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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万伟／译
人们现在为什么把生病当成了人生经历中正面的东西来拥抱呢？
我们生活的世界形形色色的疾病层出不穷。21世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不管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公共生活中，健康都是主导性的话题。不仅如此，健康成为政府干预和制订政策时越来越重要的立场，因而成了高度政治化的问题。随着一年一年的过去，我们花在健康和疾病上的时间和资源好像越来越多。这些现象我认为有四个原因。
首先，医学化（medicalisation）的影响。当医学化的概念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首次形成的时候，它指的是非常狭窄的现象，不像现在的情况。当时只和数量很少的专业人士相关，不像现在这样有凌驾一切的架势。
一般来说，“医学化”的意思就是我们每天碰到的问题都被解释成为医学问题。所以那些本来传统上被定义为存在性的问题，也就是生存的问题，也被贴上了医学问题的标签。如今很难想象一个人生经验中没有健康的警告或医学上的解释。
人们不仅对厄运带来的痛苦、失望、情绪低落、不能自拔等看作医学问题，看作可能产生压力、紧张，并导致创伤的疾病，甚至连人的性格如害羞都医学化了。害羞再正常不过了，我们中很多人经常会感到害羞或局促不安。但是现在害羞被称作“社会恐惧症”。当然，一旦害羞被贴上了医学的标签，医药公司生产出来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一旦经过大肆宣传和广告之后，你可能就成了买这个药品的人了。
我有个爱好，就是阅读报纸上有关新疾病出现的消息。我们不妨称之为“每周一病。”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心理学家说相思病是真正的疾病，需要得到更多的了解和诊断。那些被一般看作恋爱的第一波症状的小动作如买礼物，守在电话旁，或约会前紧张不安等实际上是深层问题要到来的迹象。许多得了相思病的人往往不能对付爱情带来的激烈情绪，一旦坠入情网就会破坏精神稳定，或由于爱情得不到回报而痛苦不堪。
不可否认，激烈的情感可能而且确实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但是连爱情都被看作疾病前兆的话，我们生活的哪个方面还能说与疾病无关呢？为了不得病，我们剩下哪些事情可以做呢？医学化已经无所不在，闯入了人类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并产生影响。目前的局面就是疾病越来越多地被当作正常现象。
由此产生我的第二个观点。现在人们都认为疾病就像健康一样是正常现象。早期的医学化理论仍然认为疾病是例外，现在疾病成了比健康还正常的正常情况。我们现在都被看作潜在的病人，不过暂时摆脱疾病的纠缠而已。
因为我们把疾病正常化，
我们的身份开始和疾病纠缠不清了
身体好成了你不得不对付的情况，一个渴望得到的状态。这进一步强化了疾病或身体不好是正常状态的假设。我们的文化现在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你有问题，你身体不好，是个潜在的病人。这些信号好像是如果你不加入身体好的行列里来，你就要回复到疾病的状态。
在超市里，尤其是中产阶级社区，购买食品已经像进行科学实验的派头了。一个个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查看里面含有多少碳水化合物，是有机物，天然的，还是合成的。花时间阅读标签成了让你身体好的必须步骤。
潜在的病人的概念非常盛行，我们已经把疾病当成自己身份的一部分，当成了生存的条件。有些人可能不那么夸耀，到处炫耀说“我得了牙疼”或“我患了运动员脚病”这些当然听起来不好听，饭桌上谈论也不合适。但是公开谈论别的疾病现在已经可以接受了。比如声称自己是癌症幸存者，或炫耀某种残疾。因为我们将疾病正常化，我们的身份不可避免地与疾病联系在一起。因此，得病很正常，很自然。
当疾病成为我们身份的一部分时，疾病的本质就发生了变化。既然对疾病投入了这么多的感情，既然有关疾病的隐喻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要想将疾病从我们的身份中排除就非常之难了。难怪疾病变得持久、难缠、无法摆脱。患病不再是暂时的状况，越来越成为终生都得承受的折磨。疾病给你的性格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烙印，影响你的一生。这一点可以从癌症幸存者或别的幸存者的说法上看出来。我们好像总是在缓解病情。疾病仍然是我们的一部分，它影响我们的性格。
这样一来，疾病开始拥有了不再负面的特征。过去，疾病被看作糟糕的事情，如今，你能在《卫报》（Guardians Unlimited）或别的报刊杂志上阅读患病日记。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通过疾病我对自己了解了很多。”患病好像成了一个学习的经历：“我本来有可能失去一条腿或一半脑细胞，但是从这个独特的经历中我学到了很多。”简直就像上了大学，是件可以拥抱的正面的东西。教你怎样从疾病中学习的书有好几百本之多。
我们从必然性里面寻求美德，其实是在有意识地赞美疾病。从理论的观点看，疾病应该是第一级的概念，健康是第二级的概念。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健康从属于疾病。
第三个影响是当今的文化讨论，文化叙述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健康来揭示生活的意义。我们面临的不稳定因素越多，就越难进行道德判断，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就越觉得模糊，使用讨论健康的语言揭示生命的意义就越习惯和舒服。在道德和存在都面临动荡不定的状态时，健康就成了为个人提供指导的重要词语。
肥胖者如今不是仅仅身体上的问题，
还被看作有道德问题
现在问题已经严重到我们甚至都不注意自己在做什么了。比如，我们不再告诉十多岁的年轻人婚前性行为到底好还是坏或不道德的。相反，我们说婚前性行为对身体健康有威胁。性教育项目只是给你说如果强迫发生性行为会造成感情上的创伤，要是呆在家里看电视就好些。
如今清楚、直接指导人们行为的道德原则非常少，但是用健康原则广泛、系统地指导自己的生活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甚至药品和食品都具有了道德含义。据说有些药品对环境不好，另外一些药品尤其是用天然植物制成的，往往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人们普遍认为有机食品好些，不仅从营养角度好，从道德角度讲也好。另一方面，经化学加工的花哨的食品常常被认为是邪恶的。
如果你看一下谈论药品、健康、肥胖者以及他们的体型时使用的语言，就会发现，人们不仅在谈论身体，同时还作出道德判断。肥胖者被认为有严重的道德问题，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毛病。因为我们成为道德上的文盲，所以在遇到道德或精神困惑的时候转向健康寻求帮助。
第四个影响是健康的政治化。健康成为连续的政治活动的核心问题。那些没有信仰和激情的政客，面对公众不知说什么的政客，只要扯上健康问题保准得到激烈响应。当然有不少人从健康领域大发横财，包括医药公司，健身俱乐部到江湖骗子和冒牌医生等。所有这些人都在当今健康第一的文化大潮中一展身手。
我们不妨来做个预测——西方社会可能无法克服如今走火入魔的疾病意识。不管政府采取什么措施，不管在这个问题上投入多少金钱，即使把医疗开支增加四倍，这个危机依然照样存在。只要疾病正常化得到文化上的认可，越来越多的人就可能认为自己有病，而且将陪伴我们一辈子。总而言之，解决这个问题不在政策，甚至不在药品，而在文化观念。
人们现在为什么把生病当成了人生经历中正面的东西来拥抱呢？
我们生活的世界形形色色的疾病层出不穷。21世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不管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公共生活中，健康都是主导性的话题。不仅如此，健康成为政府干预和制订政策时越来越重要的立场，因而成了高度政治化的问题。随着一年一年的过去，我们花在健康和疾病上的时间和资源好像越来越多。这些现象我认为有四个原因。
首先，医学化（medicalisation）的影响。当医学化的概念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首次形成的时候，它指的是非常狭窄的现象，不像现在的情况。当时只和数量很少的专业人士相关，不像现在这样有凌驾一切的架势。
一般来说，“医学化”的意思就是我们每天碰到的问题都被解释成为医学问题。所以那些本来传统上被定义为存在性的问题，也就是生存的问题，也被贴上了医学问题的标签。如今很难想象一个人生经验中没有健康的警告或医学上的解释。
人们不仅对厄运带来的痛苦、失望、情绪低落、不能自拔等看作医学问题，看作可能产生压力、紧张，并导致创伤的疾病，甚至连人的性格如害羞都医学化了。害羞再正常不过了，我们中很多人经常会感到害羞或局促不安。但是现在害羞被称作“社会恐惧症”。当然，一旦害羞被贴上了医学的标签，医药公司生产出来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一旦经过大肆宣传和广告之后，你可能就成了买这个药品的人了。
我有个爱好，就是阅读报纸上有关新疾病出现的消息。我们不妨称之为“每周一病。”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心理学家说相思病是真正的疾病，需要得到更多的了解和诊断。那些被一般看作恋爱的第一波症状的小动作如买礼物，守在电话旁，或约会前紧张不安等实际上是深层问题要到来的迹象。许多得了相思病的人往往不能对付爱情带来的激烈情绪，一旦坠入情网就会破坏精神稳定，或由于爱情得不到回报而痛苦不堪。
不可否认，激烈的情感可能而且确实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但是连爱情都被看作疾病前兆的话，我们生活的哪个方面还能说与疾病无关呢？为了不得病，我们剩下哪些事情可以做呢？医学化已经无所不在，闯入了人类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并产生影响。目前的局面就是疾病越来越多地被当作正常现象。
由此产生我的第二个观点。现在人们都认为疾病就像健康一样是正常现象。早期的医学化理论仍然认为疾病是例外，现在疾病成了比健康还正常的正常情况。我们现在都被看作潜在的病人，不过暂时摆脱疾病的纠缠而已。
因为我们把疾病正常化，
我们的身份开始和疾病纠缠不清了
身体好成了你不得不对付的情况，一个渴望得到的状态。这进一步强化了疾病或身体不好是正常状态的假设。我们的文化现在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你有问题，你身体不好，是个潜在的病人。这些信号好像是如果你不加入身体好的行列里来，你就要回复到疾病的状态。
在超市里，尤其是中产阶级社区，购买食品已经像进行科学实验的派头了。一个个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查看里面含有多少碳水化合物，是有机物，天然的，还是合成的。花时间阅读标签成了让你身体好的必须步骤。
潜在的病人的概念非常盛行，我们已经把疾病当成自己身份的一部分，当成了生存的条件。有些人可能不那么夸耀，到处炫耀说“我得了牙疼”或“我患了运动员脚病”这些当然听起来不好听，饭桌上谈论也不合适。但是公开谈论别的疾病现在已经可以接受了。比如声称自己是癌症幸存者，或炫耀某种残疾。因为我们将疾病正常化，我们的身份不可避免地与疾病联系在一起。因此，得病很正常，很自然。
当疾病成为我们身份的一部分时，疾病的本质就发生了变化。既然对疾病投入了这么多的感情，既然有关疾病的隐喻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要想将疾病从我们的身份中排除就非常之难了。难怪疾病变得持久、难缠、无法摆脱。患病不再是暂时的状况，越来越成为终生都得承受的折磨。疾病给你的性格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烙印，影响你的一生。这一点可以从癌症幸存者或别的幸存者的说法上看出来。我们好像总是在缓解病情。疾病仍然是我们的一部分，它影响我们的性格。
这样一来，疾病开始拥有了不再负面的特征。过去，疾病被看作糟糕的事情，如今，你能在《卫报》（Guardians Unlimited）或别的报刊杂志上阅读患病日记。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通过疾病我对自己了解了很多。”患病好像成了一个学习的经历：“我本来有可能失去一条腿或一半脑细胞，但是从这个独特的经历中我学到了很多。”简直就像上了大学，是件可以拥抱的正面的东西。教你怎样从疾病中学习的书有好几百本之多。
我们从必然性里面寻求美德，其实是在有意识地赞美疾病。从理论的观点看，疾病应该是第一级的概念，健康是第二级的概念。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健康从属于疾病。
第三个影响是当今的文化讨论，文化叙述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健康来揭示生活的意义。我们面临的不稳定因素越多，就越难进行道德判断，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就越觉得模糊，使用讨论健康的语言揭示生命的意义就越习惯和舒服。在道德和存在都面临动荡不定的状态时，健康就成了为个人提供指导的重要词语。
肥胖者如今不是仅仅身体上的问题，
还被看作有道德问题
现在问题已经严重到我们甚至都不注意自己在做什么了。比如，我们不再告诉十多岁的年轻人婚前性行为到底好还是坏或不道德的。相反，我们说婚前性行为对身体健康有威胁。性教育项目只是给你说如果强迫发生性行为会造成感情上的创伤，要是呆在家里看电视就好些。
如今清楚、直接指导人们行为的道德原则非常少，但是用健康原则广泛、系统地指导自己的生活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甚至药品和食品都具有了道德含义。据说有些药品对环境不好，另外一些药品尤其是用天然植物制成的，往往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人们普遍认为有机食品好些，不仅从营养角度好，从道德角度讲也好。另一方面，经化学加工的花哨的食品常常被认为是邪恶的。
如果你看一下谈论药品、健康、肥胖者以及他们的体型时使用的语言，就会发现，人们不仅在谈论身体，同时还作出道德判断。肥胖者被认为有严重的道德问题，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毛病。因为我们成为道德上的文盲，所以在遇到道德或精神困惑的时候转向健康寻求帮助。
第四个影响是健康的政治化。健康成为连续的政治活动的核心问题。那些没有信仰和激情的政客，面对公众不知说什么的政客，只要扯上健康问题保准得到激烈响应。当然有不少人从健康领域大发横财，包括医药公司，健身俱乐部到江湖骗子和冒牌医生等。所有这些人都在当今健康第一的文化大潮中一展身手。
我们不妨来做个预测——西方社会可能无法克服如今走火入魔的疾病意识。不管政府采取什么措施，不管在这个问题上投入多少金钱，即使把医疗开支增加四倍，这个危机依然照样存在。只要疾病正常化得到文化上的认可，越来越多的人就可能认为自己有病，而且将陪伴我们一辈子。总而言之，解决这个问题不在政策，甚至不在药品，而在文化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