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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辽宁125家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因素对于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民创业绩效有显著影响；农村女性创业者的创业绩效低于男性；打工经历、风险偏好与创业意愿正相关，本文建议，应从提高农村创业者社会资本水平入手，扩大其社会网络规模，增加关系网络中“弱联系”数量，从而提高创业资源获取能力和创业绩效。
[关键词]社会资本；创业绩效；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10-0056-05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因此，大众创业问题意义重大，农民创业不但是大众创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然而，当前由于农民自身素质以及外界因素影响，农民创业面临诸多问题，农民创业，尤其是农村女性创业存活率比较低、创业绩效也不理想（丁高洁、郭红东，2013）。因此急需理论工作者投身于当前的创业研究中，以求丰富创业理论、优化政府对策、推动农民创业，让“大众创业”这个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转得更加平稳、高效。
近年来，社会资本理论在创业领域研究中备受关注。学者们认为（Burt，1996；刘中起、风笑天，2010），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对于创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大大高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的“熟人社会”中，农民创业者能够在短时期内丰富和调动的资源主要来自个人的关系网络，即社会资本。因此，社会资本在农民创业中的基础性作用应当得到重视。本文将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分析当前农民创业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由于受传统性别观念影响较为严重，农村女性创业者要面临更多的障碍，因此，本文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农村男性和女性创业者创业绩效的差异。
一、创业绩效影响因素
1.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是获取创业资源的重要渠道。研究发现，在创业初始阶段，经营绩效、成长规模等，往往受创业者个人网络资源的调动和整合能力影响，即创业者社会资本水平越高，新创企业的经营绩效越好，竞争力也越强（单标安等人，2011）。研究发现，创业资金（Birley，2005；黄福广等人，2012；童馨乐、杨向阳，2013、首份订单（Alder，1998、人力资源（边燕杰，2006等，都主要来自于创业者的个人关系网络。马忠国（2009）的研究认为，在农民工创业者中，那些社会资本相对丰富的人，更容易获得创业支持。朱红根、解春艳（2012）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江西省农民工返乡创业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能显著提升农民工返乡创业企业绩效；而Burt（1996认为，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对于创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大大高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Barr（2000）利用加纳地区小规模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企业的经营绩效与业务联系网络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业务联系网络通过促进企业间技术信息的交流，显著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曾寅初等（2006）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产品购销商经营绩效的影响，并得出“社会资本与农产品购销商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的结论。具体模型为：
（1）
（其中， 为因变量，农产品购销商经营绩效； 为解释变量，影响农产品购销商经营绩效的相关因素，其中社会资本相关变量有16个）。
2.性别。对于“创业绩效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学者们观点不一。有研究认为，女性创业绩效要低于男性（Rosaetal.，2006；李琳琳，2008），且因女性创业领域多集中在一些有着较高“关门率”的行业，所以女性创业失败频率高于男性。但也有学者认为，女性的创业绩效不逊于男性（Watson，2003；张娜，2013），在控制人口特征和其他相关的影响因素后，生存绩效、财务绩效和企业成长都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3.年龄。文献表明，年龄对于创业绩效有着重要影响。Honjo（2003）的研究表明，年龄对创业者的创业方式，企业增长率和企业生存时间均有显著影响。年轻的创业者一般更有活力，追求变革，更有创造力；而年龄带来的经验增长也可以使之受益。
4.受教育程度。Lerner等人（1998）的研究发现，创业者的个人文化程度与培训经历对其创业绩效（以企业利润来衡量）有着显著的影响。
5.创业时间。St-Cyr和Gagnon（2003）的研究表明，企业成立时间（创业周期）对于企业经营绩效有着重要影响。那些“存活”时间越长的企业，其创业经验越丰富，创业资源集聚越多，经营绩效也越好。
6.婚姻状况。Johnsen和MacMabon（2005）指出，女性创业者的经营绩效并没有受到“家庭—工作平衡”问题的影响，而且，已婚女性可以在婚姻中获得更多来自家人的支持（丈夫、子女的关系网络），从而取得更好的经营绩效。因此，婚姻对于女性创业者而言，是积极的影响因素之一。
7.政治地位。农村创业者的政治地位，即是否在行政村党支部、村委会任职，或者担任乡镇领导职务。有研究表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乡村干部因掌握村庄正式权力资源，从而能够在创业过程中获取较多的社会资源，创业绩效也得到保证，其个人也将由农村的“政治精英”发展、成长为“经济精英”（梁惠清，2009）。
二、变量设定与模型选择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1年8月至9月，作者对辽宁本溪、营口、阜新、辽阳、铁岭、盘锦、丹东、抚顺、朝阳等9个城市辖区的农村创业者进行的问卷调查，其中女性64人，男性62人。变量描述见表1。
1.因变量。在本研究中用创业者的年均利润额（EIC）作为被解释变量创业绩效变量。 2.解释变量。（1）社会资本。将社会资本作为本研究考察的自变量之一。本文从社会资本的概念内涵出发，根据社会资本多维性、层次性的特点，对农村创业者的社会资本进行测度，测量指标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次研究对象的特点进行设定，具体指标和测量方法如下：
一是网络规模与容量。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与容量直接影响着社会资本的水平。研究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延展性，并能满足创业者多种要求（Cromie和Birley，1992）。在儒家文化中，社会关系，特别是家庭关系，对创业行为有着特殊的意义。Portes（1998）对农村创业者的研究发现，亲属关系对于私人企业的形成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甚至会影响企业的发展规模和经济绩效。由于家族的关系网络一方面保证了内部团结，降低了外来者掠夺的风险；另一方面，长期积淀的信任和互惠规范又促进了成员之间的资源共享。在与地方政府和银行机构没有建立关系的情况下，创业者通常通过个人关系网络的扩张和延伸来获取创业信息和捕捉有利的商机，并减少与地方政府的摩擦，获取诸如贷款、税收等的优惠政策，以支持创业。
对于个人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与容量的测量， Meeks等人（2001）提出，通过构造以个体为中心的（ego-centered）的社会关系网络，将个体所拥有的涵盖不同维度社会资本的关系、联结罗列出来；而由林南（Lin）等人提出的“位置生成法”则主要考察被调查者所处网络位置所能够获取的资源。本文结合上述方法，借鉴边燕杰2004提出的“春节拜年网”，测量创业者个人关系网络的规模和容量。
本研究利用下列问题对个人网络规模与容量进行测量：“您平常以各种方式联系或交往的亲属、朋友、同学和其他熟人，一共大约有多少人？”；“春节期间，您去拜年或者看望的人，从事的职业有（接触职业）哪些？和您经常往来的企业家有多少人？”
二是网络密度。社会关系网络的紧密程度——即网络中的成员彼此间关系网络的叠加、重合程度，影响着成员调动特定环境下社会资源的能力（Coleman，1990）。研究表明，角色关系与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高度相关，因此，本文将利用被调查者社会网络中“亲属”和“朋友”所占的比重作为考察网络密度的指标之一。
Shane在一项研究中通过询问特定问题获得被调查对象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紧密程度，这一方法在社会资本量化研究领域比较常见。
借鉴已有研究，本文通过下列问题测量农村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的紧密程度：
“当您遇到困难时，亲属或朋友主动或者被动地向您提供帮助的情况符合下列哪种说法？”；“亲属、朋友人数在个人关系网络成员中所占的比例大约是多少？”
三是网顶。网顶，即个人关系网络中能够接触到的职业地位层级最高的关系人的情况。帕特南（Putnam，2001）和Coleman（2000）先后指出，网络的权力结构会影响网络内部的信任与互惠行为。个人关系网络中的职业声望，即被调查对象个人网络中成员的地位（职业）、等级情况，将影响其接触和动员资源的能力，从而提升其个人的社会资本水平。
因此，本文借鉴边燕杰依据“春节拜年网”形成的“位置生成法”，对调查对象个人关系网络的网顶进行考察。主要通过考察农村创业者春节期间看望的不同级别官员的情况；以及当自己有困难时，能够提供帮助的官员的情况来考察农村女性接触的和调动的社会资本的层级。
结合农村创业者特点，将其能够接触的官员级别设置为村级、科级、县处级、企业主/企业高管、厅/局级等5种，如果个人关系网络中存在一个层级的领导，取值就加1，取值范围在0到5之间。
四是网络构建。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罗伯特·帕特南（Putnam）指出，在闲暇时间独自到俱乐部打保龄球健身，或者从事其他非社交性活动，将有可能使人“与社会脱节”；与之相反，个人的社会参与活动将有助于其社会网络构建，并提升其社会资本水平。
自帕特南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关于个人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的测量研究逐渐增多。Bulter（2000）提出通过对个人社会参与，即“非正式社会参与”、“公共空间社会参与”以及“团体/组织参与”三种活动进行考察，以测度个人社会网络的构建情况。由于自身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影响，农村创业者对于在类似俱乐部、电影院或者舞会等公共场合的参与程度不高，因此，本文从被调查对象的“非正式社会参与”和“团体/组织参与”两个方面考察其社会网络构建情况，并提出下列问题：
“请问您去年参加所在村/社区/街道组织的各项文体活动或志愿活动的情况，符合下列哪种情况？”；“请问您是否参加了农业协会、民间团体、妇女组织？”
五是互惠规范。互惠行为的变动与社会关系网络的类型有关。研究表明，家庭与亲属网络中的互惠行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整个互惠活动可能经过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互惠模式则表现出不平衡性、延迟性与间接性。
目前，社会资本领域对于互惠的研究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方法是对给定网络中的互惠文化进行考察；第2种、第3种研究方法则分别以互惠行为和互惠所带来的利益为研究对象，这两种方法是对互惠行为产生的后果的研究。采用第1种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将互惠规范、文化规范和价值规范整合到一起。Grootaert等人（2002b）在家庭社会资本调查问卷中对社区互惠规范进行了研究，本文借鉴他们的研究，对农村创业者社会资本中的互惠行为进行考察，具体问题如下：“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您同意这个观点吗？”；“您同意“人们总是只关心个人利益”的观点吗？”
六是信任规范。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存在3种信任规范（Grootaert等人，2002）：第1种是个人的信任，有时被称作狭义信任，这类信任存在于已经建立的社会关系与网络结构之中。第2种信任被称为广义的信任，或普遍信任，这类信任会扩展到陌生人身上，期望后者做出某种举动或遵循某种共同规范。第3种信任被称为公民信任，或机构信任，指存在于政府及正式机构内部的规则、官方程序、争议解决与资源配置等诸方面的平等与公正。本文借鉴已有研究，主要考察个人对于关系网络成员的狭义信任，以及对于地方政府的公民信任，并在调查中提出下列问题：“你认为哪些人能够尽最大努力支持你创业？”对于公民信任，本文采用假设情境的方法，利用下列问题测量农村创业者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如果您居住的地区要拆迁，您相信政府会公平、合理地制定和实施安置方案吗？” 利用SPSS19.0对上述13个测量指标进行因子分析（计算过程略），获得6个因子作为社会资本分量指标，按照各分量指标的含义，将其分别命名为网络规模与容量（Fl）、网络密度（F2）、网顶F3、网络构建F4、互惠（F5）、信任F6。这6个因子在每个样本上都有因子值，代表被调查者的因子得分，可直接作为社会资本分量指标。
（2）控制变量。将性别（Sex）；年龄（Age）；受教育情况（EDU）；创业时间（ETIM）；婚姻（MAR）；政治地位（PDCT）等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3.模型选择。本文将要考察社会资本以及其他因素对农村女性创业绩效的影响，创业绩效在本文中以创业利润指标来代表，该指标是连续变量，因此，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展开研究。
三、实证分析结果
利用调查样本数据，本研究使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了估计，将社会资本总指数作为自变量进行模型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模型的总体显著性检验符合要求。
1.社会资本分量指标中的4项指标对创业绩效有着重要影响。其中，网络规模（F1）、网顶（F3）、网络构建（F4）等社会资本分量指标与创业绩效正相关；网络密度（F2）与创业绩效负相关。网络规模越大，个体获得创业帮助的可能性越大；网顶代表个人所拥有并调动的“弱关系”资源，个人关系网络中网顶的得分越高，能够获得的资源越多，个人创业绩效越好；网络建构反映了创业者的社会组织参与情况，如果创业者拥有组织作后盾，那么他（她）接触或者调动资源的能力也越强；网络密度显示了创业者关系网络中“强联系”的情况，而创业绩效的取得，需要客户关系的建立、产品市场的拓展等，这些都需要有“弱联系”的建立，因此，网络密度越大，创业者获取异质性资源的能力越低，对创业绩效也就呈现负向影响。
2.创业时间与创业绩效正相关。这一结果与文献研究一致。
3.政治地位与创业绩效负相关。这与以往文献研究结果不一致。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那些当地创业规模最大、创业绩效最高的农村女性中，农村女党员、女干部所占比例较低。访谈中了解到，农村女党员、女干部多数人身兼数职，比如村妇女主任、会计、计生委员等职务，事务性工作较多，因此影响了她们的创业精力。农村男性党员、男干部也面临同样问题。因此，模型回归结果反映了农村发展现实。
4.性别变量通过统计检验（P<0.1），男性创业绩效高于女性，但是差别不是非常显著。因为，创业绩效还要受所在行业的影响，农村女性一般在旅游业、服务业、种植/饲养业等领域创业的比较多；农村男性创业多在加工业、建筑业、养殖业等领域，他（她）们的创业收入视规模、行业特点不同而不同。同时，受调查的局限，样本量小，没有在行业、规模等方面做区分，因此模型结果中男性、女性创业绩效的差异不是非常显著。
5.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等变量没有通过统计检验。这些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负数，这与以往的研究不一致。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样本数量和选取对象，以及调查地区等因素有关。今后分析应加大样本容量。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调查和模型分析，可以发现，社会资本指标中的很多分量指标对于创业者的创业绩效有着显著影响，即社会资本对于创业绩效有着显著影响，且农村女性创业者的创业绩效低于男性创业者。那么，若要提高农民创业者，尤其是农村女性创业者的创业绩效，一是需要从提高农村创业者社会资本水平入手，扩大其社会网络规模，增加关系网络中“弱联系”数量，从而提高创业资源获取能力和创业绩效。二是改进创业扶植体系，加强基层政府与妇联等非政府组织联动，完善社会服务体系，为女性提供创业服务、家庭责任支持服务等。三是着力推动社会的公平公正和信用体系的完善，构建创新、创业实现和成长的基石。四是规范和改良创业环境，提高各项经济、社会政策的协同性，避免出现制度冲突或空白，推动农民创业尤其是农村女性创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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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郭军盈.中国农民创业问题研究[R].南京：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14]马忠国.社会流动视角下农民工返乡创业路经研究[J].特区经济，2009，1.
责任编辑 宫秀芬
[关键词]社会资本；创业绩效；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10-0056-05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因此，大众创业问题意义重大，农民创业不但是大众创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然而，当前由于农民自身素质以及外界因素影响，农民创业面临诸多问题，农民创业，尤其是农村女性创业存活率比较低、创业绩效也不理想（丁高洁、郭红东，2013）。因此急需理论工作者投身于当前的创业研究中，以求丰富创业理论、优化政府对策、推动农民创业，让“大众创业”这个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转得更加平稳、高效。
近年来，社会资本理论在创业领域研究中备受关注。学者们认为（Burt，1996；刘中起、风笑天，2010），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对于创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大大高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的“熟人社会”中，农民创业者能够在短时期内丰富和调动的资源主要来自个人的关系网络，即社会资本。因此，社会资本在农民创业中的基础性作用应当得到重视。本文将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分析当前农民创业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由于受传统性别观念影响较为严重，农村女性创业者要面临更多的障碍，因此，本文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农村男性和女性创业者创业绩效的差异。
一、创业绩效影响因素
1.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是获取创业资源的重要渠道。研究发现，在创业初始阶段，经营绩效、成长规模等，往往受创业者个人网络资源的调动和整合能力影响，即创业者社会资本水平越高，新创企业的经营绩效越好，竞争力也越强（单标安等人，2011）。研究发现，创业资金（Birley，2005；黄福广等人，2012；童馨乐、杨向阳，2013、首份订单（Alder，1998、人力资源（边燕杰，2006等，都主要来自于创业者的个人关系网络。马忠国（2009）的研究认为，在农民工创业者中，那些社会资本相对丰富的人，更容易获得创业支持。朱红根、解春艳（2012）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江西省农民工返乡创业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能显著提升农民工返乡创业企业绩效；而Burt（1996认为，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对于创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大大高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Barr（2000）利用加纳地区小规模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企业的经营绩效与业务联系网络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业务联系网络通过促进企业间技术信息的交流，显著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曾寅初等（2006）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产品购销商经营绩效的影响，并得出“社会资本与农产品购销商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的结论。具体模型为：
（1）
（其中， 为因变量，农产品购销商经营绩效； 为解释变量，影响农产品购销商经营绩效的相关因素，其中社会资本相关变量有16个）。
2.性别。对于“创业绩效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学者们观点不一。有研究认为，女性创业绩效要低于男性（Rosaetal.，2006；李琳琳，2008），且因女性创业领域多集中在一些有着较高“关门率”的行业，所以女性创业失败频率高于男性。但也有学者认为，女性的创业绩效不逊于男性（Watson，2003；张娜，2013），在控制人口特征和其他相关的影响因素后，生存绩效、财务绩效和企业成长都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3.年龄。文献表明，年龄对于创业绩效有着重要影响。Honjo（2003）的研究表明，年龄对创业者的创业方式，企业增长率和企业生存时间均有显著影响。年轻的创业者一般更有活力，追求变革，更有创造力；而年龄带来的经验增长也可以使之受益。
4.受教育程度。Lerner等人（1998）的研究发现，创业者的个人文化程度与培训经历对其创业绩效（以企业利润来衡量）有着显著的影响。
5.创业时间。St-Cyr和Gagnon（2003）的研究表明，企业成立时间（创业周期）对于企业经营绩效有着重要影响。那些“存活”时间越长的企业，其创业经验越丰富，创业资源集聚越多，经营绩效也越好。
6.婚姻状况。Johnsen和MacMabon（2005）指出，女性创业者的经营绩效并没有受到“家庭—工作平衡”问题的影响，而且，已婚女性可以在婚姻中获得更多来自家人的支持（丈夫、子女的关系网络），从而取得更好的经营绩效。因此，婚姻对于女性创业者而言，是积极的影响因素之一。
7.政治地位。农村创业者的政治地位，即是否在行政村党支部、村委会任职，或者担任乡镇领导职务。有研究表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乡村干部因掌握村庄正式权力资源，从而能够在创业过程中获取较多的社会资源，创业绩效也得到保证，其个人也将由农村的“政治精英”发展、成长为“经济精英”（梁惠清，2009）。
二、变量设定与模型选择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1年8月至9月，作者对辽宁本溪、营口、阜新、辽阳、铁岭、盘锦、丹东、抚顺、朝阳等9个城市辖区的农村创业者进行的问卷调查，其中女性64人，男性62人。变量描述见表1。
1.因变量。在本研究中用创业者的年均利润额（EIC）作为被解释变量创业绩效变量。 2.解释变量。（1）社会资本。将社会资本作为本研究考察的自变量之一。本文从社会资本的概念内涵出发，根据社会资本多维性、层次性的特点，对农村创业者的社会资本进行测度，测量指标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次研究对象的特点进行设定，具体指标和测量方法如下：
一是网络规模与容量。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与容量直接影响着社会资本的水平。研究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延展性，并能满足创业者多种要求（Cromie和Birley，1992）。在儒家文化中，社会关系，特别是家庭关系，对创业行为有着特殊的意义。Portes（1998）对农村创业者的研究发现，亲属关系对于私人企业的形成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甚至会影响企业的发展规模和经济绩效。由于家族的关系网络一方面保证了内部团结，降低了外来者掠夺的风险；另一方面，长期积淀的信任和互惠规范又促进了成员之间的资源共享。在与地方政府和银行机构没有建立关系的情况下，创业者通常通过个人关系网络的扩张和延伸来获取创业信息和捕捉有利的商机，并减少与地方政府的摩擦，获取诸如贷款、税收等的优惠政策，以支持创业。
对于个人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与容量的测量， Meeks等人（2001）提出，通过构造以个体为中心的（ego-centered）的社会关系网络，将个体所拥有的涵盖不同维度社会资本的关系、联结罗列出来；而由林南（Lin）等人提出的“位置生成法”则主要考察被调查者所处网络位置所能够获取的资源。本文结合上述方法，借鉴边燕杰2004提出的“春节拜年网”，测量创业者个人关系网络的规模和容量。
本研究利用下列问题对个人网络规模与容量进行测量：“您平常以各种方式联系或交往的亲属、朋友、同学和其他熟人，一共大约有多少人？”；“春节期间，您去拜年或者看望的人，从事的职业有（接触职业）哪些？和您经常往来的企业家有多少人？”
二是网络密度。社会关系网络的紧密程度——即网络中的成员彼此间关系网络的叠加、重合程度，影响着成员调动特定环境下社会资源的能力（Coleman，1990）。研究表明，角色关系与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高度相关，因此，本文将利用被调查者社会网络中“亲属”和“朋友”所占的比重作为考察网络密度的指标之一。
Shane在一项研究中通过询问特定问题获得被调查对象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紧密程度，这一方法在社会资本量化研究领域比较常见。
借鉴已有研究，本文通过下列问题测量农村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的紧密程度：
“当您遇到困难时，亲属或朋友主动或者被动地向您提供帮助的情况符合下列哪种说法？”；“亲属、朋友人数在个人关系网络成员中所占的比例大约是多少？”
三是网顶。网顶，即个人关系网络中能够接触到的职业地位层级最高的关系人的情况。帕特南（Putnam，2001）和Coleman（2000）先后指出，网络的权力结构会影响网络内部的信任与互惠行为。个人关系网络中的职业声望，即被调查对象个人网络中成员的地位（职业）、等级情况，将影响其接触和动员资源的能力，从而提升其个人的社会资本水平。
因此，本文借鉴边燕杰依据“春节拜年网”形成的“位置生成法”，对调查对象个人关系网络的网顶进行考察。主要通过考察农村创业者春节期间看望的不同级别官员的情况；以及当自己有困难时，能够提供帮助的官员的情况来考察农村女性接触的和调动的社会资本的层级。
结合农村创业者特点，将其能够接触的官员级别设置为村级、科级、县处级、企业主/企业高管、厅/局级等5种，如果个人关系网络中存在一个层级的领导，取值就加1，取值范围在0到5之间。
四是网络构建。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罗伯特·帕特南（Putnam）指出，在闲暇时间独自到俱乐部打保龄球健身，或者从事其他非社交性活动，将有可能使人“与社会脱节”；与之相反，个人的社会参与活动将有助于其社会网络构建，并提升其社会资本水平。
自帕特南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关于个人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的测量研究逐渐增多。Bulter（2000）提出通过对个人社会参与，即“非正式社会参与”、“公共空间社会参与”以及“团体/组织参与”三种活动进行考察，以测度个人社会网络的构建情况。由于自身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影响，农村创业者对于在类似俱乐部、电影院或者舞会等公共场合的参与程度不高，因此，本文从被调查对象的“非正式社会参与”和“团体/组织参与”两个方面考察其社会网络构建情况，并提出下列问题：
“请问您去年参加所在村/社区/街道组织的各项文体活动或志愿活动的情况，符合下列哪种情况？”；“请问您是否参加了农业协会、民间团体、妇女组织？”
五是互惠规范。互惠行为的变动与社会关系网络的类型有关。研究表明，家庭与亲属网络中的互惠行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整个互惠活动可能经过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互惠模式则表现出不平衡性、延迟性与间接性。
目前，社会资本领域对于互惠的研究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方法是对给定网络中的互惠文化进行考察；第2种、第3种研究方法则分别以互惠行为和互惠所带来的利益为研究对象，这两种方法是对互惠行为产生的后果的研究。采用第1种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将互惠规范、文化规范和价值规范整合到一起。Grootaert等人（2002b）在家庭社会资本调查问卷中对社区互惠规范进行了研究，本文借鉴他们的研究，对农村创业者社会资本中的互惠行为进行考察，具体问题如下：“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您同意这个观点吗？”；“您同意“人们总是只关心个人利益”的观点吗？”
六是信任规范。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存在3种信任规范（Grootaert等人，2002）：第1种是个人的信任，有时被称作狭义信任，这类信任存在于已经建立的社会关系与网络结构之中。第2种信任被称为广义的信任，或普遍信任，这类信任会扩展到陌生人身上，期望后者做出某种举动或遵循某种共同规范。第3种信任被称为公民信任，或机构信任，指存在于政府及正式机构内部的规则、官方程序、争议解决与资源配置等诸方面的平等与公正。本文借鉴已有研究，主要考察个人对于关系网络成员的狭义信任，以及对于地方政府的公民信任，并在调查中提出下列问题：“你认为哪些人能够尽最大努力支持你创业？”对于公民信任，本文采用假设情境的方法，利用下列问题测量农村创业者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如果您居住的地区要拆迁，您相信政府会公平、合理地制定和实施安置方案吗？” 利用SPSS19.0对上述13个测量指标进行因子分析（计算过程略），获得6个因子作为社会资本分量指标，按照各分量指标的含义，将其分别命名为网络规模与容量（Fl）、网络密度（F2）、网顶F3、网络构建F4、互惠（F5）、信任F6。这6个因子在每个样本上都有因子值，代表被调查者的因子得分，可直接作为社会资本分量指标。
（2）控制变量。将性别（Sex）；年龄（Age）；受教育情况（EDU）；创业时间（ETIM）；婚姻（MAR）；政治地位（PDCT）等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3.模型选择。本文将要考察社会资本以及其他因素对农村女性创业绩效的影响，创业绩效在本文中以创业利润指标来代表，该指标是连续变量，因此，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展开研究。
三、实证分析结果
利用调查样本数据，本研究使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了估计，将社会资本总指数作为自变量进行模型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模型的总体显著性检验符合要求。
1.社会资本分量指标中的4项指标对创业绩效有着重要影响。其中，网络规模（F1）、网顶（F3）、网络构建（F4）等社会资本分量指标与创业绩效正相关；网络密度（F2）与创业绩效负相关。网络规模越大，个体获得创业帮助的可能性越大；网顶代表个人所拥有并调动的“弱关系”资源，个人关系网络中网顶的得分越高，能够获得的资源越多，个人创业绩效越好；网络建构反映了创业者的社会组织参与情况，如果创业者拥有组织作后盾，那么他（她）接触或者调动资源的能力也越强；网络密度显示了创业者关系网络中“强联系”的情况，而创业绩效的取得，需要客户关系的建立、产品市场的拓展等，这些都需要有“弱联系”的建立，因此，网络密度越大，创业者获取异质性资源的能力越低，对创业绩效也就呈现负向影响。
2.创业时间与创业绩效正相关。这一结果与文献研究一致。
3.政治地位与创业绩效负相关。这与以往文献研究结果不一致。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那些当地创业规模最大、创业绩效最高的农村女性中，农村女党员、女干部所占比例较低。访谈中了解到，农村女党员、女干部多数人身兼数职，比如村妇女主任、会计、计生委员等职务，事务性工作较多，因此影响了她们的创业精力。农村男性党员、男干部也面临同样问题。因此，模型回归结果反映了农村发展现实。
4.性别变量通过统计检验（P<0.1），男性创业绩效高于女性，但是差别不是非常显著。因为，创业绩效还要受所在行业的影响，农村女性一般在旅游业、服务业、种植/饲养业等领域创业的比较多；农村男性创业多在加工业、建筑业、养殖业等领域，他（她）们的创业收入视规模、行业特点不同而不同。同时，受调查的局限，样本量小，没有在行业、规模等方面做区分，因此模型结果中男性、女性创业绩效的差异不是非常显著。
5.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等变量没有通过统计检验。这些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负数，这与以往的研究不一致。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样本数量和选取对象，以及调查地区等因素有关。今后分析应加大样本容量。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调查和模型分析，可以发现，社会资本指标中的很多分量指标对于创业者的创业绩效有着显著影响，即社会资本对于创业绩效有着显著影响，且农村女性创业者的创业绩效低于男性创业者。那么，若要提高农民创业者，尤其是农村女性创业者的创业绩效，一是需要从提高农村创业者社会资本水平入手，扩大其社会网络规模，增加关系网络中“弱联系”数量，从而提高创业资源获取能力和创业绩效。二是改进创业扶植体系，加强基层政府与妇联等非政府组织联动，完善社会服务体系，为女性提供创业服务、家庭责任支持服务等。三是着力推动社会的公平公正和信用体系的完善，构建创新、创业实现和成长的基石。四是规范和改良创业环境，提高各项经济、社会政策的协同性，避免出现制度冲突或空白，推动农民创业尤其是农村女性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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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宫秀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