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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包括：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想和目标的追求与设计；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社会建设方针；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指导社会建设的方法论；高度关注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问题；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建设服务。这些正确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 社会建设 思想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1－0033－04
社会建设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和理论基础。回顾和考察毛泽东探索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指导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想和目标的追求与设计
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富裕的公正社会，是毛泽东对理想社会的一个始终不渝的追求目标。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期的青年毛泽东，在日本的新村主义、俄国的无政府主义以及欧美的工读主义的影响下，曾梦想过一种“新社会生活”。他提倡人人做工、人人读书、人人平等的工读同志会，倡导人人平等、个个自由、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新村主义，并且试图在岳麓山试验这种理想社会新生活。但由于这种幻想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不可避免地很快遭到破灭。毛泽东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后，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新的理想社会观，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观，即通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重点考虑的是怎样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公正、平等、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然后在此基础上向更加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为了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开始构思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蓝图，最初是把实现工业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又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到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仍然提出要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从1954年开始，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的构思，已由实现工业化逐步向实现现代化转变。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提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周恩来在这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957年，毛泽东又提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以上提到的“四化”，或“三化”，虽然已把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目标从工业化转变为现代化，但是，有的没有提科学技术现代化，有的没有提国防现代化。所以，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提法实际上尚未定型。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总结，到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党和政府宣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此，毛泽东为我国人民规划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就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正式确定下来并公诸于世了。但是，由于此后十年动乱的严重干扰，实现“四化”的战略目标未能很好贯彻。十年动乱结束后，邓小平拨乱反正，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四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并把它作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工作重点付诸实施。
二、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社会建设基本方针
统筹兼顾、协调各方利益，是毛泽东促进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思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要采取“军民兼顾”和“公私兼顾”的方针。前者正确处理抗日的需要与群众负担的关系，做到负担虽重而民不伤，只有休养民力，才能支持长期的战争；后者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实行这种兼顾的方针，保证了抗日战争的需要，促进了解放区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他说：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统筹兼顾。这也就是说要兼顾各方利益。他指出：“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毛泽东还具体提出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人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他称统筹兼顾“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
当然，毛泽东论述统筹兼顾主要或重点是在经济领域，但不能认为只涉及经济，它也包括统筹社会其他方面。正如他所说的，“无论粮食问题，灾难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但是统筹兼顾并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既承认差别，又要使各方面利益都能得到保护和实现，是在总体上能够平衡、协调地发展。
毛泽东“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是以苏为戒，研究我国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而概括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出现大多是同我们社会内部利益分配的问题相联系的。对各方利益是采取兼顾，还是只顾一头的方针，是直接关系到社会能否安定、能否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这样 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不能只顾一头，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推进社会建设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和现实指导意义。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指导社会建设的方法论
1957年2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涉及到了社会建设的具体机制及其方法论。毛泽东在该文中不仅正确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且提出了著名的“团结一批评一团结”公式，这为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毛泽东首先从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分析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必须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解决。而“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可以用和平民主的方法来解决。“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一批评一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关键在于有效地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批评一团结公式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法，是指导社会建设的重要机制和方法论。
四、高度关注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问题
毛泽东十分重视社会保障和就业问题。1954年9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国家通过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在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这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社会保障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保障制度的初步建立。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拿工人来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人民政府还颁布了企业职工社会保障条例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社会保障条例，制定了有关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复员安置等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党和国家的社会保障工作落实到基层，使广大人民群众切实得到保障。
毛泽东还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到解决人民群众就业和生活问题对巩固新生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的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各级政府和工会组织采取以工代赈、生产自救、发放救济金、组织转业教育培训等多种方式救济失业工人。
毛泽东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高度重视社会稳定问题。首先，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在毛泽东看来，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尤为重要，它是实现社会稳定有效性的基本前提。在分析突发事件发生的原因时，毛泽东明确指出：“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群众缺乏教育，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其目的在于维系社会的正常秩序，使社会稳定得以实现。其次，消除官僚主义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关键。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敌，它对经济建设、社会稳定的危害，决不亚于各种严重的犯罪活动。毛泽东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的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再次，发展经济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根本。他认为发生少数人闹事等突发事件，最直接的原因，是一些人“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而不能解决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要实现社会的有效控制和良性互动，必须大力发展经济。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并没有真正找到有效的社会稳定手段来成功地推动国家的治理和建设，而是依靠党的政策，依靠群众运动，依靠“人治”来完成各项任务，维系现存的社会秩序，尤其是到了文革时期，不仅没有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反而造成了内部混乱和社会动荡的灾难性后果。这是在毛泽东意料之外的，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
五、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
毛泽东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和归宿。首先，毛泽东认为个性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如果要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其次，毛泽东认为德智体和谐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最后，毛泽东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汲取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教育实践经验和中国留欧学生勤工俭学的经验，曾拟定过一份新型学校计划，体现出他的两个思想：一是工读并行，二是重视体力生产劳动。1934年毛泽东在论述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时就提出，“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即将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多次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1958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在视察天津大学时又强调应“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事 实上，个性的发展、德智体的全面协调发展以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均是促进社会建设和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服务
毛泽东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服务。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围绕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叙述了12个题目。其中的一条红线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目的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社会建设的政治目标。
毛泽东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事业服务的内容比较多，其中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党派和睦——“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表明毛泽东和我们党追求党派和睦的期望，确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要继续存在，发挥作用。
第二，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毛泽东的提议下，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各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54年，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作为我们重要的处理民族问题的法宝被写入第一部宪法，使其有了法律的保障。事实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行有力地促进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实现了各个民族的平等和共同繁荣，充分调动了各个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积极性。
第三，国家统一——“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方针。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对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内稳定和国际交往的解决办法。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保留与西方的国际通道，毛泽东提出，对香港和澳门问题一方面我们要立场坚定地宣布主权，另一方面要采取暂时不动、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以待条件成熟时再对它们恢复行使主权。对于台湾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这些主张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就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就是：台湾回归祖国后除了外交权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由蒋介石决定，所有军政建设经费不足之处由中央政府承担，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破坏对方的团结。
第四，文化繁荣——“双百”方针。在1956年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是在社会文化领域充分保持活力，让一切创造性的思想和艺术源泉充分涌流，让人的精神得以解放和自由，并以此来构建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的科学、民主、充满强烈的“人本”色彩的伟大策略方针。
第五，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以不卑不亢的伟人姿态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方针，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创造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初期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如在社会建设模式上片面地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作为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发展问题上过分强调绝对均衡和平均；其社会建设思想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呈现出部分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新论断，是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
[责任编辑：文 义]
[关键词]毛泽东 社会建设 思想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1－0033－04
社会建设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和理论基础。回顾和考察毛泽东探索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指导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想和目标的追求与设计
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富裕的公正社会，是毛泽东对理想社会的一个始终不渝的追求目标。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期的青年毛泽东，在日本的新村主义、俄国的无政府主义以及欧美的工读主义的影响下，曾梦想过一种“新社会生活”。他提倡人人做工、人人读书、人人平等的工读同志会，倡导人人平等、个个自由、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新村主义，并且试图在岳麓山试验这种理想社会新生活。但由于这种幻想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不可避免地很快遭到破灭。毛泽东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后，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新的理想社会观，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观，即通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重点考虑的是怎样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公正、平等、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然后在此基础上向更加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为了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开始构思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蓝图，最初是把实现工业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又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到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仍然提出要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从1954年开始，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的构思，已由实现工业化逐步向实现现代化转变。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提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周恩来在这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957年，毛泽东又提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以上提到的“四化”，或“三化”，虽然已把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目标从工业化转变为现代化，但是，有的没有提科学技术现代化，有的没有提国防现代化。所以，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提法实际上尚未定型。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总结，到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党和政府宣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此，毛泽东为我国人民规划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就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正式确定下来并公诸于世了。但是，由于此后十年动乱的严重干扰，实现“四化”的战略目标未能很好贯彻。十年动乱结束后，邓小平拨乱反正，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四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并把它作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工作重点付诸实施。
二、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社会建设基本方针
统筹兼顾、协调各方利益，是毛泽东促进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思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要采取“军民兼顾”和“公私兼顾”的方针。前者正确处理抗日的需要与群众负担的关系，做到负担虽重而民不伤，只有休养民力，才能支持长期的战争；后者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实行这种兼顾的方针，保证了抗日战争的需要，促进了解放区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他说：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统筹兼顾。这也就是说要兼顾各方利益。他指出：“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毛泽东还具体提出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人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他称统筹兼顾“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
当然，毛泽东论述统筹兼顾主要或重点是在经济领域，但不能认为只涉及经济，它也包括统筹社会其他方面。正如他所说的，“无论粮食问题，灾难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但是统筹兼顾并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既承认差别，又要使各方面利益都能得到保护和实现，是在总体上能够平衡、协调地发展。
毛泽东“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是以苏为戒，研究我国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而概括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出现大多是同我们社会内部利益分配的问题相联系的。对各方利益是采取兼顾，还是只顾一头的方针，是直接关系到社会能否安定、能否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这样 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不能只顾一头，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推进社会建设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和现实指导意义。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指导社会建设的方法论
1957年2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涉及到了社会建设的具体机制及其方法论。毛泽东在该文中不仅正确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且提出了著名的“团结一批评一团结”公式，这为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毛泽东首先从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分析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必须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解决。而“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可以用和平民主的方法来解决。“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一批评一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关键在于有效地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批评一团结公式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法，是指导社会建设的重要机制和方法论。
四、高度关注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问题
毛泽东十分重视社会保障和就业问题。1954年9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国家通过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在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这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社会保障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保障制度的初步建立。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拿工人来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人民政府还颁布了企业职工社会保障条例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社会保障条例，制定了有关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复员安置等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党和国家的社会保障工作落实到基层，使广大人民群众切实得到保障。
毛泽东还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到解决人民群众就业和生活问题对巩固新生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的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各级政府和工会组织采取以工代赈、生产自救、发放救济金、组织转业教育培训等多种方式救济失业工人。
毛泽东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高度重视社会稳定问题。首先，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在毛泽东看来，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尤为重要，它是实现社会稳定有效性的基本前提。在分析突发事件发生的原因时，毛泽东明确指出：“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群众缺乏教育，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其目的在于维系社会的正常秩序，使社会稳定得以实现。其次，消除官僚主义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关键。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敌，它对经济建设、社会稳定的危害，决不亚于各种严重的犯罪活动。毛泽东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的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再次，发展经济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根本。他认为发生少数人闹事等突发事件，最直接的原因，是一些人“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而不能解决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要实现社会的有效控制和良性互动，必须大力发展经济。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并没有真正找到有效的社会稳定手段来成功地推动国家的治理和建设，而是依靠党的政策，依靠群众运动，依靠“人治”来完成各项任务，维系现存的社会秩序，尤其是到了文革时期，不仅没有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反而造成了内部混乱和社会动荡的灾难性后果。这是在毛泽东意料之外的，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
五、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
毛泽东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和归宿。首先，毛泽东认为个性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如果要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其次，毛泽东认为德智体和谐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最后，毛泽东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汲取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教育实践经验和中国留欧学生勤工俭学的经验，曾拟定过一份新型学校计划，体现出他的两个思想：一是工读并行，二是重视体力生产劳动。1934年毛泽东在论述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时就提出，“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即将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多次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1958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在视察天津大学时又强调应“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事 实上，个性的发展、德智体的全面协调发展以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均是促进社会建设和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服务
毛泽东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服务。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围绕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叙述了12个题目。其中的一条红线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目的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社会建设的政治目标。
毛泽东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事业服务的内容比较多，其中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党派和睦——“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表明毛泽东和我们党追求党派和睦的期望，确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要继续存在，发挥作用。
第二，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毛泽东的提议下，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各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54年，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作为我们重要的处理民族问题的法宝被写入第一部宪法，使其有了法律的保障。事实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行有力地促进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实现了各个民族的平等和共同繁荣，充分调动了各个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积极性。
第三，国家统一——“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方针。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对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内稳定和国际交往的解决办法。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保留与西方的国际通道，毛泽东提出，对香港和澳门问题一方面我们要立场坚定地宣布主权，另一方面要采取暂时不动、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以待条件成熟时再对它们恢复行使主权。对于台湾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这些主张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就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就是：台湾回归祖国后除了外交权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由蒋介石决定，所有军政建设经费不足之处由中央政府承担，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破坏对方的团结。
第四，文化繁荣——“双百”方针。在1956年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是在社会文化领域充分保持活力，让一切创造性的思想和艺术源泉充分涌流，让人的精神得以解放和自由，并以此来构建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的科学、民主、充满强烈的“人本”色彩的伟大策略方针。
第五，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以不卑不亢的伟人姿态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方针，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创造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初期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如在社会建设模式上片面地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作为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发展问题上过分强调绝对均衡和平均；其社会建设思想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呈现出部分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新论断，是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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