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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国谈论甘地，别有一番深意。从暴力强拆、杀童到警民暴力对抗，各种恶性暴力事件接连发生，使人不能不常常想起甘地的“非暴力”。在印度的很多历史节点，正是靠了甘地个人的精神和心灵力量，才阻止了暴力的漫延。所以，对当下国人来说，所谓理解甘地仁爱之心，就是如何学习、领悟甘地的非暴力主张。
但在大陆，学习甘地又是困难的，因民众普遍缺乏倡导非暴力所需的信仰基础。甘地认为，如果人们都有对仁爱之神的信仰，非暴力就会成为所有人运用的一种力量。对甘地来说，非暴力与信仰有关，是神存在于人类身上的证明。如果兽的律法是暴力的话，人的律法就应当是非暴力，这给了他坚定的意志。印度民众大多信仰印度教，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又与印度教的许多教义吻合，所以他的主张极易得到大多数印度民众的认同。
甘地不像印度教或佛教徒那样，主张“戒杀”。他曾说过，如果有人持刀乱砍乱杀，那么无论谁杀死这个疯子，都会视为慈善的人。故而在甘地意识中，非暴力不仅是“不伤害”那么简单，而是要怀着仁爱之心对待一切生命。非暴力在甘地的词典中，是一种纯粹的爱，主动去爱一切人，包括“爱那些恨我们的人”、“爱仇敌”，这对普通人显然极难做到，但甘地认为靠着神的恩典，这种爱的力量就会释放出来。所以甘地说：“爱只有宽恕，而从不怨恨和报复。”
这种带有宽恕之心的“爱敌人”，若无宗教信仰作为基础，确实不大容易想象。在今天网络上，如果有人要求人们去爱敌人，肯定会被网友的吐沫淹死。可见，即便领悟像非暴力这样的思想，也须以宗教信仰或传统文化为基础，不可能凭空让人接受。它的很多基本观点，须经过本民族的历史检验，民众在内心已将之奉为真理。对印度民众来说，甘地的非暴力主张，并非是无源之水，在本民族的信仰中是有渊源、有传承的，从古代耆那教、佛教到印度教，与非暴力主张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认知。正因为如此，印度民众在响应甘地的主张时，能时刻感受到自己行动的意义，并从现实的作为中感到来自神的恩典，与他们的宗教经验是完全对应的。
即使有这样的宗教基础，甘地生活的年代，仍常常发生警民间的暴力对抗，和当下中国有相似之处。1922年印度某村村民示威，警察开枪射击，愤怒的民众点火焚烧了警察局，20多名警察丧命，政府对民众进行镇压。正当全国民怨沸腾时，甘地宣布绝食，要求国大党停止不合作运动，希望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因为他不期望用仇恨的方式来唤起民众，在甘地的哲学中，手段和目的意义相同，不纯洁的手段只会导致不纯洁的结果，仇恨的手段也会带来仇恨的结局。由于甘地的意志坚定，国大党只有遵从。
有理智的人都明白，暴力对人的损害是双向的，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心灵同样会受到残害。如今的很多暴力现场，我们也能看到执法者的身影。虽说在现代社会，公安、法院等执法者，可依靠强制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但这种强制手段，是指在打击犯罪时，可对犯罪分子合法地使用暴力，如果执法者在执法时，不注意这种暴力实施边界，伤害到那些并未犯罪的民众，就极易将一种暴力心理传导给民众，最终引起民众暴力行为的反弹。这时，在人们眼中，暴力抗争就可能显示出一种正义。
所以对当下执法者和民众来说，认识到甘地“手段和目的”的同一性，尤为重要，暴力的手段只会带来暴力的结果。在西方社会学中，也有对暴力守衡原理的论述，认为即便是合法对社会和个人施加的暴力，最终也会反弹给社会。如果执法机构，常要依靠暴力来维持社会稳定，其结果往往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为暴力执法的覆盖面越大，被暴力扭曲人格的民众也会越多，一个社会的理性空间只会越小，最终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的稳定。所以真正稳定的社会，绝不能依靠暴力来维持，而是需要民众有对国家法治权威发自内心的认同，这才是一个社会稳定真正坚实的基础。
甘地对民族独立的认知，也极富远见。他期望的民族独立，不是权力的更替，而是文明的胜利，所以他期望用尊重和善意使对方改变。罗曼·罗兰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见面后，曾告诉甘地，认为苏联会成为未来的希望，但甘地却认为苏联的权力是以暴力夺得和维持的，任何基于暴力的统治都无法长久，他说“用剑得到的东西，也会因剑而丧失”。所以，当国大党其他人对他的非暴力主张产生怀疑、犹豫时，他总是奉劝大家，千万别相信暴力学说，因为暴力者获得权力，会延续他们惯用的暴力手段，将国家变为集中营。印共因此将甘地视为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同盟者。如今看来，甘地确属先知。
一个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学者也有过同样观点，认为一个依靠暴力取得合法秩序的社会，暴力其实也是这个社会的原罪。如果不正视这种原罪，不试图通过清算和疏理来获得救赎和宽容，暴力就会以其他方式在这个社会中不断出现。当下国人的暴力文化心理，有诸多来源，包括“文革”这种暴力狂热年代的集体记忆。那个年代，阶级仇恨和暴力反抗，成为大多数思想和文化作品的动力。这些革命和暴力文化兴起的地方，其他文化样式必须陷入沉默，让位于对暴力革命的言说，使摄人心魄的暴力热情，深植于民众心中。“文革”惨绝人寰，和民众的这种文化心理有极大关联。改革开放后，这些暴力史实被迅速归入历史遗迹。我们常以为对历史事实，只需用简单的遗忘，就能换来和解与对未来的向往。这种认知是错误的。由于在公共生活中，一直缺乏对这种暴力意识的审视与纠正，这种与时代精神并不相容的文化心理，依然保存在人们头脑中，只要时机适合就会爆发。
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现实，正在成为酝酿很多暴力事件的土壤，在这个年代，我们多谈谈甘地的非暴力，显然有很多的积极意义。在中国人的习惯意识中，非暴力是弱者所为，是无法用暴力对抗暴力的无奈之举。但在甘地看来，非暴力却意味着精神的强大，暴力才是虚弱的表现。只有内心虚弱的人，才会使用暴力方法对待别人，而那些对正义有坚定信仰的人，反而会用非暴力来反抗邪恶。甘地有一句传播甚广的言论，是这么说的：“非暴力并不意味着向坏人的意志屈服和妥协。非暴力意味着以人的全部心灵来反对专制者的意志。只要在这种人类法则指导下进行斗争，哪怕一个人也能反抗非正义帝国的全部权力。”
人类并没有办法完全避开暴力，但如何减少与缓解各种暴力事件的出现，应当被视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来研究，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只是启示之一。如何理性面对暴力产生的社会语境，如何重新审视和认知我们文化心理和历史意识中的暴力基因，如何通过信仰行为、社会对话，包括对文化心理和历史意识的重塑，来创造一种可以化解民众暴力行为、舒缓民众情绪的社会机制，主动扩大民意宣泄的渠道，使那些被压抑和扭曲的心灵通过对话、协商与合作，从暴力心理中走出来，已成为今天刻不容缓的任务。没有这些基本认知，社会的暴力事件只会越来越多，并可能成為恶性循环，这肯定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
但在大陆，学习甘地又是困难的，因民众普遍缺乏倡导非暴力所需的信仰基础。甘地认为，如果人们都有对仁爱之神的信仰，非暴力就会成为所有人运用的一种力量。对甘地来说，非暴力与信仰有关，是神存在于人类身上的证明。如果兽的律法是暴力的话，人的律法就应当是非暴力，这给了他坚定的意志。印度民众大多信仰印度教，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又与印度教的许多教义吻合，所以他的主张极易得到大多数印度民众的认同。
甘地不像印度教或佛教徒那样，主张“戒杀”。他曾说过，如果有人持刀乱砍乱杀，那么无论谁杀死这个疯子，都会视为慈善的人。故而在甘地意识中，非暴力不仅是“不伤害”那么简单，而是要怀着仁爱之心对待一切生命。非暴力在甘地的词典中，是一种纯粹的爱，主动去爱一切人，包括“爱那些恨我们的人”、“爱仇敌”，这对普通人显然极难做到，但甘地认为靠着神的恩典，这种爱的力量就会释放出来。所以甘地说：“爱只有宽恕，而从不怨恨和报复。”
这种带有宽恕之心的“爱敌人”，若无宗教信仰作为基础，确实不大容易想象。在今天网络上，如果有人要求人们去爱敌人，肯定会被网友的吐沫淹死。可见，即便领悟像非暴力这样的思想，也须以宗教信仰或传统文化为基础，不可能凭空让人接受。它的很多基本观点，须经过本民族的历史检验，民众在内心已将之奉为真理。对印度民众来说，甘地的非暴力主张，并非是无源之水，在本民族的信仰中是有渊源、有传承的，从古代耆那教、佛教到印度教，与非暴力主张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认知。正因为如此，印度民众在响应甘地的主张时，能时刻感受到自己行动的意义，并从现实的作为中感到来自神的恩典，与他们的宗教经验是完全对应的。
即使有这样的宗教基础，甘地生活的年代，仍常常发生警民间的暴力对抗，和当下中国有相似之处。1922年印度某村村民示威，警察开枪射击，愤怒的民众点火焚烧了警察局，20多名警察丧命，政府对民众进行镇压。正当全国民怨沸腾时，甘地宣布绝食，要求国大党停止不合作运动，希望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因为他不期望用仇恨的方式来唤起民众，在甘地的哲学中，手段和目的意义相同，不纯洁的手段只会导致不纯洁的结果，仇恨的手段也会带来仇恨的结局。由于甘地的意志坚定，国大党只有遵从。
有理智的人都明白，暴力对人的损害是双向的，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心灵同样会受到残害。如今的很多暴力现场，我们也能看到执法者的身影。虽说在现代社会，公安、法院等执法者，可依靠强制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但这种强制手段，是指在打击犯罪时，可对犯罪分子合法地使用暴力，如果执法者在执法时，不注意这种暴力实施边界，伤害到那些并未犯罪的民众，就极易将一种暴力心理传导给民众，最终引起民众暴力行为的反弹。这时，在人们眼中，暴力抗争就可能显示出一种正义。
所以对当下执法者和民众来说，认识到甘地“手段和目的”的同一性，尤为重要，暴力的手段只会带来暴力的结果。在西方社会学中，也有对暴力守衡原理的论述，认为即便是合法对社会和个人施加的暴力，最终也会反弹给社会。如果执法机构，常要依靠暴力来维持社会稳定，其结果往往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为暴力执法的覆盖面越大，被暴力扭曲人格的民众也会越多，一个社会的理性空间只会越小，最终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的稳定。所以真正稳定的社会，绝不能依靠暴力来维持，而是需要民众有对国家法治权威发自内心的认同，这才是一个社会稳定真正坚实的基础。
甘地对民族独立的认知，也极富远见。他期望的民族独立，不是权力的更替，而是文明的胜利，所以他期望用尊重和善意使对方改变。罗曼·罗兰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见面后，曾告诉甘地，认为苏联会成为未来的希望，但甘地却认为苏联的权力是以暴力夺得和维持的，任何基于暴力的统治都无法长久，他说“用剑得到的东西，也会因剑而丧失”。所以，当国大党其他人对他的非暴力主张产生怀疑、犹豫时，他总是奉劝大家，千万别相信暴力学说，因为暴力者获得权力，会延续他们惯用的暴力手段，将国家变为集中营。印共因此将甘地视为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同盟者。如今看来，甘地确属先知。
一个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学者也有过同样观点，认为一个依靠暴力取得合法秩序的社会，暴力其实也是这个社会的原罪。如果不正视这种原罪，不试图通过清算和疏理来获得救赎和宽容，暴力就会以其他方式在这个社会中不断出现。当下国人的暴力文化心理，有诸多来源，包括“文革”这种暴力狂热年代的集体记忆。那个年代，阶级仇恨和暴力反抗，成为大多数思想和文化作品的动力。这些革命和暴力文化兴起的地方，其他文化样式必须陷入沉默，让位于对暴力革命的言说，使摄人心魄的暴力热情，深植于民众心中。“文革”惨绝人寰，和民众的这种文化心理有极大关联。改革开放后，这些暴力史实被迅速归入历史遗迹。我们常以为对历史事实，只需用简单的遗忘，就能换来和解与对未来的向往。这种认知是错误的。由于在公共生活中，一直缺乏对这种暴力意识的审视与纠正，这种与时代精神并不相容的文化心理，依然保存在人们头脑中，只要时机适合就会爆发。
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现实，正在成为酝酿很多暴力事件的土壤，在这个年代，我们多谈谈甘地的非暴力，显然有很多的积极意义。在中国人的习惯意识中，非暴力是弱者所为，是无法用暴力对抗暴力的无奈之举。但在甘地看来，非暴力却意味着精神的强大，暴力才是虚弱的表现。只有内心虚弱的人，才会使用暴力方法对待别人，而那些对正义有坚定信仰的人，反而会用非暴力来反抗邪恶。甘地有一句传播甚广的言论，是这么说的：“非暴力并不意味着向坏人的意志屈服和妥协。非暴力意味着以人的全部心灵来反对专制者的意志。只要在这种人类法则指导下进行斗争，哪怕一个人也能反抗非正义帝国的全部权力。”
人类并没有办法完全避开暴力，但如何减少与缓解各种暴力事件的出现，应当被视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来研究，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只是启示之一。如何理性面对暴力产生的社会语境，如何重新审视和认知我们文化心理和历史意识中的暴力基因，如何通过信仰行为、社会对话，包括对文化心理和历史意识的重塑，来创造一种可以化解民众暴力行为、舒缓民众情绪的社会机制，主动扩大民意宣泄的渠道，使那些被压抑和扭曲的心灵通过对话、协商与合作，从暴力心理中走出来，已成为今天刻不容缓的任务。没有这些基本认知，社会的暴力事件只会越来越多，并可能成為恶性循环，这肯定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