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七八年前的某一天，我去北京出差，在一个饭局上初识港商钟瀚德（原名钟建国）——万都集团主席、香港湖南商会会长。钟先生四十开外，肩膀厚实，腰板直挺，身手矫健，一派军人风度。听说我是学者，坐定以后就不断发问，所问大多在点子上，显然读过不少书。我们就此相识，回到香港后也偶有来往。
　　2007年，有朋友想做从印尼进口煤炭铁砂到中国的生意，并介绍我认识了他的生意伙伴——印尼的国会议长夫人。我想起了钟瀚德，知道他神通广大，就问他是否愿意和我的朋友合作。
　　在了解情况后，他提议直接和印尼方合作，改贸易为采矿。随后我俩一起去印尼实地考察。钟先生决定出资和对方成立一家合作公司。他慷慨地给了我一部分股份，邀请我出任董事。此后的一年里，我俩几次一起去印尼为设立公司奔走。这时候，我才知道他真正的实力。万都集团从事房地产和森林矿产资源开发、金融投资以及高科技产业，旗下的企业及众多投资项目遍布中国及世界各地。但他一直脚踏实地、低调行事，不打算上市套钱，更没有兴趣去争富豪榜的座次。在去印尼的一路上，我见他手不释卷，手提包里装满各种书籍，即使乘飞机也在聚精会神地看书。他说自己年轻时当兵，二十年前开始经商，后来移居香港，没有机会受正规教育，但在当今这个知识时代想把事业做大，必须不断学习新东西，充实自己。前几年，他抽空去内地修完了大学的财经专业课程，毕业后又一直坚持自学。有时在一起聊天，感觉他更像一个学者。我曾带他去拜见南怀瑾先生。在饭桌上，听他从历史、地理到采矿侃侃而谈，怀师赞不绝口。驰骋商场的钟先生能如此勤奋读书，可见他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
　　不久爆发了金融海啸，我们在印尼的事业半途而废。生意没做成，我和瀚德兄却成了好朋友。这才看到了他人生的另一面——仗义疏财，乐善好施。以前他从不言及自己从事的慈善事业。其实，只要哪里发生天灾人祸，瀚德兄都会慷慨地伸出援手。他说过：“钱财可能是我们成功的见证，但对于贫困者来说则是救命的。若富者以仁慈之心扶贫济困，让贫者感受到社会的关怀与帮助，贫富间的敌对情绪就会自然消散，弥漫社会的将是一片祥和之气。”
　　瀚德兄的慈善事业不只停留在扶贫赈灾上，更是坚持不懈地实践他“教育树人，科学强国”的理念。几年来，他在全国各地捐建的希望小学已达三十多所，每年还为几百名贫困大学生提供奖助学金，帮助他们完成学业。逢年过节，受资助的学生都会发来电子邮件问候“钟伯伯”。他笑言每次阅读孩子们的来信，是他最快乐的时候。
　　在资助学生的过程中，他发现提高师资水平十分重要，就出资数千万元，在全国18所师范大学设立明德奖，奖励模范教师和优秀师范生。为了促进国际间的学术教育交流，多年来瀚德兄一直捐助香港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和牛津大学、美国耶鲁大学等高校，至今已有两百多位中外学者受其资助。
　　瀚德兄爱书，不仅自己读书、买书、藏书，而且关心流落在海外的中国古籍命运。2008年，他听说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收藏有二十多萬卷珍贵的中国古籍，就捐资200万英镑，用于这批古籍的保护、整理以及复制回中国。他促成牛津大学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合作。2012年，正在英国访问的李长春还参加了双方合作协议的签字仪式。此后，他又承诺出资一千万美元用于国家图书馆和牛津大学等欧美著名图书馆的合作。
　　牛津大学为感谢钟先生的贡献还分出中文图书专门建立了“钟瀚德图书馆”。他推荐我出任馆长，并陪我去牛津大学考察，和博德利图书馆萨拉·托马斯馆长洽谈。后来我因突发眼疾不得不辞谢了这个职位。这些只是瀚德兄做慈善事业的冰山一角，近二十年来，他为支持中国的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学术和国际交流而捐赠的财产不下十数亿，却从不张扬。谁说中国没有巴菲特？谁说中国只有陈光标？只是说的人不真做，真做的人不愿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