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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空间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和 ,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评判 。[1]公众是公共空间的主体,因为他们有权对其所关心的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做出评判。传统的谈话节目让人们感受到的是专家专业、领导权威,谈话过程中相互支持或吹捧;谈话进程总是一帆风顺。谈话节目的魅力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受众参与’的深度开掘,‘受众参与’是谈话节目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栏目与受众的双向沟通、互相理解、彼此促进,能够推进节目的创新”。[2]随着社会的发展,“媒体的传播从过去的单向传播变为现在对话式的传播”[3]。“一虎一席谈,大家一起谈”,将我们带入一种全新的谈话栏目。
一、从话题的选择看话语空间的营造
1.时效性
该栏目每期话题都与当下一些重大新闻事件或社会热点紧密相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不久,“一虎一席谈”就组织讨论话题“中国该不该帮助美国救市”;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时,栏目便推出话题“金融危机对中国是机遇大还是挑战大”;汶川地震不久后跟随“范跑跑”的新闻,“范美忠不顾学生逃跑是不是失职”的讨论就出现在该栏目中;近年来房价暴涨,栏目又讨论了“房价是不是到了拐点”的话题。由此可见栏目每次的话题都与当今时事焦点息息相关,这样的选题契合了时代发展的需求,也满足了普通受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愿望,同时更是时代进步的一种表现。
2.公共性
那些宏大遥远得与生活无涉的话题,在该栏目中引伸出许多相关社会现象,进一步扩展到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从而使话题不再孤立且具有讨论的公共价值。如讨论“金融危机对中国是机遇大还是挑战大”时,乍看与百姓现实生活结合的并不紧密,但是随着主持人的引导和讨论内容的不断深入,专家和观众一起分析了政府的救市行为,之后讨论了金融危机引起的“失业潮”是否会发生在你我之间。节目进行到此,观众的热情再次被调动,因为失业问题关系到百姓民生。这样栏目就很巧妙地将宏观化为微观,感性经验与理性思考相结合,接下来对经济走势的预测引起观众兴趣也就水到渠成。
3.可辩性
话题的可辩性为栏目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一虎一席谈”确定的议题往往都具有很大拓展性思辨空间,且主持人有意顺着话语激烈走向将交锋引向尖锐和敏感的问题。节目中谈论题目的设置多是带有“能不能”、“是否”、“该不该”等字样,例如“范美忠不顾学生逃跑是不是失职”、“大学该不该有排行榜”、“繁体字教育该不该恢复”、“二人转该不该登大雅之堂”等。而且每一个话题的结论都不是唯一的,在观点表达背后都存在着多元价值的碰撞。当所有观点被展现出来时,观众可看到现场对问题多视角的演绎,既有理论角度的剖析,又有切入生活的直述;既有对精英和社会大众的思考,也有对草根、边缘人的关怀。一条新闻事实报道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传播的终止,相反它却象征着深层智慧的开启。真理的火花越擦越亮,生活总是在无限的思考之中开拓出光明之路。因此,话题的可辩性,对整个节目激烈而有深度的进展必不可少。
二、话语空间的作用在谈话过程中彰显
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尔看来,“社会总是呈现为各种具体的‘场域’,社会场域意指具有创造实践、文化才干的互动者、社会行动者,进行竞争较量的‘力的较量’的场所”。[4]“一虎一席谈”给大家提供的就是一个开放的话语场,呈现出一种可争论的情境,其话语空间为持不同观点的参与者提供了表现与表达的勇气、机会。各人都如斗士那样强烈捍卫着自己的话语立场且对话语竞争对手具有很强的批判和折服之心,冲突、转折甚至误会、批评都真实地呈现在节目当中,如实完整地营造出一个既有看头也有可思考性的谈话栏目。
谈话类节目无法像电影一样充满戏剧性,但该栏目却能做到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栏目中嘉宾出场设计同样可为此做出贡献。每一次嘉宾的出场都是一个新段落的开始,每组嘉宾的共同出场都预示着新一轮论战的可能。如此在同一空间随着话语者的变更和谈话情境的迭变,蓄酿着一波波谈话高潮的冲击,给电视前的观众一种强烈的在场感、参与感。该栏目还有意淡化权威和普通百姓的界限,话题展开更加充分,维护了一个话题真实讨论的过程和系统性。在这个过程中,受众会倾听、会思考,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和切合点,因此也让观众在节目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让栏目的参与性更强,传播面更广,影响力更大。
三、话语空间的营造实现了精英与草根的对话
该节目现场参与者常有以下几种人:新闻当事人‘相关专家’对话题感兴趣的大众。在每期节目中,主持人胡一虎都会请比较有权威的专家学者对焦点问题进行深入解读,从
理论分析到事实论证,深入浅出地揭示问题本质。但是在节目的发言中,没有权威,没有主流,有的是平等的声音,多元的讨论,是精英与草根共同营造出的抗辩色彩。正如尹鸿教授所言:“这个节目不仅是一个辩论的形式,而是把辩论变成一种内容,给我们找到空间的一种方式。”[5]
在节目中,有发言权的不仅仅是专家学者,而且他们的发言也同样会受到现场嘉宾以及观众们质疑,由此形成辩论。在场观众用平民视角表达观点,用百姓眼光分析问题,营造出一种民主的氛围,实现草根与精英的对话,在整体上缩小话语对抗群体之间的误解,在捍卫自己立场的同时加深对对方的理解和认同感。在“房价是否会出现拐点”的讨论中,一位观众在发言中大胆质问了现场某嘉宾,并且得到了相应的回应;在“经济学者该不该替富豪说话”的讨论中,一位现场观众勇敢地对茅于轼“替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观点表示愤慨。这种可能具有普遍色彩的个人情绪化表达,在此也得到栏目的宽容和默许,毕竟,栏目的终极既在营造谈话的“看点”,也在提供大众话语申诉平台。
四、主持人表现与控制促进了话语空间的营造
在谈话类栏目中,主持人一般很少表达自己观点,也很少对参与者的谈话做出一定个人化导向,更多的时候是在进行一种总结性提炼,此时的引导与提炼也是节目的一个重要环节。“一虎一席谈”栏目主持人胡一虎并没有以专家姿态来担纲主持,他更多流露出平常心态,为现场观众获得更多信息。他多是随性而谈,即兴表达,引导现场不同的声音即时回应。主持人用近乎“挑逗”、“撩拨”的方式进行谈话的引导和多方姿态的胶合、串联,使讨论更有条理、有体系的进行。主持人“挑拨离间”的引导激发着在场受众的表达欲望,他们愿意去回应与自己相同的、不同的说法,使多元思维和视角都展现在栏目中。面对嘉宾的陈述,现场观众手中的“反对”标志格外能引起主持人的注意,胡一虎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次观点碰撞的机会,在他简练的总结和信息确认之后,拿到手中话筒的多数都是持反对态度的发言。
尽管整场节目似乎都在“挑拨”,但是在接近节目尾声时,主持人会尽量表达出一种中间立场,去调和原本对立的观点,体现了主持人高度的总结和概括能力。在讨论中医时,胡一虎的总结既综合了场上两种对立观点,又避开两种观点冲突,胡一虎说:“中医西医一个强调调和一个强调平衡,身心之间都强调平衡,希望大家在中医西医争执之间,多多的调和调和,找到彼此的精华。”语言表达既明了又深刻。
“一虎一席谈”给观众带来的并不是实际生活困难的根本解决,但是它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的谈话场。平等对话,积极互动,集思广益,一起探讨大家面对的话题,创造了一个开放的谈话场,颠覆了过去单向传播的沉闷刻板;由此创造了一个新的谈话模式,提供了一个多元思想表达和交流的空间。或许一期节目在接近尾声时,并没有得到一致性结果,但是此刻,焦点本身已不再重要,各种观点的汇集已经将冲突展现,展现冲突这个过程的价值已远远超越了问题本身。
一枝独秀不是春;汇聚大家的声音,集思广益,那才是真正的探讨。观点交锋并不意味着冲突,也能体现包容与和谐。争论是公开的,语言是自由的,对话是平等的,这无疑是一个社会民主和谐的表现。“一虎一席谈”用它争执的声音表现了和谐社会的民主与开放,突破了身份地位的限制,拉近了荧屏和受众的距离,体现出谈话节目的魅力,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话语空间。
参考文献
[1][德]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曹卫东译, 学林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38页、 187页、205页
[2]吴郁:《谈话的魅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第13页
[3]Scannell.Paddy (1991) p10
Broadcast Talk, London: Stage[4]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第167页
[5]尹鸿教授在《引领新闻节目的群口时代凤凰网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论坛》中的发言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播电视艺术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
一、从话题的选择看话语空间的营造
1.时效性
该栏目每期话题都与当下一些重大新闻事件或社会热点紧密相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不久,“一虎一席谈”就组织讨论话题“中国该不该帮助美国救市”;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时,栏目便推出话题“金融危机对中国是机遇大还是挑战大”;汶川地震不久后跟随“范跑跑”的新闻,“范美忠不顾学生逃跑是不是失职”的讨论就出现在该栏目中;近年来房价暴涨,栏目又讨论了“房价是不是到了拐点”的话题。由此可见栏目每次的话题都与当今时事焦点息息相关,这样的选题契合了时代发展的需求,也满足了普通受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愿望,同时更是时代进步的一种表现。
2.公共性
那些宏大遥远得与生活无涉的话题,在该栏目中引伸出许多相关社会现象,进一步扩展到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从而使话题不再孤立且具有讨论的公共价值。如讨论“金融危机对中国是机遇大还是挑战大”时,乍看与百姓现实生活结合的并不紧密,但是随着主持人的引导和讨论内容的不断深入,专家和观众一起分析了政府的救市行为,之后讨论了金融危机引起的“失业潮”是否会发生在你我之间。节目进行到此,观众的热情再次被调动,因为失业问题关系到百姓民生。这样栏目就很巧妙地将宏观化为微观,感性经验与理性思考相结合,接下来对经济走势的预测引起观众兴趣也就水到渠成。
3.可辩性
话题的可辩性为栏目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一虎一席谈”确定的议题往往都具有很大拓展性思辨空间,且主持人有意顺着话语激烈走向将交锋引向尖锐和敏感的问题。节目中谈论题目的设置多是带有“能不能”、“是否”、“该不该”等字样,例如“范美忠不顾学生逃跑是不是失职”、“大学该不该有排行榜”、“繁体字教育该不该恢复”、“二人转该不该登大雅之堂”等。而且每一个话题的结论都不是唯一的,在观点表达背后都存在着多元价值的碰撞。当所有观点被展现出来时,观众可看到现场对问题多视角的演绎,既有理论角度的剖析,又有切入生活的直述;既有对精英和社会大众的思考,也有对草根、边缘人的关怀。一条新闻事实报道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传播的终止,相反它却象征着深层智慧的开启。真理的火花越擦越亮,生活总是在无限的思考之中开拓出光明之路。因此,话题的可辩性,对整个节目激烈而有深度的进展必不可少。
二、话语空间的作用在谈话过程中彰显
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尔看来,“社会总是呈现为各种具体的‘场域’,社会场域意指具有创造实践、文化才干的互动者、社会行动者,进行竞争较量的‘力的较量’的场所”。[4]“一虎一席谈”给大家提供的就是一个开放的话语场,呈现出一种可争论的情境,其话语空间为持不同观点的参与者提供了表现与表达的勇气、机会。各人都如斗士那样强烈捍卫着自己的话语立场且对话语竞争对手具有很强的批判和折服之心,冲突、转折甚至误会、批评都真实地呈现在节目当中,如实完整地营造出一个既有看头也有可思考性的谈话栏目。
谈话类节目无法像电影一样充满戏剧性,但该栏目却能做到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栏目中嘉宾出场设计同样可为此做出贡献。每一次嘉宾的出场都是一个新段落的开始,每组嘉宾的共同出场都预示着新一轮论战的可能。如此在同一空间随着话语者的变更和谈话情境的迭变,蓄酿着一波波谈话高潮的冲击,给电视前的观众一种强烈的在场感、参与感。该栏目还有意淡化权威和普通百姓的界限,话题展开更加充分,维护了一个话题真实讨论的过程和系统性。在这个过程中,受众会倾听、会思考,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和切合点,因此也让观众在节目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让栏目的参与性更强,传播面更广,影响力更大。
三、话语空间的营造实现了精英与草根的对话
该节目现场参与者常有以下几种人:新闻当事人‘相关专家’对话题感兴趣的大众。在每期节目中,主持人胡一虎都会请比较有权威的专家学者对焦点问题进行深入解读,从
理论分析到事实论证,深入浅出地揭示问题本质。但是在节目的发言中,没有权威,没有主流,有的是平等的声音,多元的讨论,是精英与草根共同营造出的抗辩色彩。正如尹鸿教授所言:“这个节目不仅是一个辩论的形式,而是把辩论变成一种内容,给我们找到空间的一种方式。”[5]
在节目中,有发言权的不仅仅是专家学者,而且他们的发言也同样会受到现场嘉宾以及观众们质疑,由此形成辩论。在场观众用平民视角表达观点,用百姓眼光分析问题,营造出一种民主的氛围,实现草根与精英的对话,在整体上缩小话语对抗群体之间的误解,在捍卫自己立场的同时加深对对方的理解和认同感。在“房价是否会出现拐点”的讨论中,一位观众在发言中大胆质问了现场某嘉宾,并且得到了相应的回应;在“经济学者该不该替富豪说话”的讨论中,一位现场观众勇敢地对茅于轼“替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观点表示愤慨。这种可能具有普遍色彩的个人情绪化表达,在此也得到栏目的宽容和默许,毕竟,栏目的终极既在营造谈话的“看点”,也在提供大众话语申诉平台。
四、主持人表现与控制促进了话语空间的营造
在谈话类栏目中,主持人一般很少表达自己观点,也很少对参与者的谈话做出一定个人化导向,更多的时候是在进行一种总结性提炼,此时的引导与提炼也是节目的一个重要环节。“一虎一席谈”栏目主持人胡一虎并没有以专家姿态来担纲主持,他更多流露出平常心态,为现场观众获得更多信息。他多是随性而谈,即兴表达,引导现场不同的声音即时回应。主持人用近乎“挑逗”、“撩拨”的方式进行谈话的引导和多方姿态的胶合、串联,使讨论更有条理、有体系的进行。主持人“挑拨离间”的引导激发着在场受众的表达欲望,他们愿意去回应与自己相同的、不同的说法,使多元思维和视角都展现在栏目中。面对嘉宾的陈述,现场观众手中的“反对”标志格外能引起主持人的注意,胡一虎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次观点碰撞的机会,在他简练的总结和信息确认之后,拿到手中话筒的多数都是持反对态度的发言。
尽管整场节目似乎都在“挑拨”,但是在接近节目尾声时,主持人会尽量表达出一种中间立场,去调和原本对立的观点,体现了主持人高度的总结和概括能力。在讨论中医时,胡一虎的总结既综合了场上两种对立观点,又避开两种观点冲突,胡一虎说:“中医西医一个强调调和一个强调平衡,身心之间都强调平衡,希望大家在中医西医争执之间,多多的调和调和,找到彼此的精华。”语言表达既明了又深刻。
“一虎一席谈”给观众带来的并不是实际生活困难的根本解决,但是它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的谈话场。平等对话,积极互动,集思广益,一起探讨大家面对的话题,创造了一个开放的谈话场,颠覆了过去单向传播的沉闷刻板;由此创造了一个新的谈话模式,提供了一个多元思想表达和交流的空间。或许一期节目在接近尾声时,并没有得到一致性结果,但是此刻,焦点本身已不再重要,各种观点的汇集已经将冲突展现,展现冲突这个过程的价值已远远超越了问题本身。
一枝独秀不是春;汇聚大家的声音,集思广益,那才是真正的探讨。观点交锋并不意味着冲突,也能体现包容与和谐。争论是公开的,语言是自由的,对话是平等的,这无疑是一个社会民主和谐的表现。“一虎一席谈”用它争执的声音表现了和谐社会的民主与开放,突破了身份地位的限制,拉近了荧屏和受众的距离,体现出谈话节目的魅力,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话语空间。
参考文献
[1][德]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曹卫东译, 学林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38页、 187页、205页
[2]吴郁:《谈话的魅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第13页
[3]Scannell.Paddy (1991) p10
Broadcast Talk, London: Stage[4]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第167页
[5]尹鸿教授在《引领新闻节目的群口时代凤凰网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论坛》中的发言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播电视艺术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