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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劳教制度废止。这一实施了56年、饱受诟病的制度走向终结。
在此之前，“如果没有劳教管，社会就乱了”等关于劳教的争论此起彼伏。在此之后，“留下的空白如何填补”、“拿什么来‘善后’”等担忧仍不时被提及。
没有了劳动教养，这一年，中国还好吗？
小偷多了吗？
劳教制度原来的对象，很大一部分是屡教不改的小偷。有学者曾对我国1991年到2012年劳教案例进行梳理，其中盗窃屡教不改的比例位列第二，占了15.8%。
“如果没有劳教管，社会就乱了。”曾有学者对废除劳教表示担忧。
他举了一个例子：对小额偷盗行为，以前的处理方法是，第一次被抓获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罚款，第二次被抓就要被处以劳动教养，“但现在（废劳教后）第二次抓到还是得罚款，第三次还是罚款，那第四次呢？”
这其实是杞人忧天。
2013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就发布司法解释，对于1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3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今年8月，北京的岳某在公交车上盗窃，被现场抓获。岳某2012年曾因盗窃罪被判处拘役4个月。出狱他
后并没有悔改。这次他虽然只偷到了2元钱，北京东城法院仍判处其有期徒刑半年并处罚金1000元。
劳教取消后，原来的劳教对象被二元分流，一部分归于刑事处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出台了诸多降低犯罪门槛的司法解释，如《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一部分归于治安处罚，拘留或者罚款。
比如嫖娼卖淫。取消劳教后，可以进行拘留、罚款，或者进行收容教育。5月，演员黄海波就因嫖娼被北京警方依法行政拘留15日。
吸毒复吸者，则被要求强制戒毒。自2013年起，各地劳教所都在低调转型，其中最普遍的是转为戒毒所，向收治强制隔离戒毒对象转变。
成都市青白江区司法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改造仿真玩具枪，如果只有一支，之前多是劳教，如今则要判刑。年初，他们就接收了一名因为改造仿真玩具枪而被判刑的人员。“考虑到他情节不严重，就在社区服刑。”
非正常上访人员呢？一名分管信访工作的乡镇党委副书记告诉记者，他们现在已经“不再接上访人员了”。对其中情节恶劣且严重的，面临的可能是寻衅滋事罪。
今年1月，浙江诸暨市阮某到北京联合国开发署门口非访，被行政拘留5日。之后，她又3次前往北京中南
海周边地区、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等地起哄闹事。9月，因寻衅滋事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
刑法修正案也拟作相应修改，“将多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经处罚后仍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和多次组织、资助他人非法聚集，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如何惩处“老油条”？
劳教废除后，随着劳教所转型为戒毒所或拘役所，原劳教所人员也纷纷转型为戒毒民警，或分流为社区矫正民警。
“其实变化不大。最近几年劳教人员逐渐减少，我们早就在转型了。无论怎么变，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不会变。”一名劳教所工作人员说。
受劳教废除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基层民警。
对于有的基层一线的民警而言，劳教制度废止后在执法工作上的过渡难以“顺理成章”、无缝衔接，甚至可能会经历一段“阵痛期”。
劳教废除后，如何惩处“老油条”，成了基层民警的一个难题。
一名在刑侦一线奋战多年的资深警探就曾说，公安机关遇到一个最为普遍也是十分头疼的问题是：有些
嫌疑人，其违法犯罪行为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却又屡教屡犯、屡罚不改。
“没有劳教制度后，这些人只能治安拘留，最多也就拘留15天，对一些‘老油条’来说，他们根本不怕。”该民警说。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邹雨桐通过在呼伦贝尔市调研还发现，“随着边缘人群、边缘犯罪行为控制的减弱和转移，公安民警案件处置能力、社会治安防范能力与警民关系建设能力等均受到限制。”
在之前，劳教制度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公安机关行使治安、侦查权力的制度性便利，减小了执法成本，是民警寻找案件线索、掌控治安和侦查全局的重要支持条件。
群体性维稳压力也在增加，比如邪教势力问题。2013年前，该市每年劳教的邪教分子达到总人员的1/4以上，有力地震慑了邪教蔓延势头。2013年停止劳教审批后全年仅判处1起邪教案件，涉案人员仅给予了监外执行处罚。
邹雨桐在研究中称，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公安机关对边缘人群、轻微犯罪行为的管控能力尤其是人身强制能力降低，当地民众日常生活的安宁感、社会交往的安定感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弱，于此，得出公安工作效率不彰的印象。
“在一定程度上，民众的这种印象并非错觉。从呼伦贝尔市调查数据也能看出，自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该市刑事拘留人数并没有太大变化，但是行政拘留起数、人数均有较大幅度的变化。”邹雨桐写道。
有基层民警告诉记者称，劳教废除后肯定需要调整，不存在“打击疲软”的问题。
但也多名警界人士认为，要防止可能出现的“打击疲软”问题，当务之急是加快完善、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效仿国外的“社区服刑”制度，让一些屡屡轻微违法的嫌疑人到社区做义工。
社区矫正与轻刑快审
2013年10月，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称，“配合劳教制度改革，探索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审快结机制，大力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广州“轻刑快审”试点的案件包括：危险驾驶、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六类案件。
这其中，危险驾驶、抢夺、盗窃、寻衅滋事等都属于原劳教范围的违法行为。
7月25日，成都市新都区法院对被告王某发、刘某鑫涉嫌盗窃罪一案运用“轻刑快审”机制进行了审理。
整个庭审仅用时11分钟，被告王某发和刘某鑫当庭认罪。
在“轻刑快审”启动之前，当地司法局会进行案件社区影响调查评估;审结之后，这些案件的当事人也部分会进入社区矫正。完善社区矫正，就显得尤为必要。
成都市青白江区从2006年开始试点社区矫正以来，接收社区服刑人员近700人，再犯罪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还面临着执法保障不足等难题。
“因为没有执法主体身份，在矫正对象有违法行为时，如果需要强制带离，我们不能采取措施，只能联系警局协助。”青白江区司法局一名社区矫正人员告诉记者，“有时我们去进行判前社会调查，当事人不让我们进门，还问我们是干什么的”。
专业人员不足也是一大难题。
最近青白江区就接收了一名故意杀人的社区矫正服刑人员。“她每次一来就哭，一看就有精神疾病，但没有做過这方面的司法鉴定。我们自己进行了一个简易的测试，又测不出什么问题。”上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要想对她有针对性的矫正，几乎很难。
社区矫正肩负着监管、教育和矫正的职能。在采访中，数名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称，现有的条件下，“只能说做好监管，矫正几乎谈不上”。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通过后，社区矫正服刑人员以每个月以8000至1万人速度增长。轻刑快审如果推广，增长速度将会更快。社区矫正亟待进一步规范完善。
在此之前，“如果没有劳教管，社会就乱了”等关于劳教的争论此起彼伏。在此之后，“留下的空白如何填补”、“拿什么来‘善后’”等担忧仍不时被提及。
没有了劳动教养，这一年，中国还好吗？
小偷多了吗？
劳教制度原来的对象，很大一部分是屡教不改的小偷。有学者曾对我国1991年到2012年劳教案例进行梳理，其中盗窃屡教不改的比例位列第二，占了15.8%。
“如果没有劳教管，社会就乱了。”曾有学者对废除劳教表示担忧。
他举了一个例子：对小额偷盗行为，以前的处理方法是，第一次被抓获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罚款，第二次被抓就要被处以劳动教养，“但现在（废劳教后）第二次抓到还是得罚款，第三次还是罚款，那第四次呢？”
这其实是杞人忧天。
2013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就发布司法解释，对于1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3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今年8月，北京的岳某在公交车上盗窃，被现场抓获。岳某2012年曾因盗窃罪被判处拘役4个月。出狱他
后并没有悔改。这次他虽然只偷到了2元钱，北京东城法院仍判处其有期徒刑半年并处罚金1000元。
劳教取消后，原来的劳教对象被二元分流，一部分归于刑事处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出台了诸多降低犯罪门槛的司法解释，如《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一部分归于治安处罚，拘留或者罚款。
比如嫖娼卖淫。取消劳教后，可以进行拘留、罚款，或者进行收容教育。5月，演员黄海波就因嫖娼被北京警方依法行政拘留15日。
吸毒复吸者，则被要求强制戒毒。自2013年起，各地劳教所都在低调转型，其中最普遍的是转为戒毒所，向收治强制隔离戒毒对象转变。
成都市青白江区司法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改造仿真玩具枪，如果只有一支，之前多是劳教，如今则要判刑。年初，他们就接收了一名因为改造仿真玩具枪而被判刑的人员。“考虑到他情节不严重，就在社区服刑。”
非正常上访人员呢？一名分管信访工作的乡镇党委副书记告诉记者，他们现在已经“不再接上访人员了”。对其中情节恶劣且严重的，面临的可能是寻衅滋事罪。
今年1月，浙江诸暨市阮某到北京联合国开发署门口非访，被行政拘留5日。之后，她又3次前往北京中南
海周边地区、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等地起哄闹事。9月，因寻衅滋事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
刑法修正案也拟作相应修改，“将多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经处罚后仍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和多次组织、资助他人非法聚集，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如何惩处“老油条”？
劳教废除后，随着劳教所转型为戒毒所或拘役所，原劳教所人员也纷纷转型为戒毒民警，或分流为社区矫正民警。
“其实变化不大。最近几年劳教人员逐渐减少，我们早就在转型了。无论怎么变，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不会变。”一名劳教所工作人员说。
受劳教废除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基层民警。
对于有的基层一线的民警而言，劳教制度废止后在执法工作上的过渡难以“顺理成章”、无缝衔接，甚至可能会经历一段“阵痛期”。
劳教废除后，如何惩处“老油条”，成了基层民警的一个难题。
一名在刑侦一线奋战多年的资深警探就曾说，公安机关遇到一个最为普遍也是十分头疼的问题是：有些
嫌疑人，其违法犯罪行为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却又屡教屡犯、屡罚不改。
“没有劳教制度后，这些人只能治安拘留，最多也就拘留15天，对一些‘老油条’来说，他们根本不怕。”该民警说。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邹雨桐通过在呼伦贝尔市调研还发现，“随着边缘人群、边缘犯罪行为控制的减弱和转移，公安民警案件处置能力、社会治安防范能力与警民关系建设能力等均受到限制。”
在之前，劳教制度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公安机关行使治安、侦查权力的制度性便利，减小了执法成本，是民警寻找案件线索、掌控治安和侦查全局的重要支持条件。
群体性维稳压力也在增加，比如邪教势力问题。2013年前，该市每年劳教的邪教分子达到总人员的1/4以上，有力地震慑了邪教蔓延势头。2013年停止劳教审批后全年仅判处1起邪教案件，涉案人员仅给予了监外执行处罚。
邹雨桐在研究中称，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公安机关对边缘人群、轻微犯罪行为的管控能力尤其是人身强制能力降低，当地民众日常生活的安宁感、社会交往的安定感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弱，于此，得出公安工作效率不彰的印象。
“在一定程度上，民众的这种印象并非错觉。从呼伦贝尔市调查数据也能看出，自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该市刑事拘留人数并没有太大变化，但是行政拘留起数、人数均有较大幅度的变化。”邹雨桐写道。
有基层民警告诉记者称，劳教废除后肯定需要调整，不存在“打击疲软”的问题。
但也多名警界人士认为，要防止可能出现的“打击疲软”问题，当务之急是加快完善、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效仿国外的“社区服刑”制度，让一些屡屡轻微违法的嫌疑人到社区做义工。
社区矫正与轻刑快审
2013年10月，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称，“配合劳教制度改革，探索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审快结机制，大力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广州“轻刑快审”试点的案件包括：危险驾驶、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六类案件。
这其中，危险驾驶、抢夺、盗窃、寻衅滋事等都属于原劳教范围的违法行为。
7月25日，成都市新都区法院对被告王某发、刘某鑫涉嫌盗窃罪一案运用“轻刑快审”机制进行了审理。
整个庭审仅用时11分钟，被告王某发和刘某鑫当庭认罪。
在“轻刑快审”启动之前，当地司法局会进行案件社区影响调查评估;审结之后，这些案件的当事人也部分会进入社区矫正。完善社区矫正，就显得尤为必要。
成都市青白江区从2006年开始试点社区矫正以来，接收社区服刑人员近700人，再犯罪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还面临着执法保障不足等难题。
“因为没有执法主体身份，在矫正对象有违法行为时，如果需要强制带离，我们不能采取措施，只能联系警局协助。”青白江区司法局一名社区矫正人员告诉记者，“有时我们去进行判前社会调查，当事人不让我们进门，还问我们是干什么的”。
专业人员不足也是一大难题。
最近青白江区就接收了一名故意杀人的社区矫正服刑人员。“她每次一来就哭，一看就有精神疾病，但没有做過这方面的司法鉴定。我们自己进行了一个简易的测试，又测不出什么问题。”上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要想对她有针对性的矫正，几乎很难。
社区矫正肩负着监管、教育和矫正的职能。在采访中，数名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称，现有的条件下，“只能说做好监管，矫正几乎谈不上”。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通过后，社区矫正服刑人员以每个月以8000至1万人速度增长。轻刑快审如果推广，增长速度将会更快。社区矫正亟待进一步规范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