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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晚清三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评价中,无论是被毛泽东誉为“封建时代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曾国藩还是因为平定疆乱而备受后人赞誉的左宗棠,都远比对李鸿章的评价来得爽快明了。后人提起李鸿章,即便是没上过学堂的妇孺之辈,也能轻飘飘的抛出一句“卖国贼”,后人只记得甲午北洋水师惨败和马关条约上种种丧权弱国的条款,因而对那个时代的一腔愤懑就毫无顾忌的洒在了李鸿章的身上。然而许多人不知道,正是这样一个在他们看来卖国求荣的封建官僚,却实实在在的开启了中国企业的近代化进程。
这一切,要从19世纪6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说起。
西洋东渐,洋人东西确实新进
19世纪下半叶,正是国门被西方列强强行轰开的年代,往日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在面对列强的船坚炮利时彻底沦落得一败涂地,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面对西方资本的入侵不堪一击,银贵钱贱,物价飞涨。大清的八旗官兵在面对列强时带给国家的再也没有先辈们入关之时的那份荣耀,而是随一次次的惨败而来的各种条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交战方中,英法两国以伤亡405人的代价换来了中国21500人的伤亡,随之而来的还有集合了无数中国人智慧的“万园之园”圆明园在冲天火光中的一声叹息。在5000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因战败而割让土地的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将土地割让出去。早在乾隆朝就要求同中国贸易来往的英国,曾盛情邀请乾隆皇帝及官员观看他们的大炮及新式武器,满心世界中心优越感的天朝官员不屑的称其为蛮夷岛国,在送给使节一堆礼物后就遣送其回国了,然而时隔百年之后,正是这个岛国开启了中国近代惨痛的历史。在与列强的屡次交战中,许多具有远见的士大夫们从中体会到的不仅仅是失败的痛苦,更从中萌生出向西方学习先进军事技术的念头。
面对这样的景象,当时清廷的实权人物们开始了一场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的根源在于经济和技术的落后,只要学习西方的技术和企业运作模式,中国必有其强大的一天。他们从军事入手,兴建了一大批旨在增强军事实力的近代化企业。虽然在此之前,已有魏源林则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的说法,但是真正将他们的思想落实到实际的却是被后世史书称为“洋务派”的实权人物,从中央政府的恭亲王奕,到地方的实权派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曾国藩等人,无不是主张大规模的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企业制度的。他们利用手上掌握的实权和财力兴建了许多近代企业,虽然最终并没能改变中国封建经济走向衰亡的历史规律,也没能达到富强的目的,但是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中,这些敢为天下先的封建官僚们所要承受的来自各方的压力又岂是后辈人所能理解的。一个平庸的人,是永远不可能得到历史的赞颂或是痛斥,只是写史的人站在自己的立场先入为主的给那个人定了性,却忽略了人在漫长的一生中所表现出来的方方面面。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的序言中说到:“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論人者将乌从而鉴之。”
人们往往只看到李鸿章在官场上走动的背影,却极少有人将这样一位重臣与后世的企业联系在一起,其实正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代人,为中国后世的企业创造了走向近代化的可能,也开创了官商结合的历史。纵观历史上许多有名的商人,大多因为不懂政治而难以得到善终,无论是富可敌国却因妄想犒赏三军而丢了性命的沈万三,还是因扶持左宗棠同李鸿章争权夺势而最终家财散尽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这些人大多因为政治而兴,也因政治而亡。即便是被后世誉为“官商第一人”的盛宣怀,也不过是作为李鸿章的幕僚而起家,如果没有李鸿章在政治上的支持,没有洋务运用为他做实业所提供的历史契机,也许终其一生也只能像个普通幕僚一样,在幕后完成其鲜为人知的一生。
师夷长技,少荃谋略分流商业
洋务运动初始之时,李鸿章就设立了江南机器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等以制造业为主的企业,这些企业大多由外国人传授核心技术,启用中国工人,正是这些在洋务运动中的工人们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工人阶级的中坚力量,并在后世的历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李鸿章在各省还广泛设立教授西学的学堂,这些学堂同早期的西式学堂不同,所教授的内容不再是仅仅局限于西方的人文思想,而是更看重西方的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等近代化科学。李鸿章深知,洋务运动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尝试,要想中国真正从实质上强盛起来,非有精通西方科学知识的人才不可,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开始,分批量的往西方派遣公费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中有后来鼎鼎大名的修建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设计建造的京张铁路的詹天佑,他们在学成归来后确实为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洋务运动早期的所创建的军工业在渐渐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后,便将方向转向了民用工业,后期由李鸿章所设立的织布局和矿务局更是很快的垄断了国内市场,获取了巨大的利润,以致民间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说法。李鸿章所兴办的企业,一为军事,二为商业,洋务运动兴起时,李鸿章在上清廷的奏折中陈述洋务运动的好处时说,兴洋务,内可平太平天国和捻军之乱,外可抵列强之辱。因此他在兴办这些企业的时候,始终是站在能不能有效提高军事实力的角度上去考虑的,这也为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当是时,日本的明治维新早已兴起,作为与中国毗邻的岛国,在被美国强行打开国门以后,日本迅速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一个闭关锁国的落后的岛国转变成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一再对周边国家展示出虎视眈眈的野心。人们往往喜欢将中日两个国家进行比较,不仅仅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地理位置相近,文化传承相同,更因为两个国家在近代史上所表现出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同样是被列强打开国门,同样经历西化的改革,然而一个最终走上富强的道路一扫数千年来低眉顺眼的历史,另一个却最终迷失在帝制的历史中而打开了现代血淋淋的一页。李鸿章早在日本初走上改革之路时就敏锐的预言到,日本才是中国最大的祸患。当时洋务运动正进行得轰轰烈烈,国内形势看似一片大好,甚至出现了假以时日必能同列强一争高低的舆论。然而李鸿章却深知,以当时中国的实力,对付内患尚且勉强,想要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仅靠洋务运动中新建的西式水军是远远不可能的。
1879年,李鸿章向清廷上书奏请修建唐山至北塘的铁路,好方便将开平煤矿的煤炭运往天津,然而奏折上至清廷后,却得到了清廷车以铁路机车“烟伤禾稼,震动寝陵”的答复。无奈,原本计划中的铁路里程变成了仅修唐山至胥各庄一段,然后再在胥各庄至芦台间开凿运河,连接蓟运河,到达北塘海口;为避免机车震动寝陵,决定由骡马牵引车辆。而此时的日本,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百姓,无不缩衣减食筹备经费购买世界上最先进的海军战舰“吉野号”;清政府却以慈禧大寿为名,拒绝了李鸿章购买战舰的要求。
洋务运动最终以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水师的惨败而告终,随后李鸿章代表清廷在有史以来最为苛刻的条约《马关条约》上签字,其个人的骂名也达到了顶点。
甲午水战中,所有的战舰武器全由洋务军工厂设计制造,北洋水师的装备在战前一度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然而这些原本应该给中国带来荣耀的武器最终在战争中被日本联合舰队打得一败涂地,究其原因,除了为后世人所诟病的战舰经久失修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人,武器终究是为人所用的。李鸿章不忍自己辛勤了20年的北洋水师在战中受损,因而在面对日本战舰的进攻时,他做出了让自己的骂名更盛的“避战保船”的决定。他在<<李鸿章复奏海军提督确难更易缘由摺>>中写到:“详考各国判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航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购在先,仅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近年部议挺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添一船……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于争锋.不恃北洋门户持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虞……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用长,此臣所为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
洋务运动因军事自强而轰轰烈烈,最终又因军事而销声匿迹。甲午海战中所使用的炮弹船只全部由洋务企业制造,正是这些在战争前给国人带来无限幻想的军事装备,因为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外人手中,最终在战争中葬送了无数国人的生命。有人说,那些炮弹大多是哑炮,发射出去就没了声响,甚至许多还未发现就炸了膛。技术人员的偷工减料,外聘人员的傲慢不羁,使得这些企业从一开始就为人所掣肘,关键时刻最终自乱了阵脚。虽然李鸿章深知仅仅学到西方企业的表象远不足以强国,但是身为封建官僚的他却仍然在企业内部采取了封建衙门式的管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始终无法提高,许多企业管理人员利用企业经费大肆置办私人财产,导致了这些企业就像一个带有先天性疾病的人,只有在成长的过程中才会显示出他的缺陷并且在不适当的时候,带来致命的一击。李鸿章身处的时代,使得他根本不可能仅凭自己和其他几个同僚就可以改变中国的现状,因为真正的核心权力始终掌握在深宫之内的那个苍老的女人手上。俾斯麦曾暗示李鸿章不要受到他人的掣肘,但是从小生活在儒家忠君思想中的李鸿章是不可能背叛他所奉为真理的皇权。因此,他无法真正如自己所想的那样,打造一个强大的中国。
盖棺未定论,功过有待后人评
今天的江南造船有限责任公司前身即是李鸿章创办的同治年间东亚最大的兵工厂江南机器制造局;而拥有近百亿资产的开滦煤矿前身是李鸿章创办的开平矿务局……
李鸿章身后,受到了许多的非议与责难,人们往往将其与曾、左相提并论,并且得出他不如二者的结论,其实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不在其位者,是无法感受那种情形下人所能做的,若是曾、左二人也能做到李般高位,历史的走向会是怎样,或许他们自己也无法预料。曾有朝中大臣在甲午之后说了一句话:“甲午之败全因不西化所致,非鸿章一人之过也。”李鸿章听后老泪纵横。梁启超在为其立传时复杂的叹道:“李鸿章所以为一世俗儒所唾骂者以洋务,其所以为一世鄙夫所趋重者亦以洋务,吾之所以重李责李而为李惜者亦以洋务。”
后世的人们在评价洋务运动和李鸿章时,往往会惋惜他过多的强调军事企业对军事化的夸大性作用,其实以李鸿章之智慧,未必不能明白为商之道在于争利,在于兴时自足旺时福泽其他亡时不至牵累众多,而非赋予其拯救整个国家的巨大历史任务。只是身处高位,深受儒家教育的他,太想凭已有的去改变整个国家的现状,而不去考虑最终是否会如飞蛾扑火般徒劳。 以李鸿章的实力和权力,倘若一心做实业不过问政治,真正的看到自己的企业存在的问题,那么洋务运动或许会走上另一条道路;再者就如世人猜测那般以公权揽私利,也许对于他的骂声会相对纯净许多。只是世易时移,后人们在评论当年时,再也无法体会那样一种状况下,一个人所能坚持的东西,以及他心中所蕴含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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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要从19世纪6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说起。
西洋东渐,洋人东西确实新进
19世纪下半叶,正是国门被西方列强强行轰开的年代,往日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在面对列强的船坚炮利时彻底沦落得一败涂地,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面对西方资本的入侵不堪一击,银贵钱贱,物价飞涨。大清的八旗官兵在面对列强时带给国家的再也没有先辈们入关之时的那份荣耀,而是随一次次的惨败而来的各种条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交战方中,英法两国以伤亡405人的代价换来了中国21500人的伤亡,随之而来的还有集合了无数中国人智慧的“万园之园”圆明园在冲天火光中的一声叹息。在5000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因战败而割让土地的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将土地割让出去。早在乾隆朝就要求同中国贸易来往的英国,曾盛情邀请乾隆皇帝及官员观看他们的大炮及新式武器,满心世界中心优越感的天朝官员不屑的称其为蛮夷岛国,在送给使节一堆礼物后就遣送其回国了,然而时隔百年之后,正是这个岛国开启了中国近代惨痛的历史。在与列强的屡次交战中,许多具有远见的士大夫们从中体会到的不仅仅是失败的痛苦,更从中萌生出向西方学习先进军事技术的念头。
面对这样的景象,当时清廷的实权人物们开始了一场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的根源在于经济和技术的落后,只要学习西方的技术和企业运作模式,中国必有其强大的一天。他们从军事入手,兴建了一大批旨在增强军事实力的近代化企业。虽然在此之前,已有魏源林则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的说法,但是真正将他们的思想落实到实际的却是被后世史书称为“洋务派”的实权人物,从中央政府的恭亲王奕,到地方的实权派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曾国藩等人,无不是主张大规模的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企业制度的。他们利用手上掌握的实权和财力兴建了许多近代企业,虽然最终并没能改变中国封建经济走向衰亡的历史规律,也没能达到富强的目的,但是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中,这些敢为天下先的封建官僚们所要承受的来自各方的压力又岂是后辈人所能理解的。一个平庸的人,是永远不可能得到历史的赞颂或是痛斥,只是写史的人站在自己的立场先入为主的给那个人定了性,却忽略了人在漫长的一生中所表现出来的方方面面。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的序言中说到:“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論人者将乌从而鉴之。”
人们往往只看到李鸿章在官场上走动的背影,却极少有人将这样一位重臣与后世的企业联系在一起,其实正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代人,为中国后世的企业创造了走向近代化的可能,也开创了官商结合的历史。纵观历史上许多有名的商人,大多因为不懂政治而难以得到善终,无论是富可敌国却因妄想犒赏三军而丢了性命的沈万三,还是因扶持左宗棠同李鸿章争权夺势而最终家财散尽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这些人大多因为政治而兴,也因政治而亡。即便是被后世誉为“官商第一人”的盛宣怀,也不过是作为李鸿章的幕僚而起家,如果没有李鸿章在政治上的支持,没有洋务运用为他做实业所提供的历史契机,也许终其一生也只能像个普通幕僚一样,在幕后完成其鲜为人知的一生。
师夷长技,少荃谋略分流商业
洋务运动初始之时,李鸿章就设立了江南机器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等以制造业为主的企业,这些企业大多由外国人传授核心技术,启用中国工人,正是这些在洋务运动中的工人们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工人阶级的中坚力量,并在后世的历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李鸿章在各省还广泛设立教授西学的学堂,这些学堂同早期的西式学堂不同,所教授的内容不再是仅仅局限于西方的人文思想,而是更看重西方的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等近代化科学。李鸿章深知,洋务运动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尝试,要想中国真正从实质上强盛起来,非有精通西方科学知识的人才不可,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开始,分批量的往西方派遣公费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中有后来鼎鼎大名的修建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设计建造的京张铁路的詹天佑,他们在学成归来后确实为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洋务运动早期的所创建的军工业在渐渐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后,便将方向转向了民用工业,后期由李鸿章所设立的织布局和矿务局更是很快的垄断了国内市场,获取了巨大的利润,以致民间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说法。李鸿章所兴办的企业,一为军事,二为商业,洋务运动兴起时,李鸿章在上清廷的奏折中陈述洋务运动的好处时说,兴洋务,内可平太平天国和捻军之乱,外可抵列强之辱。因此他在兴办这些企业的时候,始终是站在能不能有效提高军事实力的角度上去考虑的,这也为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当是时,日本的明治维新早已兴起,作为与中国毗邻的岛国,在被美国强行打开国门以后,日本迅速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一个闭关锁国的落后的岛国转变成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一再对周边国家展示出虎视眈眈的野心。人们往往喜欢将中日两个国家进行比较,不仅仅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地理位置相近,文化传承相同,更因为两个国家在近代史上所表现出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同样是被列强打开国门,同样经历西化的改革,然而一个最终走上富强的道路一扫数千年来低眉顺眼的历史,另一个却最终迷失在帝制的历史中而打开了现代血淋淋的一页。李鸿章早在日本初走上改革之路时就敏锐的预言到,日本才是中国最大的祸患。当时洋务运动正进行得轰轰烈烈,国内形势看似一片大好,甚至出现了假以时日必能同列强一争高低的舆论。然而李鸿章却深知,以当时中国的实力,对付内患尚且勉强,想要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仅靠洋务运动中新建的西式水军是远远不可能的。
1879年,李鸿章向清廷上书奏请修建唐山至北塘的铁路,好方便将开平煤矿的煤炭运往天津,然而奏折上至清廷后,却得到了清廷车以铁路机车“烟伤禾稼,震动寝陵”的答复。无奈,原本计划中的铁路里程变成了仅修唐山至胥各庄一段,然后再在胥各庄至芦台间开凿运河,连接蓟运河,到达北塘海口;为避免机车震动寝陵,决定由骡马牵引车辆。而此时的日本,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百姓,无不缩衣减食筹备经费购买世界上最先进的海军战舰“吉野号”;清政府却以慈禧大寿为名,拒绝了李鸿章购买战舰的要求。
洋务运动最终以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水师的惨败而告终,随后李鸿章代表清廷在有史以来最为苛刻的条约《马关条约》上签字,其个人的骂名也达到了顶点。
甲午水战中,所有的战舰武器全由洋务军工厂设计制造,北洋水师的装备在战前一度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然而这些原本应该给中国带来荣耀的武器最终在战争中被日本联合舰队打得一败涂地,究其原因,除了为后世人所诟病的战舰经久失修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人,武器终究是为人所用的。李鸿章不忍自己辛勤了20年的北洋水师在战中受损,因而在面对日本战舰的进攻时,他做出了让自己的骂名更盛的“避战保船”的决定。他在<<李鸿章复奏海军提督确难更易缘由摺>>中写到:“详考各国判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航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购在先,仅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近年部议挺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添一船……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于争锋.不恃北洋门户持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虞……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用长,此臣所为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
洋务运动因军事自强而轰轰烈烈,最终又因军事而销声匿迹。甲午海战中所使用的炮弹船只全部由洋务企业制造,正是这些在战争前给国人带来无限幻想的军事装备,因为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外人手中,最终在战争中葬送了无数国人的生命。有人说,那些炮弹大多是哑炮,发射出去就没了声响,甚至许多还未发现就炸了膛。技术人员的偷工减料,外聘人员的傲慢不羁,使得这些企业从一开始就为人所掣肘,关键时刻最终自乱了阵脚。虽然李鸿章深知仅仅学到西方企业的表象远不足以强国,但是身为封建官僚的他却仍然在企业内部采取了封建衙门式的管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始终无法提高,许多企业管理人员利用企业经费大肆置办私人财产,导致了这些企业就像一个带有先天性疾病的人,只有在成长的过程中才会显示出他的缺陷并且在不适当的时候,带来致命的一击。李鸿章身处的时代,使得他根本不可能仅凭自己和其他几个同僚就可以改变中国的现状,因为真正的核心权力始终掌握在深宫之内的那个苍老的女人手上。俾斯麦曾暗示李鸿章不要受到他人的掣肘,但是从小生活在儒家忠君思想中的李鸿章是不可能背叛他所奉为真理的皇权。因此,他无法真正如自己所想的那样,打造一个强大的中国。
盖棺未定论,功过有待后人评
今天的江南造船有限责任公司前身即是李鸿章创办的同治年间东亚最大的兵工厂江南机器制造局;而拥有近百亿资产的开滦煤矿前身是李鸿章创办的开平矿务局……
李鸿章身后,受到了许多的非议与责难,人们往往将其与曾、左相提并论,并且得出他不如二者的结论,其实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不在其位者,是无法感受那种情形下人所能做的,若是曾、左二人也能做到李般高位,历史的走向会是怎样,或许他们自己也无法预料。曾有朝中大臣在甲午之后说了一句话:“甲午之败全因不西化所致,非鸿章一人之过也。”李鸿章听后老泪纵横。梁启超在为其立传时复杂的叹道:“李鸿章所以为一世俗儒所唾骂者以洋务,其所以为一世鄙夫所趋重者亦以洋务,吾之所以重李责李而为李惜者亦以洋务。”
后世的人们在评价洋务运动和李鸿章时,往往会惋惜他过多的强调军事企业对军事化的夸大性作用,其实以李鸿章之智慧,未必不能明白为商之道在于争利,在于兴时自足旺时福泽其他亡时不至牵累众多,而非赋予其拯救整个国家的巨大历史任务。只是身处高位,深受儒家教育的他,太想凭已有的去改变整个国家的现状,而不去考虑最终是否会如飞蛾扑火般徒劳。 以李鸿章的实力和权力,倘若一心做实业不过问政治,真正的看到自己的企业存在的问题,那么洋务运动或许会走上另一条道路;再者就如世人猜测那般以公权揽私利,也许对于他的骂声会相对纯净许多。只是世易时移,后人们在评论当年时,再也无法体会那样一种状况下,一个人所能坚持的东西,以及他心中所蕴含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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