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创业环境
良好的政策引来了大量创客，但大杂烩式的融入很难形成产业集群效应，诸多创企去留难断。
代际印象
传统工业逐渐淡出群众视线，轻资产的互联网创企大量涌入，为武汉增添了一份活力。
武汉光谷太希望成为中国的硅谷。
引进大型企业，类似微软、海康威视、银联商务，打造配套服务环境;转变政策，在股权激励、金融税改、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下足工夫。栽好梧桐树，静待凤来栖，武汉政策先行，撒下大网，坐等创客拥入。
然而，事与愿违。大量创企到来，并没有达成协同效应，反而坐吃政策红利。
斗鱼溯游而来
斗鱼是畅游在政策红利中的一尾红鲤。这个来自广州的创企，正在频繁牵手市政府，努力打造成为武汉名片。
斗鱼在武汉光谷创业的一年多时间里，一直都是广州户口，但武汉政府把它视为宠儿。据说，东湖高新区主要领导，平均每两周就要跑一次斗鱼，询问企业有没有困难。省市领导也多次到斗鱼调研，大到宏观发展，小到员工起居，连带宽费用都要过问。
武汉对于创企的关怀，足以吸引创企扎根这片荒漠。生鲜连锁创客朱俊夫深有体会。他毕业之后，就辗转于北上广从事销售工作。而留在武汉发展的朋友，给了他很多触动。一位公务员朋友告诉他，武汉审批流程越来越简化，创业支持越来越全面。2014年，朱俊夫回到武汉创业。刚开始，因为不了解基层政策，他在社区推广时和城管偶有矛盾。现在，城管会亲自带着他补办手续，尽量缩短审批时间，不耽误推广计划。
武汉斗鱼在东湖高新区成立之后，它将隶属于广州斗鱼的资产，全部变更到武汉斗鱼名下。公司商标、软件著作权、90多项专利等，都是广州斗鱼的资产;五六百名员工的社保、公积金，需要重新换公司;最关键是公司商务合同换签和业务转移，主体变更，相应的债权债务都要变更。
改个户口，斗鱼斥资1 800万元。联合创始人张文明说，首先是被政府领导的无微不至感动，而政策也的确能帮助斗鱼更好地发展。
5月末的斗鱼嘉年华落地武汉，35万人参与、线上互动达1.7亿人次，超过100家企业参展，外地游客占比30%以上。“武汉许久没有如此热闹的活动，江滩都快被挤爆了。”不少当地人如此感叹。
创始人陈少杰看来，这在预料之中，他深知斗鱼还不止这点能量。嘉年华开幕仪式上，陈少杰公布了斗鱼的野心，“用互联网将虚拟经济、实体经济进行链接，将直播产业链的上下游全部集中于武汉。”
斗鱼要在武汉自建一个直播平台产业集群。它将在政府支持下，投入10亿元成立文创产业基金，扶植斗鱼相关企业，打造一条整合直播生态的产业链。
产业集群不只要上下游企业的发展与互动，还需要人才的聚集。目前，斗鱼这个光谷瞪羚企业的第一名，吸引了武大、华科大等高校的优秀毕业生。2016年，斗鱼从武汉本地招收应届硕士毕业生150名以上，加上BAT湖北籍回流人才的加盟，斗鱼已成为一个1 500多人的大公司。
但光谷瞪羚企業排名第二名的卷皮，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卷皮无奈外流
人才与产业集群一直是武汉稀缺的。
2014年，迫于用户流向移动端的大趋势，卷皮不得不制定App战略。但产业集群效果不明显，卷皮没有自己的圈子交流学习，更拽不到优秀的人才。这成了卷皮发展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创始人黄承松试着问团队，要不咱们去深圳？武汉的生活安逸滋润，团队成员尤其是高管们多已在武汉成家立业，难免存在排斥心理。技术副总裁宋书俊打赌说，半个月内招不满30人，就撤离。约期结束，宋只招了10个人，“也算快的了，但没达标就是没达标，愿赌服输。那就走，去深圳。”
“我们在武汉都有车有房，在深圳就是穷苦大众，租房都要合租，那时候已经融了B轮，感觉却像第二次创业似的，”宋书俊回忆道。
这不是一场唐突的迁移。早在2013年，黄承松就隐约察觉到有些问题，二线城市人才不多，视野格局也不够大。“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对出差非常抗拒，但出差回来又感觉很满意，能学到好多东西。”他性格内敛谨慎，“我知道自己的短板，所以克服不了时就干脆做个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决定，反其道而行。”
目前，卷皮设立双总部，深圳有面向用户的市场、运营、技术、产品团队，武汉有面向商家的商务、运营、技术、产品团队，两边尽量独立运作。
迁往深圳后，不仅移动端转型开始有了眉目，整个团队的视野也打开了，迎来了又一场转型：从导购网站转变成商城平台。目前，卷皮已经成为了国内第六大电商平台，用户量、交易额等指标的增速均超过其他平台。
创企的去留，暴露了武汉政策的盲目性。在吸纳创企这件事上，并不是“能找老鼠就是好猫”。就像成都有游戏、厦门有文创一样，他们在政策的广撒网中有筛选动作，这就很容易形成产业集群。
成都、厦门不要的创企可能都去了武汉，因为这里“海纳百川”。最后形成的局面很可能不是百花齐放，而是烂尾窟。更有甚者，聪明的创客还会玩擦边球，他们可能在外地成长之后，来武汉建立子公司分一杯羹;抑或是在武汉成长之后，将重心撤离，留下小部分业务吃政策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