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小说体式上的歧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肯定小说的故事性，并主张结构的严密性；一是要消解小说的故事性，否定严密结构的合理性。前者内部又有重观念、重人物、重情节的不同；后者内部也有散文化和诗化的差异。在社会学模式兴起的背景上层开的小说体式上的此种歧向，在三、四十年代引起了如何写小说的争论。这一争论涉及对小说本体特征的认识。最终，真正能够使得散文化、诗化倾向败北的力量，来自社会学模式的政治化，具体地说是来自于典型论势力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