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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篇白话小说《歧路灯》描写了书香门第子弟谭绍闻堕落败家，又在别人的帮助下浪子回头重振家业的故事。通过对《歧路灯》阐述的教育观的解读，可以反映出隐藏在作品背后的哲学思想及当时的社会思潮，这对我们当今社会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具有深刻意义。
关键词：《歧路灯》 儒家思想 程朱理学 哲学思想 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
《歧路灯》是李绿园用了近30年的时间苦心经营的一部巨著。此书完稿后并未付之印行，近200年间只以抄本形式在河南乡村小范围内流传，所以知之者甚少，更未引起读者及学术界的关注。直至20世纪20年代，《歧路灯》才有影印本出现，《歧路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才正式起步。本文通过《歧路灯》中的家庭教育观和社会教育观的描写，阐释了“孝”、“礼”、“仁”的哲学思想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
一 《歧路灯》的创作背景
1 社会背景
《歧路灯》问世于清乾隆年间。清乾隆时期继承了康熙、雍正两朝的政策，重视农业生产。自然经济（封建经济）处于最巅峰，由于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自由雇佣劳动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主义萌芽在此时继续发展。国富民弱，财富主要集中在政府和一小部分人手里。乾隆早期，依旧延续着康雍盛世的景象。到了后期，由于西方列强迅速崛起，而中国还在闭关自守，导致中国落后于世界。国内腐败成风，民不聊生。社会上出现许多类似谭绍闻的败家子，这为《歧路灯》的创作提供了素材。
2 思想背景
清朝初年，满洲人只有通过文治武功等方式才能够驾驭汉民族，因为满族人口较少，社会结构方式过于原始，多以原始部落组织为主，所以在经济、人口、文化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汉民族。思想领域，由于统治的需要，宋代以来形成的程朱理学成为了官方正统哲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康熙时期编辑了《朱子大全》，颁行天下，作为开科取士的主要内容。自明末清初以来，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一批进步思想家，集中力量对这种程朱理学加以攻击和批判，想从根本上动摇作为思想“权威”的程朱理学思想。当时这两种思想的针锋相对，实质是代表我国社会中新兴资本主义的进步思想家同保守、落后封建主义之间的斗争，表达了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对程朱理学宣扬的“保存心中的天理，消灭人的欲望”即“存天理，去人欲”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揭露了它禁锢了人的自由，指出它“以理抹杀了人性”的本质，是对程朱理学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
此时，以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著称的学术流派——乾嘉学派正在兴起。在统治相对稳定的雍正、乾隆时期，由于一些文人认为清朝的政治统治是通过阶层镇压和笼络臣民所获得的，所以对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政策，如大兴“文字狱”，并多次禁止和销毁各类书籍。因此，各位文人学士不仅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更不敢议论时政，在诗文奏章中稍有疏忽，也有可能遭致杀身灭族的危险，从而远离现实，只是把时间和精力应用在对古代典籍的整理上，由此，产生了乾嘉学派的考据学。在乾隆皇帝即位后，更是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一些达官贵人也大力倡导经学。
以上这些思想对《歧路灯》的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作品中都能找到这些思想的印记。
二 《歧路灯》反映的哲学思想
1 家庭教育观
家庭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孝”。《歧路灯》一书的重要内容就是对“孝”观念的阐释。孝”属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之一，“孝”观念和血缘宗法制度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体家庭的形成，父系家长制的确立，“孝”的观念逐渐形成和发展。儒家将“孝”的观念引入融合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来，形成了“百善孝为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儒家传统的孝道思想，人们普遍认为，传宗接代关系着家族的繁衍生息，这才是中国人最为原始、最为持久，并且也是无法忘却的生存目的。经过孔孟等人的阐发，“孝”观念被扩大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从爱护孝顺自己的孩子和父母，推广到爱护孝顺别人的孩子和父母，再扩大到侍奉君王，这便是“忠”。“忠”与“孝”本为一体，但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于“孝”和“忠”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唐代以前，仍继承了原有的儒家孝道观念，“孝”是主要的。《孝经》，将“孝”视为“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这里把“孝”作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魏晋南北朝后经过三个多世纪的民族融合，封建社会逐渐进入了成熟时期，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制度也不断完善，原始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已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和统治的需要，被中央集权制所取代。因此服从与顺应君主专制的“忠”逐渐占了上风。有甚至人模仿《孝经》而作《忠经》，把忠说成是天地间的至理至德，是评价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忠的作用是“为国之本，何莫由忠。唐代以后，中央集權制得到进一步加强，“君为臣纲”的地位逐渐凸显，成为“三纲”中的第一纲。选拔人才的标准，“忠”是位居贤良、仁德等之前的，第一位的。到了清代，由于少数民族统治的特殊性致使对“忠”的要求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顶峰。“忠”演变成为一种“绝对外化的规约性的、命令式的伦理”。”原始儒家倡导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的君臣有义行为方式演变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谓之不忠”的绝对服从式的伦理。
以上阐述了“孝”和“忠”的历史演变，《歧路灯》是注重“孝”的。书中第一回描写了谭氏家族有丹徒本家与灵宝分支两大派系。虽然两派所在地相隔千里，三代未有往来，但因为丹徒这一派系是本族老家，灵宝一支便不怕舟车劳顿而千里来拜祭以前的祖宗，续修五代未完成的族谱家牒。开篇即叙述归宗认祖，事实上，作者李绿园为《歧路灯》全书奠定了“孝”的基调；通过两族人团圆作为结尾，再次展现出了血浓于水的亲情观念。将归宗认同过程的暗线隐藏在谭绍闻被人引入歧途，又由歧途归入正途的情节线索之中，因此作者称其书为一本“家政谱”。宗族血缘关系是“孝”所赖以生长的土壤。因此全书是以“孝”为其支撑点，“孝”观念的在谭绍衣身上演绎与阐释得淋漓尽致。孔孟儒学从“孝”出发，在忠孝一体化基础上实现忠孝两全；而程朱理学则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排除了“孝”中的自然情感因素，由愚孝演至愚忠。很明显，“孝”作为《歧路灯》全书的基调，是宣扬“孝”的观念，用孔孟儒学的“孝”观念取代程朱理学中不合理的成分的表现之一。 2 社会教育观
社会是有一定的规范的，在古代，这些规范被称之为“礼”。作者在《歧路灯》中用“礼”代替“理”，大力倡导礼学、礼治。用礼学、礼治反对程朱理学中的僵死教条，是试图复归归孔孟儒学的又一个表现。在上古社会中，“礼”的内容包含各种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经过后人记载，编辑、整理成《仪礼》《周礼》《礼记》三书，统称为“三礼”。在上古社会，它是体现社会政治制度的典章制度，规范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它是古代帝王和贵族的行为标准，体现其道德规范。在古代的礼仪文化史中，有大量的繁杂的礼仪书，种种礼仪更是数不胜数。从最早的上古仪节开始，根据“三礼”所传上古礼仪文化的轮廓，当时的礼仪制度就有十几种之多。每一类都有许多复杂的小礼节。可以说，从统治阶级拜天祭祖，到百姓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礼仪制度，程序，所有的细节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到了孔子时代，在潜心研究古代文化，整理古籍的基础上，编辑出五经，《礼》便是其中之一。他所教授弟子的“六艺”之一就有“礼”，他力图将“礼”推广为一种普遍有效的并具有绝对权威性的行为规范。“礼”作为中华文化特有的标志之一，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史的演进过程。在宋明理学时期，拥有具体内涵的“礼”被包含在抽象的理中。程颐认为“礼即是理也”，把“礼”看作与“人欲”相对立的“天理”，具有强制意义且没有客观标准对它的正确与否进行检验。
作者在《歧路灯》中“用礼代替理”是作者区别于程朱理学，向原始儒学复归的表现。作者在书中对“礼”的描述可谓详尽备至，包括婚丧、祭祀、拜见等等若干种礼节可谓不计其数。作者从小的方面入手，对日常家居生活中的礼节进行了详细的描写，譬如，谭孝移和邻里街坊之间的互送人情，礼尚往来。大的方面对谭绍闻的三次婚礼的描写更是淋漓尽致，花费了更多的笔墨。纵观全书，几乎每一章节都涉及人情往来、礼仪风俗，在其他古典小说中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这一特点显然是作者在有意识地对“礼”进行描写。传统的儒家學说中“礼”涵盖了“个人行动、社会关系、政治组织及宗教行为的种种礼仪”等全方位的。孔子要通过“礼治”达到终极的秩序与和谐，在奴隶社会“礼崩乐坏”之际，试图通过恢复古礼，约束人们混乱的思想。作者通过对《歧路灯》中种种繁琐的仪节、仪式的描写，同样是看到社会上对礼仪的缺乏和不尊重，试图回归秩序世界的渴望，达到完美的道德世界，树立对于古典文化的信念。然而这种缺少生命热情的枯燥形式，由于时代的局限是难以实现的。但是对于今天的社会，教育人们要遵守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公德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仁”是中国儒家学派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孔子说：仁者“爱人”这是孔子对人类文明和情操的一大贡献。孔子虽然把仁看得很高，但他认为实现仁并不难，只要主观努力，仁是可以做到的，正如孔子所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儒家的仁爱是有等差的爱，是由己及人的，不是爱所有人，也就是要“亲近正人，远离小人”。在传统的儒家思想里，“亲近正人”是一个人为人处世、与人交往事业有成的前提，实际上触及了现代教育中的社会教育问题。《歧路灯》所表述谭家自灵宝公往下一脉的发展，客观上很好地印证了“亲近正人”的重要性。
三 结语
综上所述，《歧路灯》不仅是文学史上的巨著，也包含深刻的哲学思想，作者通过对“孝道”、“礼仪”等方面阐释，是对当时的官方哲学宋明理学的极力批判和否定，也是对原始的儒家思想的回归。试图通过这种回归解决当时社会的矛盾。对于21世纪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具有深刻的意，家庭教育中“孝”是最根本的理念，是维持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族系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体现；而社会教育中礼仪规范和尊重他人和对他人的爱是人与人交往的原则和基础，是社会运行不悖的法则。《歧路灯》所反映出的孝悌、礼仪、仁爱等哲学思想对当今的教育是有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胡军利：《论〈歧路灯〉的哲学思想》，《湖南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2] 徐云知：《教育小说〈歧路灯〉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7期。
[3] 武少辉：《〈歧路灯〉基于家庭主题的“传家处世”哲学研究》，《平顶山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4] 胡军利：《论〈歧路灯〉的复归思想》，《船山学刊》，2005年第2期。
[5] 陈桂声：《关于〈歧路灯〉研究的几点思考》，《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1期。
[6] 刘铭：《儒家“诗教”对〈歧路灯〉创作的影响》，《山东省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7] 张宁：《论〈歧路灯〉的家庭教育思想》，《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8] 李小红：《〈歧路灯〉研究述评》，《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
（张纪仁，牡丹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化学院讲师）
关键词：《歧路灯》 儒家思想 程朱理学 哲学思想 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
《歧路灯》是李绿园用了近30年的时间苦心经营的一部巨著。此书完稿后并未付之印行，近200年间只以抄本形式在河南乡村小范围内流传，所以知之者甚少，更未引起读者及学术界的关注。直至20世纪20年代，《歧路灯》才有影印本出现，《歧路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才正式起步。本文通过《歧路灯》中的家庭教育观和社会教育观的描写，阐释了“孝”、“礼”、“仁”的哲学思想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
一 《歧路灯》的创作背景
1 社会背景
《歧路灯》问世于清乾隆年间。清乾隆时期继承了康熙、雍正两朝的政策，重视农业生产。自然经济（封建经济）处于最巅峰，由于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自由雇佣劳动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主义萌芽在此时继续发展。国富民弱，财富主要集中在政府和一小部分人手里。乾隆早期，依旧延续着康雍盛世的景象。到了后期，由于西方列强迅速崛起，而中国还在闭关自守，导致中国落后于世界。国内腐败成风，民不聊生。社会上出现许多类似谭绍闻的败家子，这为《歧路灯》的创作提供了素材。
2 思想背景
清朝初年，满洲人只有通过文治武功等方式才能够驾驭汉民族，因为满族人口较少，社会结构方式过于原始，多以原始部落组织为主，所以在经济、人口、文化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汉民族。思想领域，由于统治的需要，宋代以来形成的程朱理学成为了官方正统哲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康熙时期编辑了《朱子大全》，颁行天下，作为开科取士的主要内容。自明末清初以来，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一批进步思想家，集中力量对这种程朱理学加以攻击和批判，想从根本上动摇作为思想“权威”的程朱理学思想。当时这两种思想的针锋相对，实质是代表我国社会中新兴资本主义的进步思想家同保守、落后封建主义之间的斗争，表达了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对程朱理学宣扬的“保存心中的天理，消灭人的欲望”即“存天理，去人欲”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揭露了它禁锢了人的自由，指出它“以理抹杀了人性”的本质，是对程朱理学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
此时，以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著称的学术流派——乾嘉学派正在兴起。在统治相对稳定的雍正、乾隆时期，由于一些文人认为清朝的政治统治是通过阶层镇压和笼络臣民所获得的，所以对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政策，如大兴“文字狱”，并多次禁止和销毁各类书籍。因此，各位文人学士不仅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更不敢议论时政，在诗文奏章中稍有疏忽，也有可能遭致杀身灭族的危险，从而远离现实，只是把时间和精力应用在对古代典籍的整理上，由此，产生了乾嘉学派的考据学。在乾隆皇帝即位后，更是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一些达官贵人也大力倡导经学。
以上这些思想对《歧路灯》的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作品中都能找到这些思想的印记。
二 《歧路灯》反映的哲学思想
1 家庭教育观
家庭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孝”。《歧路灯》一书的重要内容就是对“孝”观念的阐释。孝”属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之一，“孝”观念和血缘宗法制度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体家庭的形成，父系家长制的确立，“孝”的观念逐渐形成和发展。儒家将“孝”的观念引入融合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来，形成了“百善孝为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儒家传统的孝道思想，人们普遍认为，传宗接代关系着家族的繁衍生息，这才是中国人最为原始、最为持久，并且也是无法忘却的生存目的。经过孔孟等人的阐发，“孝”观念被扩大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从爱护孝顺自己的孩子和父母，推广到爱护孝顺别人的孩子和父母，再扩大到侍奉君王，这便是“忠”。“忠”与“孝”本为一体，但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于“孝”和“忠”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唐代以前，仍继承了原有的儒家孝道观念，“孝”是主要的。《孝经》，将“孝”视为“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这里把“孝”作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魏晋南北朝后经过三个多世纪的民族融合，封建社会逐渐进入了成熟时期，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制度也不断完善，原始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已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和统治的需要，被中央集权制所取代。因此服从与顺应君主专制的“忠”逐渐占了上风。有甚至人模仿《孝经》而作《忠经》，把忠说成是天地间的至理至德，是评价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忠的作用是“为国之本，何莫由忠。唐代以后，中央集權制得到进一步加强，“君为臣纲”的地位逐渐凸显，成为“三纲”中的第一纲。选拔人才的标准，“忠”是位居贤良、仁德等之前的，第一位的。到了清代，由于少数民族统治的特殊性致使对“忠”的要求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顶峰。“忠”演变成为一种“绝对外化的规约性的、命令式的伦理”。”原始儒家倡导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的君臣有义行为方式演变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谓之不忠”的绝对服从式的伦理。
以上阐述了“孝”和“忠”的历史演变，《歧路灯》是注重“孝”的。书中第一回描写了谭氏家族有丹徒本家与灵宝分支两大派系。虽然两派所在地相隔千里，三代未有往来，但因为丹徒这一派系是本族老家，灵宝一支便不怕舟车劳顿而千里来拜祭以前的祖宗，续修五代未完成的族谱家牒。开篇即叙述归宗认祖，事实上，作者李绿园为《歧路灯》全书奠定了“孝”的基调；通过两族人团圆作为结尾，再次展现出了血浓于水的亲情观念。将归宗认同过程的暗线隐藏在谭绍闻被人引入歧途，又由歧途归入正途的情节线索之中，因此作者称其书为一本“家政谱”。宗族血缘关系是“孝”所赖以生长的土壤。因此全书是以“孝”为其支撑点，“孝”观念的在谭绍衣身上演绎与阐释得淋漓尽致。孔孟儒学从“孝”出发，在忠孝一体化基础上实现忠孝两全；而程朱理学则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排除了“孝”中的自然情感因素，由愚孝演至愚忠。很明显，“孝”作为《歧路灯》全书的基调，是宣扬“孝”的观念，用孔孟儒学的“孝”观念取代程朱理学中不合理的成分的表现之一。 2 社会教育观
社会是有一定的规范的，在古代，这些规范被称之为“礼”。作者在《歧路灯》中用“礼”代替“理”，大力倡导礼学、礼治。用礼学、礼治反对程朱理学中的僵死教条，是试图复归归孔孟儒学的又一个表现。在上古社会中，“礼”的内容包含各种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经过后人记载，编辑、整理成《仪礼》《周礼》《礼记》三书，统称为“三礼”。在上古社会，它是体现社会政治制度的典章制度，规范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它是古代帝王和贵族的行为标准，体现其道德规范。在古代的礼仪文化史中，有大量的繁杂的礼仪书，种种礼仪更是数不胜数。从最早的上古仪节开始，根据“三礼”所传上古礼仪文化的轮廓，当时的礼仪制度就有十几种之多。每一类都有许多复杂的小礼节。可以说，从统治阶级拜天祭祖，到百姓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礼仪制度，程序，所有的细节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到了孔子时代，在潜心研究古代文化，整理古籍的基础上，编辑出五经，《礼》便是其中之一。他所教授弟子的“六艺”之一就有“礼”，他力图将“礼”推广为一种普遍有效的并具有绝对权威性的行为规范。“礼”作为中华文化特有的标志之一，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史的演进过程。在宋明理学时期，拥有具体内涵的“礼”被包含在抽象的理中。程颐认为“礼即是理也”，把“礼”看作与“人欲”相对立的“天理”，具有强制意义且没有客观标准对它的正确与否进行检验。
作者在《歧路灯》中“用礼代替理”是作者区别于程朱理学，向原始儒学复归的表现。作者在书中对“礼”的描述可谓详尽备至，包括婚丧、祭祀、拜见等等若干种礼节可谓不计其数。作者从小的方面入手，对日常家居生活中的礼节进行了详细的描写，譬如，谭孝移和邻里街坊之间的互送人情，礼尚往来。大的方面对谭绍闻的三次婚礼的描写更是淋漓尽致，花费了更多的笔墨。纵观全书，几乎每一章节都涉及人情往来、礼仪风俗，在其他古典小说中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这一特点显然是作者在有意识地对“礼”进行描写。传统的儒家學说中“礼”涵盖了“个人行动、社会关系、政治组织及宗教行为的种种礼仪”等全方位的。孔子要通过“礼治”达到终极的秩序与和谐，在奴隶社会“礼崩乐坏”之际，试图通过恢复古礼，约束人们混乱的思想。作者通过对《歧路灯》中种种繁琐的仪节、仪式的描写，同样是看到社会上对礼仪的缺乏和不尊重，试图回归秩序世界的渴望，达到完美的道德世界，树立对于古典文化的信念。然而这种缺少生命热情的枯燥形式，由于时代的局限是难以实现的。但是对于今天的社会，教育人们要遵守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公德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仁”是中国儒家学派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孔子说：仁者“爱人”这是孔子对人类文明和情操的一大贡献。孔子虽然把仁看得很高，但他认为实现仁并不难，只要主观努力，仁是可以做到的，正如孔子所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儒家的仁爱是有等差的爱，是由己及人的，不是爱所有人，也就是要“亲近正人，远离小人”。在传统的儒家思想里，“亲近正人”是一个人为人处世、与人交往事业有成的前提，实际上触及了现代教育中的社会教育问题。《歧路灯》所表述谭家自灵宝公往下一脉的发展，客观上很好地印证了“亲近正人”的重要性。
三 结语
综上所述，《歧路灯》不仅是文学史上的巨著，也包含深刻的哲学思想，作者通过对“孝道”、“礼仪”等方面阐释，是对当时的官方哲学宋明理学的极力批判和否定，也是对原始的儒家思想的回归。试图通过这种回归解决当时社会的矛盾。对于21世纪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具有深刻的意，家庭教育中“孝”是最根本的理念，是维持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族系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体现；而社会教育中礼仪规范和尊重他人和对他人的爱是人与人交往的原则和基础，是社会运行不悖的法则。《歧路灯》所反映出的孝悌、礼仪、仁爱等哲学思想对当今的教育是有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胡军利：《论〈歧路灯〉的哲学思想》，《湖南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2] 徐云知：《教育小说〈歧路灯〉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7期。
[3] 武少辉：《〈歧路灯〉基于家庭主题的“传家处世”哲学研究》，《平顶山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4] 胡军利：《论〈歧路灯〉的复归思想》，《船山学刊》，2005年第2期。
[5] 陈桂声：《关于〈歧路灯〉研究的几点思考》，《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1期。
[6] 刘铭：《儒家“诗教”对〈歧路灯〉创作的影响》，《山东省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7] 张宁：《论〈歧路灯〉的家庭教育思想》，《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8] 李小红：《〈歧路灯〉研究述评》，《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
（张纪仁，牡丹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