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政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时间，1948年1月，讲演者，蒋介石。从1947到1950年，当同共产党角逐争夺大陆的斗争进入生死关头时，蒋介石经常以这样严厉的语气训斥他的军事将领和政府官吏。他自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指出国民党人的弊病和虚弱，以使他们“转败为胜”。蒋介石这一时期的讲话——若干年里，在公开的出版物中，很容易找到，但未曾受到注意——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充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国民党被中国共产党打败。
内战期间，随着战略优势转到了共产党一边，对接二连三的一系列失败，蒋介石是又气又恼。早在1947年6月，蒋介石曾自夸：“无论就哪一方面看，我们都占有绝对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技术或经验，共军不如我们，至于军需补给，如粮食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7个月后，即1948年1月，蒋介石虽然还声称，“物质上我们有很好的装备，有很精良的武器，可以说具备了一切胜利的条件”。但是，这时他情不自禁要问：“我们剿匪为什么还要遭受挫折，遭受损失呢?”在1947到1948年，蒋介石从不同的方面反复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关于军事方面，蒋介石看到，主要弱点是缺乏有学识的军官、普通士兵的贫困和自上而下的萎靡不振。
蒋介石承认，对多数官吏来说根本谈不上专业技能。从最高级到最低层，大部分军官是在打“糊涂仗”。“大家都不研究学术和典范令，更不注意侦察敌情和地形，随便拟定计划，随便颁发命令，而不能缜密研究，切实准备。”1948年1月，蒋介石埋怨大多数军官“不用脑筋，不肯研究。无论对于什么问题，总是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至于办事，则更是敷衍表面，不求贯彻”。他说：“现在我们的大多数军人的脑筋真是在睡觉了。”更有意思的是，下面这段不留情面的谩骂，充分说明蒋介石非常讨厌他的那些对军事一窍不通的高级将领，他说：“你们今天做军长师长的人，如果真正凭自己的学识能力，在外国做一个团长的资格都不够，正因为我们中国一切落后，人才贫乏，所以你们以微薄的才能，担负如此重大的责任。”
至于军官们对他们的士兵不闻不问，蒋介石也是深恶痛绝。他说一些基础训练项目，像射击、投弹、侦察、联络等，军官们都不放在心上，所以“士兵战斗技能落后，不能打仗”。将领们不仅带不出一支像样的部队，能够有充足的衣食，良好的医药条件，而且还侵吞军饷。因此，蒋介石决定军官要和“部队同吃、同穿、同住。”他说：“共军干部对于这点可以说完全做到了。他们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区别，而没有生活上的悬殊”。相反，国民党军队的待遇能够让“士兵不叛变、不逃跑就算很好了。”
1947年6月，蒋介石觉察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懈殆，道德低落。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因之，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此外，蒋介石还特别指责国民党的军官，不能彼此合作。“大家都养成了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己的一部分的利益，对于友军的危险，整个战争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绝无幸免于失败的道理。”
肯尼迪在大猪湾惨败后曾发表高论说，有些人“成则为王，败则作孽”。蒋介石也同样讨厌他的那些将领或邀功争宠，或推卸责任的私心。他说：“如果我们打了败仗，就彼此怨恨，互相攻讦，将自己的过失，尽量掩护，将打败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但是，“胜利却争功争赏。”更让蒋介石心寒的是军官的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空饷。结果，就造成“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
蒋介石察觉到他的将领们从前线发回的战报是在欺骗他。因此，他火冒三丈地骂道，发生在前线的最大骗局，就是那些军官还没有和共军接触，“他们就说敌人的第几纵队到了我的正面，第几纵队到了我的侧面，好像形势十分紧张。可是到实地调查，不过是少数敌人，甚至在他们正面根本没有这个番号。又如经过一次接触之后，往往夸张胜利，说打死了几千几万敌人。须知匪军现在的战术原则的规定，他避免和我们主力决战，我们要消灭他几千几万人，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这种夸张的报告，一望而知是假的。”因此，到1947年6月，蒋介石自己也没有信心了。他肯定：“如果照我们一般将领的精神道德，学术能力，以及知己知彼的程度而言，那我们今天早就应该被匪军打败了。”
比起军队来讲，蒋介石对他政权内的那帮行政官僚更是失去了希望。1947年7月，蒋介石哀伤地叹道，在他参加革命的四十年中，从来没有对革命的前途产生如此的失望和悲戚。这原因既不是经济的危机，也不是政治的绝境，更不是共产党一天一天的壮大。他说这些都不是问题所在，原因是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败坏。他说：“我们的力量完全流于表面形式，而实际的内容，则是空虚到了极点。我们党和团没有基层组织，没有新生的细胞，党员和团员在群众间发生不了作用，整个党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上，这是我们真正的危机，也是我唯一的忧愁。”两个月后，在党团合并时，蒋介石又一次诉说党团缺乏组织性、纪律性和训练，“可以说，只有一个空虚的躯壳，毫无实际的力量。”
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合并没有产生引人注目的结果，到1948年2月，蒋介石仍然在抱怨，“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他说，由于党的错误，“一般社会人士抨击本党，不遗余力，甚至把本党同志看作国家民族的罪人。”
有趣味的是，蒋介石直言不讳地流露了他对共产党的欣赏。而他所称道的每一样东西，也正是国民党缺乏的，如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精神道德。他认为，共产党不仅认认真真地研究和讨论问题，而且踏踏实实地完成任务。“他们不容有一丝含糊笼统的观念，决不允许哗众取宠，半途而废。”而相比之下，“我们一般干部不用脑筋，既不精细，又不确实……所以要陷于失败。”
蒋介石承认，共产党的特点就是坚持“科学的方法”。在他看来，这种方法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慢慢教育培养的。因此，他殷切希望他的部下仿造这一运动，以加强国民党的组织性，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在1947至1948年，蒋介石已对国民党和他的军队丧失信心，但他并不想放弃和毛泽东的角逐。1947年9月，蒋介石扬言：“虽然(共产党的组织训练和宣传技巧)都比我们高强，然而，我们的主义、思想和(政治)路线都绝对比他们正确，而且合乎民族的需要。所以，只要我们能研究他们的一切，明了他们的一切，我们就可以有把握消灭他。”
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允许国民党来从容不迫地“研究他们的一切和理解他们的一切”。1949年1月21日，随着经济滑向彻底崩溃的边缘，随着共产党军队的饮马长江，随着老百姓对南京政府幻想的破灭，蒋介石无可奈何地辞去了他的总统职位。虽然他退居到了浙江北部的老家溪口，在游山玩水中领略了秀丽的风光和家庭的天伦之乐，可他一直在觊觎着政局的发展。这也许真是一个田园般的解甲归田的故事。然而，如果用纪年史家曹生风(音译)的话讲，对蒋介石来说，“这正是他一生中惊心动魄的考验时期”。他领导了二十多年的那场运动已经昙花一现。他深感羞容满面，唯一的一缕哀思就是想想为什么失败了?
来溪口的拜访者络绎不绝，有陈立夫、王世杰、张道藩、陶希圣、谷正纲、陈诚、吴礼卿和张其昀，蒋介石就此问题一一移樽就教。3个月后，曹生风写道，蒋介石的答案是：“军事和政府部门对过去的失败都负有责任。但是最主要的责任，这一点不能否认，是因为党的瘫痪，党员、党的组织机构和党的领导方式问题重重。因此，党成了行尸走肉，政府和军队也就丧魂失魄，结果是军队溃败，社会动乱。”
1949年夏天，蒋介石又一次挤回了中国政治的漩涡之中。他利用国民党总裁的招牌(虽然他辞去了总统职务，但还保留着这一官衔)和他控制的政府黄金储备(他已将这些黄金秘密从上海运到台北)，作为和代总统李宗仁争权的武器。最终，共产党的军队巩固了在大陆的统治。1949年12月，李宗仁也飞往美国。于是，龟缩在台北的蒋介石，在1950年3月，又登上了国民党政府总统的宝座。
在1949年4月下旬，蒋介石重返政治舞台后，立刻醒悟到，在他匆忙归乡退休之际，国民党的“瘫痪”是这个政权恶化、崩溃的最终因素。7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蒋介石提议改造国民党。但是，军事上的败北，使得一切都已分崩离析，所以，一直到年底，也没有付之行动。在台湾，蒋介石重新当上了总统，才组成以陈诚为首，地位很高的中央改造委员会，着手检讨党的主要问题，并清洗了那些与共产党和谈及逃往国外去的人。同时，蒋介石试图加紧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以使他的残兵败将能起死回生。
在那段改造的日子里，蒋介石经常对他的主要官员讲述这些年来失败的原因。他说：“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像。”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没有战斗力和纪律，并由那般无能、狭隘的军官来指挥。结果，“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
从1949年底到1950年，蒋介石对军队、政府和国民党的指责，基本上同他在1947年和1948年的言论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这时，蒋介石更注意到要全面地从政权和社会的组织机制中，寻找导致垮台的重要弊病和缺陷。蒋介石断言，组织上的主要毛病，就是在所有军队内，政工人员制度不健全；这个制度早在20年代的时候是有的，但是，在北伐以后，为了统一军队的指挥，予以取消了。蒋介石说道，“因为没有政工人员，对军官没有监督和检查，结果就没有办法核实有关战报的准确性，于是，什么样的贪污腐败的事情都发生了。”同样，没有政工人员，部队的政治教育取消了，当然，“战斗意志削弱了，战斗力也就完全丧失了。特别是，部队不仅不知道保护和团结民众，而且还肆意骚扰他们。这样，根本就谈不上纪律了。”
组织上松散，让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四处出没，“也就别指望他们不会无孔不入”。他们专门潜入政府和军队的首脑机关，探取情况，传布谣言。因此，蒋介石说，大陆的垮台与其说是被敌人的军事所击败，不如说自己内部的混乱、畏惧和猜忌造成的，而这些又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一手操纵的。“可以说，我们的几百万军队，没有同共军作过一番较量，就被解决了。无数优良的装备送给了共产党，用来消灭我们自己。”
事后，蒋介石一再强调，国民党军队在技术上比共产党优势，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因为美援的短缺和拖延，而造成国民党武器弹药的不够。尽管如此，蒋介石对美国难免还是牢骚满腹。例如，他表示“我们政府错误地相信了马歇尔的调停”。结果，国民党军队犯了战略上的错误，把精锐部队派往东北，其他各地则暴露在中共的攻击之下。这种指责是违背事实的。因为，在1945年11月，魏德迈将军就向蒋介石提出过，反对派大量的军队进入东北，认为首先应该巩固对长城以南地区的控制。
蒋介石也很懊悔由于同美国人结盟，而对他的部下产生的心理影响。他谈到，他的军队总是渴望从美军的盟约中能得到源源不断的技术，结果，养成了好逸恶劳的心理。从整个社会看，一般人也丢弃了传统的自力更生的想法，变得依赖美援。因此，蒋介石讲，当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表示美国不再给予援助时，“一般人就认为反共胜利的希望已是虚无缥缈了”。
在1949年前后，蒋介石对他过去的盟友是颇有微词的。可是，在他的演说集里，这种反美论调却是凤毛麟角。从整个来看，他谈话主要是说明，他相信大陆的崩溃是国民党自身的弊端和错误的结果，而不是外来影响的压力。
蒋介石的这种自白，究竟确实反映了国民党活动的实际状况没有?在那些夸夸其谈的演说中，他的训斥难道仅仅是为了鼓动他的追随者东山再起?这种猜测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二十多年来，蒋介石不断指责国民党放弃了革命斗争，其内容和40年代后期的如出一辙；例如，在1928年他就大声疾呼“党员不为主义和民众而奋斗……，其原因就是革命党人的颓废，丧失了革命精神和革命热情。”这样尖刻的讲话，在三青团组建时，蒋介石也讲过。
虽然蒋介石确实有这样癖好，喜欢叱责他的部下，悲叹国民党内革命信念的失落。但是，他的这些训斥还是如实反映了国民党政权内部总的情况。1928年，革命热情的丧失则是事实，蒋介石对此感到痛惜。40年代，他的各种抨击言论，从其他材料上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譬如像革新运动时期的一些文章。内战中，他对军官的怒斥，和美国顾问团团长戴维·伯将军的所见所闻极其吻合。1948年11月，伯向华盛顿报告说：“自从我来这里后，从来就没有一个战役的失利，说是因为武器弹药的缺乏。依我看来，国民党军队的败北是因为糟糕透顶的指挥和其他道德败坏的因素，把军队弄得毫无战斗意志。……在整个军界，到处是平平庸庸的高级军官，到处是贪污和欺诈。”在早些时候，由一个外国人作出这样蔑视性的评判，不免会引起大惊小怪；但是，伯的结论和蒋介石的结论恰好是异口同声。
蒋介石的那番讲话不仅是一种告诫，也确实是在那些年的失败中，他对国民党活动作出的深思熟虑的评价：这一点，在1956年出版的《苏俄在中国》一书里，得到了更好的证实。在书中，比起1947到1950年的言论，蒋介石对大陆失败的解释，就更强调经济的因素和共产党的阴谋。他说道：“毋庸讳言，众多的因素把我们推向失败。可是，在大陆反共斗争中，致命的一击不是来自管理的缺陷，最致命的一击是来自组织和技术上的严重失误，来自政策和策略上的严重失误。总之，来自我们民族意志的衰退，而这正是我们需要加强的。”
很清楚，蒋介石并没有把他政权的垮台归之于美国的失信，武器弹药的缺乏甚或是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在他看来，失败的因素蕴藏在国民党政权的内部。他相信，在内战时期，这个政权不仅腐败糜烂，而且已是行将覆灭。
若干年来，蒋介石一直想消除那些侵蚀国民党运动精神的病毒，如暮气沉沉、贪得无厌以及散漫不羁。例如，1932年组织蓝衣社，1938年建立三青团，就是想利用这些团体来恢复业已丧尽的革命精神，1946年，他又发起清查运动，想把那些缺乏革命精神和品质的人，从国民党内开除出去。但是，这些补救很少成功。蒋介石喋喋不休地斥责部下——他们中的有些人受到派系之争的鼓动，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蒋介石想要撤掉几个失职、贪污的部下，心中还真有点惶惶不安，因为他知道，不会再有什么能干的人去接替这些职位。有一次克拉立·陈纳德将军向蒋介石抱怨，说中国的空军军官颓废以及指挥官无能。事后，陈纳德记下了当时他们谈话的情景：大约三十分钟，他耐心地听着蒋夫人的翻译，然后用手打断了我的话，咕哝了几句急匆匆地离开了屋子。
“他说你讲的那些事他知道了，也晓得你提到的那些人不行。”蒋夫人翻译说。
“既然他了解他们，为什么不采取措施呢？”我迷惑不解地问。
“他说能够与他共事的只有这些人了，如果我们把他们都罢免，那谁留下来干事呢?”蒋夫人答道。过了不久，我也真正体会到委员长的苦衷。他最麻烦的事情是没有忠实可靠、技术娴熟的部下。他善于玩弄用张三去反对李四，然后渔翁得利的把戏。所以，要是他按捺不住时，每个人迟早都会尸首分家。
在中国，随着空军的诞生，像这种技术性很强的地方，缺少高水平的人员，大可不必奇怪。令人惊讶的是，蒋介石和他的亲信也认识到自己没有可以依之左右，又机敏干练的人才，而且这个问题在军事、政治和政府行政部门特别突出。1941至1948年，曾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要职的吴铁城，在临终前就哀叹：“在国民党内，能者不得人尽其才；在党外，贤达之士又不肯丢弃偏见，与政府通力合作。结果，大陆就失去了。”陈布雷这位长期深受蒋介石信任的顾问和秘书，他所焦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就是缺少学识精到、公而忘私而又愿为党国效命的人才。
正像陈纳德说的，因为蒋介石深感无可用之人才，所以确实是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例如，如果他撤掉那些半瓶子醋的军官，可谁来接替他们呢?毫无疑问，蒋介石也意识到这种困境，对已经穷途末路的人来说，只能是雪上加霜。这也是一条理由，说明蒋介石为什么不愿听革新运动的叫喊，清除那些臭名昭著、贪污腐败的政学系官僚。其实，蒋介石知道他们庸碌无能。但是，在他看来，即使把革新运动分子擢之高位，也不见得就能助他一臂之力。
不过，蒋介石之所以不能挽回其失败的真正原因，还是在他难以理解问题的实质。大概这也是他作为一个国家领袖最主要、最致命的弱点。在大政方针方面，诸如对政治、行为举止和经济问题的设想，蒋介石不懂得他所设立的政治机构以及他所制定的政策，正是他政权垮台的导火线。由于他掌握的那套政治体制根本与外界的批评和压力天各一方，所以他对官僚的舞弊堕落就熟视无睹。他不明白士兵不愿打仗，农民抵制纳税和拒不当兵，是因为他未曾落实那些能够唤起他们去打仗、来相助的政策。在1949到1950年期间，蒋介石偶尔也承认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的原因，即在于背弃了民生主义。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似乎从来没有彻底醒悟过，所以也就不会把它视为最重要的原因了。即使在1956年出版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他也仍然把在大陆的失败说成主要是道德和心理的因素。他从来没有考虑过用政治组织可以唤起民众的意志，使他们和政府协调一致；可以促动社会和经济的改革，为民众带来福利。而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使他在同共产党的斗争中，得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
（原载《蒋介石与蒋经国》
现摘自《关东作家》2003年总第222期）B11
时间，1948年1月，讲演者，蒋介石。从1947到1950年，当同共产党角逐争夺大陆的斗争进入生死关头时，蒋介石经常以这样严厉的语气训斥他的军事将领和政府官吏。他自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指出国民党人的弊病和虚弱，以使他们“转败为胜”。蒋介石这一时期的讲话——若干年里，在公开的出版物中，很容易找到，但未曾受到注意——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充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国民党被中国共产党打败。
内战期间，随着战略优势转到了共产党一边，对接二连三的一系列失败，蒋介石是又气又恼。早在1947年6月，蒋介石曾自夸：“无论就哪一方面看，我们都占有绝对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技术或经验，共军不如我们，至于军需补给，如粮食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7个月后，即1948年1月，蒋介石虽然还声称，“物质上我们有很好的装备，有很精良的武器，可以说具备了一切胜利的条件”。但是，这时他情不自禁要问：“我们剿匪为什么还要遭受挫折，遭受损失呢?”在1947到1948年，蒋介石从不同的方面反复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关于军事方面，蒋介石看到，主要弱点是缺乏有学识的军官、普通士兵的贫困和自上而下的萎靡不振。
蒋介石承认，对多数官吏来说根本谈不上专业技能。从最高级到最低层，大部分军官是在打“糊涂仗”。“大家都不研究学术和典范令，更不注意侦察敌情和地形，随便拟定计划，随便颁发命令，而不能缜密研究，切实准备。”1948年1月，蒋介石埋怨大多数军官“不用脑筋，不肯研究。无论对于什么问题，总是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至于办事，则更是敷衍表面，不求贯彻”。他说：“现在我们的大多数军人的脑筋真是在睡觉了。”更有意思的是，下面这段不留情面的谩骂，充分说明蒋介石非常讨厌他的那些对军事一窍不通的高级将领，他说：“你们今天做军长师长的人，如果真正凭自己的学识能力，在外国做一个团长的资格都不够，正因为我们中国一切落后，人才贫乏，所以你们以微薄的才能，担负如此重大的责任。”
至于军官们对他们的士兵不闻不问，蒋介石也是深恶痛绝。他说一些基础训练项目，像射击、投弹、侦察、联络等，军官们都不放在心上，所以“士兵战斗技能落后，不能打仗”。将领们不仅带不出一支像样的部队，能够有充足的衣食，良好的医药条件，而且还侵吞军饷。因此，蒋介石决定军官要和“部队同吃、同穿、同住。”他说：“共军干部对于这点可以说完全做到了。他们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区别，而没有生活上的悬殊”。相反，国民党军队的待遇能够让“士兵不叛变、不逃跑就算很好了。”
1947年6月，蒋介石觉察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懈殆，道德低落。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因之，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此外，蒋介石还特别指责国民党的军官，不能彼此合作。“大家都养成了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己的一部分的利益，对于友军的危险，整个战争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绝无幸免于失败的道理。”
肯尼迪在大猪湾惨败后曾发表高论说，有些人“成则为王，败则作孽”。蒋介石也同样讨厌他的那些将领或邀功争宠，或推卸责任的私心。他说：“如果我们打了败仗，就彼此怨恨，互相攻讦，将自己的过失，尽量掩护，将打败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但是，“胜利却争功争赏。”更让蒋介石心寒的是军官的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空饷。结果，就造成“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
蒋介石察觉到他的将领们从前线发回的战报是在欺骗他。因此，他火冒三丈地骂道，发生在前线的最大骗局，就是那些军官还没有和共军接触，“他们就说敌人的第几纵队到了我的正面，第几纵队到了我的侧面，好像形势十分紧张。可是到实地调查，不过是少数敌人，甚至在他们正面根本没有这个番号。又如经过一次接触之后，往往夸张胜利，说打死了几千几万敌人。须知匪军现在的战术原则的规定，他避免和我们主力决战，我们要消灭他几千几万人，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这种夸张的报告，一望而知是假的。”因此，到1947年6月，蒋介石自己也没有信心了。他肯定：“如果照我们一般将领的精神道德，学术能力，以及知己知彼的程度而言，那我们今天早就应该被匪军打败了。”
比起军队来讲，蒋介石对他政权内的那帮行政官僚更是失去了希望。1947年7月，蒋介石哀伤地叹道，在他参加革命的四十年中，从来没有对革命的前途产生如此的失望和悲戚。这原因既不是经济的危机，也不是政治的绝境，更不是共产党一天一天的壮大。他说这些都不是问题所在，原因是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败坏。他说：“我们的力量完全流于表面形式，而实际的内容，则是空虚到了极点。我们党和团没有基层组织，没有新生的细胞，党员和团员在群众间发生不了作用，整个党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上，这是我们真正的危机，也是我唯一的忧愁。”两个月后，在党团合并时，蒋介石又一次诉说党团缺乏组织性、纪律性和训练，“可以说，只有一个空虚的躯壳，毫无实际的力量。”
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合并没有产生引人注目的结果，到1948年2月，蒋介石仍然在抱怨，“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他说，由于党的错误，“一般社会人士抨击本党，不遗余力，甚至把本党同志看作国家民族的罪人。”
有趣味的是，蒋介石直言不讳地流露了他对共产党的欣赏。而他所称道的每一样东西，也正是国民党缺乏的，如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精神道德。他认为，共产党不仅认认真真地研究和讨论问题，而且踏踏实实地完成任务。“他们不容有一丝含糊笼统的观念，决不允许哗众取宠，半途而废。”而相比之下，“我们一般干部不用脑筋，既不精细，又不确实……所以要陷于失败。”
蒋介石承认，共产党的特点就是坚持“科学的方法”。在他看来，这种方法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慢慢教育培养的。因此，他殷切希望他的部下仿造这一运动，以加强国民党的组织性，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在1947至1948年，蒋介石已对国民党和他的军队丧失信心，但他并不想放弃和毛泽东的角逐。1947年9月，蒋介石扬言：“虽然(共产党的组织训练和宣传技巧)都比我们高强，然而，我们的主义、思想和(政治)路线都绝对比他们正确，而且合乎民族的需要。所以，只要我们能研究他们的一切，明了他们的一切，我们就可以有把握消灭他。”
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允许国民党来从容不迫地“研究他们的一切和理解他们的一切”。1949年1月21日，随着经济滑向彻底崩溃的边缘，随着共产党军队的饮马长江，随着老百姓对南京政府幻想的破灭，蒋介石无可奈何地辞去了他的总统职位。虽然他退居到了浙江北部的老家溪口，在游山玩水中领略了秀丽的风光和家庭的天伦之乐，可他一直在觊觎着政局的发展。这也许真是一个田园般的解甲归田的故事。然而，如果用纪年史家曹生风(音译)的话讲，对蒋介石来说，“这正是他一生中惊心动魄的考验时期”。他领导了二十多年的那场运动已经昙花一现。他深感羞容满面，唯一的一缕哀思就是想想为什么失败了?
来溪口的拜访者络绎不绝，有陈立夫、王世杰、张道藩、陶希圣、谷正纲、陈诚、吴礼卿和张其昀，蒋介石就此问题一一移樽就教。3个月后，曹生风写道，蒋介石的答案是：“军事和政府部门对过去的失败都负有责任。但是最主要的责任，这一点不能否认，是因为党的瘫痪，党员、党的组织机构和党的领导方式问题重重。因此，党成了行尸走肉，政府和军队也就丧魂失魄，结果是军队溃败，社会动乱。”
1949年夏天，蒋介石又一次挤回了中国政治的漩涡之中。他利用国民党总裁的招牌(虽然他辞去了总统职务，但还保留着这一官衔)和他控制的政府黄金储备(他已将这些黄金秘密从上海运到台北)，作为和代总统李宗仁争权的武器。最终，共产党的军队巩固了在大陆的统治。1949年12月，李宗仁也飞往美国。于是，龟缩在台北的蒋介石，在1950年3月，又登上了国民党政府总统的宝座。
在1949年4月下旬，蒋介石重返政治舞台后，立刻醒悟到，在他匆忙归乡退休之际，国民党的“瘫痪”是这个政权恶化、崩溃的最终因素。7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蒋介石提议改造国民党。但是，军事上的败北，使得一切都已分崩离析，所以，一直到年底，也没有付之行动。在台湾，蒋介石重新当上了总统，才组成以陈诚为首，地位很高的中央改造委员会，着手检讨党的主要问题，并清洗了那些与共产党和谈及逃往国外去的人。同时，蒋介石试图加紧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以使他的残兵败将能起死回生。
在那段改造的日子里，蒋介石经常对他的主要官员讲述这些年来失败的原因。他说：“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像。”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没有战斗力和纪律，并由那般无能、狭隘的军官来指挥。结果，“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
从1949年底到1950年，蒋介石对军队、政府和国民党的指责，基本上同他在1947年和1948年的言论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这时，蒋介石更注意到要全面地从政权和社会的组织机制中，寻找导致垮台的重要弊病和缺陷。蒋介石断言，组织上的主要毛病，就是在所有军队内，政工人员制度不健全；这个制度早在20年代的时候是有的，但是，在北伐以后，为了统一军队的指挥，予以取消了。蒋介石说道，“因为没有政工人员，对军官没有监督和检查，结果就没有办法核实有关战报的准确性，于是，什么样的贪污腐败的事情都发生了。”同样，没有政工人员，部队的政治教育取消了，当然，“战斗意志削弱了，战斗力也就完全丧失了。特别是，部队不仅不知道保护和团结民众，而且还肆意骚扰他们。这样，根本就谈不上纪律了。”
组织上松散，让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四处出没，“也就别指望他们不会无孔不入”。他们专门潜入政府和军队的首脑机关，探取情况，传布谣言。因此，蒋介石说，大陆的垮台与其说是被敌人的军事所击败，不如说自己内部的混乱、畏惧和猜忌造成的，而这些又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一手操纵的。“可以说，我们的几百万军队，没有同共军作过一番较量，就被解决了。无数优良的装备送给了共产党，用来消灭我们自己。”
事后，蒋介石一再强调，国民党军队在技术上比共产党优势，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因为美援的短缺和拖延，而造成国民党武器弹药的不够。尽管如此，蒋介石对美国难免还是牢骚满腹。例如，他表示“我们政府错误地相信了马歇尔的调停”。结果，国民党军队犯了战略上的错误，把精锐部队派往东北，其他各地则暴露在中共的攻击之下。这种指责是违背事实的。因为，在1945年11月，魏德迈将军就向蒋介石提出过，反对派大量的军队进入东北，认为首先应该巩固对长城以南地区的控制。
蒋介石也很懊悔由于同美国人结盟，而对他的部下产生的心理影响。他谈到，他的军队总是渴望从美军的盟约中能得到源源不断的技术，结果，养成了好逸恶劳的心理。从整个社会看，一般人也丢弃了传统的自力更生的想法，变得依赖美援。因此，蒋介石讲，当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表示美国不再给予援助时，“一般人就认为反共胜利的希望已是虚无缥缈了”。
在1949年前后，蒋介石对他过去的盟友是颇有微词的。可是，在他的演说集里，这种反美论调却是凤毛麟角。从整个来看，他谈话主要是说明，他相信大陆的崩溃是国民党自身的弊端和错误的结果，而不是外来影响的压力。
蒋介石的这种自白，究竟确实反映了国民党活动的实际状况没有?在那些夸夸其谈的演说中，他的训斥难道仅仅是为了鼓动他的追随者东山再起?这种猜测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二十多年来，蒋介石不断指责国民党放弃了革命斗争，其内容和40年代后期的如出一辙；例如，在1928年他就大声疾呼“党员不为主义和民众而奋斗……，其原因就是革命党人的颓废，丧失了革命精神和革命热情。”这样尖刻的讲话，在三青团组建时，蒋介石也讲过。
虽然蒋介石确实有这样癖好，喜欢叱责他的部下，悲叹国民党内革命信念的失落。但是，他的这些训斥还是如实反映了国民党政权内部总的情况。1928年，革命热情的丧失则是事实，蒋介石对此感到痛惜。40年代，他的各种抨击言论，从其他材料上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譬如像革新运动时期的一些文章。内战中，他对军官的怒斥，和美国顾问团团长戴维·伯将军的所见所闻极其吻合。1948年11月，伯向华盛顿报告说：“自从我来这里后，从来就没有一个战役的失利，说是因为武器弹药的缺乏。依我看来，国民党军队的败北是因为糟糕透顶的指挥和其他道德败坏的因素，把军队弄得毫无战斗意志。……在整个军界，到处是平平庸庸的高级军官，到处是贪污和欺诈。”在早些时候，由一个外国人作出这样蔑视性的评判，不免会引起大惊小怪；但是，伯的结论和蒋介石的结论恰好是异口同声。
蒋介石的那番讲话不仅是一种告诫，也确实是在那些年的失败中，他对国民党活动作出的深思熟虑的评价：这一点，在1956年出版的《苏俄在中国》一书里，得到了更好的证实。在书中，比起1947到1950年的言论，蒋介石对大陆失败的解释，就更强调经济的因素和共产党的阴谋。他说道：“毋庸讳言，众多的因素把我们推向失败。可是，在大陆反共斗争中，致命的一击不是来自管理的缺陷，最致命的一击是来自组织和技术上的严重失误，来自政策和策略上的严重失误。总之，来自我们民族意志的衰退，而这正是我们需要加强的。”
很清楚，蒋介石并没有把他政权的垮台归之于美国的失信，武器弹药的缺乏甚或是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在他看来，失败的因素蕴藏在国民党政权的内部。他相信，在内战时期，这个政权不仅腐败糜烂，而且已是行将覆灭。
若干年来，蒋介石一直想消除那些侵蚀国民党运动精神的病毒，如暮气沉沉、贪得无厌以及散漫不羁。例如，1932年组织蓝衣社，1938年建立三青团，就是想利用这些团体来恢复业已丧尽的革命精神，1946年，他又发起清查运动，想把那些缺乏革命精神和品质的人，从国民党内开除出去。但是，这些补救很少成功。蒋介石喋喋不休地斥责部下——他们中的有些人受到派系之争的鼓动，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蒋介石想要撤掉几个失职、贪污的部下，心中还真有点惶惶不安，因为他知道，不会再有什么能干的人去接替这些职位。有一次克拉立·陈纳德将军向蒋介石抱怨，说中国的空军军官颓废以及指挥官无能。事后，陈纳德记下了当时他们谈话的情景：大约三十分钟，他耐心地听着蒋夫人的翻译，然后用手打断了我的话，咕哝了几句急匆匆地离开了屋子。
“他说你讲的那些事他知道了，也晓得你提到的那些人不行。”蒋夫人翻译说。
“既然他了解他们，为什么不采取措施呢？”我迷惑不解地问。
“他说能够与他共事的只有这些人了，如果我们把他们都罢免，那谁留下来干事呢?”蒋夫人答道。过了不久，我也真正体会到委员长的苦衷。他最麻烦的事情是没有忠实可靠、技术娴熟的部下。他善于玩弄用张三去反对李四，然后渔翁得利的把戏。所以，要是他按捺不住时，每个人迟早都会尸首分家。
在中国，随着空军的诞生，像这种技术性很强的地方，缺少高水平的人员，大可不必奇怪。令人惊讶的是，蒋介石和他的亲信也认识到自己没有可以依之左右，又机敏干练的人才，而且这个问题在军事、政治和政府行政部门特别突出。1941至1948年，曾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要职的吴铁城，在临终前就哀叹：“在国民党内，能者不得人尽其才；在党外，贤达之士又不肯丢弃偏见，与政府通力合作。结果，大陆就失去了。”陈布雷这位长期深受蒋介石信任的顾问和秘书，他所焦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就是缺少学识精到、公而忘私而又愿为党国效命的人才。
正像陈纳德说的，因为蒋介石深感无可用之人才，所以确实是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例如，如果他撤掉那些半瓶子醋的军官，可谁来接替他们呢?毫无疑问，蒋介石也意识到这种困境，对已经穷途末路的人来说，只能是雪上加霜。这也是一条理由，说明蒋介石为什么不愿听革新运动的叫喊，清除那些臭名昭著、贪污腐败的政学系官僚。其实，蒋介石知道他们庸碌无能。但是，在他看来，即使把革新运动分子擢之高位，也不见得就能助他一臂之力。
不过，蒋介石之所以不能挽回其失败的真正原因，还是在他难以理解问题的实质。大概这也是他作为一个国家领袖最主要、最致命的弱点。在大政方针方面，诸如对政治、行为举止和经济问题的设想，蒋介石不懂得他所设立的政治机构以及他所制定的政策，正是他政权垮台的导火线。由于他掌握的那套政治体制根本与外界的批评和压力天各一方，所以他对官僚的舞弊堕落就熟视无睹。他不明白士兵不愿打仗，农民抵制纳税和拒不当兵，是因为他未曾落实那些能够唤起他们去打仗、来相助的政策。在1949到1950年期间，蒋介石偶尔也承认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的原因，即在于背弃了民生主义。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似乎从来没有彻底醒悟过，所以也就不会把它视为最重要的原因了。即使在1956年出版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他也仍然把在大陆的失败说成主要是道德和心理的因素。他从来没有考虑过用政治组织可以唤起民众的意志，使他们和政府协调一致；可以促动社会和经济的改革，为民众带来福利。而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使他在同共产党的斗争中，得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
（原载《蒋介石与蒋经国》
现摘自《关东作家》2003年总第222期）B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