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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由于受户籍制度以及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的限制，其中包括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接受教育选择不自由，使得农民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一种受压制和被歧视的地位。农民面对自己的制度性强加成分，没有个人的选择自由，只有被动的接受。而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制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农民能自己选择自己的就业地点，虽受户籍制度的相关限制，大量的农村人口依然涌入了城市，在改革的浪潮中寻求新的职业发展，农民工群体得以形成和壮大，农民工的政治心理随着进城过程也经历着变化。
一、主要概念界定
（一）农民工。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民工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一部分是外出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民工主要是指后一部分人。
（二）政治效能感。政治效能感是指公民认为自己能够对政府产生影响的信念，包含两个维度： 其一，与他人相比，个人自认为对政府具有影响力。其二，面对政治体系而言，个人自认为政府会对其要求有所回应。这两个维度可以概括为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并指出“内在政治效能感是个人相信自己可以影响政府的感觉，而外在政治效能感则是个体相信当权者或者政府应当回应民众的感觉”。
二、研究设计
文章的研究内容为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政治信任对其政治效能感产生的影响，研究目的是探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城务工之后对于自己身份的认知情况和对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信任状况，以及从何种角度可以提升农民工的政治效能感。研究过程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研究问卷设计。第二阶段主要是实地调查阶段，湖北省武汉市多个火车站、汽车站作为样本采集点，候车人群作为目标群体，随机采访候车人群，选择符合问卷目标群体的人进行问卷调查。第三阶段是问卷整理和报告撰写阶段。
三、变量测量
（一）因变量：政治效能感。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公众的政治效能感，主要通过对问卷中如下五个问题的选项为完全同意、比较同意、比较反对和完全反对，分别赋值1-4分，分值越高，表示政治效能感越强。我们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经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外在效能感因子”和“内在效能感因子”，如“表一”所示。
数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集体行动的政治心理机制及其调适研究》社会调查问卷数据。
（二）预测变量：身份认同与政治信任。包括如下方面：
1.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况。在公众的身份认同方面，通过对问卷中如下问题的选项，即完全同意、比较同意、比较反对和完全反对，分别赋值1-4分，分数越高说明认为城乡差别越大。我们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经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社会阶层认知因子”“城乡差别认知因子”和“社会地位认知因子”， 如“表二”所示。
2.农民工的政治信任状况。在农民工的政治信任方面，通过询问受访者对中国共产党、政府、人大、公安机关、军队、法院、工会、青年团和妇联9类信任对象的信任程度来测量其社会信任状况，选项为非常信任、有些信任、不太信任和完全不信任，分别赋值 1-4 分，分值越高，代表对这些对象的信任程度越高。运用主成分法对这9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最大方差法旋转后，我们提取了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国家机关信任因子”和“社会团体信任因子”，如“表三”所示。
四、数据分析与发现
完成了对主要变量的测量后，为了全面探讨社会信任和政治参与对公众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根据研究策略，分别以外在效能感和内在效能感为因变量，以身份认同感和政治信任为主要预测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如“表四”所示。
数据分析表明，城乡差别认知对农民工的外在政治效能感和内在政治效能感都具有显著相关性，但是作为主要预测变量的身份认同和政治信任对农民工的外在效能感和内在效能感有显著不同。国家机关信任只对农民工外在政治效能感具有统计显著性，而社会地位认知仅对内在效能感具有显著影响。总的来说，作为预测变量的政治信任和身份认同对于农民工政治效能感均具有显著影响，只是不同维度对于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的影响有所区别。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2016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孔凡义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集体行动的政治心理机制及其调适研究》社会调查数据，在数据结果分析中发现身份认同和政治信任更是与农民工政治效能感相关的重要因素。
身份认同和政治信任是政治效能感的重要预测变量。作为身份认同的三个因子，城乡差别认知和社会地位认知对农民工政治效能感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是社会阶层认知对于农民工政治效能感在本次数据中并未有显著影响。城乡差别认知不仅对农民工外在效能感有着重要意义，同时还影响着其内在效能感。数据显示，农民工越认为自己与城市人无异，其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就越高，这是城市化过程中给农民工带来的影响。农民工在城市务工过程中，更好地适应了城市生活，经历更加丰富，眼界更加开阔，人与人之间交往增多，对社会的了解更加深入，进而对社会政治生活有了自己的看法和诉求，并期待自己的想法得到回應，相应的，政治效能感得以提升。社会地位认知因子仅对农民工内在效能感产生显著性影响，数据显示，农民工内心认为自己社会地位越高，内在效能感越强，越认为自己能够影响政府。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工的心理认知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任劳任怨的形象，反而随着自己劳动技能的提升，自信心增强，农民工对工作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认为自己在社会上地位提升并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社会，近年来农民工讨薪成功也反映了这一现象。因此，随着农民工社会地位认知的提高，其内在政治效能感也在增强。
在政治信任方面，国家机关信任因子对于农民工外在效能感具有显著影响，相反，社会团体信任因子与农民工政治效能感并无密切关系。农民工对于政府、人大、公安机关和军队等国家机关的信任度越高，代表着他们对自己政治诉求的回应期待越高，这种信任体现了他们对于国家机关办事程序和办事效率的认知，对其回应自身诉求更有信心。这种信任是农民工自身心理认知，但其来源于实际。近年来，农民工在讨薪过程中体会到以劳动局为代表的国家机关的帮助，在现实工作中，面对劳动剥削，农民工的诉求能得到相关部门有效及时的回应，逐渐农民工对于国家机关的信任感上升，因而也能提高其外在效能感。
从以上分析来看，笔者认为未来的政治效能感研究应继续将农民工对于社会的认知纳入考虑范畴，同时考虑在城乡二元制结构下，农民工作为流动人口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感知变化以及相应对政治效能感产生的影响。对于农民工这一广大特殊群体，应关注其心理变化，提升其政治效能感，促进我国民主与法制进程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淑华，李海莹，刘芳.（2012）.身份认同研究综述，心理研究2005（1）：21-27.
[2]李翠玲，段学芬.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农民工的市民化.人力资源管理，2010（4）：46-48.
[3]付建军.农民工政治效能感的现状和后果.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3（1）：77-90.
[4]唐斌.广州地区农民工政治信任状况的实证研究.行政与法，2012（03）：64-68.
一、主要概念界定
（一）农民工。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民工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一部分是外出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民工主要是指后一部分人。
（二）政治效能感。政治效能感是指公民认为自己能够对政府产生影响的信念，包含两个维度： 其一，与他人相比，个人自认为对政府具有影响力。其二，面对政治体系而言，个人自认为政府会对其要求有所回应。这两个维度可以概括为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并指出“内在政治效能感是个人相信自己可以影响政府的感觉，而外在政治效能感则是个体相信当权者或者政府应当回应民众的感觉”。
二、研究设计
文章的研究内容为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政治信任对其政治效能感产生的影响，研究目的是探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城务工之后对于自己身份的认知情况和对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信任状况，以及从何种角度可以提升农民工的政治效能感。研究过程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研究问卷设计。第二阶段主要是实地调查阶段，湖北省武汉市多个火车站、汽车站作为样本采集点，候车人群作为目标群体，随机采访候车人群，选择符合问卷目标群体的人进行问卷调查。第三阶段是问卷整理和报告撰写阶段。
三、变量测量
（一）因变量：政治效能感。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公众的政治效能感，主要通过对问卷中如下五个问题的选项为完全同意、比较同意、比较反对和完全反对，分别赋值1-4分，分值越高，表示政治效能感越强。我们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经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外在效能感因子”和“内在效能感因子”，如“表一”所示。
数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集体行动的政治心理机制及其调适研究》社会调查问卷数据。
（二）预测变量：身份认同与政治信任。包括如下方面：
1.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况。在公众的身份认同方面，通过对问卷中如下问题的选项，即完全同意、比较同意、比较反对和完全反对，分别赋值1-4分，分数越高说明认为城乡差别越大。我们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经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社会阶层认知因子”“城乡差别认知因子”和“社会地位认知因子”， 如“表二”所示。
2.农民工的政治信任状况。在农民工的政治信任方面，通过询问受访者对中国共产党、政府、人大、公安机关、军队、法院、工会、青年团和妇联9类信任对象的信任程度来测量其社会信任状况，选项为非常信任、有些信任、不太信任和完全不信任，分别赋值 1-4 分，分值越高，代表对这些对象的信任程度越高。运用主成分法对这9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最大方差法旋转后，我们提取了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国家机关信任因子”和“社会团体信任因子”，如“表三”所示。
四、数据分析与发现
完成了对主要变量的测量后，为了全面探讨社会信任和政治参与对公众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根据研究策略，分别以外在效能感和内在效能感为因变量，以身份认同感和政治信任为主要预测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如“表四”所示。
数据分析表明，城乡差别认知对农民工的外在政治效能感和内在政治效能感都具有显著相关性，但是作为主要预测变量的身份认同和政治信任对农民工的外在效能感和内在效能感有显著不同。国家机关信任只对农民工外在政治效能感具有统计显著性，而社会地位认知仅对内在效能感具有显著影响。总的来说，作为预测变量的政治信任和身份认同对于农民工政治效能感均具有显著影响，只是不同维度对于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的影响有所区别。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2016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孔凡义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集体行动的政治心理机制及其调适研究》社会调查数据，在数据结果分析中发现身份认同和政治信任更是与农民工政治效能感相关的重要因素。
身份认同和政治信任是政治效能感的重要预测变量。作为身份认同的三个因子，城乡差别认知和社会地位认知对农民工政治效能感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是社会阶层认知对于农民工政治效能感在本次数据中并未有显著影响。城乡差别认知不仅对农民工外在效能感有着重要意义，同时还影响着其内在效能感。数据显示，农民工越认为自己与城市人无异，其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就越高，这是城市化过程中给农民工带来的影响。农民工在城市务工过程中，更好地适应了城市生活，经历更加丰富，眼界更加开阔，人与人之间交往增多，对社会的了解更加深入，进而对社会政治生活有了自己的看法和诉求，并期待自己的想法得到回應，相应的，政治效能感得以提升。社会地位认知因子仅对农民工内在效能感产生显著性影响，数据显示，农民工内心认为自己社会地位越高，内在效能感越强，越认为自己能够影响政府。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工的心理认知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任劳任怨的形象，反而随着自己劳动技能的提升，自信心增强，农民工对工作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认为自己在社会上地位提升并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社会，近年来农民工讨薪成功也反映了这一现象。因此，随着农民工社会地位认知的提高，其内在政治效能感也在增强。
在政治信任方面，国家机关信任因子对于农民工外在效能感具有显著影响，相反，社会团体信任因子与农民工政治效能感并无密切关系。农民工对于政府、人大、公安机关和军队等国家机关的信任度越高，代表着他们对自己政治诉求的回应期待越高，这种信任体现了他们对于国家机关办事程序和办事效率的认知，对其回应自身诉求更有信心。这种信任是农民工自身心理认知，但其来源于实际。近年来，农民工在讨薪过程中体会到以劳动局为代表的国家机关的帮助，在现实工作中，面对劳动剥削，农民工的诉求能得到相关部门有效及时的回应，逐渐农民工对于国家机关的信任感上升，因而也能提高其外在效能感。
从以上分析来看，笔者认为未来的政治效能感研究应继续将农民工对于社会的认知纳入考虑范畴，同时考虑在城乡二元制结构下，农民工作为流动人口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感知变化以及相应对政治效能感产生的影响。对于农民工这一广大特殊群体，应关注其心理变化，提升其政治效能感，促进我国民主与法制进程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淑华，李海莹，刘芳.（2012）.身份认同研究综述，心理研究2005（1）：21-27.
[2]李翠玲，段学芬.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农民工的市民化.人力资源管理，2010（4）：46-48.
[3]付建军.农民工政治效能感的现状和后果.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3（1）：77-90.
[4]唐斌.广州地区农民工政治信任状况的实证研究.行政与法，2012（03）：6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