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与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传统文人都是很关注天下事的。比如，晚明东林党人要救“王学之末流”，因为王阳明的学术到了晚明以后就不行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就痛定思痛，要来重新研究整个中国文化史，要发现中国文化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清兵南侵的时候，黄宗羲在山上带兵打仗，打败了，就将老师留下的书“尽读之”。他写出了《明夷待访录》，认为国家虽然已经灭亡了，但圣人还是会出现，国家还是会重新兴盛起来。顾炎武当年写《日知录》就是为以后的圣人立法。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国家都没有了，你还要做学问吗？顾炎武有一个很有名的关于亡国和亡天下关系的名言。他认为国家亡了不要紧，但天下不能亡，也就是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顾炎武看来，天下和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天下是不能亡的，天下就是道统。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三纲五常，先秦诸子就是希望能有一个道统能够和当时的“势”，也就是所谓的政府官僚相抗衡，这就是中国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文化，民族的兴亡，匹夫也是有责任的。
　　在这一点上，王夫之的“知”与“行”尤为坚定与执着。他与黄宗羲和顾炎武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而他对后世的影响，甚至超越了黄、顾二人。他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有“东方的黑格尔”之称。王夫之生于乱世，有着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情结”。他盼望自己能报效祖国于疆场，横刀立马，壮怀激烈，虽九死亦不悔。他是一个韧劲十足的人，渴望在乱世中建功立业；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敢于为了信仰而自我牺牲；他还是一个刚性的人，敢于为了国家利益而刚正不阿、嫉恶如仇。这样的人，作文，必作惊世之文；做人，誓做“至刚”之人。当然，他也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弱点，即遇到人生抉择，他会十分纠结，小心谨慎，反复思考、斟酌，生怕有所闪失。他也因此失去一些机会。
　　王夫之從历史的探寻中不断调整和校正自己的人生坐标，从先哲前贤那里汲取着人生的滋养。他在孤独的探寻中，对历史兴衰得失有着独特的发现，对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有着深刻的认知，对哲学、时空观和宇宙观等有着与众不同的领悟。这样一种生命认知和历史纵深感，往往能让他获得开阔的视野和敞亮的心襟。用这样的心襟和视野来观照现实人生，就多了一份丰厚，多了一种秉持，也就平添了思想的宽度、精神的广度和生命的高度。
　　很高兴读到聂茂创作的《天地行人：王夫之传》（作家出版社2016年10月）。这本书抓住了王夫之的精神脉络，展示了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突出“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的英雄情结；二是着力塑造“辩忠奸，明是非，知去就”的刚毅个性；三是发掘人性的闪光和高贵的人格力量；四是彰显“书生报国，信仰至上”的理想情怀。
　　人们不一定喜欢某种信仰，但应当向具有坚定信仰的人致敬！
　　王夫之思想感情上的夷夏之界，使他终其一生，都不能接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现实。他以为，从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到谢叠山的绝粒于大都，千古信奉的都是一个观念：受一朝的恩典，享一朝的荣华，奉一朝的正朔，做一朝的人臣。这也是王夫之一再拒绝与清王朝合作的原由所在。
　　很难想象，为大明王朝送终的，竟是一批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这些知识者，有的深痛亡国之创，又感到无力与当权者抗争，于是遁迹山林，走消极反抗的道路，甘做“隐逸君子”；有的竟至削发为僧，遁入空门，自决红尘。他们那不为世人所用的思想，虽不足以为后人称道，但在当时来说，都没有半点奴颜媚骨，相反，表现出的是不愿折腰事权贵的高尚情操。
　　而王夫之与这些“凄怨灵魂”不同，他采取的是反抗与不合作的人生态度。作为一个充满政治理想和抱负的文人，王夫之生命的价值主要在于文化，他在经受了事业的巨大挫折之后，又感悟到人生的痛苦。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身同槁木而心犹未死，仍要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以自己的不屈坚贞，留住人间一点春色。这点“春色”，就是他引以为自豪的民族文化传统，即书中所说的“文脉”。他要通过自己的顽强努力，播下民族文化的优良种子，以期在将来盛开出满园的春光。
　　读完这本传记，我的一个突出感受是：全书写史不囿于史料，写古是为了喻今。作者把历史与传统引向现代，引向人性深处，以现代意识进行文化与人性的双重观照，从中获取个性化的感悟，并以平等姿态与历史对话，以史为鉴，如砥如砺，自由自在。例如，书中第160页写王夫之与夏汝弼被困湘乡山中，阴雨绵绵，前途渺茫之际，王夫之问夏汝弼是否“后悔”了。夏汝弼慷然作答：从不后悔，并说：“其实‘报国’不难，亦非日日张口‘报国’，更非得侍奉君王或奔赴疆场杀敌立功才算‘报国’。吾从不认为，世上有一既成之路，曰‘报国路’！吾辈在路上，在途中，时刻为君想为国想为民想，此番所为，即为‘报国’！虽此路之尽头在何方尚不清楚，这正是吾辈寻之理由！虽此路十分艰辛凶限，亦正是吾辈依凭内心驱使努力前行之动力所在！”王夫之听后十分感动，从中看到了信仰的力量。他十分认同夏汝弼所言：“常听人说‘报国无门’，此言大错！发此论者盖为不自己行动找理由。果乎报国定要站在官府、戴着官帽才算为之？非也。有心报国，处处可为！”这样的情怀，令人震惊；这样的话语，振聋发聩啊。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本书始终以一种文化的视角、文化的情怀关注历史、解读历史和还原历史。为了突出人物性格和情操，作者从人性的挣扎、人性的完善出发，将历史人物的痛苦、矛盾置于一种具体的语境之下，努力发掘其隐藏在时间碎片深处的独立的文化人格，灵活运用史料，关照现实、关照人生、关照心灵。这样的创作是原创性、知识性、史实性、趣味性与可读性等的高度融合。文贵有“气”，所谓“气韵生动”就是这个意思。这本传记有一股“气”，它既是“书生意气”，更是血气，豪气，大气，正气，亦是浩叹之气。气血自肺腑而出，化在纸上，化在字里行间，便作澎湃之声。
　　从结构上看，这本传记的叙事路径由一经一纬一主线组成。经线：时间和生平，突出一个“求”字，从开始求功名，到后来求报国，再后来是求内心的安宁，一辈子都在追求，在奔波，辗转，后来避世仍在不断追问。纬线：事件和时空，突出一个“孤”字，孤独，孤寂，孤苦，孤愁，既是思想上哲学上认识上的，又是一种高度，一种境界。主线：突出一个“格”字，即品格，人格，性格，突出他的血性，他的韧性，他的人性，他的高贵的品质。正如著名文史专家黄留珠先生所评价的，该书“以独特的视角、新颖的手法，展示了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王夫之的生平事略。全书资料收罗丰富，对传主的把握准确、到位，语言生动，可读性强，是近年出版的人物传记中的别开生面之作。”
　　不仅如此，传记在书写上还努力追求文化、哲学和审美底蕴，讲究文字的空灵与诗意，唯美而不粗糙，细腻而不琐碎。既有大众趣味，又有史学情怀，将被历史遮蔽的真实意蕴最大限度地呈示出来。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先生指出：“本书的作者，对于王夫之其人其文，知之甚深，爱之甚切因而作品写来有理有据，有声有色；环绕着王夫之的时代更替与社会动荡等，也描写得波澜不息、跌宕起伏，让人如临其境。”正是抱着对历史的敬畏和对历史圣贤的无限敬仰，作者对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作颇见功底的细致考察，在此条件下，作者才能写出“王夫之虽被各种风浪和事件所裹挟，却能在飘忽不定的行旅中坚持从事文典籍的阐释与整理，以及在哲学思想上锲而不舍地进行问题研讨与体系构建，一个传统知识文人旷达的个性与旷世的成就，也经由这样的过程充分地提示出来”，令人深为感佩（白烨语）。
　　简言之，这种写作是在参考史界、学界、文学界等同行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避免了人云亦云或从文本到文本的复制。同时，本书借助诸多表现形式和叙事技巧，追求简洁透明的写作，文本的细节和故事的动力都源自王夫之一生的艰难跋涉，源自其天地苍茫处所迸发出来的人格力量。作者常用经典的平铺直入，佐以倒叙、插叙、抒情、诗化、蒙太奇、记忆回放和夹叙夹议等多向度的叙事模式，简单明了，质朴生动，恰到好处地将天下、国家、民族之巨型语言与个人、家庭、亲情之小写话语“揉合”起来，使文本的精神空间大大扩充和延伸，使读者在学到知识、了解历史、提高认识和得到激励的同时，获得一种“别样风味”的阅读快感，是当前传记文学创作的新收获。
　　（作者单位：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佘 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