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冬天，一天下午，我接到李富春同志办公室的电话:“李富春同志和蔡畅大姐要你们向总理报告:家里温度低，身体又不好，有些冷。请总理给有关单位说一下，能不能把暖气烧好些？”放下电话，我急忙向总理报告此事。他听了之后，双眉紧皱，气呼呼地说出了三个字:“势利眼！”总理接着对我说:“做人啊，不能做势利小人，特别是在人家倒霉的时候！你告诉中央警卫局的领导，要保证富春和其他同志家里的暖气供应，要烧暖和。他们年纪都大了，身体又不好，富春还有气管炎，冻坏身子怎么办？”
　　总理说的“势利眼”三个字，对我震动很大。尽管当时我对种种情况并不完全了解，还不能更深刻地理解其中的含义。但我也知道，在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李富春同志和陈毅等几位老帅都没能进政治局。李富春同志只是中央委员和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这对个别“势利眼”的人来说，就真的看“势利”了。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连暖气都供应不足，李富春同志和蔡大姐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又怎么会因为这样的事来找总理，让他操心、发话呢？
　　我立即把总理说的话报告了杨德中。杨德中深得总理信任，他执行总理指示坚决、认真、细致。过了两天，他就到西花厅向总理汇报了落实情况。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总理抓住机遇，在征得毛主席的同意后，排除“四人帮”的种种干扰，“解放”了一大批靠边站、受审查的干部。这些同志回到北京后，获得了自由，那种感觉真像是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一样高兴。多年不见的老战友、老同事、老朋友奔走相聚，促膝长谈，共话沧桑。
　　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让总理非常痛心、非常难过、非常惋惜的事情。内务部部长、被毛主席称赞为“满门忠烈”的曾山同志，1972年4月16日突发心脏病去世了。4月17日上午，我们得到消息。总理听后非常惊讶，自言自语地说:“怎么回事？前几天还好好的。”我就把详细情况给他说了一遍:最近几天去看望曾部长的老同志不少，晚上聊天时间长，非常兴奋，这样引起了心脏病突然发作……
　　总理立即交代:“要告诉这些老同志，要节制情绪，要注意休息。好长时间不见面了，要说的话很多，可以理解。但聊天的时间不能太长，特别是晚上，不能太兴奋。”后来，在国务院会议上或在同国务院领导谈话中，总理又多次强调:要提醒刚解放出来的同志，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身体，不能太累、太兴奋，相互串门聊天时间不要太长。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要保护好他们的身体……
　　为了给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们安排工作，总理也是费尽了心机，多方运筹，寻找机会，创造条件，具体落实。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总理收到许多刚解放出来的老同志来信。他对每一封信，都亲自过目。
　　我记得农垦部部长王震写来一封厚厚的信。这位当年率领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威震全军，人称“王胡子”的将军，“文革”期间也赋闲在家。我把他的信送给总理时，总理示意我拆开，看看是什么内容。我拆开一看，真是字如其人，页数不少，字字斗大，16开的信笺上，每页也就十几、二十来个毛笔字，字体粗壮有力。信中在汇报了思想情况，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之后，强调说自己的身体很好，还可以干体力活，还能扛200斤的麻袋。最后，他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希望批准他组织一支以知青为主的垦荒部队，像当年南泥湾大生产那样，到陕北垦荒。
　　总理听我读完信，笑着反问我:“你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吗？”
　　“王震同志很坚决啊！”我回答。
　　“哈哈！这你就不懂了，他这是在要求给他安排工作。”总理又笑着说:“他的信先放着吧，这件事我记着了。”
　　过了没几天，总理找国务院业务组成员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李德生等几位领导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商量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事情，那一天把王震也请来了。会议中间，总理对王震说：“胡子，主席想让你当个副的，你是想管外呢，还是想主内呀？”
　　听了这话，王震有点发懵，但也听清了总理的问话。他马上站起来，神态既激动，又不好意思。这时，我看不到他那种叱咤风云的英风豪气了，倒显出了几分腼腆。他“嘿嘿”笑了两声，小心翼翼地用一口湖南口音回答:“总理，您知道，我不懂外事，我还是在您和各位老领导的下边做具体工作吧。”就这样，在四届人大会议上，王震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国内有关事务。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