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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莫斯科
1933年初秋的一天，天高气爽，莫斯科街心公园的菩提树一片金黄。在高尔基大街上，她和女友柯拉娃怀着喜悦的心情向萨尔达·雷菲洛娃家走去。
在女友萨尔达(革命党人杨松妻子)家里，她们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中国男子，高高的个子，蓬松的黑发，清瘦的脸上一双热情的大眼睛炯炯发光。“这是李明(李立三的化名)同志”，萨尔达向她们介绍说。3个女友凑到一起，唧唧喳喳地聊起天来，李明却坐在一边很少说话。她们当初的用意是想把柯拉娃介绍给李明，她是来做“灯泡”的，而此时的李明在沉默不语中却向她投来热情的目光。
不久地们恋爱了他很腼腆，甚至有些羞涩，不像俄罗斯人那么奔放。他是1930年在中国犯了多月的“立三路线”错误之后，由共产国际召到莫斯科作检查、接受批评的。36岁的他正值人生低谷，政治上，他是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批判的对象，是中共代表团正副团长王明、康生砧板上的肉，高兴了就挥起“大刀”砍几下，尽管他努力地进行自我检讨和批评，却怎么也得不到信任；在生活上，他感到孤独，很多^有意无意躲着他，而两个妻子的弃他而去，则是在他流血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他渴望友谊，渴望理解，渴望头顶有一片晴朗的天空和一轮温暖的太阳。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她对他体贴入微，像一盆烈火一样温暖着他寒冷的心。
当年在莫斯科，很多人一听到李明这个名字就很警觉，避而远之，唯恐沾上“机会主义”的嫌疑。她身边的很多朋友听说她的交往对象就是曾经犯过“大错误”的李明时，都劝告她不要和这个^接触。
她镇静地对朋友说：“其实，我早就知道他的身份了，但我从未把他的错误与我们的恋爱联系在一起。人的一生谁都有错，何况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个19岁少女的爱情信念是：爱隋和理智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对两他们之间的爱情进行理性的思考，那就不是真正的爱情。
两年后，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留克斯公寓七层楼上的一间14平方米的房间里，这对异国情侣举行了俭朴的婚宴，从此，她随了他姓氏，他给她起了中国名字一一李莎。婚后她们过了两年幸福的生活。她继续上大学，他继续为自己的信念奋斗着。丈夫与团籍之间的选择
1938年，斯大林的时代到来了，苏联掀起了著名的“肃反”运动，许多革命元老、红军将领被戴上“反党托派”、“反革命”、“外国间谍”的帽子，锒铛入狱或遭到枪决。像他这样本来就戴着“机会主义者”帽子的人早已被列入“黑名单”。
2月23日凌晨，一队全副武装的苏联军警闯进了他住的共产国际留克新公寓，几名军警一拥而上，强行推他出门。第二天一早，由于他的牵连，她被撵出公寓，搬进一个阴森、窄小的房间里，这是苏联“肃反”中被捕人员家属的集体宿舍。
然而，对李莎的株连并未到此结束。几天以后，学院团组织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临散会时，大会主席逼着李莎当场表态，在团籍和丈夫之间作出选择。这是艰难的抉择。但倔强的她眼中含着泪花，默默地掏出团证，轻轻放在主席台的桌子上，头也不回地走了。
她不知道他关在哪里，没有一点也的消息。整整四个月，她冒着严寒跑遍了莫斯科的每一个监狱，她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找到他。终于有一天，当她来到一个叫塔卡干的监狱，老看守翻了好一阵本子，然后用低沉的声音告诉她：“有这个人以后可以按月给他送些钱来。”虽然自己每个且只有250个卢布的助学金，而且还要管母亲的生活，但在监狱里的丈夫更需要关爱，她把钱拿出多半送到监狱，还时常买些水果送去。
李立三蹲了将近两年的监狱，肃反委员会实在查不出他有什么反革命罪行。就被释放了。
1943年8月，她们的爱情结晶诞生，他给女儿起了个中国名字：李英男。这时，虽然他已经出狱，但共产国际关于开除他的党籍的决议尚未撤销，找不到工作，生活也陷入了困境。李莎明白：他只有回国才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留在苏联，他难以摆脱歧视的待遇与贫困的生活。
1945年12月，他被准许回国。他激动不已，夜不能寐，一遍又一遍地对她说：“亲爱的，我得回中国去，回到我的祖国去!”“回去吧，我支持你!过一段时间，我带着女儿也去中国。”她这样说着，眼泪流了下来。
新年过后，归心似箭的他打点行装，办好手续，暂别妻女，乘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启程回国了十五年屈辱的侨居国外的生活从此结束。去中国，用我的国籍来爱你
一年后，她告别年迈的母亲，在那一批中国革命家的俄罗斯夫人中，第一个登上了南去的列车。他们在美丽的松花江畔安了家，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离开过他，而他也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二个春天。这段时间，中共中央东北局出于工作需要，决定成立一个由他们夫妇为总校审的俄文编译组。这个小组后来翻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她被安排在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任教。
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中苏两国的“蜜月”即将结束。苏联撤走所有专家之后，在一些同中国人结婚的苏联女公民纷纷离开中国之后，而她仍一如既往地活跃在教学岗位上。
不久事态进一步恶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李立三1938年被捕坐牢一事大做文章，说她是苏修特务，更有甚者竞以中央名义强令他与她离婚。面对这一切，他如雷轰顶，一些关心他的人给他建议说：如果不愿和李莎离婚，就一定要让她转入中国籍。
她知道苏联人一旦放弃苏联国籍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也就绝不允许再回去，就跟自己的祖国彻底断裂了。但是为了能和他在一起，她认了。1964年的夏天她交出手中的苏联护照，加AT中国籍。
尽管如此，也没能抵挡得住更大灾难的袭击一一“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李立三首当其冲，作为“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接受群众的批斗，红卫兵小将对这位“黑帮”更是集中火力。戴高帽、游街、“坐飞机”，成了李立三的家常便饭。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黑色岁月，李莎以惊人的耐力面对这一切，尽一个妻子的所能去安慰丈夫，她主动要求陪斗，以争得保护与照顾丈夫的机会，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
1967年6月19日，他被造反派从家中带走。第二天，作为他的妻子，她也被赶下了“修正主义讲台”，被赶出香山住宅，押送到秦城监狱。
痴心无悔
她被拘押了八年，又被流放软禁在山西运城三年半。四千多天的孤独生活，60多岁的她满头银发，非人的折磨，她几次想一死了之，可是她还得见他一面才可以。
1980年3月，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夫妇公开平反，恢复名誉，她才得以重见天日。当她得知，他已经在十二年前去逝的消息后。泪如雨下，所有希望瞬间坍塌了。
很快她回到了教学岗位，67岁的她每周上14节课还嫌不够，一边忙教学，一边撰写学术论文和教材，由她主编的《当代苏睽史黼选读》两卷本成了全国高校俄语专业最具权威的教材。她限不得—天24小时投入工作，只因为疯狂的工作，她的思想才能停止不想他，终于有一天，她昏倒在讲台上。
她细心地照顾着他与前妻生育的几个子女，她把中央发给的抚恤金平分给所有她们，她要帮他完成一个父亲未尽的责任。
现在的她已近百岁，不像以前那样忙碌了’于是她开始用俄文撰写回忆录，身体不好，常常耍吃药，她每天只能写—点，《我的中国缘分》的问世，记录着她和他生活的点点滴滴，也是她走到人生边缘对他无尽的思念……
1933年初秋的一天，天高气爽，莫斯科街心公园的菩提树一片金黄。在高尔基大街上，她和女友柯拉娃怀着喜悦的心情向萨尔达·雷菲洛娃家走去。
在女友萨尔达(革命党人杨松妻子)家里，她们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中国男子，高高的个子，蓬松的黑发，清瘦的脸上一双热情的大眼睛炯炯发光。“这是李明(李立三的化名)同志”，萨尔达向她们介绍说。3个女友凑到一起，唧唧喳喳地聊起天来，李明却坐在一边很少说话。她们当初的用意是想把柯拉娃介绍给李明，她是来做“灯泡”的，而此时的李明在沉默不语中却向她投来热情的目光。
不久地们恋爱了他很腼腆，甚至有些羞涩，不像俄罗斯人那么奔放。他是1930年在中国犯了多月的“立三路线”错误之后，由共产国际召到莫斯科作检查、接受批评的。36岁的他正值人生低谷，政治上，他是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批判的对象，是中共代表团正副团长王明、康生砧板上的肉，高兴了就挥起“大刀”砍几下，尽管他努力地进行自我检讨和批评，却怎么也得不到信任；在生活上，他感到孤独，很多^有意无意躲着他，而两个妻子的弃他而去，则是在他流血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他渴望友谊，渴望理解，渴望头顶有一片晴朗的天空和一轮温暖的太阳。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她对他体贴入微，像一盆烈火一样温暖着他寒冷的心。
当年在莫斯科，很多人一听到李明这个名字就很警觉，避而远之，唯恐沾上“机会主义”的嫌疑。她身边的很多朋友听说她的交往对象就是曾经犯过“大错误”的李明时，都劝告她不要和这个^接触。
她镇静地对朋友说：“其实，我早就知道他的身份了，但我从未把他的错误与我们的恋爱联系在一起。人的一生谁都有错，何况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个19岁少女的爱情信念是：爱隋和理智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对两他们之间的爱情进行理性的思考，那就不是真正的爱情。
两年后，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留克斯公寓七层楼上的一间14平方米的房间里，这对异国情侣举行了俭朴的婚宴，从此，她随了他姓氏，他给她起了中国名字一一李莎。婚后她们过了两年幸福的生活。她继续上大学，他继续为自己的信念奋斗着。丈夫与团籍之间的选择
1938年，斯大林的时代到来了，苏联掀起了著名的“肃反”运动，许多革命元老、红军将领被戴上“反党托派”、“反革命”、“外国间谍”的帽子，锒铛入狱或遭到枪决。像他这样本来就戴着“机会主义者”帽子的人早已被列入“黑名单”。
2月23日凌晨，一队全副武装的苏联军警闯进了他住的共产国际留克新公寓，几名军警一拥而上，强行推他出门。第二天一早，由于他的牵连，她被撵出公寓，搬进一个阴森、窄小的房间里，这是苏联“肃反”中被捕人员家属的集体宿舍。
然而，对李莎的株连并未到此结束。几天以后，学院团组织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临散会时，大会主席逼着李莎当场表态，在团籍和丈夫之间作出选择。这是艰难的抉择。但倔强的她眼中含着泪花，默默地掏出团证，轻轻放在主席台的桌子上，头也不回地走了。
她不知道他关在哪里，没有一点也的消息。整整四个月，她冒着严寒跑遍了莫斯科的每一个监狱，她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找到他。终于有一天，当她来到一个叫塔卡干的监狱，老看守翻了好一阵本子，然后用低沉的声音告诉她：“有这个人以后可以按月给他送些钱来。”虽然自己每个且只有250个卢布的助学金，而且还要管母亲的生活，但在监狱里的丈夫更需要关爱，她把钱拿出多半送到监狱，还时常买些水果送去。
李立三蹲了将近两年的监狱，肃反委员会实在查不出他有什么反革命罪行。就被释放了。
1943年8月，她们的爱情结晶诞生，他给女儿起了个中国名字：李英男。这时，虽然他已经出狱，但共产国际关于开除他的党籍的决议尚未撤销，找不到工作，生活也陷入了困境。李莎明白：他只有回国才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留在苏联，他难以摆脱歧视的待遇与贫困的生活。
1945年12月，他被准许回国。他激动不已，夜不能寐，一遍又一遍地对她说：“亲爱的，我得回中国去，回到我的祖国去!”“回去吧，我支持你!过一段时间，我带着女儿也去中国。”她这样说着，眼泪流了下来。
新年过后，归心似箭的他打点行装，办好手续，暂别妻女，乘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启程回国了十五年屈辱的侨居国外的生活从此结束。去中国，用我的国籍来爱你
一年后，她告别年迈的母亲，在那一批中国革命家的俄罗斯夫人中，第一个登上了南去的列车。他们在美丽的松花江畔安了家，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离开过他，而他也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二个春天。这段时间，中共中央东北局出于工作需要，决定成立一个由他们夫妇为总校审的俄文编译组。这个小组后来翻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她被安排在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任教。
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中苏两国的“蜜月”即将结束。苏联撤走所有专家之后，在一些同中国人结婚的苏联女公民纷纷离开中国之后，而她仍一如既往地活跃在教学岗位上。
不久事态进一步恶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李立三1938年被捕坐牢一事大做文章，说她是苏修特务，更有甚者竞以中央名义强令他与她离婚。面对这一切，他如雷轰顶，一些关心他的人给他建议说：如果不愿和李莎离婚，就一定要让她转入中国籍。
她知道苏联人一旦放弃苏联国籍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也就绝不允许再回去，就跟自己的祖国彻底断裂了。但是为了能和他在一起，她认了。1964年的夏天她交出手中的苏联护照，加AT中国籍。
尽管如此，也没能抵挡得住更大灾难的袭击一一“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李立三首当其冲，作为“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接受群众的批斗，红卫兵小将对这位“黑帮”更是集中火力。戴高帽、游街、“坐飞机”，成了李立三的家常便饭。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黑色岁月，李莎以惊人的耐力面对这一切，尽一个妻子的所能去安慰丈夫，她主动要求陪斗，以争得保护与照顾丈夫的机会，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
1967年6月19日，他被造反派从家中带走。第二天，作为他的妻子，她也被赶下了“修正主义讲台”，被赶出香山住宅，押送到秦城监狱。
痴心无悔
她被拘押了八年，又被流放软禁在山西运城三年半。四千多天的孤独生活，60多岁的她满头银发，非人的折磨，她几次想一死了之，可是她还得见他一面才可以。
1980年3月，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夫妇公开平反，恢复名誉，她才得以重见天日。当她得知，他已经在十二年前去逝的消息后。泪如雨下，所有希望瞬间坍塌了。
很快她回到了教学岗位，67岁的她每周上14节课还嫌不够，一边忙教学，一边撰写学术论文和教材，由她主编的《当代苏睽史黼选读》两卷本成了全国高校俄语专业最具权威的教材。她限不得—天24小时投入工作，只因为疯狂的工作，她的思想才能停止不想他，终于有一天，她昏倒在讲台上。
她细心地照顾着他与前妻生育的几个子女，她把中央发给的抚恤金平分给所有她们，她要帮他完成一个父亲未尽的责任。
现在的她已近百岁，不像以前那样忙碌了’于是她开始用俄文撰写回忆录，身体不好，常常耍吃药，她每天只能写—点，《我的中国缘分》的问世，记录着她和他生活的点点滴滴，也是她走到人生边缘对他无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