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蛐蛐儿、蝈蝈儿、油葫芦……
国鼾儿、牛鼾儿、蛤蟆鼾儿、蛐蛐鼾儿……
这一只只一声声叫出来的，全是老北京生活的惬意图画。
北京寒冷的冬季，您在北京街头见过这场景吗？一位路人拉开羽绒服，从怀里掏出个小瓶，里面蹦跶着一只蝈蝈;出租车副驾驶位，嘹亮的鸣叫声从储物盒里钻出来。
他们都是京城中的爱虫人。而这项养虫的技艺，在“虫把式”的叙述中，有着分外别致的趣味。
高级技师成了“虫把式”
2018年12月底举行的“全国首届油葫芦大赛”上，62岁的安国祥带来的4只“油葫芦”囊括了3個项目的奖项和总冠军，由此爆出京城鸣虫界的热点新闻。
己亥年元宵节前夕，笔者踏着咯吱作响的积雪前往官园桥附近的一个小院去拜访安国祥师傅。
采访在安家温暖昏暗的小屋里进行，室内被大缸小罐挤得简直没有下脚之地，充盈耳郭的满是“嘟嘟嘟，悠悠悠”的蛐蛐儿和油葫芦（比蛐蛐体型大一些）那悦耳的鸣叫声。数九天里听这似古筝似胡琴般美妙的鸣叫声，别有一番惬意在其中……
安国祥师傅说，我国鸣虫的历史始于唐朝，兴于宋朝，盛于明清，尤以清为甚。那时节玩鸣虫还只是宫廷专属，只有达官贵族和富家子弟才有条件玩，普通百姓是玩不起的。各种鸣虫皆在秋后死亡，所以催生了人工反季节“份”（繁殖）的特殊技术。
人工繁育成本很高，之所以成本昂贵是因为冬季“份”（繁殖）虫逆天时违反自然规律。投入大量钱财而产生的这种繁琐而又成本巨大的人工培育鸣虫技术，到晚清时发展到了高峰。行内人在挑选鸣虫时，要求鸣叫的质量要达到相关标准，渐渐以此形成行业标准，这也使得北京的鸣虫文化传承并沿袭了下来。
据民间的说法，传播“份”虫技的有清末宫廷中走出来的天津人沙公公，北京北城的赵子晟、南城的寇双全等人，是这些人把皇家繁琐的鸣虫技术传到民间。三人中当属沙公公的火候和手艺最为娴熟，这也和普通老百姓进不了宫，而繁殖鸣虫又是离不开人的，沙公公身在宫内，得天时地利。
安国祥介绍，夜间“份房”的温度控制至关重要，近水楼台的沙公公昼夜守在“份房”，他的经验和手艺自然就脱颖而出了。而南寇北赵则为了冬天“份虫”，在夏秋两季就到各地收集优良品种，为冬天的工作做准备了。
到了民国年间，鸣虫市场更加蓬勃兴起，北京以南寇北赵为代表的专业“虫把式”（老北京管“份”虫的人叫“虫把式”），技术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这有赖于有心人多年收集改革优良品种所付出的努力，鸣虫的欣赏性和商业价值双双攀升，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
笔者原以为安国祥有家传渊源，详细一问才知道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老安还是北京燃气工程公司的高级焊接技师，曾参与过鸟巢建筑材料的焊接加工。
用老安的话说，想当初咱对养虫儿的活就是一棒槌。只是当年住在官园花鸟鱼虫市场（现已拆除）附近，上下班都能看见不少卖鸣虫的，上来好奇心了，就跟人家拉呱套瓷，时间长了都混了个半熟脸。后来自己也按照人家说的方法照猫画虎地试着“份”起虫儿来。
一开始安国祥只是弄个鱼缸子小规模鼓捣，到了1990年尝试着进行扩大再生产，没想到遭遇了全军覆没——他的上千只冬虫一个活的没剩。
这因为什么呀？安国祥找行家询问，同时遍查资料，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是由于虫儿长年累代近亲繁殖，造成了自身免疫力下降抵抗力减退所导致的。自此以后，安国祥采取了措施，一是严把消毒环节，二是采用自家母本，使用野生虫儿做父本，由此既保证了血统的传承又提高了鸣虫的质量。
侍弄反季节蝈蝈、蛐蛐、油葫芦35年的安国祥，经历的失败和挫折并不止这一次。
他还碰到过做杂交时，因外来鸣虫携带病菌一窝死光光的情况;也遇到过因饵料不洁净而出现的群体死亡现象;还吃过因环境温度变化剧烈而使鸣虫致死的亏。
亏并不白吃，现在，学习已经成了安国祥的重要课程，他研习营养学、遗传学、防疫学等知识，对他都很有帮助。
他说，养虫儿的适宜温度应该在28—35摄氏度，并且要给鸣虫有比例地补充植物和动物蛋白，而最重要的是预防传染病。
30多年来，安国祥业余时间已“份”了三大虫类共计15万多只，还潜心培育了不少稀有品种。目前包括北京在内全国各地的“金眼油葫芦”“金头油葫芦”全部出自安国祥之手。中科院教授、中国昆虫研究所所长吴继传曾于1991年亲笔为安国祥的这一贡献题了词。
聪明的老安还学会了为虫儿点药调整它鸣叫的声音和节律的技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刻苦钻研、执着实践已使自己融于虫儿的部落，成为名副其实的“人虫”。
“候鸟老人”山东逮蝈蝈
实际上，京城的养虫人不在少数，今年71岁的北京“候鸟老人”郑春来也是其中之一。年前，我也去拜访了他。
郑春来退休后在山东威海买了一套海景房，每年春、夏、秋三季都在那里过着惬意的退休生活。作为资深的“北京爷”，老郑对架鸟玩虫深有造诣。每年开春时他与威海的邻居们一见面，大家伙就开始预约秋天鸣虫的订货了：今年您再逮住蝈蝈一定得给我留俩，头年那个少了点儿。
说到逮蝈蝈的艰难与乐趣，这位七旬老顽童滔滔不绝，他自己一个人在山上逮蝈蝈时，山道上坑坑洼洼很不好走，深一脚浅一脚的，有时不小心会踱到山崖边上。而蝈蝈们为了求生存都是很聪明的，它们往往在很危险的地方定居，而且很有领地意识，如有同类来侵犯就一定咬个你死我活。
所以人去抓它时首先要定准方位，不然你还没走到跟前，差着十来米呢，它就不叫唤了。
郑春来感叹逮蝈蝈实在是件辛苦的差事。上山抓它时需要全副武装穿戴整齐，带好工具，顶烈日被雨淋，可这就是自找的乐儿呀！
71岁的郑春来老人手机中存了不少抓蝈蝈时的照片，他指着自己去年夏天在威海逮蝈蝈的照片念起了《蝈蝈经》：“蝈蝈的品种很繁杂，分铁蝈蝈、绿蝈蝈、草白蝈蝈和山青蝈蝈这四大类。蝈蝈的名产地有平谷、蓟县、北京的西山和山东的沂蒙”。 郑春来自己会首选铁蝈蝈，俗称黑蝈蝈。因为铁蝈蝈的体能好，善鸣叫，而且寿命长，个头大，膀力足，威武漂亮得像一个强壮的男子汉。铁蝈蝈中又首选蓝脸，越蓝越好，最好的是蓝紫色像个窦尔敦的。肚皮色也要蓝色，眼睛要选黄眼儿的，头要小，脖颈粗度适中，六个足要粗长，挠钩、爪花要大，腿上的刺越多越好。郑春来还说，蝈蝈翅膀的颜色从透明到红色分为很多种，上乘的有玻璃全透明翅，它属于超厚超硬翅，鸣叫起来声音悦耳，声震屋瓦，其膀子筋黑且粗长，这样的蝈蝈堪称“王中王”。
兴致起处，老郑谈到了一次他特别难忘的经历：有一年夏天威海天气很炎热，老郑在小区里遛弯，忽然听见门外头水沟边传来阵阵焦脆震耳的蝈蝈叫声。
那带着金属声音的鸣叫简直力压群虫，实在是太美妙了！几声鸣叫一下子就把老郑的瘾勾了起来。他循着声音来到水沟边，钻进齐人高的苇塘里，在密不透风的苇丛里轻轻地摸索前行。
忽然，他眼前一亮——那么老大、漂亮、威猛的一只铁蝈蝈就在眼前！大喜过望的老郑兴奋地扑上前捕捉，怎料那个机灵的家伙“嗖”地一下蹦没了影踪。郑春来懊悔不已，返回家后反复琢磨抓捕计划的漏洞，第二天又重入芦苇丛，再次寻到铁蝈蝈，终于收服了这只“大哥大”王牌，郑春来高兴得把蝈蝈装进笼子到处跟人显摆。
喜欢蝈蝈近乎痴迷的郑春来说起蝈蝈的繁殖倒是实话实说：我自己在这方面一窍不通，那“份”虫之技还得“大把式”們才行。
听大把式谈“份”蝈蝈
30岁的安维是安国祥的儿子，他跟着父亲也“份”了好几年虫儿了，算得上一位内行大把式。安维说，蝈蝈是老北京人喜欢的冬虫儿，可是人们手中的蝈蝈并非都是野生的，大多数是人工“份”出来的，“份”就是人工繁育的意思。蝈蝈是蟋蟀科的一个分支，也属于秋虫。您想野外的秋虫能活到冬天吗？再长寿的草虫到了冬天也得死，“份”蝈蝈是一门特殊的技术。
老北京牛街有一家鼎鼎大名的虫把式“蛐蛐白”，他家从祖上就向清宫进贡各种冬虫儿。白家的老辈人曾持有紫禁城的腰牌，可以方便地出入宫廷去伺候皇族玩的鸣虫儿。时至今日“蛐蛐白”传人仍在做着冬虫儿培育的工作，只是培育的数量比较少。安维说，蝈蝈一直是老百姓喜爱的鸣虫，它的声音洪亮高亢，“国、国、国”的鸣叫也颇为吉利，顺着皇帝的心意，因此备受皇家青睐，平民百姓喜欢蝈蝈则多是寄希望于国泰民安，过过太平日子。
安维向我详细地介绍了“虫把式”的工作情况：“他们秋天到山里抓捕母虫，回来放在罐里头养着，母蝈蝈产卵是产在土里，待入冬时‘虫把式’要用棉被捂在罐子上使其保持温度，一周以后虫卵孵化成米虫样的幼虫，就可以喂些嫩白菜叶了，这时还要多多让它晒太阳，小小幼虫慢慢就会长出腿和翅膀来了。”
蝈蝈的一生要脱7次壳，每脱一次就长大一点儿。有趣的是蝈蝈脱壳时是倒挂金钩的姿势，它会把所脱之壳全部吃干净，这是为了补充自身的钙质。就这样平均7天脱一次壳，七七四十九天后，一只漂亮威武的蝈蝈终于长成了。
安维说，老北京“份”虫儿的人下辛苦“份”出好的虫儿一般是供自己和朋友玩的。
过去卖冬虫儿的没有走街串巷沿胡同叫卖的，他们有固定的摊点，比如白塔寺、隆福寺、护国寺、土地庙和天桥等处。
冬季寒冷，虫贩们会想方设法给娇气的小虫儿做好保温保暖工作，就像今天十里河花鸟鱼虫市场上卖热带鱼的，他们会用高压锅烧水做成“土暖气”，用热蒸气给鱼取暖一样。早年间卖冬虫儿的是靠炭火盆的微火温着鸣虫。
售卖时，那些卖主手里如果有“大翅”“大膀”“长衣”之类上品相的好货色，会一直藏在葫芦中揣在怀里，只有碰到认货的行家，才拿出来交易呢。
“份虫人”用上了网络
上世纪30—50年代，贩鸣虫的人都爱追庙会。地处阜成门内的白塔寺庙会每月逢五六开市，算下来一个月有6天庙会日。庙会期间东起马市桥，西至宫门口西岔，卖吃食的、卖玩意儿的、卖估衣的摊贩占据长长一条街，他们高声吆喝，来逛庙会的人驻足围观，往往挤得水泄不通。当年“份鸣虫”的产地距此不远，他们当然也要跻身其中了。
白塔寺后门的元宝胡同是卖鸽子、鹌鹑、鹰和鸟的集中地，那些卖鸣虫儿、蛐蛐罐和葫芦的也在这里贩卖。现而今，从事30多年“份”虫儿行当的安国祥已经学会了在网上发布信息。
我看过他前些时候发的一段视频，视频中老安一手托着紫砂壶，一手指着自己新获得的鸣虫大赛奖杯，用聊天的口气跟虫儿粉们谈着鸣虫知识。
安国祥在视频中的讲解特别仔细，他告诉消费者，在挑选蝈蝈时要注意听声音，蝈蝈大致能叫出四种好听的声音，叫得清楚的肯定是上品。第一种叫“国”字，行家称为国鼾儿;第二种叫出“门儿”（像牛叫唤的声音），这是牛鼾儿;第三种叫出“蛙”声，就是蛤蟆鼾儿;最后一种叫出“蛐蛐鼾儿”的声音，凡能叫出以上四种中任何一种声音的都算好蝈蝈。
现在，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野生蝈蝈的数量和质量在日趋下降，养殖户已很难找到又好又大的野生蝈蝈品种了，但是野生和家养的蝈蝈相互杂交，可以使蝈蝈的质量有显著提升。
我常常看到街头巷尾开出租车的“的哥”、敲击笔记本电脑的白领、潇洒遛弯的老人，怀里揣个葫芦悠闲听着悦耳的虫鸣声，那是一幅老北京的惬意图画。
国鼾儿、牛鼾儿、蛤蟆鼾儿、蛐蛐鼾儿……
这一只只一声声叫出来的，全是老北京生活的惬意图画。
北京寒冷的冬季，您在北京街头见过这场景吗？一位路人拉开羽绒服，从怀里掏出个小瓶，里面蹦跶着一只蝈蝈;出租车副驾驶位，嘹亮的鸣叫声从储物盒里钻出来。
他们都是京城中的爱虫人。而这项养虫的技艺，在“虫把式”的叙述中，有着分外别致的趣味。
高级技师成了“虫把式”
2018年12月底举行的“全国首届油葫芦大赛”上，62岁的安国祥带来的4只“油葫芦”囊括了3個项目的奖项和总冠军，由此爆出京城鸣虫界的热点新闻。
己亥年元宵节前夕，笔者踏着咯吱作响的积雪前往官园桥附近的一个小院去拜访安国祥师傅。
采访在安家温暖昏暗的小屋里进行，室内被大缸小罐挤得简直没有下脚之地，充盈耳郭的满是“嘟嘟嘟，悠悠悠”的蛐蛐儿和油葫芦（比蛐蛐体型大一些）那悦耳的鸣叫声。数九天里听这似古筝似胡琴般美妙的鸣叫声，别有一番惬意在其中……
安国祥师傅说，我国鸣虫的历史始于唐朝，兴于宋朝，盛于明清，尤以清为甚。那时节玩鸣虫还只是宫廷专属，只有达官贵族和富家子弟才有条件玩，普通百姓是玩不起的。各种鸣虫皆在秋后死亡，所以催生了人工反季节“份”（繁殖）的特殊技术。
人工繁育成本很高，之所以成本昂贵是因为冬季“份”（繁殖）虫逆天时违反自然规律。投入大量钱财而产生的这种繁琐而又成本巨大的人工培育鸣虫技术，到晚清时发展到了高峰。行内人在挑选鸣虫时，要求鸣叫的质量要达到相关标准，渐渐以此形成行业标准，这也使得北京的鸣虫文化传承并沿袭了下来。
据民间的说法，传播“份”虫技的有清末宫廷中走出来的天津人沙公公，北京北城的赵子晟、南城的寇双全等人，是这些人把皇家繁琐的鸣虫技术传到民间。三人中当属沙公公的火候和手艺最为娴熟，这也和普通老百姓进不了宫，而繁殖鸣虫又是离不开人的，沙公公身在宫内，得天时地利。
安国祥介绍，夜间“份房”的温度控制至关重要，近水楼台的沙公公昼夜守在“份房”，他的经验和手艺自然就脱颖而出了。而南寇北赵则为了冬天“份虫”，在夏秋两季就到各地收集优良品种，为冬天的工作做准备了。
到了民国年间，鸣虫市场更加蓬勃兴起，北京以南寇北赵为代表的专业“虫把式”（老北京管“份”虫的人叫“虫把式”），技术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这有赖于有心人多年收集改革优良品种所付出的努力，鸣虫的欣赏性和商业价值双双攀升，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
笔者原以为安国祥有家传渊源，详细一问才知道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老安还是北京燃气工程公司的高级焊接技师，曾参与过鸟巢建筑材料的焊接加工。
用老安的话说，想当初咱对养虫儿的活就是一棒槌。只是当年住在官园花鸟鱼虫市场（现已拆除）附近，上下班都能看见不少卖鸣虫的，上来好奇心了，就跟人家拉呱套瓷，时间长了都混了个半熟脸。后来自己也按照人家说的方法照猫画虎地试着“份”起虫儿来。
一开始安国祥只是弄个鱼缸子小规模鼓捣，到了1990年尝试着进行扩大再生产，没想到遭遇了全军覆没——他的上千只冬虫一个活的没剩。
这因为什么呀？安国祥找行家询问，同时遍查资料，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是由于虫儿长年累代近亲繁殖，造成了自身免疫力下降抵抗力减退所导致的。自此以后，安国祥采取了措施，一是严把消毒环节，二是采用自家母本，使用野生虫儿做父本，由此既保证了血统的传承又提高了鸣虫的质量。
侍弄反季节蝈蝈、蛐蛐、油葫芦35年的安国祥，经历的失败和挫折并不止这一次。
他还碰到过做杂交时，因外来鸣虫携带病菌一窝死光光的情况;也遇到过因饵料不洁净而出现的群体死亡现象;还吃过因环境温度变化剧烈而使鸣虫致死的亏。
亏并不白吃，现在，学习已经成了安国祥的重要课程，他研习营养学、遗传学、防疫学等知识，对他都很有帮助。
他说，养虫儿的适宜温度应该在28—35摄氏度，并且要给鸣虫有比例地补充植物和动物蛋白，而最重要的是预防传染病。
30多年来，安国祥业余时间已“份”了三大虫类共计15万多只，还潜心培育了不少稀有品种。目前包括北京在内全国各地的“金眼油葫芦”“金头油葫芦”全部出自安国祥之手。中科院教授、中国昆虫研究所所长吴继传曾于1991年亲笔为安国祥的这一贡献题了词。
聪明的老安还学会了为虫儿点药调整它鸣叫的声音和节律的技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刻苦钻研、执着实践已使自己融于虫儿的部落，成为名副其实的“人虫”。
“候鸟老人”山东逮蝈蝈
实际上，京城的养虫人不在少数，今年71岁的北京“候鸟老人”郑春来也是其中之一。年前，我也去拜访了他。
郑春来退休后在山东威海买了一套海景房，每年春、夏、秋三季都在那里过着惬意的退休生活。作为资深的“北京爷”，老郑对架鸟玩虫深有造诣。每年开春时他与威海的邻居们一见面，大家伙就开始预约秋天鸣虫的订货了：今年您再逮住蝈蝈一定得给我留俩，头年那个少了点儿。
说到逮蝈蝈的艰难与乐趣，这位七旬老顽童滔滔不绝，他自己一个人在山上逮蝈蝈时，山道上坑坑洼洼很不好走，深一脚浅一脚的，有时不小心会踱到山崖边上。而蝈蝈们为了求生存都是很聪明的，它们往往在很危险的地方定居，而且很有领地意识，如有同类来侵犯就一定咬个你死我活。
所以人去抓它时首先要定准方位，不然你还没走到跟前，差着十来米呢，它就不叫唤了。
郑春来感叹逮蝈蝈实在是件辛苦的差事。上山抓它时需要全副武装穿戴整齐，带好工具，顶烈日被雨淋，可这就是自找的乐儿呀！
71岁的郑春来老人手机中存了不少抓蝈蝈时的照片，他指着自己去年夏天在威海逮蝈蝈的照片念起了《蝈蝈经》：“蝈蝈的品种很繁杂，分铁蝈蝈、绿蝈蝈、草白蝈蝈和山青蝈蝈这四大类。蝈蝈的名产地有平谷、蓟县、北京的西山和山东的沂蒙”。 郑春来自己会首选铁蝈蝈，俗称黑蝈蝈。因为铁蝈蝈的体能好，善鸣叫，而且寿命长，个头大，膀力足，威武漂亮得像一个强壮的男子汉。铁蝈蝈中又首选蓝脸，越蓝越好，最好的是蓝紫色像个窦尔敦的。肚皮色也要蓝色，眼睛要选黄眼儿的，头要小，脖颈粗度适中，六个足要粗长，挠钩、爪花要大，腿上的刺越多越好。郑春来还说，蝈蝈翅膀的颜色从透明到红色分为很多种，上乘的有玻璃全透明翅，它属于超厚超硬翅，鸣叫起来声音悦耳，声震屋瓦，其膀子筋黑且粗长，这样的蝈蝈堪称“王中王”。
兴致起处，老郑谈到了一次他特别难忘的经历：有一年夏天威海天气很炎热，老郑在小区里遛弯，忽然听见门外头水沟边传来阵阵焦脆震耳的蝈蝈叫声。
那带着金属声音的鸣叫简直力压群虫，实在是太美妙了！几声鸣叫一下子就把老郑的瘾勾了起来。他循着声音来到水沟边，钻进齐人高的苇塘里，在密不透风的苇丛里轻轻地摸索前行。
忽然，他眼前一亮——那么老大、漂亮、威猛的一只铁蝈蝈就在眼前！大喜过望的老郑兴奋地扑上前捕捉，怎料那个机灵的家伙“嗖”地一下蹦没了影踪。郑春来懊悔不已，返回家后反复琢磨抓捕计划的漏洞，第二天又重入芦苇丛，再次寻到铁蝈蝈，终于收服了这只“大哥大”王牌，郑春来高兴得把蝈蝈装进笼子到处跟人显摆。
喜欢蝈蝈近乎痴迷的郑春来说起蝈蝈的繁殖倒是实话实说：我自己在这方面一窍不通，那“份”虫之技还得“大把式”們才行。
听大把式谈“份”蝈蝈
30岁的安维是安国祥的儿子，他跟着父亲也“份”了好几年虫儿了，算得上一位内行大把式。安维说，蝈蝈是老北京人喜欢的冬虫儿，可是人们手中的蝈蝈并非都是野生的，大多数是人工“份”出来的，“份”就是人工繁育的意思。蝈蝈是蟋蟀科的一个分支，也属于秋虫。您想野外的秋虫能活到冬天吗？再长寿的草虫到了冬天也得死，“份”蝈蝈是一门特殊的技术。
老北京牛街有一家鼎鼎大名的虫把式“蛐蛐白”，他家从祖上就向清宫进贡各种冬虫儿。白家的老辈人曾持有紫禁城的腰牌，可以方便地出入宫廷去伺候皇族玩的鸣虫儿。时至今日“蛐蛐白”传人仍在做着冬虫儿培育的工作，只是培育的数量比较少。安维说，蝈蝈一直是老百姓喜爱的鸣虫，它的声音洪亮高亢，“国、国、国”的鸣叫也颇为吉利，顺着皇帝的心意，因此备受皇家青睐，平民百姓喜欢蝈蝈则多是寄希望于国泰民安，过过太平日子。
安维向我详细地介绍了“虫把式”的工作情况：“他们秋天到山里抓捕母虫，回来放在罐里头养着，母蝈蝈产卵是产在土里，待入冬时‘虫把式’要用棉被捂在罐子上使其保持温度，一周以后虫卵孵化成米虫样的幼虫，就可以喂些嫩白菜叶了，这时还要多多让它晒太阳，小小幼虫慢慢就会长出腿和翅膀来了。”
蝈蝈的一生要脱7次壳，每脱一次就长大一点儿。有趣的是蝈蝈脱壳时是倒挂金钩的姿势，它会把所脱之壳全部吃干净，这是为了补充自身的钙质。就这样平均7天脱一次壳，七七四十九天后，一只漂亮威武的蝈蝈终于长成了。
安维说，老北京“份”虫儿的人下辛苦“份”出好的虫儿一般是供自己和朋友玩的。
过去卖冬虫儿的没有走街串巷沿胡同叫卖的，他们有固定的摊点，比如白塔寺、隆福寺、护国寺、土地庙和天桥等处。
冬季寒冷，虫贩们会想方设法给娇气的小虫儿做好保温保暖工作，就像今天十里河花鸟鱼虫市场上卖热带鱼的，他们会用高压锅烧水做成“土暖气”，用热蒸气给鱼取暖一样。早年间卖冬虫儿的是靠炭火盆的微火温着鸣虫。
售卖时，那些卖主手里如果有“大翅”“大膀”“长衣”之类上品相的好货色，会一直藏在葫芦中揣在怀里，只有碰到认货的行家，才拿出来交易呢。
“份虫人”用上了网络
上世纪30—50年代，贩鸣虫的人都爱追庙会。地处阜成门内的白塔寺庙会每月逢五六开市，算下来一个月有6天庙会日。庙会期间东起马市桥，西至宫门口西岔，卖吃食的、卖玩意儿的、卖估衣的摊贩占据长长一条街，他们高声吆喝，来逛庙会的人驻足围观，往往挤得水泄不通。当年“份鸣虫”的产地距此不远，他们当然也要跻身其中了。
白塔寺后门的元宝胡同是卖鸽子、鹌鹑、鹰和鸟的集中地，那些卖鸣虫儿、蛐蛐罐和葫芦的也在这里贩卖。现而今，从事30多年“份”虫儿行当的安国祥已经学会了在网上发布信息。
我看过他前些时候发的一段视频，视频中老安一手托着紫砂壶，一手指着自己新获得的鸣虫大赛奖杯，用聊天的口气跟虫儿粉们谈着鸣虫知识。
安国祥在视频中的讲解特别仔细，他告诉消费者，在挑选蝈蝈时要注意听声音，蝈蝈大致能叫出四种好听的声音，叫得清楚的肯定是上品。第一种叫“国”字，行家称为国鼾儿;第二种叫出“门儿”（像牛叫唤的声音），这是牛鼾儿;第三种叫出“蛙”声，就是蛤蟆鼾儿;最后一种叫出“蛐蛐鼾儿”的声音，凡能叫出以上四种中任何一种声音的都算好蝈蝈。
现在，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野生蝈蝈的数量和质量在日趋下降，养殖户已很难找到又好又大的野生蝈蝈品种了，但是野生和家养的蝈蝈相互杂交，可以使蝈蝈的质量有显著提升。
我常常看到街头巷尾开出租车的“的哥”、敲击笔记本电脑的白领、潇洒遛弯的老人，怀里揣个葫芦悠闲听着悦耳的虫鸣声，那是一幅老北京的惬意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