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要参加大学的毕业典礼了，这时候我想起了大学期间最让我憷头的一位教授。大二那年，我选修了一门表演课。我想以后有机会就到剧院后台找一份临时工作，但即使是在后台打工，剧院也要求你进修过表演课。
　　影星苏珊·萨兰登和乔恩·沃伊特就是从这所大学毕业，但是在课堂上，我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没有主修过戏剧或音乐的学生。第一堂课开始了，老师诺姆走进了教室，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喜欢一边说话一边打着有力的手势，他用带着浓重东欧口音的英语对我们说，我们要和“内心的自我”进行对话。
　　他走过暗着灯光的表演舞台，说：“今天我们将进行一次‘信任练习’，以此来体现我们如同一个大家庭。”他让布里安同学站在舞台中央当“花儿”，我们十几位学生绕着他围成一圈。按照诺姆老师的口令，布里安闭上眼睛，直着身子仰面向后倒下。我们像击鼓传花一样，一个挨着一个地接住他即将落地的身子，然后将他“传”给下一个人。
　　轮到我当“花儿”了，我闭上眼睛，让身子瘫倒下去，感觉到同学们的手轻轻接住了我，然后把我传给下一位同学。我觉得挺好玩的，直到突然间，我直挺挺地摔在了地上。舞台是坚硬的木质地板，我的身子“砰”地一声摔在上面。同学们紧张地喘着气，诺姆老师扶起了我，拍了拍沾在我衣服上的灰尘。我起初以为可能是哪位同学觉得我不是登上百老汇舞台的料，所以懒得伸手接我，后来又想，更可能是哪个同学一时走了神。不管是何原因，一个学期以这样郁闷的一天开始，我觉得既尴尬又丢人。
　　后来，诺姆老师经常拉着长音叫我的名字“杰西——卡”，他每次都是很开心地这样叫我，像是遇到了一位好久不见的亲戚。不过我觉得他其实是在讽刺我，拿我寻开心。
　　一次，他让我们轮流站在舞台中央，念一罐汤的作料名称。每个人走上舞台时，他都大喊：“说话时要表现出很开心的样子，或者表现出很害怕的样子。”轮到我上场时，他揶揄地看了我一眼，对我说：“杰西卡，我应该让你怎么表演呢？”然后，他打了个响指，像个恶魔科学家似的说：“你念这个汤的作料时，要表演出妓女在街上拉客时的样子。”我看着他，心想，他肯定是在和我开玩笑，但是他示意我朝舞台上走。我歪斜着身子靠在墙上，搔首弄姿、嗲声嗲气地念着：“脱水洋葱，还有鸡汤。”念完后，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等待他大发慈悲让我走下舞台。
　　我回到椅子上，想象着同学们下课后会嘲笑我，回宿舍时会偷偷议论着：“咱们今天欣赏到了她最惨的表演，看看下次会有什么好戏在等着她。”
　　我想错了，同学们没笑话我。相反，表演结束后，全班同学站起来给我鼓掌。从那次起，每当我们排演节目，我再也不必担心会受到冷落，而是总能找到搭档。我在食堂里遇到同学时，他们经常会学着诺姆老师的东欧口音大声喊我，而我也开始乐意参加他们举行的派对。
　　在最后一堂课上，我们等待着诺姆给我们评分。“我是根据你们的进步来评分的，”他说，“例如，在我们这学期刚开始时，每次我叫到杰西卡，她的脸就会红得像番茄。”他笑了笑，接着说：“但是现在我和她说话时，她会大大方方地回答。所以，她的表现可以得‘A’。”在这样一个全是才华横溢演员的班级，他只表扬了我，这让我感到很意外。
　　我一直觉得诺姆是在挤对我，但是现在回想起诺姆和我的同学们，我发现自己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人生中重要的一课：最初的一些难受是成长的大好机会。这个人生经验激励着我在后来完成了许多以前从不敢想象的体验，包括跨越全国旅行、在从没跑过5公里以上的情况下报名参加马拉松比赛，以及从电影制作领域改行当杂志编辑。我想，诺姆老师当初对我近乎苛刻的要求并不是一定要把我培养成演员，而是在为我迎接人生挑战奠定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