，专家也出了手——这回是当教育总长的“F先生”（指傅增湘，藏书家。1917年12月至1919年5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著有《藏园群书题记》等书），一位藏书和“考古”的名人。“F先生”估计是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一定有上好的“海内孤本”，便命令手下（包括鲁迅）去查看麻袋里是否真有如此宝贝。鲁迅他们去查了查，只查出“破烂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几张”的宋版书。于是，以考察欧美教育驰誉的“Y次长（指袁希涛，曾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1915年到1919年间先后两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以“满嘴跑火车”出名的“C参事”（指蒋维乔，1912年至1917年间先后三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倏忽间都变成了考古学家。这三位大人物都“念兹在兹”，于尘埃和破纸中流连忘返。凡有别人捡起放在桌上的，他们嘴上虽说看看，但等到送还时，往往要比原先少一点。
再后来，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YT处长”（指彦德，满洲正黄旗人，曾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郎中、京师学务局长）也插手其间，于是，八千麻袋便在午门上被“整理”，结果当然是大家顺手牵羊，毫不客气。最后，为了均摊责任，各部派员会同再行检查：“这宗公事是灵的，不到两星期，各部都派来了，从两个至四个，其中很多的是新从外洋回来的留学生，还穿着崭新的洋服。于是济济跄跄，又在灰土和废纸之间钻来钻去。但是，说也奇怪，好几个崭新的留学生又都忽然变了考古家了，将破烂的纸张，绢片，塞到洋裤袋里——但这是传闻之词，我没有目睹。”
鲁迅最后感慨道：“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这种感慨当然不限于“大内档案”，也不限于《永乐大典》，甚至也不限于萧元盗画——有人假设，如果现在将我们国家图书馆、博物院、美术馆里的所有名贵书画做个盘查的话，不知给那些内行兼内鬼掉包偷盗的有多少——总之，萧元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类似的盗窃事件，在历史上仅是个案，还是源远流长其来有自？它们又对文物保存乃至中华文明造成怎样不可挽回的损失？
【《永乐大典》的遇遭】
事实上，这样的内鬼、内行作案的情形古已有之。比如，一度被《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的《永乐大典》即遭此厄。
《永乐大典》系明成祖朱棣在位时所编，于永乐二年（1404年）首次成书，初名《文献集成》。书成后，明成祖精益求精，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于是再命太子少傅姚广孝、大学士解缙、礼部尚书郑赐等人重修。永乐五年（1407年），新版本定稿进呈，明成祖这次十分满意，并亲自命名为《永乐大典》。一年后，正本全部抄录完成。
此书的遭遇颇为坎坷：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永乐大典》也由南京搬往北京文渊阁。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皇宫失火波及文渊阁，嘉靖帝连下四道急令抢救《永乐大典》，大典得以完璧。经过这次火灾，嘉靖帝考虑一个保存大典的办法，由于刻印的工程和费用巨大，难以实施，嘉靖决定重录一本，以备万一。1562年，集朝廷大儒和各地善书者109人重录大典，用了4年时间，是谓嘉靖钞本，存放在另一个叫“皇史宬”的地方。
事实证明重录是对的，因为后来永乐原本突然全部失佚了——有的说毁于明末战乱，有的说毁于嘉庆年间乾清宫大火，还有人说其实是殉葬在明世宗的陵墓永陵中——众说纷纭，反正到清朝以后，能见到的就只有这个嘉靖钞本了。
康熙年间，在“皇史宬”找到了嘉靖钞本，经清点，已有少量残缺。清初藏在“皇史宬”的副本，到了雍正年间又移至翰林院。张廷玉在所著《澄怀园语》卷三曾提及此事。他说：“此书原贮皇史宬，雍正年间移置翰林院。予掌院时，因得寓目焉。书乃写本，字画端楷，装饰工致，纸墨皆发古香。”当时翰林院诸人肯留意这书的极少，何况是公家之物，卷帙众多，更无人去点查。直到乾隆准备编纂《四库全书》，有人献议从《永乐大典》中辑录遗书，这才认真地派员加以点查，这时才第一次发现存在翰林院的《永乐大典》早已失去两千多册了，也就是说，还剩下九千多册，也不算少。
但很快更大的厄运来了：经过修纂《四库全书》时对于《永乐大典》的一番利用，这书竟渐渐引起当时那些经常使用这套书的文臣的注意，他们很快由内行转为内鬼，开始对这套书上下其手。因为这套《大典》存在翰林院，这些堂堂的翰林院诸公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地做起了“雅贼”——专偷《永乐大典》。据清末藏书家、目录学家丁国均在《荷香馆琐言》中记载：“《永乐大典》原本万余册，陆续散出，光绪乙亥（光绪元年）检此书，不及五千。至癸巳（光绪十九年）仅存六百余册。相传翰林入院时，使仆预携衣一包， 出时尽穿其衣，而包书以出，人不觉也。又密迩各国使馆，闻每《大典》一册，外人辄以银十两购之，馆人秘密盗售，不可究诘，致散亡益速。”甚至像文廷式这样的学者词人，也做起了内鬼，居然通过这样的手法偷盗《永乐大典》，且数量多达100多册。光绪元年重修翰林院衙门时，清点《永乐大典》，只剩5000多册。20年后再清点，竟然只存800册——一部大书，几乎被偷光了。
【鲁迅：“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
民国时期，相同的事情又发生了——偷的是清朝的“大内档案”。
所谓“大内档案”，指中国清代紫禁城内内阁大库、方略馆大库、国史馆大库及宫中各处所藏档案的统称，包括明清两朝（主要是清朝）500多年间留下的总量约900多万件的历史档案，内容庞杂，是有关清朝历史的原始资料。民国建立后，这些东西被装为八千麻袋，塞在孔庙之中的敬一亭里。因为是前朝旧物，总让人对其生出无限遐想——比如，其中是否有值钱的宋版书之类，于是各种有资格接近它又比较内行的角色，就开始打它的主意了。
关于此事，鲁迅在发表于1928年1月28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上的《谈谈所谓“大内档案”》，有生动介绍。
这“大内档案”，据深通“国朝”掌故的罗遗老（指罗振玉）说，是他“国朝”时堆在内阁里的乱纸，大家原本主张焚弃，经他力争，这才保留下来的。等到他的“国朝”退位，满满地埋满了大半亭子。既然是公家的东西，就难免被私人偷盗了：先是工友偷，将书籍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接着，专家也出了手——这回是当教育总长的“F先生”（指傅增湘，藏书家。1917年12月至1919年5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著有《藏园群书题记》等书），一位藏书和“考古”的名人。“F先生”估计是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一定有上好的“海内孤本”，便命令手下（包括鲁迅）去查看麻袋里是否真有如此宝贝。鲁迅他们去查了查，只查出“破烂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几张”的宋版书。于是，以考察欧美教育驰誉的“Y次长（指袁希涛，曾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1915年到1919年间先后两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以“满嘴跑火车”出名的“C参事”（指蒋维乔，1912年至1917年间先后三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倏忽间都变成了考古学家。这三位大人物都“念兹在兹”，于尘埃和破纸中流连忘返。凡有别人捡起放在桌上的，他们嘴上虽说看看，但等到送还时，往往要比原先少一点。
再后来，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YT处长”（指彦德，满洲正黄旗人，曾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郎中、京师学务局长）也插手其间，于是，八千麻袋便在午门上被“整理”，结果当然是大家顺手牵羊，毫不客气。最后，为了均摊责任，各部派员会同再行检查：“这宗公事是灵的，不到两星期，各部都派来了，从两个至四个，其中很多的是新从外洋回来的留学生，还穿着崭新的洋服。于是济济跄跄，又在灰土和废纸之间钻来钻去。但是，说也奇怪，好几个崭新的留学生又都忽然变了考古家了，将破烂的纸张，绢片，塞到洋裤袋里——但这是传闻之词，我没有目睹。”
鲁迅最后感慨道：“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这种感慨当然不限于“大内档案”，也不限于《永乐大典》，甚至也不限于萧元盗画——有人假设，如果现在将我们国家图书馆、博物院、美术馆里的所有名贵书画做个盘查的话，不知给那些内行兼内鬼掉包偷盗的有多少——总之，萧元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