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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原古音随着唐军南下平乱播种在闽粤，加之中原语音和闽粤土著语音融合演化，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闽南语”方言。本文从中原文化的播迁，唐宋古音潜移默化，孕育着闽南语方言的萌生及促成闽南语方言的形成进行综合探讨，力求阐明闽南语对唐宋古音的继承与发展并形成自己的方言特色。
关键词： 中原文化 唐宋古音 闽南语 继承与发展
一、中原文化的播迁，促成闽南语方言的形成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特别是唐宋时代建都长安、开封等中原地区，使唐宋古音成为当时中原地区的标准语音。作为闽南语系的主要区域闽东南、粤东、台湾及南洋地区，相距中原地区万里之遥，又是土著部落杂居，言语交流十分困难，不利于交流和发展需要。据《漳州府志》[1]所载，由于闽南地区的自然条件相对优越，那些来自中原的将士逐渐把中原地区的家眷迁入闽越，有的和当地土著百姓通婚，从此在这片温暖而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成为大多数闽南百姓的祖先。他们还带来了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生产技术，同时把中原地区的母语——唐宋古音播种在闽粤，而且这种中原语音和当地土著语音随着时代推移互相融合演化，逐渐形成了后来众多方言中独具特色的“闽南语”。据《泉州史志》记载，他们“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2]他们对中原地区流散的人才和北方避难入闽的文人均能包容接纳，而且为他们提供了较为优厚的待遇，并设立了书院，教化中原文明，培养人才，促成了民族的大融合。当年王氏兄弟入闽的中原将士后来大都定居于泉州周边，他们也把中原语音传入福建，进一步扩展了闽南语的流通范围。据《云霄厅志》载：“盗起，攻南海边邑，循州（今广州惠州）司马锭受命专征，檄元光潜师入潮，沿山倍道袭寇垒，俘获以万计。岭南悉平，还军于漳。”[3]在陈元光初任刺史时，“广寇陈谦连结洞蛮苗自成，雷万兴等攻朝阳，陷之，守帅不能制，元光以轻骑讨平之。”（《漳州府志》）陈元光的《龙湖集》中有“平獠宴喜”诗句：“扫穴三苗窜，旋车百粤空。”[4]当时一位将领许天正也唱和吟诗：“长戈收百甲，聚骑破千重。落剑唯戎首，游绳系胁从。”（《和陈元光平潮寇诗》）[5]所有这些无不记叙了入粤平乱的情形。由于粤东区域辽阔，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民穷则生变，寇乱频繁。陈元光“兵革徙威于外，礼让乃格其心”[6]的政治理念，“伦理则风俗自尔渐孚，治法彰则民心自知感激”[7]的施政主张，被当地百姓接受，中原文化、礼仪也得到重视和崇尚，开漳史料《忠毅文惠公行状》中就有“潮人以事闻，请乞陈元光兼戍朝阳”[8]的记载。在陈元光的统辖下，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漳州、潮汕之间的语言不断地交流和融合。至今粤东一带的方言基本纳入闽南语系，同属闽南语范畴，从此往后，无论是闽南地区的“芗剧”，还是潮汕地区的“潮剧”在语言表达上都为两地民众所理解和喜闻乐见。
台湾早在明代以前，就已经有漳、泉一带的百姓前往定居垦荒了。爱国史学家连横先生在《台湾通史·开辟纪》中记载：“历更五代，终极两宋，中原板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台湾为垦服之地，当明中叶，漳、泉之至者已数千人。”他们“手耒耜，腰刀枪，以与生番猛兽相争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艰难缔造之功，亦良苦矣！”[9]这些记载，体现了明代闽南一带百姓已经跨过海峡，到台湾去开拓创业了，而闽南语方言因此移植台湾，并且在岛上扎下了根。《台湾通史·户役志》所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诏以五十年丁册为常额，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乾隆元年（1736）诏曰：凡内地百姓与海外番民，皆一视同仁，轻徭薄赋，使之各得其所。”[10]于是有大批福建、广东民众迁入台湾定居。如此往来闽台之间，闽南语就成为台湾岛上最主要的日常交流工具，始终维系着闽台两地的宗族情感。
大概也在明清时期，为数不少的闽南、粤东百姓飘洋过海，来到南洋谋生，当时被称为“过番”。据《漳州简史》载：“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漳、泉之民贩吕宋者，或折关破产，及犯压各境不及归，流寓土夷，筑庐舍，操佣贾咋作为生活，或聚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11]其余如印度尼西亚的旧港（当时称“三佛齐”）、马来半岛的北大年（当时称“大泥”）、文莱（当时称“婆罗”），大都有闽南、粤东人聚居的记载。这些勇敢的拓荒者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拼搏，在当地开发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家园，定居下来繁衍后代。他们的后代子孙成了现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侨，而他们的祖先当年带往南洋的家乡母语——闽南语就在这一片广阔的地域传播世世代代，永不泯灭。
二、唐宋古音潜移默化，孕育着闽南语方言的萌生
探究闽南语的诸多因素，我们就不难发现它与唐宋古音有着千丝万缕的特殊关系。由于汉语的发音通常离不开声、韵、调三要素，即“声母、韵母和声调”。古代称声母为“声”或“母”，宋人有三十六母的提法。依据发音部位，分为唇音、舌音、齿音、牙音和喉音五类。现代唇音又细分为轻唇、重唇；舌音也细分为舌头、舌上等等。比较现代汉语语音系统，其中最主要的差异有两点：一是唐宋古音无舌头、舌上之分。舌上音即现在所说的“翘舌音”，如zh、ch、sh、r；舌头音即现在的“舌尖音”，如d、t、l。在唐宋时代，这两类音读是分不清的，这正好与闽南语发音相吻合。闽南语中几乎没有翘舌音，普通话里许多翘舌音，在闽南语都读为舌尖音。例如“蜘蛛、踌躇”，普通话读为“zhīzhū、chóuchú”，而闽南语则读为“dīdū/tiútú”。再注意下列汉字，普通话中声母都是zh，读翘舌音，在闽南语中却读为d：如“重、逐、侄、值、植、朝、张、摘、展、致、直、兆、罩、镇、珍、郑、阵……”二是唐宋古音无轻唇音，即没有现在的唇齿音f。这个特点与闽南语相符。在闽南语中，没有上齿摩擦下唇这个发音动作，也就没有了f这个声母。凡f声母的音节，或读为重唇音，即上唇摩擦下唇爆破发音动作。如“飞、肥、分、富、幅、蜂”等；或读为舌根音h，如“发、翻、反、丰、扶、服”等。闽南语方言区人们学普通话，总是把“繁、凡、烦……”读成“还”；把“泛、犯、范……”读为“换”；把“非、妃、飞……”读成“辉”；把“福、扶、浮……”读成“胡”，诸如此类造成了许多交流困扰，給当今工作、生活、学习带来了诸多不便。 关于ū韵母，唐代的韵书《切韵》分韵母为206部，后来改称为《唐韵》[12]。由于当时的科举考试有“试贴诗”的科目，写诗必须按一定的标准去押韵，因此《唐韵》成为官书，成为各时学子考举写诗用韵的绝对标准。《唐韵》至少有两个地方和普通话的韵母系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是唐代的撮口呼韵母尚未形成，虽然韵目有“鱼”、“虞”之名，但实际上与合口呼u混在一起。例如“书、初、除、猪”和“余、居、渠、徐”同属“鱼”韵部；而“扶、朱、胡，儒”和“区、娱、渝、须”同属“虞”韵部。可见，在唐代语音中ü和u是混在一起的，当时人们发音也许并没有明显的撮口动作，就这一点与闽南语正好相同。在闽南语中，至今找不到有撮口发音的音节，漳州人读ü为i；厦门及泉州地区则读ü为u；诏安及潮汕地区读ü则近似于-i（后）。如“居、区”两个词，漳州人读gī、kī；厦门及泉州人读gū、kū；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出现有撮口呼韵母。二是鼻辅音m、n、ng充当韵尾的问题。在普通话语音系统中n、ng充当韵尾，分别组合成为前鼻韵母和后鼻韵母，而m只当声母，不能充当韵尾了。但在唐代语音中，这三个鼻辅音却都能充当韵尾，例如《唐韵》中的“侵、覃、盐、咸”四个韵部，收录的就是以m为韵尾的字。例如“林、临、阴、心、琴、今、金、音……”为“侵”韵部；“潭、参、南、男、庵、涵、含、甘……”为“覃”韵部；“檐、严、簾、帘、嫌、蟾、添、尖……”为“盐”韵部；“咸、函、缄、衔、杉、监、岩、谗……”为“咸”韵部。
如果我们用普通话朗读上面的例字，那么第一行的韵母都是in，本来不应该和属于《唐韵》中“真”韵部的“因、辛、亲、邻、津”等字分开。而其他三行的韵母都是an或ian，本来也不应该和属于《唐韵》中“寒”韵部的“寒、安、丹、残、刊”等字分开。但是在当年，这两者之间的读音那是决然不同的，试着用闽南语读读这些字，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归入《唐韵》中“侵”韵部的字，韵尾都是m，例如“林”，闽南语读为līm；“邻”，闽南语读为līn，其实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韵部。归入“覃、盐、咸”韵的字，韵尾也都是m，例如“含”，闽南语读为hām；“寒”，闽南语读为hān，它们应属于不同的韵部。由此可见，闽南语比较完整地继承了唐宋古音中鼻辅音充当韵尾的语音特点。唐陈元光的《龙湖集》中有“落成会咏”诗句：“云霄开岳镇，日月列衙瞻。胜日当佳庆，清风去积炎。山畚遥猎虎，海船近通盐。龙泽覃江浦，螭坳耀斗蟾。文床堆玉笏，武座肃金签。奇计绳陈美，明诚学孔兼。忠勤非一日，箴训要三拈。千古清漳水，居官显孝廉。”[13]全诗共用八韵，依次是“瞻、炎、盐、蟾、签、兼、拈、廉”，全属“盐”韵部之韵，假如用闽南语读之，全是m收尾的鼻韵母。而且这种语音现象持续到元代，元代以后，大概由于北京成为国都，北方话成了“官话”广泛流传，北方方言取得了绝对的优势，那么大部分地区以m为韵尾的字音逐渐消亡，最终归并到以n为韵尾的字音中去了。
至于声调，古人把它分为“平、上、去、入”四调，且以平为“平”；以上、去、入为“仄”。“平”者不升不降，其音轻扬；“仄”者或升或降，如山路之起伏。古代格律诗每两个字为一个节奏，平仄递替，构成一种抑扬顿挫的音乐感。到了近代，入声渐渐分化消失，原来的入声字后归入“阴、阳、上、去”四声中去了，因此现代汉语语音中已经没有了入声这个声调了。据说现在的北方人学诗词格律，辨别平仄时，古入声字这个部分总是把握不好，也许他们会感到困惑，一些明明现在读起来音调属于阴平的字，为何要把它们归入据说是急迫而短促的入声调里去呢？在通行闽南语一带，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因为在闽南语里，至今仍然顽强地保留着入声这种声调。试以普通话朗读下列例字：“剥、削、卓、踢、逼、突、出、发、一、膝、屋、督、约、缺”；“德、国、竹、笛、学、习、集、合、值、得、独、逐、敌、革”。很明显第一部分为阴平调，第二部分为阳平调。可是改用闽南语读之，它们就变成一种又急又短的入声调了。原来这些字都是古入声字，在诗词格律中属于仄声字。
综上所述，说明闽南语仍然保留了唐宋古音在声、韵、调方面的许多重要特征，无怪乎有人把它称为“中古音的活化石”了。拥有一口闽南语，伴随着这一群华夏儿女一往无前、万难不屈的足迹从历史的烟云中走来，见证多少悲欢离合，创造了多少辉煌业绩。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们还会继续发扬艰苦拼搏的开漳精神，迈出更加坚定的步伐，朝着祖国强盛、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朝着民族大团结的明天奋勇前进。
参考文献：
[1][2][6][7][清]李维钰.光绪漳州府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01.
[3]吴文林.云霄厅志全.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12.
[4][13]何池.陈元光《龙湖集》校注与研究.厦门：鹭江出版社，1990.11.
[5]欧阳秉乾.漳州古代诗词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
[8]http：//bbs.chens.org.cn/showtopic.asp？TOPIC_ID=21213
关键词： 中原文化 唐宋古音 闽南语 继承与发展
一、中原文化的播迁，促成闽南语方言的形成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特别是唐宋时代建都长安、开封等中原地区，使唐宋古音成为当时中原地区的标准语音。作为闽南语系的主要区域闽东南、粤东、台湾及南洋地区，相距中原地区万里之遥，又是土著部落杂居，言语交流十分困难，不利于交流和发展需要。据《漳州府志》[1]所载，由于闽南地区的自然条件相对优越，那些来自中原的将士逐渐把中原地区的家眷迁入闽越，有的和当地土著百姓通婚，从此在这片温暖而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成为大多数闽南百姓的祖先。他们还带来了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生产技术，同时把中原地区的母语——唐宋古音播种在闽粤，而且这种中原语音和当地土著语音随着时代推移互相融合演化，逐渐形成了后来众多方言中独具特色的“闽南语”。据《泉州史志》记载，他们“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2]他们对中原地区流散的人才和北方避难入闽的文人均能包容接纳，而且为他们提供了较为优厚的待遇，并设立了书院，教化中原文明，培养人才，促成了民族的大融合。当年王氏兄弟入闽的中原将士后来大都定居于泉州周边，他们也把中原语音传入福建，进一步扩展了闽南语的流通范围。据《云霄厅志》载：“盗起，攻南海边邑，循州（今广州惠州）司马锭受命专征，檄元光潜师入潮，沿山倍道袭寇垒，俘获以万计。岭南悉平，还军于漳。”[3]在陈元光初任刺史时，“广寇陈谦连结洞蛮苗自成，雷万兴等攻朝阳，陷之，守帅不能制，元光以轻骑讨平之。”（《漳州府志》）陈元光的《龙湖集》中有“平獠宴喜”诗句：“扫穴三苗窜，旋车百粤空。”[4]当时一位将领许天正也唱和吟诗：“长戈收百甲，聚骑破千重。落剑唯戎首，游绳系胁从。”（《和陈元光平潮寇诗》）[5]所有这些无不记叙了入粤平乱的情形。由于粤东区域辽阔，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民穷则生变，寇乱频繁。陈元光“兵革徙威于外，礼让乃格其心”[6]的政治理念，“伦理则风俗自尔渐孚，治法彰则民心自知感激”[7]的施政主张，被当地百姓接受，中原文化、礼仪也得到重视和崇尚，开漳史料《忠毅文惠公行状》中就有“潮人以事闻，请乞陈元光兼戍朝阳”[8]的记载。在陈元光的统辖下，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漳州、潮汕之间的语言不断地交流和融合。至今粤东一带的方言基本纳入闽南语系，同属闽南语范畴，从此往后，无论是闽南地区的“芗剧”，还是潮汕地区的“潮剧”在语言表达上都为两地民众所理解和喜闻乐见。
台湾早在明代以前，就已经有漳、泉一带的百姓前往定居垦荒了。爱国史学家连横先生在《台湾通史·开辟纪》中记载：“历更五代，终极两宋，中原板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台湾为垦服之地，当明中叶，漳、泉之至者已数千人。”他们“手耒耜，腰刀枪，以与生番猛兽相争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艰难缔造之功，亦良苦矣！”[9]这些记载，体现了明代闽南一带百姓已经跨过海峡，到台湾去开拓创业了，而闽南语方言因此移植台湾，并且在岛上扎下了根。《台湾通史·户役志》所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诏以五十年丁册为常额，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乾隆元年（1736）诏曰：凡内地百姓与海外番民，皆一视同仁，轻徭薄赋，使之各得其所。”[10]于是有大批福建、广东民众迁入台湾定居。如此往来闽台之间，闽南语就成为台湾岛上最主要的日常交流工具，始终维系着闽台两地的宗族情感。
大概也在明清时期，为数不少的闽南、粤东百姓飘洋过海，来到南洋谋生，当时被称为“过番”。据《漳州简史》载：“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漳、泉之民贩吕宋者，或折关破产，及犯压各境不及归，流寓土夷，筑庐舍，操佣贾咋作为生活，或聚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11]其余如印度尼西亚的旧港（当时称“三佛齐”）、马来半岛的北大年（当时称“大泥”）、文莱（当时称“婆罗”），大都有闽南、粤东人聚居的记载。这些勇敢的拓荒者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拼搏，在当地开发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家园，定居下来繁衍后代。他们的后代子孙成了现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侨，而他们的祖先当年带往南洋的家乡母语——闽南语就在这一片广阔的地域传播世世代代，永不泯灭。
二、唐宋古音潜移默化，孕育着闽南语方言的萌生
探究闽南语的诸多因素，我们就不难发现它与唐宋古音有着千丝万缕的特殊关系。由于汉语的发音通常离不开声、韵、调三要素，即“声母、韵母和声调”。古代称声母为“声”或“母”，宋人有三十六母的提法。依据发音部位，分为唇音、舌音、齿音、牙音和喉音五类。现代唇音又细分为轻唇、重唇；舌音也细分为舌头、舌上等等。比较现代汉语语音系统，其中最主要的差异有两点：一是唐宋古音无舌头、舌上之分。舌上音即现在所说的“翘舌音”，如zh、ch、sh、r；舌头音即现在的“舌尖音”，如d、t、l。在唐宋时代，这两类音读是分不清的，这正好与闽南语发音相吻合。闽南语中几乎没有翘舌音，普通话里许多翘舌音，在闽南语都读为舌尖音。例如“蜘蛛、踌躇”，普通话读为“zhīzhū、chóuchú”，而闽南语则读为“dīdū/tiútú”。再注意下列汉字，普通话中声母都是zh，读翘舌音，在闽南语中却读为d：如“重、逐、侄、值、植、朝、张、摘、展、致、直、兆、罩、镇、珍、郑、阵……”二是唐宋古音无轻唇音，即没有现在的唇齿音f。这个特点与闽南语相符。在闽南语中，没有上齿摩擦下唇这个发音动作，也就没有了f这个声母。凡f声母的音节，或读为重唇音，即上唇摩擦下唇爆破发音动作。如“飞、肥、分、富、幅、蜂”等；或读为舌根音h，如“发、翻、反、丰、扶、服”等。闽南语方言区人们学普通话，总是把“繁、凡、烦……”读成“还”；把“泛、犯、范……”读为“换”；把“非、妃、飞……”读成“辉”；把“福、扶、浮……”读成“胡”，诸如此类造成了许多交流困扰，給当今工作、生活、学习带来了诸多不便。 关于ū韵母，唐代的韵书《切韵》分韵母为206部，后来改称为《唐韵》[12]。由于当时的科举考试有“试贴诗”的科目，写诗必须按一定的标准去押韵，因此《唐韵》成为官书，成为各时学子考举写诗用韵的绝对标准。《唐韵》至少有两个地方和普通话的韵母系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是唐代的撮口呼韵母尚未形成，虽然韵目有“鱼”、“虞”之名，但实际上与合口呼u混在一起。例如“书、初、除、猪”和“余、居、渠、徐”同属“鱼”韵部；而“扶、朱、胡，儒”和“区、娱、渝、须”同属“虞”韵部。可见，在唐代语音中ü和u是混在一起的，当时人们发音也许并没有明显的撮口动作，就这一点与闽南语正好相同。在闽南语中，至今找不到有撮口发音的音节，漳州人读ü为i；厦门及泉州地区则读ü为u；诏安及潮汕地区读ü则近似于-i（后）。如“居、区”两个词，漳州人读gī、kī；厦门及泉州人读gū、kū；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出现有撮口呼韵母。二是鼻辅音m、n、ng充当韵尾的问题。在普通话语音系统中n、ng充当韵尾，分别组合成为前鼻韵母和后鼻韵母，而m只当声母，不能充当韵尾了。但在唐代语音中，这三个鼻辅音却都能充当韵尾，例如《唐韵》中的“侵、覃、盐、咸”四个韵部，收录的就是以m为韵尾的字。例如“林、临、阴、心、琴、今、金、音……”为“侵”韵部；“潭、参、南、男、庵、涵、含、甘……”为“覃”韵部；“檐、严、簾、帘、嫌、蟾、添、尖……”为“盐”韵部；“咸、函、缄、衔、杉、监、岩、谗……”为“咸”韵部。
如果我们用普通话朗读上面的例字，那么第一行的韵母都是in，本来不应该和属于《唐韵》中“真”韵部的“因、辛、亲、邻、津”等字分开。而其他三行的韵母都是an或ian，本来也不应该和属于《唐韵》中“寒”韵部的“寒、安、丹、残、刊”等字分开。但是在当年，这两者之间的读音那是决然不同的，试着用闽南语读读这些字，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归入《唐韵》中“侵”韵部的字，韵尾都是m，例如“林”，闽南语读为līm；“邻”，闽南语读为līn，其实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韵部。归入“覃、盐、咸”韵的字，韵尾也都是m，例如“含”，闽南语读为hām；“寒”，闽南语读为hān，它们应属于不同的韵部。由此可见，闽南语比较完整地继承了唐宋古音中鼻辅音充当韵尾的语音特点。唐陈元光的《龙湖集》中有“落成会咏”诗句：“云霄开岳镇，日月列衙瞻。胜日当佳庆，清风去积炎。山畚遥猎虎，海船近通盐。龙泽覃江浦，螭坳耀斗蟾。文床堆玉笏，武座肃金签。奇计绳陈美，明诚学孔兼。忠勤非一日，箴训要三拈。千古清漳水，居官显孝廉。”[13]全诗共用八韵，依次是“瞻、炎、盐、蟾、签、兼、拈、廉”，全属“盐”韵部之韵，假如用闽南语读之，全是m收尾的鼻韵母。而且这种语音现象持续到元代，元代以后，大概由于北京成为国都，北方话成了“官话”广泛流传，北方方言取得了绝对的优势，那么大部分地区以m为韵尾的字音逐渐消亡，最终归并到以n为韵尾的字音中去了。
至于声调，古人把它分为“平、上、去、入”四调，且以平为“平”；以上、去、入为“仄”。“平”者不升不降，其音轻扬；“仄”者或升或降，如山路之起伏。古代格律诗每两个字为一个节奏，平仄递替，构成一种抑扬顿挫的音乐感。到了近代，入声渐渐分化消失，原来的入声字后归入“阴、阳、上、去”四声中去了，因此现代汉语语音中已经没有了入声这个声调了。据说现在的北方人学诗词格律，辨别平仄时，古入声字这个部分总是把握不好，也许他们会感到困惑，一些明明现在读起来音调属于阴平的字，为何要把它们归入据说是急迫而短促的入声调里去呢？在通行闽南语一带，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因为在闽南语里，至今仍然顽强地保留着入声这种声调。试以普通话朗读下列例字：“剥、削、卓、踢、逼、突、出、发、一、膝、屋、督、约、缺”；“德、国、竹、笛、学、习、集、合、值、得、独、逐、敌、革”。很明显第一部分为阴平调，第二部分为阳平调。可是改用闽南语读之，它们就变成一种又急又短的入声调了。原来这些字都是古入声字，在诗词格律中属于仄声字。
综上所述，说明闽南语仍然保留了唐宋古音在声、韵、调方面的许多重要特征，无怪乎有人把它称为“中古音的活化石”了。拥有一口闽南语，伴随着这一群华夏儿女一往无前、万难不屈的足迹从历史的烟云中走来，见证多少悲欢离合，创造了多少辉煌业绩。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们还会继续发扬艰苦拼搏的开漳精神，迈出更加坚定的步伐，朝着祖国强盛、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朝着民族大团结的明天奋勇前进。
参考文献：
[1][2][6][7][清]李维钰.光绪漳州府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01.
[3]吴文林.云霄厅志全.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12.
[4][13]何池.陈元光《龙湖集》校注与研究.厦门：鹭江出版社，1990.11.
[5]欧阳秉乾.漳州古代诗词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
[8]http：//bbs.chens.org.cn/showtopic.asp？TOPIC_ID=2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