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选编此书，一是因为有一些爱好书法者，从书法角度对先父手迹常有所评说，似有保存与流传的价值；二是因为“书如其人”；一个人的手迹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性格和人品，所以一个人的手迹也可以说是此人生命的一种痕迹。选编此书的用意主要是愿借此使先父的生命痕迹多留存一点于世间。至于从书法角度来考虑先父手迹，并非选编时最关心的所在。可是先父的手迹又终究与书法之事有一定关联。
先父手迹为一些人所称道，有的人更进而将他与一些书法名家相提并论。但据我所知，他却对此不以为然。先父之所以持此态度，非出于自谦，而实有他的缘由。在此先将他曾讲过的一段话介绍给大家：
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自小时候读书起，就喜欢思考些问题、想出家当和尚。当时，别人告诉我说、你所思所谈的是哲学。我说这就是哲学啊？你说是哲学，那么就算是哲学吧。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之门。
这些话是他于１９８７年末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的。此时，他已九十四岁，半年后便与世长辞了。其实，此意早年他也曾讲过，而暮年旧话重提，无非是表明他对自己是如何进入哲学之门的看法始终未变。这些话自然讲的他之于哲学，不过他之于书法，却似乎与此也有些类似之处，那就是本无意乎书法，却被人认为入了书法之门，可他却对此无意接受。虽届八十五岁垂暮之年，在日记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日上还写下这样一句话：“功纯留纸嘱作书，不知我不善书法。”
将先父手迹视为具一定水平的书法作品，这可由一些书法专门书刊中见出。《书法大成》四十年代上海书店出版，八十年代重印，即选用了先父复某杂志社的一纸短笺，作为名家书法作品。又如《中国书法》杂志１９８９年第３期，为纪念建国四十周年，由《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中选刊了十四位现代名人的墨迹，计有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柳亚子、章士钊等人作品，先父所书一件条幅即本书所收的１９４８年元旦所书杜诗一首）也被选入。该杂志在按语中说，这十几位的墨迹都“是感人至深的书法艺术作品”，它们“行将会同我们古代书法史上的珍品一样，传诸后世，为人宝爱”。先父既有幸厕身十四人之列，也可以说是与有荣焉。杂志还对每个人的书法作品一一作了简要的评介；其中对先父所书杜诗：“江月去人只数尺，风镫照夜欲三更，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刺鸣”，作了以下评介：
梁漱溟此书清雅恬淡而又坚挺绵密。他的书风似兼受李北海、王羲之、颜真卿三家的影响，如“照”字、“旦”字似李、“人”字、“宿”字学王、“联”字、“漱”字学颜，都有迹可寻。 按以上所说，以书法家的眼光来审视，先父手迹的笔法书势多有所本，而且言之凿凿，具体指出某字是师法某书法大家，某字又可见出似受某书法大师的影响，也就是评介中所说的“都有迹可寻”。在评介者看来，先父曾对这几位书法大师的碑帖下过不少临摹与研究功夫，是肯定无疑的。不然怎么会在他的手迹中看到这几位古代书法名家的影子呢？
这本书法杂志刊出并评介先父的这一手迹是在他故去一年之后，可是，他生前对此类评说似早有耳闻，因此曾多次表白：
我自幼不屑为临池功夫，从来于任何碑帖书法不加理会，旁人或指目我是学赵子昂，或指我是李北海一路，实则安得有空闲及此耶﹖《寄君大侄》，１９８０年
我自少年时遭逢国家多难甲午战败，于临池功夫无暇分心，因有待致力之事正多也。《致梁平甫》，１９８３年
关于“有待致力之事”，他尝说：“我生而为中国人，恰逢数十年中国问题极端严重之秋，其为中国问题所困恼，自是当然”，而“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能不有所行动”。于是，在走出北大课堂之后，先有三十年代为寻求中国自救自强之道，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之事；至四十年代在抗日战争期间为谋求国共团结抗日与和平建国，又有创建民盟与奔走国共和谈之举。同时，他因“在感受中国问题刺激稍后，又曾于人生问题深有感触，反复穷究，不能自已”，因而“不知不觉走向哲学，出入乎百家”。而他在有了为自己生活作主的思想之后，“就喜欢对人讲”，于是又有了从事著述的工作。总之，先父“一生数十年惟在一个中国问题一个人生问题的刺激下，求其有所解决前者求其实际解决，后者求其在思想上的解决，而竭尽其心思气力”。既然全力倾注于这两大问题，他之“于临池功夫无暇分心”，自然是不言而喻之事。
未曾下过临池功夫，没有研习过古代名家碑帖，而在一些人看来，他的手迹却具有一定书法艺术价值，那么他在书法方面有所创获又是从何而来？大概只能归之于他事事认真，于书写之事也不草率从事；只能归之于自己在实践（书写中摸索。因而，目指其手迹系师法于此一书法大师，或彼一书法名家，这类评说显然是一种揣度之词，与事实相去甚远。
先父致友人信中曾写过这样一句话：“书法朴拙非病，俗则要不得。公谓如何耶？”据我理解，“朴拙”的“朴”字，即本真、质朴；“朴拙”二字即率真纯厚之意；关键在一个“真”字。虽因“朴”而有几分“拙”，非病。如一味摹仿，或刻意造作，即不免流于俗。先父之于书法，无意乎摹仿或不摹仿，只是认真从事，自己摸索，却不期而然地既免于“死”，又远离“俗”。
关于写字作书当如何免于俗，先父也有个人的一点心得。他曾坦言道：
吾为人写字作书，每意求笔力矫健，乃转见其俗劣。盖胸次未能廓然坦荡。是可耻也。孟子指出学问之道在求其放心；放心者一切向外逐物之心也。写字作书但恭敬从事便得。《致勉仁文学院同学》，１９８４年
显然这是个人经验之谈。他为“每意求笔力矫健，乃转见其俗劣”而感愧疚；愧疚因不仅在字之俗劣，而是更省察到自己有“向外逐物之心”。由此得出的正面经验是“写字作书但恭敬从事便得”。“恭敬从事”四个字，这大概既是他写字作书的经验，同时也是他一生为人处世的心得吧。
由先父愿以“恭敬从事”之意自勉自励，可以说到早年一次读书有省而为自己题字的事：
民国十一年，春日读罗近溪集有省特大书‘毫忽不能昧，斯须不敢瞒’两语揭于壁间。 以上的话写于１９７５年前后，而此事发生早在１９２２年。在经历半个世纪之后，如此一件小事竟仍牢记在心。显然明儒罗近溪先生做慎独功夫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深深地触动了他，于是题此警句揭于壁间以自励，要求自己时时事事自觉不昧。那么，写字作书之事又何能例外呢。
先父因人之请而挥毫的事，开始似颇早。见之于文字记载的有《梁漱溟启事》一则《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２４年５月２６日：
同学诸兄前后交来嘱书各件，今已一律写竣，请各位到三院教员休息室自行检取为幸。再，漱溟作书至劣，所以当挥写时殊不自觉兴趣，迫于嘱命应酬而已。此良为苦事。自今以后声明谢绝，唯谅是幸。 这是在为编辑先父全集，搜寻资料时偶然发现的。由它看来，先父与书法之事结缘似起于二十年代在北大任教时。由此《启事》还可看出，他于教学之外，实无心于书法。先父一生为人作书题字不少，但随写随去，如今已无法寻得。现在北大时期的手迹收入本书的，只有１９２０年《致陈百年先生》信函一件。
二十年代的手迹寻找不易，却意外获得二十年代以前的一件。这就是收入本书的“致京师图书馆”的信，内容是先父为将《楞严经正脉疏》一书赠予该馆，而我也是为赠送先父著作往首都图书馆时，馆方将此件出示给我的。据该馆档案记载，曾于“洪宪元年３月２１日”发文致谢。“洪宪”是袁世凯称帝时的年号，即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年。先父此函末只署名而未写日期，但致函赠书必在发文致谢之前，故可推断此函迟则写于１９１６年初，早则写于１９１５年末。附带一提，先父致函赠书之时正当他潜心研读佛典四年的最后一年，而该馆发文致谢的日期正是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帝制之日的前一天。
先父为人题字收入本书的最早一件当属为梁仲华先生所书的对联与条幅。对联写于１９２９年，似写于河南村治学院任教期间，即１９３０年。现在这两件均已随梁仲华先生外孙远去美国；只得请他代为拍照，才得收入本书。另一件写于三十年代的作品，是为教育家董渭川先生所书“晋书乐广传”。这是由于先生家属妥为保存，并热心提供，才得收入本书。
早年先父为人题字难寻，可是回忆记录其事的文字尚可以见到一些。例如：
先生写一笔流利飘逸的毛笔行书，得者为贵。二十二年夏，作者特购上等宣纸一张，送请先生题字，见到院长室的条几上堆满了宣纸，不知有多少人求他写字。过了大约一个月，写好的一幅对联由工友送来。上联是“心源定自闲中得”，下联是“妙用还从乐处生”。这可能是录取古人的成句。王世元：《记吾师梁漱溟先生》 以上所记是三十年代的事，地点当在山东邹平县。以下再引一段记述四十年代在桂林的事：
我们知道先生字写得好，恭恭敬敬地拜谒先生，请赐墨宝。原属试探性质，想不到有求必应。可是后来求赐墨宝者渐多，使得他难以应付……便不得不出安民告示了，大意是说，诸君爱好书法，原是翰墨因缘，但此间同学众多，使我感到穷于应付，无益于人而有损于我，务望诸君鉴谅，云云。 末后此文说，因自己出手早，竟得条幅一件，写的是意境高远的古诗：“古寺高楼暮依阑，野云不散白漫漫，好山遮尽君无恨，且作沧溟万里看”。周忠谋：《追忆梁漱溟先生》
回忆写字作书的这类文字还有不少。如唐现之先生写道：“他并不嗜好字画，可是他的字却写得活泼生动，充满春意，这便是他生命的表现，细玩之，如见其人。”“今天我看见他替人题了十四个字：‘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这便是他的自白。同样由于“待致力之事正多”，先父从未于诗词方面下过功夫，故为人作书，多为往圣先贤名言，或古人诗作；如这一联语出于自撰，极为少见。而它颇能表白其一生胸怀抱负，就尤其显得可贵了。
对求作书题字的，先父守定一条：“未曾谋一面者辄拒却”，否则难以应付。但有一次破例。１９４６年末，他退出国共和谈后，由南京到重庆北碚。此时由他创办的勉仁中学与书院正陷于债务之中。为救燃眉之急，他在《大公报》刊出一则“梁漱溟为勉仁学校、书院募捐启事”，说他“以奔走大局，疏于经营，今日归来颇负债务”，因此“敬请各界同情人士海内外知交，惠予援助”，如蒙“惠捐五万元以上，当作书对联、屏幅、匾额等为报；百万以上并当走谢”。为人作书收取润笔，在先父这是从不曾有的事。向无恒产，从不积蓄，为筹款只能谋之于鬻字了。本书收入的书杜诗一首，无上款，看来很可能就是这次募捐为一位捐助者而作。
先父并非无欣赏优秀字画的兴趣，如日记中即有约友人往故宫观赏古代名人字画的事，但从不搜求，也不悬挂字画于居室。有人回忆说他的居处“家徒四壁”，这也是一个原因吧。“文革”中确有两三箱字画为红卫兵全部焚毁于住所庭院中，但那绝大部分是祖辈与我伯父的收藏，其中只有蔡元培、梁启超、章士钊等几位老前辈给先父的信，因有一定学术价值，他才特意加以装裱，以便留诸后世。当然，如今也随同那些字画灰飞烟散，极为可惜。
先父不屑用心于书法，又称“我不善书法”，但终其一生，应人之请作书为数不少，且并非总无挥毫兴致。“兴来从事，则觉特别灵活有神，其实莫名其所以然”，如此相当投入的时刻也是有的。为何如此？或可从他谈论文艺中找到一些线索。他曾写道：
文学艺术“大概以美或不美为其概括的评价。美者非止悦耳悦目，怡神解忧而已。美之为美，十百其不同，要因创作家出其生命所蕴蓄者以刺激感染乎众人，众人不期而为其所动也。人的感情大有深浅、厚薄、高低、雅俗之不等，固未可一例看待。但要言之，莫非作家与其观众之间藉作品若有一种精神上的交通。”《人心与人生》
文学艺术有此作用，书法作为一种艺术，以书写优美悦目的字体，又配以含意深刻的名言，或意境不凡的诗句，自然同样可以在书写者与观赏者之间起着“一种精神上的交通”作用，从而使双方都能“从倾注外物回到自家感情流行上来”，具体地说就是“感召高尚深微的心情，彻达乎人类生命深处，提高了人们的精神品德”《人心与人生》。那么，藉书法感染求书者的人，与求书者“若有一种精神上的交通”，或许就是先父虽不屑于书法之事，却不时又有挥毫兴致的原由吧。
（《梁漱溟先生手迹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０２年１月版，５０．００元）
先父手迹为一些人所称道，有的人更进而将他与一些书法名家相提并论。但据我所知，他却对此不以为然。先父之所以持此态度，非出于自谦，而实有他的缘由。在此先将他曾讲过的一段话介绍给大家：
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自小时候读书起，就喜欢思考些问题、想出家当和尚。当时，别人告诉我说、你所思所谈的是哲学。我说这就是哲学啊？你说是哲学，那么就算是哲学吧。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之门。
这些话是他于１９８７年末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的。此时，他已九十四岁，半年后便与世长辞了。其实，此意早年他也曾讲过，而暮年旧话重提，无非是表明他对自己是如何进入哲学之门的看法始终未变。这些话自然讲的他之于哲学，不过他之于书法，却似乎与此也有些类似之处，那就是本无意乎书法，却被人认为入了书法之门，可他却对此无意接受。虽届八十五岁垂暮之年，在日记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日上还写下这样一句话：“功纯留纸嘱作书，不知我不善书法。”
将先父手迹视为具一定水平的书法作品，这可由一些书法专门书刊中见出。《书法大成》四十年代上海书店出版，八十年代重印，即选用了先父复某杂志社的一纸短笺，作为名家书法作品。又如《中国书法》杂志１９８９年第３期，为纪念建国四十周年，由《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中选刊了十四位现代名人的墨迹，计有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柳亚子、章士钊等人作品，先父所书一件条幅即本书所收的１９４８年元旦所书杜诗一首）也被选入。该杂志在按语中说，这十几位的墨迹都“是感人至深的书法艺术作品”，它们“行将会同我们古代书法史上的珍品一样，传诸后世，为人宝爱”。先父既有幸厕身十四人之列，也可以说是与有荣焉。杂志还对每个人的书法作品一一作了简要的评介；其中对先父所书杜诗：“江月去人只数尺，风镫照夜欲三更，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刺鸣”，作了以下评介：
梁漱溟此书清雅恬淡而又坚挺绵密。他的书风似兼受李北海、王羲之、颜真卿三家的影响，如“照”字、“旦”字似李、“人”字、“宿”字学王、“联”字、“漱”字学颜，都有迹可寻。 按以上所说，以书法家的眼光来审视，先父手迹的笔法书势多有所本，而且言之凿凿，具体指出某字是师法某书法大家，某字又可见出似受某书法大师的影响，也就是评介中所说的“都有迹可寻”。在评介者看来，先父曾对这几位书法大师的碑帖下过不少临摹与研究功夫，是肯定无疑的。不然怎么会在他的手迹中看到这几位古代书法名家的影子呢？
这本书法杂志刊出并评介先父的这一手迹是在他故去一年之后，可是，他生前对此类评说似早有耳闻，因此曾多次表白：
我自幼不屑为临池功夫，从来于任何碑帖书法不加理会，旁人或指目我是学赵子昂，或指我是李北海一路，实则安得有空闲及此耶﹖《寄君大侄》，１９８０年
我自少年时遭逢国家多难甲午战败，于临池功夫无暇分心，因有待致力之事正多也。《致梁平甫》，１９８３年
关于“有待致力之事”，他尝说：“我生而为中国人，恰逢数十年中国问题极端严重之秋，其为中国问题所困恼，自是当然”，而“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能不有所行动”。于是，在走出北大课堂之后，先有三十年代为寻求中国自救自强之道，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之事；至四十年代在抗日战争期间为谋求国共团结抗日与和平建国，又有创建民盟与奔走国共和谈之举。同时，他因“在感受中国问题刺激稍后，又曾于人生问题深有感触，反复穷究，不能自已”，因而“不知不觉走向哲学，出入乎百家”。而他在有了为自己生活作主的思想之后，“就喜欢对人讲”，于是又有了从事著述的工作。总之，先父“一生数十年惟在一个中国问题一个人生问题的刺激下，求其有所解决前者求其实际解决，后者求其在思想上的解决，而竭尽其心思气力”。既然全力倾注于这两大问题，他之“于临池功夫无暇分心”，自然是不言而喻之事。
未曾下过临池功夫，没有研习过古代名家碑帖，而在一些人看来，他的手迹却具有一定书法艺术价值，那么他在书法方面有所创获又是从何而来？大概只能归之于他事事认真，于书写之事也不草率从事；只能归之于自己在实践（书写中摸索。因而，目指其手迹系师法于此一书法大师，或彼一书法名家，这类评说显然是一种揣度之词，与事实相去甚远。
先父致友人信中曾写过这样一句话：“书法朴拙非病，俗则要不得。公谓如何耶？”据我理解，“朴拙”的“朴”字，即本真、质朴；“朴拙”二字即率真纯厚之意；关键在一个“真”字。虽因“朴”而有几分“拙”，非病。如一味摹仿，或刻意造作，即不免流于俗。先父之于书法，无意乎摹仿或不摹仿，只是认真从事，自己摸索，却不期而然地既免于“死”，又远离“俗”。
关于写字作书当如何免于俗，先父也有个人的一点心得。他曾坦言道：
吾为人写字作书，每意求笔力矫健，乃转见其俗劣。盖胸次未能廓然坦荡。是可耻也。孟子指出学问之道在求其放心；放心者一切向外逐物之心也。写字作书但恭敬从事便得。《致勉仁文学院同学》，１９８４年
显然这是个人经验之谈。他为“每意求笔力矫健，乃转见其俗劣”而感愧疚；愧疚因不仅在字之俗劣，而是更省察到自己有“向外逐物之心”。由此得出的正面经验是“写字作书但恭敬从事便得”。“恭敬从事”四个字，这大概既是他写字作书的经验，同时也是他一生为人处世的心得吧。
由先父愿以“恭敬从事”之意自勉自励，可以说到早年一次读书有省而为自己题字的事：
民国十一年，春日读罗近溪集有省特大书‘毫忽不能昧，斯须不敢瞒’两语揭于壁间。 以上的话写于１９７５年前后，而此事发生早在１９２２年。在经历半个世纪之后，如此一件小事竟仍牢记在心。显然明儒罗近溪先生做慎独功夫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深深地触动了他，于是题此警句揭于壁间以自励，要求自己时时事事自觉不昧。那么，写字作书之事又何能例外呢。
先父因人之请而挥毫的事，开始似颇早。见之于文字记载的有《梁漱溟启事》一则《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２４年５月２６日：
同学诸兄前后交来嘱书各件，今已一律写竣，请各位到三院教员休息室自行检取为幸。再，漱溟作书至劣，所以当挥写时殊不自觉兴趣，迫于嘱命应酬而已。此良为苦事。自今以后声明谢绝，唯谅是幸。 这是在为编辑先父全集，搜寻资料时偶然发现的。由它看来，先父与书法之事结缘似起于二十年代在北大任教时。由此《启事》还可看出，他于教学之外，实无心于书法。先父一生为人作书题字不少，但随写随去，如今已无法寻得。现在北大时期的手迹收入本书的，只有１９２０年《致陈百年先生》信函一件。
二十年代的手迹寻找不易，却意外获得二十年代以前的一件。这就是收入本书的“致京师图书馆”的信，内容是先父为将《楞严经正脉疏》一书赠予该馆，而我也是为赠送先父著作往首都图书馆时，馆方将此件出示给我的。据该馆档案记载，曾于“洪宪元年３月２１日”发文致谢。“洪宪”是袁世凯称帝时的年号，即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年。先父此函末只署名而未写日期，但致函赠书必在发文致谢之前，故可推断此函迟则写于１９１６年初，早则写于１９１５年末。附带一提，先父致函赠书之时正当他潜心研读佛典四年的最后一年，而该馆发文致谢的日期正是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帝制之日的前一天。
先父为人题字收入本书的最早一件当属为梁仲华先生所书的对联与条幅。对联写于１９２９年，似写于河南村治学院任教期间，即１９３０年。现在这两件均已随梁仲华先生外孙远去美国；只得请他代为拍照，才得收入本书。另一件写于三十年代的作品，是为教育家董渭川先生所书“晋书乐广传”。这是由于先生家属妥为保存，并热心提供，才得收入本书。
早年先父为人题字难寻，可是回忆记录其事的文字尚可以见到一些。例如：
先生写一笔流利飘逸的毛笔行书，得者为贵。二十二年夏，作者特购上等宣纸一张，送请先生题字，见到院长室的条几上堆满了宣纸，不知有多少人求他写字。过了大约一个月，写好的一幅对联由工友送来。上联是“心源定自闲中得”，下联是“妙用还从乐处生”。这可能是录取古人的成句。王世元：《记吾师梁漱溟先生》 以上所记是三十年代的事，地点当在山东邹平县。以下再引一段记述四十年代在桂林的事：
我们知道先生字写得好，恭恭敬敬地拜谒先生，请赐墨宝。原属试探性质，想不到有求必应。可是后来求赐墨宝者渐多，使得他难以应付……便不得不出安民告示了，大意是说，诸君爱好书法，原是翰墨因缘，但此间同学众多，使我感到穷于应付，无益于人而有损于我，务望诸君鉴谅，云云。 末后此文说，因自己出手早，竟得条幅一件，写的是意境高远的古诗：“古寺高楼暮依阑，野云不散白漫漫，好山遮尽君无恨，且作沧溟万里看”。周忠谋：《追忆梁漱溟先生》
回忆写字作书的这类文字还有不少。如唐现之先生写道：“他并不嗜好字画，可是他的字却写得活泼生动，充满春意，这便是他生命的表现，细玩之，如见其人。”“今天我看见他替人题了十四个字：‘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这便是他的自白。同样由于“待致力之事正多”，先父从未于诗词方面下过功夫，故为人作书，多为往圣先贤名言，或古人诗作；如这一联语出于自撰，极为少见。而它颇能表白其一生胸怀抱负，就尤其显得可贵了。
对求作书题字的，先父守定一条：“未曾谋一面者辄拒却”，否则难以应付。但有一次破例。１９４６年末，他退出国共和谈后，由南京到重庆北碚。此时由他创办的勉仁中学与书院正陷于债务之中。为救燃眉之急，他在《大公报》刊出一则“梁漱溟为勉仁学校、书院募捐启事”，说他“以奔走大局，疏于经营，今日归来颇负债务”，因此“敬请各界同情人士海内外知交，惠予援助”，如蒙“惠捐五万元以上，当作书对联、屏幅、匾额等为报；百万以上并当走谢”。为人作书收取润笔，在先父这是从不曾有的事。向无恒产，从不积蓄，为筹款只能谋之于鬻字了。本书收入的书杜诗一首，无上款，看来很可能就是这次募捐为一位捐助者而作。
先父并非无欣赏优秀字画的兴趣，如日记中即有约友人往故宫观赏古代名人字画的事，但从不搜求，也不悬挂字画于居室。有人回忆说他的居处“家徒四壁”，这也是一个原因吧。“文革”中确有两三箱字画为红卫兵全部焚毁于住所庭院中，但那绝大部分是祖辈与我伯父的收藏，其中只有蔡元培、梁启超、章士钊等几位老前辈给先父的信，因有一定学术价值，他才特意加以装裱，以便留诸后世。当然，如今也随同那些字画灰飞烟散，极为可惜。
先父不屑用心于书法，又称“我不善书法”，但终其一生，应人之请作书为数不少，且并非总无挥毫兴致。“兴来从事，则觉特别灵活有神，其实莫名其所以然”，如此相当投入的时刻也是有的。为何如此？或可从他谈论文艺中找到一些线索。他曾写道：
文学艺术“大概以美或不美为其概括的评价。美者非止悦耳悦目，怡神解忧而已。美之为美，十百其不同，要因创作家出其生命所蕴蓄者以刺激感染乎众人，众人不期而为其所动也。人的感情大有深浅、厚薄、高低、雅俗之不等，固未可一例看待。但要言之，莫非作家与其观众之间藉作品若有一种精神上的交通。”《人心与人生》
文学艺术有此作用，书法作为一种艺术，以书写优美悦目的字体，又配以含意深刻的名言，或意境不凡的诗句，自然同样可以在书写者与观赏者之间起着“一种精神上的交通”作用，从而使双方都能“从倾注外物回到自家感情流行上来”，具体地说就是“感召高尚深微的心情，彻达乎人类生命深处，提高了人们的精神品德”《人心与人生》。那么，藉书法感染求书者的人，与求书者“若有一种精神上的交通”，或许就是先父虽不屑于书法之事，却不时又有挥毫兴致的原由吧。
（《梁漱溟先生手迹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０２年１月版，５０．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