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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1月7日，一艘法国巨型邮船“波尔多斯”号起碇离港，长鸣汽笛，在迷离的晨雾中沿黄浦江顺流而下，驶向大海。周恩来、李福景、郭隆真、张若名等197人作为由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批赴法勤工俭学生，就乘坐在这艘邮船上。“波尔多斯”号是一艘巨型邮轮，载重2万吨，上下共分10层。周恩来一行乘坐的是特设舱位——统舱，在船头下层，由货舱所改。这里光线昏暗，空气污浊，堆放着各种货物，上下铺位的简易床像沙丁鱼罐头似的塞满了这群赴欧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
船驶进大海，周恩来手扶船栏杆站在甲板上，眺望着即将离去的祖国，不禁心潮起伏。海燕在头顶飞舞，又掠过浪花向空中窜去。周恩来仰望着这些自由的水鸟，决心要学得改造中国的真理，在革命的风暴中翱翔。祖国大陆的土地渐渐模糊了，周恩来挺直了身躯，面向祖国，默默地同故土告别：“再见了，祖国！为了你的解放和强盛，我一定披肝沥胆，献出一生！”
在异域一边考察社会一边组织旅欧学生运动
12月中旬，“波尔多斯”号到达法国南部的马赛港。周恩来打算只在法国作短暂停留，然后转赴英国伦敦，准备在英国求学，并考察英国社会。因为生了一场小病，他被迫在巴黎住了半个来月。
1921年1月5日，周恩来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首都伦敦。周恩来和李福景曾住在罗素广场附近的伯纳德35号，这是一所供学生寄宿用的房子。这期间，他不顾伦敦的严寒和浓雾，频繁深入工矿、码头，广泛搜集各种资料，为天津《益世报》撰写长篇通讯。在这些通讯中，他详述了“一战”后英国的失业状况，评论英国的机构和议会民主。不久，两人一起报考了曼彻斯特大学，周恩来还报考了爱丁堡大学。
当时，爱丁堡大学虽已同意他免去入学考试，只考英文，但考期在秋天，还要等半年多时间。由于英国的生活费用昂贵，2月上旬，周恩来由伦敦返回巴黎，在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
周恩来和一般旅欧勤工俭学的同学情况稍有不同。他除了在巴黎雷诺汽车厂短时间做过工外，主要靠稿费生活，这使他得以腾出时间和精力考察欧洲各国的社会情况，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周恩来到法国后，还挤出时间多次给在天津达仁女子学校教书的邓颖超写信。信中更多的是讨论新思想、政治动向，看不到多少春花秋月、离愁别恨。
当时，由于经济萧条，失业风潮遍及整个法国，留法勤工俭学生陷入了求工不得、欲学不能、生活无靠的困境。勤工俭学生们聚集在巴黎华侨协社，每天靠华法教育会借贷的5法郎维持生活。因长期营养不良又无钱看病，不少留学生病死。这时，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同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对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停发维持费。在这危急关头，蔡和森、向警予等人组织了400多名骨干于2月28日向中国驻法公使馆发起了一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这就是有名的“二二八”运动。周恩来对事件的原委进行详细调查了解后，为天津《益世报》撰写了长篇通讯《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
在这次事件后，几支革命力量都深感有消除隔阂、团结起来的必要。赵世炎、李立三等发起成立勤工俭学会，填表参加的有七八十人，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都参加了。接着，赵世炎给蔡和森、李维汉等去信，又赶到蒙达尼同他们面谈了两三天。大家一致表示：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不久，赵世炎又从法国克鲁邹市给蔡和森去信，主张成立一个包括留法学生和华工中优秀分子的共产主义组织。蔡和森回信表示同意，并且主张采用“少年共产党”的名称。
5月9日，蔡和森给远在国内的毛泽东接连写了3封长信，其中信中提到最多的是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和办法，他认为在中国必须成立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保持一致的党。
6月初，北洋军阀政府派朱启钤为专使，和财政次长吴鼎昌一起到巴黎，秘密与法国政府商谈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由于法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事情在当月16日的巴黎各大报上报道出来。周恩来看到消息后，立即和赵世炎、蔡和森等联络旅法华人各团体负责人共商对策。
6月30日，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等300多人在巴黎哲人厅召集拒款大会，宣读了旅法各地华人团体的来函来电并通过宣言书，号召国内同胞和各国华侨“联名一致以反对非民意之借款”，并请法人“赞助”。同一天，周恩来撰写了题为《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的通讯。文章指出，这次借款“是直一分脏之借款也。而担保品之重，又关系全国命脉。呜呼国人，尚在睡梦中耶？”“若是之借款，而欲吾国民之承认，吾国民苟非梦死断无予以‘可’字者。”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吴鼎昌避居英国，中法之间被迫暂时中止对借款问题的讨论。到7月25日，《巴黎时报》又透露出中法借款合同已经秘密商妥草签的消息，旅法华人群情激愤，于25日和29日两次集会，发表宣言通告，呼吁国人速起斗争，坚决反对这一卖国借款。30日，周恩来撰写《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一文，详细报道旅法华人的斗争情况，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暗中勾结法国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
8月13日，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旅法华人各团体举行的第二次拒款大会在巴黎哲人厅召开。会议要求驻法公使陈箓当众说明借款真相。陈箓本人不敢到会，派秘书长王曾思到会。王曾思态度蛮横，遭到愤怒学生的痛殴，被迫代表陈箓签署了反对中法借款的声明。法国政府害怕事情闹大，只得宣布暂缓借款。延续两个多月的拒款斗争，至此宣告胜利结束。
9月15日，中、法政府当局因不满勤工俭学生发动的拒款事件，指使中国少年监护委员会宣告从本日起停发勤工俭学生维持费。此前，华法教育会创办的里昂中法大学也寻找借口不接受留法勤工俭学生入校学习，且校长吴稚晖公然宣布要在国内另行招生。于是，很多勤工俭学学生感到求生和求学都看不到希望，实际上被逼上了绝路。
9月17至19日，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对策，最后一致决定“争回里大”。在讨论过程中，周恩来特别提出，对方逼我们陷入绝境，斗争是复杂的，要讲究策略，要做两手准备。他建议留下部分骨干负责后方工作和以后的斗争。
21日清晨，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等100余人组成的“先发队”，分别从巴黎、克鲁邹、蒙达尼等地到达里昂，冲进中法大学。但由于学校早有防备，将所有教室和宿舍的门都上了锁，无法进入。“先发队”的学生们只好在校内的草地上休息，并推选赵世炎为总代表同校方进行交涉。校方不仅拒绝与学生代表交涉，而且要求里昂市长以“逮捕匪类”的名义派警察前来镇压。第二天，法国政府派出大队武装警察，包围和拘捕了全部“先发队”的学生，押送他们到一座法国兵营囚禁。周恩来等人得知消息后，和聂荣臻、王若飞、徐特立一起，立即四处奔走，展开了营救活动，但未能奏效。
在兵营中囚禁20多天之后，到10月13日，这批学生又被法国当局派出的200多名武装警察押送到马赛。中法两国政府相互勾结，决意驱逐被捕学生104人，强令他们登船回国。赵世炎在别人帮助下借机逃了出来。
“先发队”被强行遣送回国后，周恩来很快含愤撰写出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向国内详细报道了中法反动政府对留法勤工俭学生的迫害经过。文中疾呼：“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为了团结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中的骨干，周恩来、赵世炎于这一年年底，托人带信约在蒙达尼的李维汉到巴黎的一家旅馆会面，商议成立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议定几方面分头做筹备工作。
“伍豪”请求旅欧少共加入中国青年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益高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法国、英国共产党的报刊。他在阅读的时候，认真地划重线、写眉批、记笔记。周恩来还对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思潮进行了研究，并与觉悟社社员以通信形式多次探讨。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张申府，于1920年12月27日和刘清扬一起到达法国。
这年5月起，陈独秀等在上海筹备建党的时候，考虑到党的名称叫什么好，拿不定主意，便写信问北京的李大钊。李大钊回答说：“叫共产党。”于是，上海党组织一成立就叫共产党，随后创办的秘密刊物也叫《共产党》。上海党组织成立后，北京以李大钊为首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张申府是成员之一。12月，张申府应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聘请到法国，行前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负有在旅法华人中发展组织的任务。
张申府同周恩来曾在北京陶然亭聚会时见过面。他原是北京大学的哲学讲师。刘清扬是觉悟社社员，担任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同周恩来很熟悉。刘、张结婚后一同赴法。临行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托张申府建立海外组织，即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到法国后，张申府首先介绍刘清扬加入小组。周恩来在巴黎与刘、张相遇，心里十分高兴，时常与他们往来，一起探讨问题。当周恩来了解到国内筹建共产党和张申府受托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后，立即表示了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要求。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
1922年3月初，周恩来与张申府、刘清扬由巴黎迁居德国柏林，住柏林郊区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54号。旅德期间，周恩来和张申府、刘清扬以及原在柏林的中共党员张伯简组成旅德中共党组织，积极开展党的活动，经常往来于柏林、巴黎之间，联络勤工俭学生和进步华工，举行报告会，作演讲，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推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
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块小空场失去了平日的寂寥，一群中国青年怀着神秘而昂奋的心情在此集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23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周恩来对这个地点很满意，说：“这样的布置倒好，有人来了，我们不说话，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们热情地交谈着，看起来好像是一次普通朋友间的聚会。
会议主持人为赵世炎，他首先向代表们报告了组织筹备经过。接着，由周恩来报告了他起草的组织章程草案。最初，周恩来提议的组织名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但与会多数代表不赞成，主张叫少年共产党。周恩来的提议是切合实际的，可“共产党”这一称谓或许更具吸引力和感召力，周恩来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周恩来还提议新成员加入组织时应当宣誓，也有些代表不赞成，认为宣誓是带有宗教色彩仪式。对此，他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约束的。他举了袁世凯的例子，袁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做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誓而讨伐他。
会议共开了3天，通过了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人，即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赵为书记，周负责宣传，李负责组织。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由周恩来负责筹办。为了便于在法国警探侦察下秘密工作，各用一个代号，周恩来的代号就用“伍豪”，赵世炎叫“乐生”，李维汉叫“罗迈”。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是党组织，而是团的性质。它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巴黎成立了。团组织中，凡是够条件的同志，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党组织是秘密的，团组织是半公开的。党组织宣传政策和主张，实际上是通过团进行公开活动的，对外是用团的名称。在向国内党中央、团中央汇报工作时，则是分开进行。
8月1日，《少年》创刊，编辑部设在旅欧少共中央执委会办公处巴黎戈德弗瓦街17号的小旅馆内。这个房间的面积只有5平方米，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木桌外，容不下多少别的东西，真可以说是“斗室”一间。旅欧党团组织的事情都在这里办理。来的人多了，房间里容纳不下，就到附近一家咖啡馆里活动。周恩来是《少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不久，从国内传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已于当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消息。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10月间，周恩来赴巴黎参加旅欧少年共产党召开的会议。会上举行了总投票，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尹宽、陈延年5人当选为委员。
11月20日，周恩来和赵世炎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义写信给国内的青年团中央，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支部”。他们筹集路费派李维汉为代表携信回国，与团中央接洽。正当他们等待答复的时候，又得到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已抵达莫斯科的消息。他们立刻去信表示敬意，并说明已向国内团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请求。
1923年1月，正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复信给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建议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将其领导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还对青年团组织在欧洲的行动方略作出了指示。
2月17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共42人，代表着在法、德、比3国留学的72名少共党员。会议正式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支部”，在欧名称定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恰在这时，中共中央决定调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熊雄等12人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于是会议改选了领导机构，周恩来、任卓宣、尹宽、汪泽楷、肖朴生5人为执行委员，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为候补委员，周恩来任执委会书记。
聂荣臻当时是留学比利时的学生，在这次会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后来，他在回忆这次见面时写道：“他待人亲切，讲话精辟，思路敏捷，朝气蓬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会后收到国内团中央1月29日来函，批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3月18日，周恩来陪送赵世炎、王若飞等人到柏林，设法为他们办理去苏联的入境手续，与他们依依惜别。
与“油印博士”彻夜办《赤光》的岁月
1923年夏，周恩来返回法国，住进赵世炎原来的住处——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3楼第16号房间，开始专门从事党团工作。
每逢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周恩来便到近郊的大学区、工厂区、华工区和勤工俭学生集中地的小咖啡馆演说，揭露留学生中那些猖狂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分子的真面目。他还常常请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头面人物来参加旅欧支部召开的会，在会上同他们当面辩论。他那富有说服力的演讲，燃起青年们心头的革命火焰，他的演讲词传遍巴黎华工区和勤工俭学生集中地，使那些反动分子陷入孤立，一大批进步青年靠拢在党的周围。
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会议决定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6月16日，周恩来等到里昂与孙中山派到法国筹备组织国民党支部的王京歧商谈合作问题。双方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后不久，国民党总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后称巴黎分部）筹备员。
由于旅欧共青团的加入，国民党驻法支部在成员扩及法国以外的德国和比利时，国民党总部将驻法支部改为驻欧支部。11月25日，在里昂召开了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会议选举王京歧为执行部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总务科主任。王京歧回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部长，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1924年2月1日，为适应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旅欧共青团工作遇到的新情况，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少年》改组为《赤光》。《赤光》创办不久，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邓希贤（即邓小平）就来到戈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内周恩来的狭小房间，成为《赤光》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在《赤光》编辑部，邓希贤得到了周恩来等年龄较长的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和指点。同时，耳濡目染使他增长了才干，锻炼了能力，也是在这个岗位上，邓希贤以出色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信赖和尊重。
最初，邓希贤的工作是负责《赤光》的刻写和印刷。他经常是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赶到《赤光》编辑部。在那狭小的房间里，周恩来将写好或修改好的稿件交给他，邓希贤把它一笔一划地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好，再装订起来。事实上，这种正常的工作程序经常被打乱：有时是因为要开会研究问题，或是正在修改稿件的周恩来被各种来访者打断；有时由于工作需要，周恩来前往德国和比利时活动。但为了能保证每半月出一期、每期有12页左右的内容，周恩来常常是在开会以后，或各种客人走后，马上伏案挥笔著文或改稿；而邓希贤则等在一旁，改好一篇，刻写一篇。这个仅有5平方米的小屋，灯光时常彻夜不熄。饿了啃几口羊角面包，渴了喝一杯白开水。在这里，他们一同忘我地工作着，度过暮色苍茫的夜晚，迎来薄雾蒙蒙的黎明。
邓希贤刻写的字黑大肥圆、工整、隽秀，力透纸背，印刷清晰，装订简雅，大家对此赞不绝口。他常常左手捏着面包，右手操作印刷。一次，周恩来见到他这副模样，指着他脸上的面包屑和油墨痕迹，大笑说：“希贤，希贤！你可真是一位‘油印博士’啊！”自此以后，大家不约而同地喊他“油印博士”。
经常是深夜工作完成后，邓希贤就在这房间里打上地铺和周恩来住在一起。这段时间，邓希贤和长他6岁的周恩来十分接近。邓希贤很敬重这位兄长式的同志和领导，为他坚定的信仰，对现实问题清晰正确的分析把握和英姿勃勃、思路敏捷、谈吐文雅、彬彬有礼的风度所深深吸引，从中学到许多东西。60年后，邓小平谈到周恩来时还深情地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为了给旅欧团提供活动经费，在周恩来的倡议下，由邓希贤负责主持，在巴黎开办了一间“中华豆腐店”。大家轮流推磨豆腐，非常愉快。你说一个笑话，他哼一声小曲。周恩来还吟起古人的豆腐诗：“旋轮磨上流琼液。”邓希贤则和起下句来：“煮月铛中滚雪花。”大家听了都拍手叫好。邓希贤热情好客，很有组织能力，这间具有东方风味的豆腐店很快吸引了法国人。豆腐店闻名巴黎，大有供不应求之势，于是用定时供应、售完为止的办法限制销售。这样，旅欧团活动经费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国内革命运动以广东为根据地蓬勃发展起来，急需大批干部。旅欧中国共青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选送一批干部回国，周恩来也在其中。
7月31日，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周恩来告别了生活将近4年的欧洲大陆，踏上了归途。再见了，法兰西！4年前，他来到这里时，还是一个正在追求和探索革命真理的青年学生；而今天，他已经是一个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同周恩来从法国乘船踏上了归国旅途的还有刘伯坚、周子君、罗振声等人。周恩来的行李中，有一份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的报告。里面写着对他的评语：“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这时，等待着他的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革命的洪流。一位走向成熟的职业革命家诞生了……○
责任编辑 张荣辉
船驶进大海，周恩来手扶船栏杆站在甲板上，眺望着即将离去的祖国，不禁心潮起伏。海燕在头顶飞舞，又掠过浪花向空中窜去。周恩来仰望着这些自由的水鸟，决心要学得改造中国的真理，在革命的风暴中翱翔。祖国大陆的土地渐渐模糊了，周恩来挺直了身躯，面向祖国，默默地同故土告别：“再见了，祖国！为了你的解放和强盛，我一定披肝沥胆，献出一生！”
在异域一边考察社会一边组织旅欧学生运动
12月中旬，“波尔多斯”号到达法国南部的马赛港。周恩来打算只在法国作短暂停留，然后转赴英国伦敦，准备在英国求学，并考察英国社会。因为生了一场小病，他被迫在巴黎住了半个来月。
1921年1月5日，周恩来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首都伦敦。周恩来和李福景曾住在罗素广场附近的伯纳德35号，这是一所供学生寄宿用的房子。这期间，他不顾伦敦的严寒和浓雾，频繁深入工矿、码头，广泛搜集各种资料，为天津《益世报》撰写长篇通讯。在这些通讯中，他详述了“一战”后英国的失业状况，评论英国的机构和议会民主。不久，两人一起报考了曼彻斯特大学，周恩来还报考了爱丁堡大学。
当时，爱丁堡大学虽已同意他免去入学考试，只考英文，但考期在秋天，还要等半年多时间。由于英国的生活费用昂贵，2月上旬，周恩来由伦敦返回巴黎，在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
周恩来和一般旅欧勤工俭学的同学情况稍有不同。他除了在巴黎雷诺汽车厂短时间做过工外，主要靠稿费生活，这使他得以腾出时间和精力考察欧洲各国的社会情况，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周恩来到法国后，还挤出时间多次给在天津达仁女子学校教书的邓颖超写信。信中更多的是讨论新思想、政治动向，看不到多少春花秋月、离愁别恨。
当时，由于经济萧条，失业风潮遍及整个法国，留法勤工俭学生陷入了求工不得、欲学不能、生活无靠的困境。勤工俭学生们聚集在巴黎华侨协社，每天靠华法教育会借贷的5法郎维持生活。因长期营养不良又无钱看病，不少留学生病死。这时，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同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对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停发维持费。在这危急关头，蔡和森、向警予等人组织了400多名骨干于2月28日向中国驻法公使馆发起了一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这就是有名的“二二八”运动。周恩来对事件的原委进行详细调查了解后，为天津《益世报》撰写了长篇通讯《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
在这次事件后，几支革命力量都深感有消除隔阂、团结起来的必要。赵世炎、李立三等发起成立勤工俭学会，填表参加的有七八十人，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都参加了。接着，赵世炎给蔡和森、李维汉等去信，又赶到蒙达尼同他们面谈了两三天。大家一致表示：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不久，赵世炎又从法国克鲁邹市给蔡和森去信，主张成立一个包括留法学生和华工中优秀分子的共产主义组织。蔡和森回信表示同意，并且主张采用“少年共产党”的名称。
5月9日，蔡和森给远在国内的毛泽东接连写了3封长信，其中信中提到最多的是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和办法，他认为在中国必须成立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保持一致的党。
6月初，北洋军阀政府派朱启钤为专使，和财政次长吴鼎昌一起到巴黎，秘密与法国政府商谈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由于法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事情在当月16日的巴黎各大报上报道出来。周恩来看到消息后，立即和赵世炎、蔡和森等联络旅法华人各团体负责人共商对策。
6月30日，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等300多人在巴黎哲人厅召集拒款大会，宣读了旅法各地华人团体的来函来电并通过宣言书，号召国内同胞和各国华侨“联名一致以反对非民意之借款”，并请法人“赞助”。同一天，周恩来撰写了题为《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的通讯。文章指出，这次借款“是直一分脏之借款也。而担保品之重，又关系全国命脉。呜呼国人，尚在睡梦中耶？”“若是之借款，而欲吾国民之承认，吾国民苟非梦死断无予以‘可’字者。”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吴鼎昌避居英国，中法之间被迫暂时中止对借款问题的讨论。到7月25日，《巴黎时报》又透露出中法借款合同已经秘密商妥草签的消息，旅法华人群情激愤，于25日和29日两次集会，发表宣言通告，呼吁国人速起斗争，坚决反对这一卖国借款。30日，周恩来撰写《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一文，详细报道旅法华人的斗争情况，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暗中勾结法国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
8月13日，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旅法华人各团体举行的第二次拒款大会在巴黎哲人厅召开。会议要求驻法公使陈箓当众说明借款真相。陈箓本人不敢到会，派秘书长王曾思到会。王曾思态度蛮横，遭到愤怒学生的痛殴，被迫代表陈箓签署了反对中法借款的声明。法国政府害怕事情闹大，只得宣布暂缓借款。延续两个多月的拒款斗争，至此宣告胜利结束。
9月15日，中、法政府当局因不满勤工俭学生发动的拒款事件，指使中国少年监护委员会宣告从本日起停发勤工俭学生维持费。此前，华法教育会创办的里昂中法大学也寻找借口不接受留法勤工俭学生入校学习，且校长吴稚晖公然宣布要在国内另行招生。于是，很多勤工俭学学生感到求生和求学都看不到希望，实际上被逼上了绝路。
9月17至19日，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对策，最后一致决定“争回里大”。在讨论过程中，周恩来特别提出，对方逼我们陷入绝境，斗争是复杂的，要讲究策略，要做两手准备。他建议留下部分骨干负责后方工作和以后的斗争。
21日清晨，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等100余人组成的“先发队”，分别从巴黎、克鲁邹、蒙达尼等地到达里昂，冲进中法大学。但由于学校早有防备，将所有教室和宿舍的门都上了锁，无法进入。“先发队”的学生们只好在校内的草地上休息，并推选赵世炎为总代表同校方进行交涉。校方不仅拒绝与学生代表交涉，而且要求里昂市长以“逮捕匪类”的名义派警察前来镇压。第二天，法国政府派出大队武装警察，包围和拘捕了全部“先发队”的学生，押送他们到一座法国兵营囚禁。周恩来等人得知消息后，和聂荣臻、王若飞、徐特立一起，立即四处奔走，展开了营救活动，但未能奏效。
在兵营中囚禁20多天之后，到10月13日，这批学生又被法国当局派出的200多名武装警察押送到马赛。中法两国政府相互勾结，决意驱逐被捕学生104人，强令他们登船回国。赵世炎在别人帮助下借机逃了出来。
“先发队”被强行遣送回国后，周恩来很快含愤撰写出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向国内详细报道了中法反动政府对留法勤工俭学生的迫害经过。文中疾呼：“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为了团结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中的骨干，周恩来、赵世炎于这一年年底，托人带信约在蒙达尼的李维汉到巴黎的一家旅馆会面，商议成立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议定几方面分头做筹备工作。
“伍豪”请求旅欧少共加入中国青年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益高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法国、英国共产党的报刊。他在阅读的时候，认真地划重线、写眉批、记笔记。周恩来还对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思潮进行了研究，并与觉悟社社员以通信形式多次探讨。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张申府，于1920年12月27日和刘清扬一起到达法国。
这年5月起，陈独秀等在上海筹备建党的时候，考虑到党的名称叫什么好，拿不定主意，便写信问北京的李大钊。李大钊回答说：“叫共产党。”于是，上海党组织一成立就叫共产党，随后创办的秘密刊物也叫《共产党》。上海党组织成立后，北京以李大钊为首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张申府是成员之一。12月，张申府应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聘请到法国，行前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负有在旅法华人中发展组织的任务。
张申府同周恩来曾在北京陶然亭聚会时见过面。他原是北京大学的哲学讲师。刘清扬是觉悟社社员，担任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同周恩来很熟悉。刘、张结婚后一同赴法。临行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托张申府建立海外组织，即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到法国后，张申府首先介绍刘清扬加入小组。周恩来在巴黎与刘、张相遇，心里十分高兴，时常与他们往来，一起探讨问题。当周恩来了解到国内筹建共产党和张申府受托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后，立即表示了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要求。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
1922年3月初，周恩来与张申府、刘清扬由巴黎迁居德国柏林，住柏林郊区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54号。旅德期间，周恩来和张申府、刘清扬以及原在柏林的中共党员张伯简组成旅德中共党组织，积极开展党的活动，经常往来于柏林、巴黎之间，联络勤工俭学生和进步华工，举行报告会，作演讲，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推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
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块小空场失去了平日的寂寥，一群中国青年怀着神秘而昂奋的心情在此集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23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周恩来对这个地点很满意，说：“这样的布置倒好，有人来了，我们不说话，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们热情地交谈着，看起来好像是一次普通朋友间的聚会。
会议主持人为赵世炎，他首先向代表们报告了组织筹备经过。接着，由周恩来报告了他起草的组织章程草案。最初，周恩来提议的组织名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但与会多数代表不赞成，主张叫少年共产党。周恩来的提议是切合实际的，可“共产党”这一称谓或许更具吸引力和感召力，周恩来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周恩来还提议新成员加入组织时应当宣誓，也有些代表不赞成，认为宣誓是带有宗教色彩仪式。对此，他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约束的。他举了袁世凯的例子，袁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做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誓而讨伐他。
会议共开了3天，通过了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人，即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赵为书记，周负责宣传，李负责组织。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由周恩来负责筹办。为了便于在法国警探侦察下秘密工作，各用一个代号，周恩来的代号就用“伍豪”，赵世炎叫“乐生”，李维汉叫“罗迈”。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是党组织，而是团的性质。它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巴黎成立了。团组织中，凡是够条件的同志，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党组织是秘密的，团组织是半公开的。党组织宣传政策和主张，实际上是通过团进行公开活动的，对外是用团的名称。在向国内党中央、团中央汇报工作时，则是分开进行。
8月1日，《少年》创刊，编辑部设在旅欧少共中央执委会办公处巴黎戈德弗瓦街17号的小旅馆内。这个房间的面积只有5平方米，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木桌外，容不下多少别的东西，真可以说是“斗室”一间。旅欧党团组织的事情都在这里办理。来的人多了，房间里容纳不下，就到附近一家咖啡馆里活动。周恩来是《少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不久，从国内传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已于当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消息。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10月间，周恩来赴巴黎参加旅欧少年共产党召开的会议。会上举行了总投票，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尹宽、陈延年5人当选为委员。
11月20日，周恩来和赵世炎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义写信给国内的青年团中央，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支部”。他们筹集路费派李维汉为代表携信回国，与团中央接洽。正当他们等待答复的时候，又得到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已抵达莫斯科的消息。他们立刻去信表示敬意，并说明已向国内团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请求。
1923年1月，正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复信给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建议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将其领导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还对青年团组织在欧洲的行动方略作出了指示。
2月17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共42人，代表着在法、德、比3国留学的72名少共党员。会议正式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支部”，在欧名称定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恰在这时，中共中央决定调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熊雄等12人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于是会议改选了领导机构，周恩来、任卓宣、尹宽、汪泽楷、肖朴生5人为执行委员，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为候补委员，周恩来任执委会书记。
聂荣臻当时是留学比利时的学生，在这次会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后来，他在回忆这次见面时写道：“他待人亲切，讲话精辟，思路敏捷，朝气蓬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会后收到国内团中央1月29日来函，批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3月18日，周恩来陪送赵世炎、王若飞等人到柏林，设法为他们办理去苏联的入境手续，与他们依依惜别。
与“油印博士”彻夜办《赤光》的岁月
1923年夏，周恩来返回法国，住进赵世炎原来的住处——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3楼第16号房间，开始专门从事党团工作。
每逢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周恩来便到近郊的大学区、工厂区、华工区和勤工俭学生集中地的小咖啡馆演说，揭露留学生中那些猖狂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分子的真面目。他还常常请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头面人物来参加旅欧支部召开的会，在会上同他们当面辩论。他那富有说服力的演讲，燃起青年们心头的革命火焰，他的演讲词传遍巴黎华工区和勤工俭学生集中地，使那些反动分子陷入孤立，一大批进步青年靠拢在党的周围。
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会议决定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6月16日，周恩来等到里昂与孙中山派到法国筹备组织国民党支部的王京歧商谈合作问题。双方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后不久，国民党总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后称巴黎分部）筹备员。
由于旅欧共青团的加入，国民党驻法支部在成员扩及法国以外的德国和比利时，国民党总部将驻法支部改为驻欧支部。11月25日，在里昂召开了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会议选举王京歧为执行部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总务科主任。王京歧回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部长，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1924年2月1日，为适应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旅欧共青团工作遇到的新情况，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少年》改组为《赤光》。《赤光》创办不久，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邓希贤（即邓小平）就来到戈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内周恩来的狭小房间，成为《赤光》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在《赤光》编辑部，邓希贤得到了周恩来等年龄较长的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和指点。同时，耳濡目染使他增长了才干，锻炼了能力，也是在这个岗位上，邓希贤以出色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信赖和尊重。
最初，邓希贤的工作是负责《赤光》的刻写和印刷。他经常是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赶到《赤光》编辑部。在那狭小的房间里，周恩来将写好或修改好的稿件交给他，邓希贤把它一笔一划地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好，再装订起来。事实上，这种正常的工作程序经常被打乱：有时是因为要开会研究问题，或是正在修改稿件的周恩来被各种来访者打断；有时由于工作需要，周恩来前往德国和比利时活动。但为了能保证每半月出一期、每期有12页左右的内容，周恩来常常是在开会以后，或各种客人走后，马上伏案挥笔著文或改稿；而邓希贤则等在一旁，改好一篇，刻写一篇。这个仅有5平方米的小屋，灯光时常彻夜不熄。饿了啃几口羊角面包，渴了喝一杯白开水。在这里，他们一同忘我地工作着，度过暮色苍茫的夜晚，迎来薄雾蒙蒙的黎明。
邓希贤刻写的字黑大肥圆、工整、隽秀，力透纸背，印刷清晰，装订简雅，大家对此赞不绝口。他常常左手捏着面包，右手操作印刷。一次，周恩来见到他这副模样，指着他脸上的面包屑和油墨痕迹，大笑说：“希贤，希贤！你可真是一位‘油印博士’啊！”自此以后，大家不约而同地喊他“油印博士”。
经常是深夜工作完成后，邓希贤就在这房间里打上地铺和周恩来住在一起。这段时间，邓希贤和长他6岁的周恩来十分接近。邓希贤很敬重这位兄长式的同志和领导，为他坚定的信仰，对现实问题清晰正确的分析把握和英姿勃勃、思路敏捷、谈吐文雅、彬彬有礼的风度所深深吸引，从中学到许多东西。60年后，邓小平谈到周恩来时还深情地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为了给旅欧团提供活动经费，在周恩来的倡议下，由邓希贤负责主持，在巴黎开办了一间“中华豆腐店”。大家轮流推磨豆腐，非常愉快。你说一个笑话，他哼一声小曲。周恩来还吟起古人的豆腐诗：“旋轮磨上流琼液。”邓希贤则和起下句来：“煮月铛中滚雪花。”大家听了都拍手叫好。邓希贤热情好客，很有组织能力，这间具有东方风味的豆腐店很快吸引了法国人。豆腐店闻名巴黎，大有供不应求之势，于是用定时供应、售完为止的办法限制销售。这样，旅欧团活动经费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国内革命运动以广东为根据地蓬勃发展起来，急需大批干部。旅欧中国共青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选送一批干部回国，周恩来也在其中。
7月31日，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周恩来告别了生活将近4年的欧洲大陆，踏上了归途。再见了，法兰西！4年前，他来到这里时，还是一个正在追求和探索革命真理的青年学生；而今天，他已经是一个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同周恩来从法国乘船踏上了归国旅途的还有刘伯坚、周子君、罗振声等人。周恩来的行李中，有一份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的报告。里面写着对他的评语：“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这时，等待着他的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革命的洪流。一位走向成熟的职业革命家诞生了……○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