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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家王石，有社会活动家王石，有我自己王石，我都常常不知道我扮演的是哪个王石。”
说王石是中国最具大众知名度的企业家，毫不为过。尤其是在2001年之后，他登珠峰、出书、谈恋爱、游学英美，频频引发关注。有人说，王石明明可以靠商业“教父”身份吃饭，却偏偏以大众明星身份生存。
所以在“宝万之争”爆发之初，公众舆论本能地站在熟悉的、“有情怀的硬汉”王石一边，对陌生的、“家门口的野蛮人”姚振华怀着戒备之心进行各种起底。但在“宝万之争”进入重组、罢免的第二季后，公众心态已经转向，仿佛一夜之间，网络上下都在坐等并调侃“王的倒下”。
“人设崩坏”这种网络时代的特有现象终于发生在王石身上。王石对自己的“人物设定”是理想主义者，有情怀又硬气。这种设定，玩好了，荡气回肠，如他的过去;玩坏了，尴尬频生，如他的现在。既讲情怀和理想，又以规则和傲慢指责宝能;既讲硬气和强悍，又以维护女友和鞠躬道歉面对中小股东。王石是矛盾的。
和王石交往密切的人说，王石自己也慨叹过：“有企业家王石，有社会活动家王石，有我自己王石，我都常常不知道我扮演的是哪个王石。”
职业经理人
2015年12月，在宝能系入股万科之初，王石在朋友圈写道：“北京公司内部讲话，谈到管理层对宝能系增持万科股份的态度：不欢迎宝能系成为第一大股东。理由简单：信用不够。讲话传出，矛盾公开激化。”
半年后，代表资本的大股东宝能系要求解除王石的职务。这时，一封万科内部信被散布到网上：“我们不是资本的奴隶，过去不是，未来也不是。”内部信对“过去”进行了说明：“1988年万科进行股份制改造时，创始人团队放弃了唾手可得的股权，是为了避免公司成为少数创始成员乾纲独断的僵化组织……28年过去了，我们的初衷丝毫未改。28年中，我们这个行业诞生了难以计数的亿万富翁，却并不包括全球最大房地产企业管理团队中的任何一人。”
放弃股权是王石的一件大事，此事要追溯到1988年，万科成为股份制改造的第一批国营企业之一。当时，万科的前身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拥有净资产1300万元，再以1元1股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2800万元，股份合计为4100万股。对于那1300万元的净资产，股份制改造要有明确的所有权归属。据王石回忆，万科最初申请五五分成，即国家和企业职工各一半。他对深圳主抓体制改革的副市长朱悦宁说：“从法律上看，公司持国营牌照，风险由国家承担，但从资金投入的角度看，国家却没投一分钱，说全是国家的也不合适，因为资产是我和员工们赤手空拳做起来的。既然如此，各一半，五五分成如何？”朱悦宁不同意，提出四六分。“你四我六？”王石问。“怎么能让国家占小头呢？哈哈哈，当然是国家六，你四啦。”王石对这个结果也很满意：“我心里想：别说四六了，二八，甚至一九我都干！产权界定清楚就好办！”
这样一来，万科职工应得的股票为500万股出头。这部分股票又该怎么细分呢？依据深圳市政府的股改文件，只允许有10%，即50多万股量化到个人名下，其余的由集体持有。王石“明确了想法，放弃其中应得的个人股份”。他认为：“‘不患寡，患不均’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社会也向来有种仇富心态。个人突然有了钱，会把自己摆在一个极其不利的地位，弄不好会惹来杀身之祸。名利之间只能选择一项，或默不出声地赚钱，或两袖清风实现一番事业。我选择了后者。”这就是如今盛传的“王石放弃万科股权”的由来。时至今日，王石个人名下的万科股票也只占很小比例。
不仅不要股份，11年后，48岁的王石连总经理职位也不要了。股改以来，他一直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辞任总经理的客观原因是：“上世纪80年代下海经商一族的文化层面不高，‘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1992年之后，下海经商一族的文化层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开始有危机感，脑中的想法越来越少。更有甚者，到了1998年，构思的周期要长达半年时间。怎么了？我不得不反省。”
王石的另一套说法是：“上世纪80年代，企业生长环境缺乏规范，创业者拥有的资源非常有限，这就需要所谓的强权人物领军杀开一条生路！等到企业解决了生存问题，有了长足发展，企业带头人的权威自然也就树立起来。但在不规范环境下培养出的权威人物，往往会带来伴随着夸大权威作用的个人崇拜、听不进专家建议的一言堂、决策时易于冲动、好大喜功、脾气暴躁等恶习。企业发展过了求生存的阶段，要想健康发展，创业者就要摆脱原始阶段的恶习，并在公司层面强调专业化，培养成熟的管理方法，逐渐弱化权威作用。中国内地目前不是缺少老板，不是缺少有产者，而是缺少职业经理人，缺少律师、会计师、设计师、规划师。万科致力培养的是职业经理人，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职业经理人。”
不行贿
王石对干净的官商关系的追求，即“不行贿”。王石这一理想起于1983年。当年，王石计划把深圳生产的饲料产品通过铁路运到外地卖，但那时尚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饲料产品并未纳入铁道部门的货运计划，只能申请计划外指标，但计划外指标很难申请。王石打听到货运主任的住处和抽烟的喜好，想和他套套近乎，就花20元买了两条香烟给货运主任送去。“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某种好处给对方送礼，我还是第一遭。”王石说。货运主任看到桌上香烟，没问怎么回事就说：“要车皮的吧！”“能给批两个计划外车皮吗？”王石有点不知所措地答道。 货运主任把烟回递给王石，说：“烟你拿回去，明天直接去货运办公室找我。别说两个车皮，就是10个也批给你。”王石愣住了。原来，货运主任早就注意到货场那个城里人模样的年轻人，经常同民工一起卸玉米。“不像是犯错误的惩罚，也不像包工头。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想干一番事业，很想帮忙。没想到你还找上门来了。你知道计划外车皮的行情吗？”货运主任说。王石又愣住了。货运主任说：“一个车皮红包100元，两条烟只是行情的1/10。”
车皮办下来了，王石也悟出一番道理：“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货运主任的精神需求很简单：欣赏这位城市年轻人的做事态度和吃苦精神，愿意无偿伸出援助之手，从支持行为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感。既然是在做令人敬佩的事业，为什么还要通过物质的诉求，直白地讲，用行贿手法来获取计划外车皮呢？想想送烟的动机，不禁让我汗颜！”从此，他给自己和万科立下规矩：绝不行贿。
征服
王石气质强硬或许是因为生于军人家庭，而且他的母亲来自锡伯族——一个以能征善战著称的游牧民族，王石承认自己的血液中也流淌着这种野性。无论是当兵、做企业还是登上珠峰，硬汉形象几乎成了他的标签。
王石44岁那年，医生在他的腰椎部位发现了血管瘤，而且已经压迫到神经。医生告诉他，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瘫痪，做手术则存在风险，建议他不要运动，最好坐轮椅。王石不肯，他觉得要是坐上轮椅就“真的瘫痪”了。后来一位骨科专家对他说，如果这个血管瘤不变化，就没有必要开刀;但如果恶化，也就没有挽救的余地了。考虑之后，王石决定不做手术。他想趁着还能走动，去西藏进行一次“心灵之旅”。
1997年，王石首次入藏。在珠峰大本营，他见到了中国登山队的高级教练金俊喜。此前由于雪崩，中日联合登山队的17名成员全部在梅里雪山遇难，金俊喜因身体不适提前撤下而躲过一劫。但他从梅里雪山来到珠峰大本营，准备再次登山。王石问他：“为什么还要去？”金俊喜回答：“死去的已经死去了，但活着的还要面对，还要走完他们没有走完的路。”这对王石触动极大，他从此开启了挑战极限的征程。
2000年，王石在西藏创造了攀高6100米的中国滑翔伞最高纪录，以此作为自己的50岁生日礼物。2003年5月，王石第一次登上珠峰，又创下了当时中国人最高登顶年龄的纪录。
“很多人觉得我了不起，但他们的理由让我很不服气，说我‘年纪最大’，好像我的了不起只是年纪太大了还能登顶。”王石曾这样调侃。此后4年中，他又成功登上11座高峰。他最佩服的登山家是日本人三浦雄一郎，首次登珠峰时62岁，二次登顶时67岁，王石希望自己能打破这个纪录。
强烈的征服欲是每一位成功企业家必备的素质，但王石表现得比其他人更突出。在传记里，他承认自己从小就很好胜。2003年，他对媒体回忆创业动机时说：“当时我作为三十出头的大学毕业生，放着广东省外经贸委这样的好工作不干，而是到深圳下海经商，引起过很多人的费解。一般人判断：人生在世，不是为名就是为利。但我既不图名也不图利，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才华。”
按王石自己的话讲，“1983年赤手空拳到了深圳”，第二年“白手起家组建万科”，并把万科打造成了全国最大的地产商、第一批上市的地产企业。1995年在内地上市的331家公司中，房地产企业有29家，至今具有配股资格的只有3家，万科是其中之一。直到1999年，已经在商界登顶的王石辞去万科总经理职务，正式“让位”。
“宝万之争”爆发后，一位知名财经评论员表示，与同龄企业家相比，王石的物质欲和权力欲都不算高。“作为万科创始人和精神领袖、中国地产界‘教父’，能在巅峰之时急流勇退，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但王石毫不讳言自己的野心。在他写的《道路与梦想》一书中，讲创业之初的标题是《燕雀焉知鸿鹄之志》，还分成了上下两个章节。据和他一起在深圳登山的朋友说，王石不喜欢走成形的路，总是自己带一把砍刀，一边开路一边走。
对于登山的深层意义，王石曾说：“有时人生的目标不是很清晰，但总要给自己高一点的目标，达到后再给自己更高一点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他挑战的是自己，战胜的也是自己。
恋情
10年前，王石说：“我的公众形象是不包含私生活在内的。”而现在，他公众形象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私生活。
去哈佛游学那年，王石正好60岁。一年前，他第二次登顶珠峰后曾感叹岁月不饶人，“以前登顶下来缓缓就好，这一次半年都缓不过来”。他曾经计划70岁的时候再登顶一次，打破三浦雄一郎的纪录，但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那次登顶是他最后一次登山。此后，他的公众形象便与田朴珺的温柔乡紧密相连。
在田小姐的问题上，王石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软”。无论是媒体轮番报道他们的恋情，还是网友挖出田朴珺发的“笨笨红烧肉”微博，任由外界怎样爆料、调侃，王石都一副“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姿态。更耐人寻味的是，相比于王石前妻多年来的“隐形人”状态，田朴珺隔三差五对媒体谈王石，话题一个比一个劲爆——“吃5顿饭确定关系”“当初以为他不喜欢女人”“我在开会，你饿了自己叫外卖”，以至于有些看不下去的王石老友建议田朴珺“学学怎么做‘王的女人’”。然而“王”自己显然是不在乎的，虽然不发声，但把臂同行的照片继续曝，娱乐头条继续上，对此，除了钱锺书名言“老年人恋爱，就像老房子着火，没的救”，还能有什么解释。
关于田小姐，外界分为两派，一派观点鲜明：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要不是田朴珺，王石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另一派观点更鲜明：你们管得着吗？
其实，就算田小姐过度消费王石，用自己的独立女强人姿态把王石演绎成“傻白甜总裁”，彻底玩坏了他以往的硬汉形象，那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正如王石的薪酬比例没有随着万科业绩的增长而增长一样，过去18年中，万科的营收增长了116倍，王石拿到的钱始终是公司利润的万分之五，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在股东大会上，王石公开表态，称自己的去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万科文化的延续。“如果郁亮能带领着团队继续往前走，我可以另起炉灶。”
假如真的离开万科，王石还会不会再次强硬起来？难说。
（蒋春燕荐自《环球人物》）
说王石是中国最具大众知名度的企业家，毫不为过。尤其是在2001年之后，他登珠峰、出书、谈恋爱、游学英美，频频引发关注。有人说，王石明明可以靠商业“教父”身份吃饭，却偏偏以大众明星身份生存。
所以在“宝万之争”爆发之初，公众舆论本能地站在熟悉的、“有情怀的硬汉”王石一边，对陌生的、“家门口的野蛮人”姚振华怀着戒备之心进行各种起底。但在“宝万之争”进入重组、罢免的第二季后，公众心态已经转向，仿佛一夜之间，网络上下都在坐等并调侃“王的倒下”。
“人设崩坏”这种网络时代的特有现象终于发生在王石身上。王石对自己的“人物设定”是理想主义者，有情怀又硬气。这种设定，玩好了，荡气回肠，如他的过去;玩坏了，尴尬频生，如他的现在。既讲情怀和理想，又以规则和傲慢指责宝能;既讲硬气和强悍，又以维护女友和鞠躬道歉面对中小股东。王石是矛盾的。
和王石交往密切的人说，王石自己也慨叹过：“有企业家王石，有社会活动家王石，有我自己王石，我都常常不知道我扮演的是哪个王石。”
职业经理人
2015年12月，在宝能系入股万科之初，王石在朋友圈写道：“北京公司内部讲话，谈到管理层对宝能系增持万科股份的态度：不欢迎宝能系成为第一大股东。理由简单：信用不够。讲话传出，矛盾公开激化。”
半年后，代表资本的大股东宝能系要求解除王石的职务。这时，一封万科内部信被散布到网上：“我们不是资本的奴隶，过去不是，未来也不是。”内部信对“过去”进行了说明：“1988年万科进行股份制改造时，创始人团队放弃了唾手可得的股权，是为了避免公司成为少数创始成员乾纲独断的僵化组织……28年过去了，我们的初衷丝毫未改。28年中，我们这个行业诞生了难以计数的亿万富翁，却并不包括全球最大房地产企业管理团队中的任何一人。”
放弃股权是王石的一件大事，此事要追溯到1988年，万科成为股份制改造的第一批国营企业之一。当时，万科的前身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拥有净资产1300万元，再以1元1股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2800万元，股份合计为4100万股。对于那1300万元的净资产，股份制改造要有明确的所有权归属。据王石回忆，万科最初申请五五分成，即国家和企业职工各一半。他对深圳主抓体制改革的副市长朱悦宁说：“从法律上看，公司持国营牌照，风险由国家承担，但从资金投入的角度看，国家却没投一分钱，说全是国家的也不合适，因为资产是我和员工们赤手空拳做起来的。既然如此，各一半，五五分成如何？”朱悦宁不同意，提出四六分。“你四我六？”王石问。“怎么能让国家占小头呢？哈哈哈，当然是国家六，你四啦。”王石对这个结果也很满意：“我心里想：别说四六了，二八，甚至一九我都干！产权界定清楚就好办！”
这样一来，万科职工应得的股票为500万股出头。这部分股票又该怎么细分呢？依据深圳市政府的股改文件，只允许有10%，即50多万股量化到个人名下，其余的由集体持有。王石“明确了想法，放弃其中应得的个人股份”。他认为：“‘不患寡，患不均’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社会也向来有种仇富心态。个人突然有了钱，会把自己摆在一个极其不利的地位，弄不好会惹来杀身之祸。名利之间只能选择一项，或默不出声地赚钱，或两袖清风实现一番事业。我选择了后者。”这就是如今盛传的“王石放弃万科股权”的由来。时至今日，王石个人名下的万科股票也只占很小比例。
不仅不要股份，11年后，48岁的王石连总经理职位也不要了。股改以来，他一直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辞任总经理的客观原因是：“上世纪80年代下海经商一族的文化层面不高，‘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1992年之后，下海经商一族的文化层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开始有危机感，脑中的想法越来越少。更有甚者，到了1998年，构思的周期要长达半年时间。怎么了？我不得不反省。”
王石的另一套说法是：“上世纪80年代，企业生长环境缺乏规范，创业者拥有的资源非常有限，这就需要所谓的强权人物领军杀开一条生路！等到企业解决了生存问题，有了长足发展，企业带头人的权威自然也就树立起来。但在不规范环境下培养出的权威人物，往往会带来伴随着夸大权威作用的个人崇拜、听不进专家建议的一言堂、决策时易于冲动、好大喜功、脾气暴躁等恶习。企业发展过了求生存的阶段，要想健康发展，创业者就要摆脱原始阶段的恶习，并在公司层面强调专业化，培养成熟的管理方法，逐渐弱化权威作用。中国内地目前不是缺少老板，不是缺少有产者，而是缺少职业经理人，缺少律师、会计师、设计师、规划师。万科致力培养的是职业经理人，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职业经理人。”
不行贿
王石对干净的官商关系的追求，即“不行贿”。王石这一理想起于1983年。当年，王石计划把深圳生产的饲料产品通过铁路运到外地卖，但那时尚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饲料产品并未纳入铁道部门的货运计划，只能申请计划外指标，但计划外指标很难申请。王石打听到货运主任的住处和抽烟的喜好，想和他套套近乎，就花20元买了两条香烟给货运主任送去。“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某种好处给对方送礼，我还是第一遭。”王石说。货运主任看到桌上香烟，没问怎么回事就说：“要车皮的吧！”“能给批两个计划外车皮吗？”王石有点不知所措地答道。 货运主任把烟回递给王石，说：“烟你拿回去，明天直接去货运办公室找我。别说两个车皮，就是10个也批给你。”王石愣住了。原来，货运主任早就注意到货场那个城里人模样的年轻人，经常同民工一起卸玉米。“不像是犯错误的惩罚，也不像包工头。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想干一番事业，很想帮忙。没想到你还找上门来了。你知道计划外车皮的行情吗？”货运主任说。王石又愣住了。货运主任说：“一个车皮红包100元，两条烟只是行情的1/10。”
车皮办下来了，王石也悟出一番道理：“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货运主任的精神需求很简单：欣赏这位城市年轻人的做事态度和吃苦精神，愿意无偿伸出援助之手，从支持行为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感。既然是在做令人敬佩的事业，为什么还要通过物质的诉求，直白地讲，用行贿手法来获取计划外车皮呢？想想送烟的动机，不禁让我汗颜！”从此，他给自己和万科立下规矩：绝不行贿。
征服
王石气质强硬或许是因为生于军人家庭，而且他的母亲来自锡伯族——一个以能征善战著称的游牧民族，王石承认自己的血液中也流淌着这种野性。无论是当兵、做企业还是登上珠峰，硬汉形象几乎成了他的标签。
王石44岁那年，医生在他的腰椎部位发现了血管瘤，而且已经压迫到神经。医生告诉他，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瘫痪，做手术则存在风险，建议他不要运动，最好坐轮椅。王石不肯，他觉得要是坐上轮椅就“真的瘫痪”了。后来一位骨科专家对他说，如果这个血管瘤不变化，就没有必要开刀;但如果恶化，也就没有挽救的余地了。考虑之后，王石决定不做手术。他想趁着还能走动，去西藏进行一次“心灵之旅”。
1997年，王石首次入藏。在珠峰大本营，他见到了中国登山队的高级教练金俊喜。此前由于雪崩，中日联合登山队的17名成员全部在梅里雪山遇难，金俊喜因身体不适提前撤下而躲过一劫。但他从梅里雪山来到珠峰大本营，准备再次登山。王石问他：“为什么还要去？”金俊喜回答：“死去的已经死去了，但活着的还要面对，还要走完他们没有走完的路。”这对王石触动极大，他从此开启了挑战极限的征程。
2000年，王石在西藏创造了攀高6100米的中国滑翔伞最高纪录，以此作为自己的50岁生日礼物。2003年5月，王石第一次登上珠峰，又创下了当时中国人最高登顶年龄的纪录。
“很多人觉得我了不起，但他们的理由让我很不服气，说我‘年纪最大’，好像我的了不起只是年纪太大了还能登顶。”王石曾这样调侃。此后4年中，他又成功登上11座高峰。他最佩服的登山家是日本人三浦雄一郎，首次登珠峰时62岁，二次登顶时67岁，王石希望自己能打破这个纪录。
强烈的征服欲是每一位成功企业家必备的素质，但王石表现得比其他人更突出。在传记里，他承认自己从小就很好胜。2003年，他对媒体回忆创业动机时说：“当时我作为三十出头的大学毕业生，放着广东省外经贸委这样的好工作不干，而是到深圳下海经商，引起过很多人的费解。一般人判断：人生在世，不是为名就是为利。但我既不图名也不图利，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才华。”
按王石自己的话讲，“1983年赤手空拳到了深圳”，第二年“白手起家组建万科”，并把万科打造成了全国最大的地产商、第一批上市的地产企业。1995年在内地上市的331家公司中，房地产企业有29家，至今具有配股资格的只有3家，万科是其中之一。直到1999年，已经在商界登顶的王石辞去万科总经理职务，正式“让位”。
“宝万之争”爆发后，一位知名财经评论员表示，与同龄企业家相比，王石的物质欲和权力欲都不算高。“作为万科创始人和精神领袖、中国地产界‘教父’，能在巅峰之时急流勇退，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但王石毫不讳言自己的野心。在他写的《道路与梦想》一书中，讲创业之初的标题是《燕雀焉知鸿鹄之志》，还分成了上下两个章节。据和他一起在深圳登山的朋友说，王石不喜欢走成形的路，总是自己带一把砍刀，一边开路一边走。
对于登山的深层意义，王石曾说：“有时人生的目标不是很清晰，但总要给自己高一点的目标，达到后再给自己更高一点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他挑战的是自己，战胜的也是自己。
恋情
10年前，王石说：“我的公众形象是不包含私生活在内的。”而现在，他公众形象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私生活。
去哈佛游学那年，王石正好60岁。一年前，他第二次登顶珠峰后曾感叹岁月不饶人，“以前登顶下来缓缓就好，这一次半年都缓不过来”。他曾经计划70岁的时候再登顶一次，打破三浦雄一郎的纪录，但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那次登顶是他最后一次登山。此后，他的公众形象便与田朴珺的温柔乡紧密相连。
在田小姐的问题上，王石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软”。无论是媒体轮番报道他们的恋情，还是网友挖出田朴珺发的“笨笨红烧肉”微博，任由外界怎样爆料、调侃，王石都一副“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姿态。更耐人寻味的是，相比于王石前妻多年来的“隐形人”状态，田朴珺隔三差五对媒体谈王石，话题一个比一个劲爆——“吃5顿饭确定关系”“当初以为他不喜欢女人”“我在开会，你饿了自己叫外卖”，以至于有些看不下去的王石老友建议田朴珺“学学怎么做‘王的女人’”。然而“王”自己显然是不在乎的，虽然不发声，但把臂同行的照片继续曝，娱乐头条继续上，对此，除了钱锺书名言“老年人恋爱，就像老房子着火，没的救”，还能有什么解释。
关于田小姐，外界分为两派，一派观点鲜明：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要不是田朴珺，王石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另一派观点更鲜明：你们管得着吗？
其实，就算田小姐过度消费王石，用自己的独立女强人姿态把王石演绎成“傻白甜总裁”，彻底玩坏了他以往的硬汉形象，那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正如王石的薪酬比例没有随着万科业绩的增长而增长一样，过去18年中，万科的营收增长了116倍，王石拿到的钱始终是公司利润的万分之五，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在股东大会上，王石公开表态，称自己的去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万科文化的延续。“如果郁亮能带领着团队继续往前走，我可以另起炉灶。”
假如真的离开万科，王石还会不会再次强硬起来？难说。
（蒋春燕荐自《环球人物》）