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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7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汉语研究班之前，就认识俞敏先生了，是在颖明（陆宗达）先生家里见到的。我在陆先生家见过俞先生两次。第一次是七十年代初，我们三四个“秘密”跟陆先生学《左传》《说文》的人，几乎每周都到陆先生家听讲。一天下午我上完课（那时我在180中学教数学）去看陆先生。进屋一看，一个不认识的人坐在堂屋，带着憨厚而威严的笑容，笑的时候不露牙齿。这位是……，陆先生马上介绍道：“这是俞敏先生。”我虽然是第一次见到俞先生，但在陆先生和陆昕那里，早就听过俞敏这个名字。我立刻上前打招呼，告诉俞先生：“在陆先生的课上，经常讲到您的名字。”陆先生接过话头，玩笑着说：“久闻大名啊！”俞先生马上接着说：“如雷贯耳！”哈哈哈，大家都笑起来。我第一次见到俞先生的时候就觉得他和陆先生的关系与众不同。他们不像是师生，倒像是老朋友，但比一般的朋友亲密得多。
第二次见到俞先生也是在陆先生家。这次我读完了《段注》，记得颖明先生跟叔迟谈到在教我们几个小年轻《说文》，说着说着他用他长而细的手指着我对俞先生说：“他居然读完《段注》了。”“居然”两个字说得非常重。俞先生接着说：“读这种书的人现在不多。”我当时不满20岁，还等着俞先生再夸几句呢，结果先生既没有夸奖，也没什么表现出惊奇，很平静地就转了话头。但我可感觉到一种不同：从那儿以后，陆先生讲课就和以前不同了，古音讲解得多了，俞先生的名字也常常挂在先生的嘴上。耳濡目染，俞先生就成了我们之间的传奇人物了。
后来读了研究生。记得一次我们79级的古汉语研究生集体去拜见先生。我们一共13人：陆先生的研究生4个、萧先生的研究生5个、俞先生的4个。我们研究《说文》的同学里，老大是李建国，老二是杨润路，尹黎云老三，我是老四。那次在先生家里谈的是什么，全记不得了，只记得俞先生对老二（杨润路）说，“你是北京人”，然后又对我说，“你的北京话说得音儿正”。当时我真不知道怎么都说北京话，还有“正不正之分”呢？后来到了UPENN（宾夕法尼亚大学），一次在我的洋老师拉波夫的家里，他让我说“拼音”二字，我就说“pinyin”。 “阿哈，你看，你说的是一个音节！” 拉波夫大声说道。怎么可能呢？我想。于是我又说了一次：“pin……yin”。他笑着说：“你说北京土话啊。”噢，我开始感觉到他在笑我“土”呢。我一下明白过来：俞先生说我的北京话很正，是不是也是说我的北京话“很土”呢？土=地道，直到后来搞了韵律构词学和韵律形态学才明白，才看出俞先生为什么注重发音、为什么注重“土话”的发音了 —— 因为“土音”里面有很多“形态”的信息呢！
陆先生常说：“俞敏的耳朵好使。”从陆先生的神态里，我深深体会到他对俞敏先生的尊重和骄傲。陆先生说过好几次，“俞先生汉藏对音发现了二十八部和十九纽，他说‘章黄用弓箭比有些戴着折光镜用现代步枪还打得还准’。” 文革的那些日子跟陆先生学《说文》最令人开心的是先生讲俞敏的故事，很多都是大家知道的，这里不重复了。后来上了大学，又跟陆先生读研究生，于是可以亲耳聆听俞先生的授课，给我的印象就更深了。记得一次讲到“襄”字，先生对牵强附会“解衣耕”的意思时，毫不掩饰地说：“胡说八道！”哇，这么尖锐，我心里一颤！陆先生和俞先生的风格很不一样，陆先生总是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从不直接批評。俞先生则锋芒凛凛，但不张扬；因为他的见解太尖锐、太前沿。记得一次他讲解句法，令我终身难忘。他是怎么解释句子的结构的呢？先生说：汉语句子的结构嘛，很简单，就在北京人聊天、下棋时说的闲话里面。如：
昨儿护城河边儿有个老头儿钓上一条鱼来。
先生做的结构分析非常独到：先时间，再地点，再主语，再动词，再宾语。这是正常格式，但并非所有的句子都是常规格式。先生风趣地说：“我当右派的时候天天扫厕所、写‘小便靠前站’。请问，主语是谁？”听的人都笑了，但心里却啧啧不语 —— 一方面赞叹先生的智慧，一方面痛惜先生的不幸 —— 斯人也而有斯遇也。
1986年我见到先生最后一面，我到先生家跟他告别。就像上次陆先生家里见到的一样，先生没有夸奖，只是一般性地告我：“出国念书不容易。”到国外以后，好几次想跟先生汇报一下自己的学习心得，但一想到自己如此碌碌，就又低下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了。不知不觉一下子30年过去了。今年得知我写过词条的一部国外出版的大型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出版了。出版社（Brill）给我了一份总目录，因为自己写了词条，就马上查看登出了几条，我从“双音化、韵律构词学、韵律-句法界面互动”到“四字格、口语-书面语”……突然，一个名字映入眼帘：俞敏。哇，俞先生也列入词条啦！ 我马上查了一下列入词条的学者都有谁，结果只有9位，他们是：
赵元任（Chao）、周法高（Chou）、董同龢（Dong）、李方桂（Li）、陆志韦（Lu）、王力（Wang）、魏建功（Wei、俞敏（Yu）、朱德熙（Zhu）。
我想，如果从这九位里面再选出更少的人，恐怕还会有俞敏！
我心中暗语：还有什么比这种公认、这种荣誉更能让学者满足、更能令后人仰止的呢？
先生不朽也矣！
呜呼！若非右派、“文革”之“岁寒”，怎能衬出“俞敏”二字之“不凋”也？！
（作者系1979-1982年北师大中文系硕士生，俞敏先生的及门弟子。哈佛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第二次见到俞先生也是在陆先生家。这次我读完了《段注》，记得颖明先生跟叔迟谈到在教我们几个小年轻《说文》，说着说着他用他长而细的手指着我对俞先生说：“他居然读完《段注》了。”“居然”两个字说得非常重。俞先生接着说：“读这种书的人现在不多。”我当时不满20岁，还等着俞先生再夸几句呢，结果先生既没有夸奖，也没什么表现出惊奇，很平静地就转了话头。但我可感觉到一种不同：从那儿以后，陆先生讲课就和以前不同了，古音讲解得多了，俞先生的名字也常常挂在先生的嘴上。耳濡目染，俞先生就成了我们之间的传奇人物了。
后来读了研究生。记得一次我们79级的古汉语研究生集体去拜见先生。我们一共13人：陆先生的研究生4个、萧先生的研究生5个、俞先生的4个。我们研究《说文》的同学里，老大是李建国，老二是杨润路，尹黎云老三，我是老四。那次在先生家里谈的是什么，全记不得了，只记得俞先生对老二（杨润路）说，“你是北京人”，然后又对我说，“你的北京话说得音儿正”。当时我真不知道怎么都说北京话，还有“正不正之分”呢？后来到了UPENN（宾夕法尼亚大学），一次在我的洋老师拉波夫的家里，他让我说“拼音”二字，我就说“pinyin”。 “阿哈，你看，你说的是一个音节！” 拉波夫大声说道。怎么可能呢？我想。于是我又说了一次：“pin……yin”。他笑着说：“你说北京土话啊。”噢，我开始感觉到他在笑我“土”呢。我一下明白过来：俞先生说我的北京话很正，是不是也是说我的北京话“很土”呢？土=地道，直到后来搞了韵律构词学和韵律形态学才明白，才看出俞先生为什么注重发音、为什么注重“土话”的发音了 —— 因为“土音”里面有很多“形态”的信息呢！
陆先生常说：“俞敏的耳朵好使。”从陆先生的神态里，我深深体会到他对俞敏先生的尊重和骄傲。陆先生说过好几次，“俞先生汉藏对音发现了二十八部和十九纽，他说‘章黄用弓箭比有些戴着折光镜用现代步枪还打得还准’。” 文革的那些日子跟陆先生学《说文》最令人开心的是先生讲俞敏的故事，很多都是大家知道的，这里不重复了。后来上了大学，又跟陆先生读研究生，于是可以亲耳聆听俞先生的授课，给我的印象就更深了。记得一次讲到“襄”字，先生对牵强附会“解衣耕”的意思时，毫不掩饰地说：“胡说八道！”哇，这么尖锐，我心里一颤！陆先生和俞先生的风格很不一样，陆先生总是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从不直接批評。俞先生则锋芒凛凛，但不张扬；因为他的见解太尖锐、太前沿。记得一次他讲解句法，令我终身难忘。他是怎么解释句子的结构的呢？先生说：汉语句子的结构嘛，很简单，就在北京人聊天、下棋时说的闲话里面。如：
昨儿护城河边儿有个老头儿钓上一条鱼来。
先生做的结构分析非常独到：先时间，再地点，再主语，再动词，再宾语。这是正常格式，但并非所有的句子都是常规格式。先生风趣地说：“我当右派的时候天天扫厕所、写‘小便靠前站’。请问，主语是谁？”听的人都笑了，但心里却啧啧不语 —— 一方面赞叹先生的智慧，一方面痛惜先生的不幸 —— 斯人也而有斯遇也。
1986年我见到先生最后一面，我到先生家跟他告别。就像上次陆先生家里见到的一样，先生没有夸奖，只是一般性地告我：“出国念书不容易。”到国外以后，好几次想跟先生汇报一下自己的学习心得，但一想到自己如此碌碌，就又低下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了。不知不觉一下子30年过去了。今年得知我写过词条的一部国外出版的大型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出版了。出版社（Brill）给我了一份总目录，因为自己写了词条，就马上查看登出了几条，我从“双音化、韵律构词学、韵律-句法界面互动”到“四字格、口语-书面语”……突然，一个名字映入眼帘：俞敏。哇，俞先生也列入词条啦！ 我马上查了一下列入词条的学者都有谁，结果只有9位，他们是：
赵元任（Chao）、周法高（Chou）、董同龢（Dong）、李方桂（Li）、陆志韦（Lu）、王力（Wang）、魏建功（Wei、俞敏（Yu）、朱德熙（Zhu）。
我想，如果从这九位里面再选出更少的人，恐怕还会有俞敏！
我心中暗语：还有什么比这种公认、这种荣誉更能让学者满足、更能令后人仰止的呢？
先生不朽也矣！
呜呼！若非右派、“文革”之“岁寒”，怎能衬出“俞敏”二字之“不凋”也？！
（作者系1979-1982年北师大中文系硕士生，俞敏先生的及门弟子。哈佛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